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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

1936年夏,蒋复璁致信冯至,说上海同济大学愿意聘他为教授,冯至回复同意,7月下旬一人到上海。其妻姚可崑,同一夏天受聘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职,听取冯至父亲劝告,她婉拒邀请。家公认为天津局势不稳,非久留之地,她最后带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到上海和丈夫相聚。 他们在吴淞镇租一座小楼房,住所离同济大学附中不远。姚可崑被安排在同济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德语,校址在江湾,乘小火车往来。 不久二战爆发,同济大学迁至浙江金华。不过两个月,金华也成战区,同济大学转到江西赣州。一年不到,轮到赣州不安全。本预定迁往广西八步,还未上课,日军来袭,于是改为迁校昆明。 1938年秋,姚可崑染阿米巴痢疾,十天十夜,不省人事。冯至坐在床边,拉着她冰凉的手,日夜守护。她康复不久,冯至父亲去世,局势动乱无法奔丧,冯至读着家书泣不成声。不如意事接二连三,加上同济大学日子不好过,冯至心情坏透。他兼任附中主任,面对校内左翼和右翼斗争,伤脑筋事层出不穷。他认为领导无能且狡诈,欺善怕恶,一度辞职抗议,被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挽留。 1938年12月冯至一家抵达昆明。一住就是7年。日子一样贫苦,并且几次感染疾病,但是后来转到西南联大执教的冯至心情大好。那里文人荟萃,继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风,思想自由,各不相扰,只要把书教好,谁也管不了谁。“冯至回国已经4年,可以说是首次找到适合于他成长的土壤。”姚可崑说。 漂泊人生,淡笔浓情,姚可崑的《我与冯至》,确实好读。虽然历尽沧桑,笔下却没有悲戚控诉。出现人物,大部分是冯至益友。偶然涉及负面人事,都是蜻蜓点水。小场景处处流露温情,提供另一种维度的人生意义。 冯至才华横溢。璧华的《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是我中学时期一翻再翻的现代诗赏析集。冯至有4首诗入选,和徐志摩并列。被选中3首诗的诗人有闻一多、卞之琳、艾青和蔡其矫,大部分诗人只有1首或2首入璧华法眼,冯至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冯至是德国文学权威,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大西语系,用柳鸣九在〈回忆与思考朱光潜〉中的话,冯至和朱光潜齐名,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对众所周知的文坛和学术地位,姚可崑只是轻描淡写,多年来相亲相爱、互助互谅、休戚与共的经历才是书写回忆录动力。“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岁月里,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某些必然的苦难和欢乐。但总的看来,我们一生的旅途上并不曾受到过什么带有致命性的打击。换句活说,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 说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不过是看透生命本质。回忆录只写到1965年。若把文化大革命中离奇古怪的事迹写入书中,她说可以凑成一章,但是“她不想写”。她在结束语说冯至在十年浩劫中是双料黑货:“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反复受到批判。罪状不胜枚举,夫妇二人从容面对时局。“更寻高处倚危栏,闲看垂杨风里老。”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慌乱岁月,她说他经常吟诵老师沈尹默诗句自解。 姚可崑大冯至一年,二人相恋始于1929年。1930年冯至领取官费到德国留学,姚可崑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后,留在女附中教书。省吃俭用,每月工资大部分储蓄起来,备出国之用。1932年9月,她到德国:“我们不在一起时就是各人搞个人的学习,在一起时,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姚可崑说冯至性格温和,脾气好,是好丈夫。在赣州时,冯至有要事到武汉。赣州、武汉常有敌机轰炸。因为要理家,她强装平静,事实是夜不安眠,食不甘味。身处孤城,举目无援:“我整天悬心吊胆,怕他出事。” 姚可崑自己也是杏坛备受尊敬的人物。她本是中文老师,后来专注德文教学。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创办元老,也是该系知名教授。姚可崑2003年过世。《我与冯至》完成于1989年,但是迟至1994年冯至离世一年后才出版。 “一个85岁的女人,能有机会谈一谈跟她的伴侣共同度过的几十年的生活,自己感到是一种荣幸。”姚可崑说。“荣幸”二字,是相濡以沫,是夫妻之间相知相处的绝佳境界。丈夫点滴,她如数家珍,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细水长流,晚年说出,力道更强也更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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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看过去的一切都是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诗句引自冯至1991年3月25日所写〈自传〉。冯至在1979年另有文章也以〈自传〉为名,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澄清了头脑里的一些混乱思想,好像又一次明确了文章应该怎样写,学问应该怎样做,力求实事求是,不作违心之论。”一诗一文,见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道路。 1993年3月2日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念老朋友。“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恸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安息!安息!”徐梵澄说。《徐梵澄传》作者孙波说当徐接到冯至女儿冯姚平电话,被告知冯病危时,他就愣住了,随后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赶到医院,“看到在弥留之际昏昏睡去的冯至,坐下来,双手握住他这兄长的左手,头抵在床边,像孩子一样啜泣不停。” 朋友去世,掉泪正常。但是徐梵澄当时已经84岁,且有世外高人之誉,我读这段文字,不免思考何以重视冯至至此。徐梵澄说冯至当入儒家者流,其言行无佛教、道教、耶教、或道学家的点染。他毕生悔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又说他学养深纯,为人温和、诚笃。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或也见到,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其诗好,由于性情真。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冯至出生于1905年,1922年入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后担任中学老师。1930年以官费留学生名义赴德留学,1935年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二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工作,大战结束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 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 我在中学时候读过冯至的〈蛇〉,收录在璧华《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里,这首情诗以“蛇”为意象,抒发一位男生对一位女生的单恋感情。在诗中“蛇”和“爱”为同义词,“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句。冯至写这首诗时21岁,那是敢于将澎湃心绪付诸笔下的年龄。 然后读《杜甫传》。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杜甫传》前折页中说这是“一部融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于一炉的著作。”1937年,冯至颠沛流离辗转多地,途中读《杜工部选集》,切身体会杜甫漂泊心情。“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他决定为杜甫撰写传记。二战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安心动笔。利用多年收集资料,“只希望这幅画像使人一望便知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个现代人用虔诚的心、虔诚的手给描画出来的。”他说。 学术研究讲求客观和理性精神,但是有“虔诚的心、虔诚的手”,著作才有生命力,才会耐读。冯至著书译书,重视心灵感悟。他是歌德专家。研究歌德时,冷静文笔中流淌情感。他将歌德和杜甫并列,说在二战期间,他感觉更能接近他们,从中吸取精神营养:“他们遗产中的精华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给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艰难中得到鼓舞。”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这是冯至〈十四行诗〉其中一首。人的一生要领受可预测及不可预测之事物。不只酸甜苦辣,也要领受奇迹。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作好心理准备,奇迹到来的瞬间将会耀眼夺目。 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从不沾沾自喜,他对周良沛说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他“观察深刻,起点高。虽然罗石君后来到日本去了,不再写诗。可是现在提‘沉钟’的诗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历史。”冯至对待朋友完全没有私心,徐梵澄高度赞扬他,此为原因之一。冯至遗嘱简单:“希望与我有关系的后代,老实作人,认真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努力作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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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16日,徐梵澄到北京。冯至临时有事,由女儿冯姚平迎接老友,贺麟由学生薛华陪同,同在车站的还有徐梵澄侄儿徐崇善以及外甥女姜丽蓉。徐70岁,冯74岁,贺77岁。这一幕,冯姚平和徐崇善分别写进〈怀念徐梵澄先生〉和〈怀念吾叔徐梵澄〉里。 徐梵澄晚年能够安定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著书立说,冯至和贺麟功不可没。他们尊重学问,不亏待老友,确保徐薪金高于他们。我最近看书常不经意流连学者和同辈人在晚年互动过程。照顾朋友是美德,欣赏朋友才华是智慧。他们本非浅薄之人,早就超越施恩图报的年龄段。 三人都是德国留学生,初识于德国西南部小城海德贝格,贺麟著有《近代唯心主义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书,是新儒家思潮中重要学者。冯至是翻译家,是歌德研究专家,也是著名诗人,他引人注目的著作还包括《杜甫传》,毛泽东读后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1985年我在吉隆坡上海书店购得此书,只卖马币5角。 冯至和贺麟同月同日生,每年二人寿诞日,三人都会小聚,颇似叶圣陶晚年心境。海棠盛开时候,叶圣陶都请少年好友王伯祥、章元善、顾颉刚、俞平伯赏花。酒饭之间,忆旧而已,设宴不过借口,在白发萧疏,历尽沧桑时仍能相聚才是重点。 贺麟1982年加入共产党,徐梵澄写信祝贺。扬之水问为何不同行,“贺不甘寂寞,而我,甘于寂寞。”徐梵澄说。不甘寂寞不含贬意,徐说贺有风云之气,他自己没有,又说鲁迅有“大大的风云之气”,于是乎我们理解风云之气指涉入世哲学,有为思想。徐说他是世界的旁观者,不积极参与社会进展,他只有“浩然之气”。 1992年,贺麟去世,徐梵澄参加告别会。他也83岁了,一路由哲学所老师蒙登进护送,回程时他一路落泪。扬之水去看他,请他写纪念文章。他沉吟半晌,摇头拒绝,说对不起贺。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徐梵澄说贺麟与蒋介石结缘,他是推手之一。蒋复璁引荐徐梵澄给陈布雷,徐拒绝,推荐贺麟。贺被蒋介石接见,拿到经费,成立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蒋介石又请贺讲课,一来一往,“成为贺麟以后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 心胸宽阔的老学者 徐梵澄和贺麟交往几十年,彼此尊重对方,见面都提前写信通知,不逾规矩。徐需要帮忙,贺施予援手,徐初回国,需要用书,贺将所藏,包括绝版书无私借出,又把一台德文打字机借予使用。 徐梵澄和冯至互动则更加从容不迫,随时敲门,想去就去。二战期间,徐经常在昆明冯家借宿,一度当冯姚平书法老师。冯姚平常到徐房里,看他刻字画画,她写他用冯至小花瓶当烛台点蜡烛,以致把花瓶烧坏。花瓶为德国好友鲍尔所送,冯至爱不释手,他骂徐胡闹,荒唐,但是徐只是顽皮地对他笑,“父亲拿他这位老朋也没办法”。 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冯至〉,这篇文章我读了好几回。徐梵澄说留学德国的人数不多,没有成派,但立身处世之节度,待人接物之作风,有形或无形,能保持中国传统美德,又能抱取德国文教之蓄华。徐梵澄说其风格“是崇朴实,不尚华靡。行直道,不尚乖巧。守忠诚,没有变诈。通物理,亦近人情。”考其缘由,类如古之儒家,近于“逸民”,又说这些人“终其身为学者,亦非全然默默无闻,似乎皆能守其专长,深造自得,亦复乐天知命。”宗白华、陈寅恪、冯文潜、张贵永、赵伯昂皆在此列。冯至也“算得一个”。 贺麟和冯至文革时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多次被批斗。徐梵澄告诉陆灏他问起“文革”遭遇,二人不说。后来从董鼎山处借巫宁坤英文回忆录《—滴泪》,徐梵澄才知大概。冯至并不在意谁伤害过他,他更在意他伤害过谁。憾事包括在“反右”中批评艾青。风平浪静以后,觉得言论过激,艾青受委屈了。此后他好几次在公众场合为艾青平反,纠正自己错误,高度评价艾青作品。艾青谅解不理性言论产生的文化氛围,冯至生前最后一次住院,艾青也在相同医院留医,冯至重病中去看艾青,两位老人高竖拇指,互赞共勉,留下照片。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诗句来自冯至〈给孩子的诗〉,读徐梵澄和贺麟及冯至关系,看到心胸宽阔的老学者,所谓学养,所谓人品,所谓善念,所谓厚谊,大概如此。
5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