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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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向南而行/金睿瑜（峇六拜）

追寻哥哥的背影，是一道向南而行的旅程，打从我11岁开始，哥哥便摆渡于北方和南方之间，来来去去，归去来兮。上个星期六与妈妈乘坐最早的航班从槟城飞往柔佛，我坐在候机厅，从落地窗看天色渐渐变亮。清晨，我拖着简便的行李与妈妈到指定行列排队，准备登机。柔佛与槟城的航线历时1小时15分钟，落地之后，我预订了电召车前往酒店与哥哥会合。电召车司机收听的电台频道是Yes 933，即北马一带居民相对陌生的新加坡电台频道。近年从同学口中获知，原来柔佛居民开车时习惯收听新加坡电台，有者甚至观看新加坡电视频道。司机与我聊起家乡，他对养育自己的柔佛州侃侃而谈，上至旅游景点，下及饮食文化，使我倍感新奇又陌生。坦白而言，我对柔佛一无所知，除了哥哥，我与这片南方土地并没有任何连接。途经马来西亚工艺大学，司机向我介绍这是柔佛的高等学府。我知道这所大学，因为8年前哥哥毕业典礼那天，我曾随哥哥参观校园。正因哥哥，工大成为柔佛境内我唯一熟悉的地标。哥哥毕业那年，我还是一名留着耳垂以下5公分短发的中三学生，我向学校请假与家人参与哥哥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结束，哥哥穿着一袭深红色毕业袍从礼堂走出来。哥哥把毕业帽套在我的头上，我除了感受到哥哥额头的汗液，还感受到毕业帽象征的庄严意义。随行的家人与哥哥合影，不久后嫂嫂（当时还是女友）小跑朝我们奔来，腼腆地和我们打招呼，然后带哥哥到一旁与学弟学妹合影。初次与嫂嫂相会，我被她柔静的脸庞吸引，穿上毕业袍的她散发淡淡的书香气质，使我羡慕不已。青春偶像剧常言，学业、社团和爱情是大学必修3学分。对还是中学生的我而言，大学必修3学分带给我美好的幻想，足以让我对大学生涯充满了憧憬。我从远处瞄向哥哥嫂嫂与学弟妹合照的身影，他俩站在人群的中央，哥哥把手搭在嫂嫂的肩上，露出难得一见的灿烂笑容。我想，她应该是我哥大学4年遇见最美好的景物。毕业之后，哥哥到吉隆坡工作，他与嫂嫂展开为期两年左右的异地恋。间中，哥哥获得新加坡的工作机会，并获得永久居留证，嫂嫂随即面试了新加坡的工作，离开家乡，这段从南方到南方的恋情终于安定了下来。然而，哥哥到新加坡工作之后，妈妈经常用“回去”与“回来”询问哥哥何时回家、何时返回新加坡工作，甚至，何时陪嫂嫂回柔佛。对于哥哥回槟城这件事，妈妈固定使用“回来”一词；对于新加坡，妈妈则使用“回去”二字。每当哥哥预定机票，告知妈妈何时返乡，妈妈在电话另一头说：“回来槟城就好”；每当哥哥准备回返新加坡，妈妈则说：“那么快就要回去了？”妈妈所谓的“回来”与“回去”似乎存在特定指向，我尝试解读“来”字与“去”字，终于明白了妈妈“回来”与“回去”的区别。哥哥重复了爷爷的命运根据字典，“来”字表示“空间从别处移动到此处”；“去”字相对于“来”字，表示“离开所在的地方到别处；由自己一方到另一方。”借用“拉”和“推”比喻“来”和“去”，“来”倾向于“拉”的力度；“去”与“推”的动作相仿。对妈妈而言，回家是孩子的本能，家的温度自然而然地把哥哥拉回家；而离乡到外地工作从妈妈眼里看来，也许是把孩子“送出家门”的举动。哥哥被迫到没有亲属的国度生活，那里没有血缘和根，在异地孑然一身地生活，不过如今已有嫂嫂相伴。沿途，电召车司机与我畅聊新柔二地的生活趣事，我边听边揣测，他所描述的一切，是否与哥哥体验的相似？抵达目的地时，哥哥早已在酒店正门口等候。我们3人到酒店大堂置放行李，然后步行5分钟到餐馆预订6人席位的餐桌。中午时分，嫂嫂在父母的陪同下与我们相会，我、哥哥、妈妈与嫂嫂一家入席，两家人一起用完午餐，妈妈让我从背包里取出预先写好的新人生辰八字，与嫂嫂的父母议论婚事。同样身为女儿，我非常好奇嫂嫂对提亲的感受，不禁暗中观察她的神态表情。只见嫂嫂全程不多话，偶尔附和点头，看来在父母与婚姻大事面前，她还是一名孩子。其实，哥哥与嫂嫂2023年2月已在新加坡福康宁公园婚姻注册处登记结婚，而婚礼充其量不过是遵从上一辈意愿，履行华人文化礼俗，确认嫂嫂正式冠以“金家媳妇”名堂的仪式。我一时无法分辨，这约定俗成老套的礼仪规矩，是新人满心期待的“婚礼进行曲”，抑或禀报历代祖先、亲朋戚友的传统礼俗？约莫两小时后，哥哥带我和妈妈到柔佛古庙和陈旭年文化街溜达。回酒店休息的路程，电召车司机开往一道可以看见新加坡海峡的沿海高速公路。车窗外快速掠过沿海高速公路的风景，对岸的建筑物使我产生一种错觉——新加坡是一座移民用乐高积木堆积而成的南方城市。它承载了我哥一代的大马年轻移民的美好理想，汇率则成为青年移民的最大诱惑，促使他们离开原乡，到陌生的国度规划未来。我们回到酒店已超出入住时间，前住户忘了关电视，哥哥置入房卡时，电视随即闪现画面，让我吃了一惊。酒店电视播放的画面及声音与本地电视台差异不大，用听的确实让人无法分辨这是新加坡的电视台，直到我抬头一看，发现右上角显示新加坡第8电视频道的台标，我才发现原来柔佛与新加坡的一水之隔，早已被电台与电视的传播模糊化了。哥哥明天就要回去新加坡了，妈妈把哥哥朝思暮想的特产塞进他的行李，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槟城，他说估计明年农历新年才回来了，因为今年筹备婚事几乎用尽了年假。哥哥习惯以轻描淡写的语气带过回家的课题，妈妈沉默不语，心里明白不是儿子不愿回家，而是现实所迫，无法随心随意回家。去年哥哥申请的公民证获批了，他立刻替妈妈申请长期探访准证，待资料核准，妈妈便可以和哥哥一样，任意穿梭南方与北方之门了。回想80年前，生于惠安的爷爷使用南方的海路到槟榔屿定居，这段记载于历史的移民潮被统称为“下南洋”。80年后，哥哥重复了爷爷的命运，从北马远赴南马求学，辗转定居新加坡，一路不外乎亦是“南下”的历程。其实，“南”字与“男”“难”“喃”谐音。或许对男性而言，一路往南的方向，南方土地是否寓意更美好的将来？是否有人慰问这群漂向南方的男性，跋山涉水的离乡历程，究竟难不难、累不累？我猜，他们偶尔也会想念，来自家乡的喃喃。

11月前

星云

拓宽文化视野

陈亚才／感恩与奉献大典──以峇都喼阿耶帕庙为例

Kalasam是以金、银、铜、黄铜、铅5种金属制成，门塔上金色Kalasam的数量从3个到9个不等，通常与寺庙的规模成正比，一般都是单数；而主神和副神塔顶上，通常只安置一个Kalasam。

11月前

拓宽文化视野

新教育

赴一场南方之谈 “写在南方之南”

近年，南方写作愈来愈受关注，但所谓南方到底是谁的南方？哪里的南方？有着怎样的南方想像？ 2023年7月，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讲座“写在南方之南”，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领军人物王德威教授、作家张贵兴、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李有成教授、马华文学评论家高嘉谦和出版人胡金伦。王德威以4个关键词总结“写在南方之南”，其他主讲人的演讲内容也都呼应这4个关键词，分别是“潮汐”、“板块”、“航道”和“风土”。 “南方”这个词，最近几年常出现在中国和台湾的论述，比如中国文学界有所谓的新南方写作，而台湾则有新南向政策。王德威 | 对南方的想像不该局限于意识形态或地理界线先说新南方写作。哈佛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王德威说，与新南方相对的当然是所谓的旧南方，但旧南方指的是什么他不清楚，也许是江南或屈原等人共同形成的九歌楚辞的传统，然后延伸至近现代各种各样的南方写作。而近年提出的新南方写作，中国大陆的作家和评论者将目光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包括广东、福建、广西还有海南岛这些地区的创作，他说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这不就是大湾区的创作吗？”虽然有人认为，新南方写作也应该涵盖香港和台湾的文学，但中国作家和评论者也许所知不多，也许欲言又止，总之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讨论仅止于他们所指的南方。至于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王德威说，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论述有时只是点到即止，所谓的南方仍然是传统政治意义上非常制式的定义，而他认为文学上的南方，和在政治地理上的南方，未必是永远严丝合缝的，“我们谈的更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南北之别一直是世界文学里不断重复的话题，他说，通常我们对于北方有一些想当然耳的定义，比如北方好像是文明的起源和政治的中心，而南方则好像总是跟离散、漂流、野蛮等等有关系。但这些都是传统的二分法，我们对于南方的想像或是所谓南方的立场，不应该简单被意识形态或地理界线所局限，否则我们不足以形容南方的各种可能。 “所以在这个定义上，我觉得写在南方之南，未必只是简单说明这个人今天必须此时此地在这个土地上去写作。”而如果今天讨论的是马来西亚文学作者，“当他（作者）呼唤马来西亚这个词的时候，当他想像南方的时候，他就已经启动了写在南方之南的这样一个航程的起点。” 王德威举了多个“写在南方之南”的例子，例如来自新加坡的王啸平，1940年去了中国再也不回，但南方的经验一直骚扰着他，同时也鼓动他的革命情怀，写出《客自南洋来》等作品。而他的女儿王安忆也从遥远的北方接力写下他的故事，像这样的例子，到底该怎么去界定南方所在地？王德威提到的例子还包括金枝芒、黄锦树、威北华、白垚、黎紫书、李有成、小黑、李永平、张贵兴、戴小华等作家，甚至他还提到导演蔡明亮和本地的中文流行歌手，因为这些人透过影像和歌声把马来西亚或南洋的各种姿态传播到华人地区，“他们的韵律，他们的歌声所代表的论调和修辞，不也是一种南方的想像吗？” 他以4个关键词——“潮汐”、“板块”、“航道”和“风土”作为总结，也就是借由潮汐的动态、板块的碰撞，还有不同人种经过各种航道来到这个区域落地生根的隐喻，寄语我们要珍惜“这个地方所给予我们的风、所给予我们的土，还有风跟土加起来所形成的一种人文景观，我们称之为华夷风土。” 高嘉谦 | 文学可以启动世人对于南方的想像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高嘉谦指出，过去十来年间，西方学院对南洋或马华议题产生了关注，这说明马华文学或者南方的书写在华文世界产生了作用，在英语世界也有它隐藏着的爆发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由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管是英文版或中文版，南方都在里面占据了一个位子，而这个南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南方之南，不会只是停留在中国的某方。”换句话说，这已打开过去一直以中国大陆为主导的现当代文学论述的一个基础方向，以后我们读文学史，南方写作会是不可忽略的面向。另外，去年他和王德威合编《南洋读本：文学、海洋、岛屿》，后来又和黄锦树及张锦忠合编《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目标是希望借由台湾的出版资源打开一个可能的文学窗口，进一步激发南方书写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 “文学的南方带有无限想像的可能。”他认为，文学可以启动世人对于南方的想像，而从很多线索来看，这个南方不会只是一个据点或定点，它应该是一个可以展开不同行旅的南方，所以南方之南的文学想像是移动脉络里的文学，也是文学里的移动脉络，“这样去看南方，也许会给我们更多层次的丰富想像。” 张贵兴 | 婆罗洲故事可以发展成非常精彩的长篇小说作家又是怎么看“写在南方之南”呢？作为婆罗洲华文文学代表人物的张贵兴，透露他20岁以前在砂拉越写的那些作品，如果说故事背景发生在非洲、西伯利亚或者南极都没问题。后来他到台北也写了几个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的背景非常复杂，有些在台北；有些在婆罗洲；有些在中国不知名的地方。一直到他开始写长篇小说，才彻底地以婆罗洲作为小说的背景。然而，当他写完《野猪渡河》（2018年出版）之后，他隐然发觉他关于马华文学的书写似乎来到一个不大不小的困境。为了逃离困境，他最新的长篇小说《鳄眼晨曦》除了写婆罗洲还加入很多环境议题，例如坦博拉火山爆发引发的无夏之年，还有5次生物大灭绝。虽然他试图跳脱婆罗洲的书写范围，但他发觉不管他怎么写都不会离开婆罗洲太远，原因是每当亲友跟他分享他们在婆罗洲的一些故事，他都觉得这些故事可以发展成非常精彩的长篇小说。他至今在台湾生活了47年，目前正在写的长篇小说，主要背景是在台湾，但源头还是婆罗洲，同时会牵扯西伯利亚跟非洲。同样的是，这部作品会有一只动物，这次的主角是大象。尽管他想要把自己的书写一步步从婆罗洲抽离，但他强调这不表示婆罗洲已经没有东西可写，“事实上婆罗洲可以书写的东西太多，对我们来讲是甜蜜的负担。但是我自己必须要有所选择，所以我试图跳脱婆罗洲的视野，以更广大的书写作为我书写的动力。” 李有成 | 离散不牵涉忠诚的问题对李有成教授来讲，南方比较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概念，比如相对于欧美，南方就是南美洲和非洲。他认为文学也是这样，“你看北美文学、欧洲文学，跟马奎斯这种南美的作家不一样，虽然这些人的祖先可能从西班牙过去。” 李有成本身来自马来西亚，在台湾生活了53年。他说，这场讲座的5位主讲人都是离散的人，如果他们没有离开故乡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今天也许还是做着同样的事，可是生活经验会令他们的视野不太一样。提到离散，他认为，离散不是像某些人所说，到了一个阶段就会结束。离散也不牵涉忠诚的问题，不是说去当了别的国家的公民，就不能遥想原来的故土。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非裔与亚裔美国文学，及英国的移民作家作品。他提到多年前，有个美国朋友到台湾做研究，有一天这朋友买到一张地图很兴奋，因为这张地图的中心是太平洋，跟朋友以前看到大西洋在中心的地图不一样。这个例子说明，边缘跟中心的问题其实是浮动的，“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你会看出不同的视野。” 胡金伦 | 翻译让南方以外的人看见南方 20世纪早期，很多作者的作品都有“南洋”这两个字，但是到了今时今日，文学论述里很少见“南洋”这两个字，胡金伦说，现在反而更常出现的是“华夷”这个词。从他近年在出版界的观察，他将写在南方之南的“南”，分成陆地的南和海岛的南。陆地的南比如北半球以南、欧美以南、中国以南、日本以南、台湾以南等等；海岛的南则可细分为南岛、福尔摩沙以南、马来半岛以南和婆罗洲以南。出生于吉隆坡的他，先后在台湾的麦田出版和联经出版工作，现任台湾时报出版第一编辑部总编辑。他说，台湾的翻译出版非常关注东南亚，很多欧美人研究东南亚的著作都被翻译成中文版，例如《风之帝国》和澳洲学者安东尼·瑞德的著作。同时，东南亚新移民在台湾的故事也借由了翻译，让更多北方的人看见了南方。此外，他透露不少马华作品已经或即将翻译成外文，比如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已翻译成英文出版；张贵兴《野猪渡河》的法文版也已在去年出版，近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表示有意将之翻译成日文和韩文。还有已故马来西亚社会学家赛胡先·阿拉塔斯发表于1977年的经典之作《懒惰土著的迷思》，也已翻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好多，胡金伦综上所述：“翻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航道，书写的力量借由翻译，其实可以让更多南方以外的人看到南方。” “写在南方之南”讲座于7月29日在星洲日报总社礼堂举行，另一场同属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系列讲座的“台湾@南阳——大历史与小故事”，则于7月31日在吉隆坡国家语文局演讲厅举行。此系列文学讲座的主题为“文学潮汐·南方风土”。讲座是由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工委会、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紫藤文化企业集团、云手文创基金会、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韩江中华研究院、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马大中文系、依大中文学程、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台湾时报出版、季风带书店、COEX、岛读书店联办。大马海星公益平台赞助部分经费，城视报统筹策划。更多【新教育】文章：把故乡之音带往台湾到一个地方就用鼓说一个故事饥饿30青年特务走访沙巴内陆社区打破贫穷刻板印象 Kongsi Co-op合作社连接人、土地和自然葛亮／游走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泰莱大学“THE SHOW”时装秀看见新时尚生力军

1年前

新教育

国际头条

中进入“三伏天” 5省多区逼近40度

周二（11日）正式进入“三伏天”，意味踏入一年最热的时间到来，中国北方“炙烤”、南方“桑拿”的酷热模式持续。

1年前

国际头条

古城大小事

洋灰盖封闭难清沟垃圾堆积排水慢逢雨淹水

焦点社区:万佳市花园（马六甲9日讯）万佳市花园大路防洪沟逾10年未清理，怀疑是造成当地发生闪电水灾的导因，然而今日汉都亚再也市议会派员清理，却无法深入被洋灰盖封闭的防洪沟，徒劳无功！万佳市大型防洪沟至少有10呎宽，深度亦非常大，涉及长度大约3公里，包括交通圈两侧及花园大路，以及两道大路下的暗沟，无论是机械或清洁工友都难以深入清理，使清理工作变得挑战。长久下来，防洪沟底部淤泥和垃圾堆积，加上可能有大型固体垃圾阻塞，以致水位长期处于高涨状态，每逢下雨就会满溢流向路面和花园内路，造成闪电水灾发生。马华汉都亚再也市议员陈志成及罗舜生今早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南方环保公司派出清沟罗里到来准备展开清理行动，奈何大型洋灰盖阻挡，只能改用强力水笔冲洗水沟，同时清理沟盖上的一切垃圾。陈志成：须解决排水问题舒缓水灾陈志成表示，每逢下雨一段时间，交通圈一带及转向超市的路口都会出现积水情况，有时水深高达一呎，并流向住宅花园，这与沟渠无法有效排水有很大的关系，怀疑是垃圾阻塞水流，故需要深入清理才能解决问题。沟里长期积水垃圾阻塞他认为，理论上，防洪沟理应不能加盖，以方便视察和清理，然而此防洪沟难清理的问题已存在逾10年，无论是市议会、公共工程局、固体废料管理机构或南方环保公司，都未有任何单位进行处理，沟里长期积水，垃圾阻塞。 “我们多次接获投诉沟渠阻塞及闪电水灾，并不断在市议会会议中提出，最终市议会安排人员来清理，但因防洪沟有盖而无法清理，只能清理表面垃圾。” 他说，河流水位高涨时会倒流入住宅区，第九路情况最严重，所以必须解决防洪沟排水问题，才能舒缓闪电水灾。罗舜生：洞口小只能人手清理罗舜生表示，默迪卡花园仅有一个翻板闸门协助沟水排入河流，而作为万佳市最重要排水通道的防洪沟，承载花园、商店及工业区的排水重任，却长期排水缓慢，就像心脏大动脉阻塞，以致雨量一大路面就会积水，甚至严重时车子无法通行。他说，市议会曾在10多年前清理交通圈路面下的暗沟，当时清理出不少的大型垃圾、木材、轮胎和家具，是阻碍水流的主要障碍，然而往后逾10年没有清理，阻塞程度必更严重。 “当局必须用大型机器或神手来清理防洪沟的淤泥和垃圾，但基于洋灰盖封闭了沟渠，只留下两、三呎的维修洞口，当局无法使用大型机器，只能人手清理。” 他指出，目前只能尽全力用水笔洗射沟渠，同时用机器抽取的方式来清理沟渠杂物，希望改善排水速度以减缓闪电水灾问题，继续设法找出实际的解决方案。拆洋灰盖影响安全观感罗舜生表示，拆除洋灰盖会带来安全隐忧及美观问题，毕竟防洪沟非常深，过去曾发生骑士掉入古鲁蒙2公尺深的防洪沟身亡的意外，所以这方面还有待考究。

1年前

古城大小事

读家

【读家精选】黄锦树 / 马华文学百年来

【读家精选】阅读黄锦树以下文章，仿佛走过马华文学的百年历史长廊。他简单扼要点出马华文学的前世今生，以及格局。不啰嗦，且一针见血。马华文学的存在，有它历史的偶然性。很难说它和19世纪传教士的白话翻译活动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毕竟传教士的活动很难说不是大英帝国殖民机器的一个部件，福音、大砲和条约一直是三位一体的，有它自身一贯的“启智”议程；同时期清朝游宦士人的旧体诗文，即便可视为华文文学复系统的一个次系统，也很难说是华文文学的源头。在它南渡时，在它的发源地，它即将被全面的、系统性的替代。虽然，它被边缘化后，作为中文文学的次系统，依然有相当强韧的生命力。 ◢中国文学思潮，影响着南方华文“新”文学和中华民国这亚洲第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一种全新的国族自觉脱离不了干系。民国“国语”、“国文”之发明，白话文读写迅速体制化，在扫盲的同时，也大大减低了写作的门槛，缩短了手与口之间的距离。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南来文人还是领航员，甚至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思潮、文学风格、主题、手法，也随之南迁，持续影响着南方“边疆”。而现代中小学华文教育体制在南洋小镇的遍地开花，也有利于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促长了以华语－华文为中心的民族自我认同。紧紧跟随着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内含的反封建、妇女解放、人的觉醒、启蒙等命题，也随着文人及白话文写作南迁，甚至构成殖民地华文写作之最原初的动机。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左翼文人大量南下，更强化了反殖的面向。与“内地”论述亦步亦趋的左翼现实主义很快取得文化上的主导权，“反映现实”此后成了此地华文写作的根本道义。 ◢走向建国，“双重任务”消解关切祖国抑或居住地、中国意识和本地意识之间的拉锯也一直延续着，地方色彩、南洋色彩的本地意识写作相较于“侨民文艺”（写中国题材），这样的争论也一直是政治的。在殖民地时代，华文知识菁英主张南洋华侨的“双重任务”（同时对居住地和祖国都有政治责任），也要到1955年万隆会议新中国宣布不承认华人双重国籍后，方被迫划下句点。当马来亚走向建国，双重任务自然消解为单一，甚至唯一“任务”。本地意识也自然转化为“马来亚意识”（国家意识、国民意识），不管什么主义，均自然转化为“爱国主义”。南洋殖民地在二战后20年间纷纷独立建国，那之后，民国的国语国文在那些新兴的民族国家里，只好去除其“国”字，表现为纯粹民族化的形态。但它的政治性并没有随之淡化，甚至反而加剧。当华语文被排除在大马官方语文之外，当民族国家确立了国家教育体制和文化的马来化之后，华语文在国籍之墙内存在上的不政治正确，反而更形尖锐了。此后华语文的使用，带有强烈民族自我认同的意味，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多年以后，在这凡事需考虑马来人感受的国度，华语文即便和爱吃猪肉、用筷子、坚持祖先崇拜一样，被归类为顽固的外来性表征，大概也不过是刚好而已。尤其是在那没完没了、令人疲惫的马哈迪时代。 ◢513后，许多题材缺席了 “五一三事件”后官方划定的敏感问题——关于种族、宗教、马来人特权、马共等等题材，在马华文学里均长期的隐遁、缺席。这对以“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为金科玉律的马华现实主义而言，自然是个无情的反讽。现实既然如此，似乎也莫可奈何。如果不晓得隐微表达的技艺（旧体诗和现代主义其实都有那样的装备），就只能保持沉默。那集体的沉默确实令人心痛的反映了某种严酷的大马现实。如果从1920年算起，马华文学的历史到现在也超过100年了。这期间争论没少过，但有文学史意义的或理性意义并不多，多的是无聊的争吵。可以一记的诸如：1939年的“几个问题”、1947至1948年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侨民文艺大论战，1960年代的现代诗论战、90年代的经典缺席论争、断奶论等，多关涉马华文学的自我确认、被认可、评价之类的“存在感”问题。马华文学的初始，是一种地方文学。地方感和地方特色、地方经验仿佛是它最自然的本真状态，也是文人用以确认马华文学殊异性的初始要件，乡土是它的另一个名字。但地方感经常是一种浅薄表面的历史经验。马华文学的地方色彩写作开始得很早，从19世纪晚清游宦士人的竹枝词，20世纪南来文人的采风、“食风”，一直到建国后土生世代的乡土写作。它可以是一种异乡异闻，也可以是一种本土意识、爱国意识的体现，一种最表面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 1960年代开始，留台（航向孤岛民国）给马华文学带来不同的生机。但也有人认为它不够本土—— 不够土，不够简单，不够朴拙，太过“文学性”。 ◢太关心社会，没关心自己悠悠百年，有名姓可考的马华写作人不只千人，累积的作品可以堆满好几个书架。但是否能超越地方文学的格局，还是很不乐观。长期以来，它都太过关心社会、政治，没什么时间关心自己。身处世界文学边缘之边缘的阴影地带，马华文学是否能超越地域的囿限一直是个艰难的问题。不少前辈先贤一直渴望用“自身的标准”来评断马华文学（“以马华文学为方法？”），但拈出的现实主义论仍然是中共革命文学的拙劣模仿，一种“大国理论”的山寨版。其实我们所有资源都是外来的（当然，包括“小文学”论、离散论什么的），几十年间文学的细微演变动力也都来自外部资源，诸如现代主义，美食文学，旅行文学，性别写作，到“后现代主义”。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不必担心它们会影响马华文学的“纯度”。把门都关上了才是问题。历史证明了，那总是等待被反映的“现实”本身很难促进文学的自我更新。百年来，在这块季风吹拂的土地上，有人南来、有人土生；有人北归，有人北漂；有人西迁，有人东移；或浮或沉；或不知所终，或葬于斯。其实很少人会去写作，读者也一直很少，编个相关读本还是有必要的。（按：原题为〈南方〉，标题为编辑自拟。）

2年前

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