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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

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首批聘任的院长与教授名单约有19人。据《南洋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即占据三位:佘雪漫、潘重规和凌叔华。前两位教授专攻古代文学,凌叔华则是民国时期的才女与现代作家。 南洋大学中文系一贯追随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此时在新马地区能够成功邀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直系弟子潘重规前来执教,实属难得之举,为后来海外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中国国学基础。 潘重规教授出生于美丽的江西婺源乡村。1930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字学家黄侃。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与章太炎共同开创了“章黄学派”,并与另一位恩师刘师培并称“民国三疯子”,三人因个性鲜明、学术独特而广为人知。 1929年,黄侃携潘重规前往上海为恩师章太炎祝寿,席间章太炎问其所学,对他的才华格外欣赏,借鉴唐代文人李百药之字,将原名“崇奎”改为“重规”,借以劝勉他学有所成。1932年,潘重规应黄侃之邀,回到中央大学担任助教,延续了与师门的深厚情谊。 黄侃对潘重规的学识与人品颇为赞赏,曾评价道:“在千百文卷中,只有潘生一文,不但文笔精美,而字字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来请益,诚为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他对潘重规器重有加,不仅高度认可其才气,更寄望他“可望传业”,继承自身的学术真传。最终,黄侃欣然地将长女黄念容许配予潘重规,两人成就了一段令人称羡的姻缘,成为学界佳话。 1956年,潘重规从台湾师范大学来到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将年迈母亲接抵新加坡同住。新加坡著名书法家兼诗人潘受曾作诗〈赠潘石禅教授〉以记载其孝行: “远为蛮荒至此奇,吾军旗鼓益张之,安仁涕掩西征日,子美魂销北望时。独解红楼探古梦,不妨皂帽作经师,板舆一路春先后,伫共高堂拜母仪。”诗中传达了潘重规远渡星洲讲学,不忘孝敬母亲、悉心奉养的深厚亲情。 潘重规在南洋大学中文系开设了“国学导读”、“中国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史记”和“诗经”等课程,延续了“章黄学派”的学术脉络,积极推动汉学在海外的传播。翌年,潘重规的妻子黄念容也加入南洋大学中文系,两人在异乡的学术园地携手并进、琴瑟和鸣,共同为南洋大学的中文教育奉献心力。期间,他们又为南大中文学会出版首刊的《中国语文学报》供稿,在南洋大地上播撒学术种子,为新马早期的中文系学生奠定基础。首届毕业生如余秀斌、翁世华等人对恩师怀念不已,即使到了90年代末,仍不远千里到访台北探望恩师。 与潘重规和黄念容有亲属关系且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还有刘太希。刘太希是潘重规的舅舅,1919年得北大校长蔡元培破格准下入学,深受当时在北大的梁启超的教益。刘太希精通书法、擅长作诗,古文造诣深厚。应时任系主任佘雪漫的邀请,刘太希前来南洋大学讲授“历代诗选”和“诗经”,与外甥潘重规夫妇及其母亲在异乡重聚。这一段学人的家庭因缘,为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增添了一段引人注目的传奇。 刘太希在南洋大学推动旧体诗创作。1960年,南洋大学中文系举办了一连七天的“大学周”诗人雅集,并邀请刘太希和佘雪漫担任顾问。这次雅集堪称一场大型的马新诗坛总动员,吸引了李冰人、陈晴山、孔祥泰、潘受、刘楚才、黄孟文等著名诗人参与。雅集借以“云南园”为题,诗人们各抒怀抱,纷纷留下诗作,最终还出版了《云南园吟唱集》,由刘太希作序。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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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库中,搜得两则与严元章先生相关的重要资料。《星洲日报》于1962年9月7日刊登了题为“联合邦宪报公布  禁止严元章入境”一文,另于1964年1月4日发布了关于“南大文学院院长严元章卸任原因”的报道。严元章继张天泽之后,担任南洋大学文学院的第二任院长,任期约4年。同时,他还兼任教育系教授及系主任,直至1965年离开新加坡,转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任教。 1962年,有关报道指出,当时的首相兼外交部长依据1959年移民法令授予之权力,通过宪报宣布:“为了公众安全着想,永远禁止严元章博士(Dr. Yen Yuen Chan)进入联合邦。”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当时的华人社会,尤其是教育界。早在1961年,华文中学改制之际,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复被吊销教学准证,身为教总顾问的严元章仗义执言,因而引起当局不满。翌年,时任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他被政府即刻禁止入境。五十余年后,沈慕羽先生提及严元章的经历,无不感叹:“教总从此失去一盏明灯。”(〈严元章博士与教总及华教的关系〉) 严元章虽然身在南洋大学校园,但自从英国深造归来,他即在槟城韩江中学、麻坡中化中学和峇株华仁中学服务,心中始终牵挂着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的发展。如今,他再也无法回到家园,心中的失望和无奈恐怕难以释怀。此后,他决意留在南洋大学专注办学,并复办了南洋大学教育系,致力于培养本土教育人才,延续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初衷。 多事之秋,终究是事与愿违。严元章的理念与《王赓武报告书》显然存在巨大冲突。他不仅反对报告书中停办教育系的建议,还对将中国语言文学系改为“汉学系”提出异议,认为“理由亦不适当”(严元章手稿〈对于南洋大学调整学系之意见〉)。1964年,《星洲日报》报道了严元章卸任院长一职的消息,南洋大学副校长庄竹林解释,严元章“此次推辞院长职务,主要是有更多时间做研究”。尽管如此,严元章依然继续担任教育系主任,为南洋大学贡献力量。然而,明眼人皆看得出,严元章因《王赓武报告书》在南洋大学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后来,严元章赴香港执教,曾任南洋学会会长的魏维贤教授回忆说:“严博士走的那天,我还到船上去送他。” 我从教总出版的《严元章纪念文集》读到不少学人回顾严元章在南洋大学时期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他当时遭遇的沉痛感概。他在南洋大学的学生如黎达材、郑赤琰、邓日才和林源德,以及教总的同道如黄润岳和沈慕羽,每每谈起老师在这一时期教学的点点滴滴,总是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之情。严元章回忆往昔的经历时写到:“哪怕是破落的乡村学校,我也乐意去。动机完全不是求名求利,而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当年在南洋留下来,参加华校工作,动机相同。” 严元章一生未娶。沈慕羽说他以“教育为妻,学生为子”,实在贴切。在教学岗位上,严元章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老师为客”的理念,认为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先“成正人”,再“成专才”,最后达到“成通人”与“成全人”的理想境界。90年代,他将自己一套教育体系整理出版为《中国教育思想源流》,其教育理念如今已成为许多华文学校办学的基本准则。 1993年,已定居香港的严元章意外获得时任首相马哈迪的恩准,得以重返家园。根据华仁中学的大事纪载,当年7月21日,严元章重返校园,与华中五校的校长叙旧,并与时任校长黄详胜及已故的罗纯良校长、白纯瑜校长和黄宋奎校长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此时,年届85的严元章重返自己曾经掌校的地方,听着自己亲笔写下的校歌“成人又成才  有为且有容”,心中必定充满宽慰。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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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虫螳雀自纷纷,耳懒于今百不闻。卧酒餐花吾事了,只将冷眼看浮云。”  这是潘受的〈看云〉。诗写于1962年,潘受被褫夺公民权4年后。无端退隐,愁绪难以排解。看鸡虫螳雀动态,百般无聊,万事与己无关,懒散度日。卧酒、餐花,看似潇洒,却是无奈选择。云卷云舒,也激不起内心涟漪。  南洋大学的创立是马新华文教育史上重要一章,潘受是创办时期执行委员。他性格入世,二战时陪同陈嘉庚积极抗日,虽是文人,大是大非事务从不袖手旁观。  潘受生于1911年,1930年从福建南来,初任《叻报》编辑,后当中学老师,先后在新加坡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麻坡中化中学执教。  1953年陈六使倡议成立南洋大学,筹备过程潘受参与大小事务。1955年4月林语堂辞校长职,陈六使把发展工作交给潘受。没有校长的4年里,潘受以秘书长之职负责校务。文、理、商著名教授,皆在其任内洽聘,南大自此步入正轨。困难日子陈六使体会深刻,黄奕欢为潘受《海外庐诗》作跋时引陈六使话:“倘若没有潘先生重整旗鼓,毅然负起艰巨的责任,怕已开不了门。”  可惜时局不由潘受掌控。“华校生”多被视为思想左倾,英殖民政府对南洋大学成见极深,当时工潮和学潮此起彼伏,首席部长林有福采取非常手段,潘受被牵连,1958年公民权被褫夺,护照被没收。既无公民身分,就不能在民族事业冲锋陷阵,潘受从参与者变成旁观者。欢送437名第一批学生参加毕业典礼后,1959年底他离开南大。临行时对陈六使说:“成就虽未易言,而基础已立,规模已具,当为公众人士共见之事实。”陈六使几乎是含着眼泪接受辞呈。  从此成了单纯的文人墨客。“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是清朝赵翼的名句。徐持庆同情潘受,写《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向他敬礼。徐持庆说潘受被边缘化后,“有更多的时间优游于墨晕中,扬帆于诗海里”,艺术生命因此丰硕,让他的创作“更上一层楼”。徐持庆感叹:“有时幸与不幸真在一线之间。”  徐持庆是一位有趣的学者。2002年拉曼大学成立,八打灵13区为临时上课地点。中文系课程由洪天赐老师、林水檺老师和我共同拟定。我纯属客串性质,不料开课匆忙,近水楼台,很自然被两位老师拉去兼课,和莫顺宗二人合作给大一新生上中国通史。徐持庆是第一届中文系学生,当时年近60,健谈且幽默,又能融入学生群中。他从不缺课,引人注意的是古风神采,孜孜古体诗创作。第二年他转到广州暨南大学,他的《敲梦轩诗稿第三辑》有几首诗写他“老来上课”滋味。再见他时已是2008年,已经考获硕士学位了。当天他给我的赠书就是《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 南洋大学是悲喜的中心点  前阵子读《周颖南文库》,15册中其中3册是周颖南和叶圣陶、俞平伯、刘海粟的通信集。潘受是周颖南的好朋友,两人每星期至少见面一次。3册通信集中,潘受的品德才华,不断被提及。周颖南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经常穿梭新加坡和中国,潘受则默默忍受思乡之苦。1982年新加坡书协组团访问中国,会长陈声桂才惊觉潘受身陷无国籍无护照的困境,经他多方奔走,潘受重获公民权。潘受在官方的地位自此扶摇直上。1986年获新加坡文化奖。1995年,新加坡政府给他更高荣誉,宣布他为“国宝”。  潘受看淡名利,本来心如止水,但是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授其名誉博士时,心情再度波动。南洋大学是他一生悲喜的中心点,他说南洋理工大学若能恢复南洋大学原名,各方面的心才会平息。“一切不是顺理成章,百利而无一弊吗?”他受访时说。谈起南洋大学沧桑,“声音哽咽,几欲落泪。”  文人所谓顺理成章,放到政治平台,永远不可能是同一回事。“谁共伤心泪一弹,罪魁竞扮沐猴冠。平生文债浑闲事,百感今朝下笔难。”接领名誉博士时他有感而发,其中“罪魁竞扮沐猴冠”引发不少争论。虽然潘受说他骂自己,与旁人无关,但是诗发表以后,对号入座的联想从不间断。  潘受1999年过世。不间断的讨论,还包括没有长眠新加坡,要拜祭这位新加坡国宝得到澳洲柏斯市郊墓园。让人无言以对的,还包括他和原配郑尔芬及续弦郑文慧的3块墓碑,“全用英文镌刻,没有中文字。”徐持庆谈到这点时怅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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