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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员

1年前
2年前
说起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你脑海中很可能会是这个画面:口译员戴着耳机,神情严肃地坐在窄小的隔音翻译间里,一边聆听发言同步翻译,一边操作音频设备。 如果你无法想像这个画面,不妨上YouTube找一部以口译为主题的短片《耳语口译》(Chuchotage)来看。这部短片在短短15分钟内生动地描述了口译员的工作内容,并且有趣地剖析了他们的情绪转折和时机精准。 剧情讲述两位匈牙利语口译员听说听众中只有一人在聆听他们的翻译,在以为对方是某位美女后,两人竞相以翻译内容博取她的注意,一位企图用低俗的挑逗,另一位则是浪漫的诱惑。这部匈牙利短片非常精彩,曾在国际上夺奖无数,更入围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短片奖。 短片的最后,特别解释了片名“耳语口译”的意思:耳语口译本质上来讲是同声传译的一种,其区别是不借助隔音翻译间等设备,而是直接以耳语的形式,近身而轻声地,同步翻译给一两位需要聆听翻译的人听。 耳语口译(whisper interpretation)的方式,有好有坏。好处是易于操作,为小范围、短时间的会议提供了简单便捷的口译解决方案;坏处是容易被杂音干扰,为了避免影响附近的人,口译员还得压低声量说话,坦白说,时间一久还蛮累的。 耳语口译唯一常用的时机,是当口译员必须随行于服务对象身边,比如政府官员或重要人物VIP。在我的耳语口译经验里,除了联合国难民署驻曼谷办事处的高级专员,还有一位中国海南省的副省长。 那是一场在吉隆坡举行的海南国际旅游推介会,当时我被赋予的任务,就是随行于这位副省长身边,为他翻译与会人士的发言和提问。在推介会上我全程紧挨他身边,旁人看来,或许会以为是我凑到他耳边说悄悄话。 比较尴尬的是晚宴环节,由于同桌有本地的旅游部官员,所以我必须坐在副省长身后随时替他翻译。当大家拿着刀叉惬意享受主办单位精心准备的海南特色美食时,只有我这个口译员正襟危坐,全神贯注聆听与会者的对话,然后翻译给副省长听。 桌上那碟白切文昌鸡看起来如此鲜美嫩滑,还有那道飘着浓郁椰香的不知名甜品,我突然(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意识到我肚子正在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不知副省长有没有听到?希望没有。 片刻之后,副省长温和地说,暂时不需要我的服务,叫我先去用餐。嗯,他听到了。   更多文章: 彭健伟/去瑞士该说什么语言 彭健伟/雨季别来 彭健伟/出借费有多少 彭健伟/愤怒吞噬心灵 彭健伟/最后输在脾气
2年前
  眼前这对母女来自佛山。请原谅我的浅见寡闻,我对佛山的了解极为有限。我只知道黄飞鸿。对了,还有叶问。不过这对母女的故事跟武功无关,她们身处的是另一个腥风血雨的江湖。 母亲有点年纪了,但气色犹佳,女儿很照顾母亲,总是抢着代她发言。不过,在申请难民资格的过程中,即使是至亲也必须分开访谈。没有女儿在身旁,母亲在回答问题时显得很困扰,断断续续,欲言又止。 我听出了她浓厚的粤语口音。她并非在闪烁其词,而是语言限制了她的表达能力。 我随即举手。“这是口译员发言。因为申请批户者的普通话不流利,我会用另一种中国的方言粤语跟她沟通。”官员带着质疑的眼神问我,“你会讲这种方言吗?”我笃定点头。 我一转用粤语翻译,那位母亲听到熟悉的乡音就展露笑容,仿佛“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整个人如释重负。之后她用粤语回答,口音纯正,清晰悦耳,不像香港现时常听到的软绵绵懒音。她人一轻松话就多了,结果苦了我这个口译员,我在那场访谈中大概把一整年讲粤语的量都用完了,只差舌头没打结。 当口译员除了语言能力要好,也必须熟悉所翻译的领域。这一回的粤语突击检测难不倒我,但我在联合国难民署上班不久即意识到,自己需要恶补的不是语文能力,而是对申请庇护者原籍国的政经文教,以及历史、地理和法律的常识。 每当寻求庇护者提到一些专有名词,首先我必须了解字面意义,再来要知道英文的译法。访谈时,口译员被允许携带手机,必要时可以“求救”,上网查字典。可是这个行为往往会令申请庇护者生疑,所以一般上不太鼓励。于是我努力去认识中国不同县市的名称,了解其教育、警察、医疗和法律体系,甚至搜寻宗教信仰的资料。 某日没有安排访谈,我在办公室上网看资料,坐在我隔壁的淡米尔语口译员珊芭薇问我在看什么。 “喔,我最近都在看这种叫作法轮功的功法。你看这些插图,功法分成很多不同的招式。我必须先搞清楚这些招式的意思,这样我在访谈时才能翻译成英文。对了你知道吗每个招式还有不同的口诀喔……” 珊芭薇一边用茶匙搅匀她的印度红茶(我每次都会阻止她下太多颗方糖),一边神色凝重地看着我说:“Joshua,你会不会有一天研究到走火入魔啊?”   更多文章: 彭健伟/译者的隐身
3年前
约莫3小时的访谈终于结束,中国大妈向官员致谢后,冷不防歪头问我:“翻译员,听你的口音不像中国人,你是哪国来的啊?加拿大?美国?”她一双眼睛直直盯着我,对我的来历满腹好奇和疑惑。我什么也没说,微笑点头,转身离开访谈室。大妈你再怎么猜,也不会猜到我这个匿名的译者是个马来西亚籍华人。 回到办公室,找了张空椅子坐下,默默灌下一杯水。3小时的口译,喉咙都沙哑了,脑袋一片空白。 “Chinese!”负责接电话的阿拉伯裔同事莫欣喊着。我快步走到办公室另一端,拿起话筒,清了清嗓子后说:“喂,你好。”结果对方一股脑说了一长串我听不懂的话。 “凤,我觉得是越南语……”凤是我的越南籍同事,她迅速拿起话筒,回复了对方的询问,然后作状瞪了莫欣一眼。这也不能怪莫欣,毕竟对一个阿拉伯人来说,华语和越南语听起来大同小异吧。 倒是凤平常和我们用英语交谈时语气尖细清脆,一切入越南语模式马上变得急促洪亮。像是原本在你耳边轻声细语的周慧敏,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大嗓门袁咏仪。 我和凤、莫欣,还有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在联合国难民署驻曼谷办事处担任口译员。从事文字翻译工作多年,早已习惯藏身于文字背后的我,在旅居曼谷时申请到了这份联合国难民署的口译员工作。 当来自不同国家的寻求庇护者前来联合国难民署求助,或与官员访谈时,我们“现身”担任口译员。其他时候,我们则“隐身”于电脑前翻译文件。这些文件是寻求庇护者所准备的资料,里头有他们的身分证明、旅游证件和结婚证,也有医疗、审判和监禁的记录,以及他们被迫害的原因。 有的贴满了剪报,有的字迹模糊潦草。为了获得难民资格,寻求庇护者必须证明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遭受迫害而不得不逃离。这些文件,密密麻麻载明了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而被迫害的惨痛经历。 我后来才发现,这些文件永远都翻译不完,总是很快地就塞满了办公室的档案柜。 日复一日接触无比沉重的故事,这份工作的精神压力很大,唯一好处是可以准时下班。联合国大楼附近有个小码头,偶尔下班后心情郁闷,想看看不同的风景,我会搭船沿着运河返回市中心。船身穿过曼谷的旧社区,我用简单的泰语向检票员说明目的地,试着冒充当地人,隐身于这个城市之中。 也因为这份工作,我才了解,对很多人来说,这“隐身”是多么可贵的自由。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