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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只是当时已惘然《台北人》序

文坛重量级作家白先勇的经典作品《台北人》，今年适逢出版五十周年；今年的台北文学奖得主，也正是由白先勇这位在当今华文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获得。台湾文学杂志《文讯》与尔雅隐地先生合作完成【《台北人》出版50周年精装典藏版】，书法家董阳孜重新挥毫，经过20年沉潜，新版「台北人」三个字，更添几分灵动与沧桑。封面是砖红色的京都元素纸，「台北人」字体烫金，搭配淡粉色书腰；内封则是美术设计黄子钦挖掘出1960《现代文学》创刊时，由张绪先设计的前卫图案，简单耐看，表现一种现代都会追求速度，但也内缩封闭的「骄傲与孤独感」。由外到内，希望呈现半个世纪不坠《台北人》的文学经典与世代风华。今年是《台北人》出版五十周年，五十年间如反掌，半个世纪的岁月就这样匆匆过去了。隔着这么遥远的时光，回头再去翻阅自己的旧作，不禁惊诧，《台北人》这部书竟承载着浓浓如许的愁绪，满纸沧桑，不知道是从那里来的。细细回想，恐怕须得从我童年、少年的经历讲起。我出生于民国二十六年，七七抗战爆发的那一年，可谓生于忧患。在山清水秀有如仙境的桂林城市，度过六载不知忧愁的童年。那时我们刚搬进风洞山下东正路的新家，一片大花园接着山脚一溜岩洞，那是我们家的防空洞，日机来轰炸桂林时，我们全家人便躲进风洞山的岩洞里去。花园里遍植桂花树，都是黄澄澄的金桂，秋天来时，满园子飘着桂花香。在我的童年印象里：桂林是碧湛湛清可见底的漓江，漓江两岸那些绵绵不断、此起彼落、嵚奇秀拔的山峦，象鼻山、马鞍山、老人山各具形状，还有月牙山，山上尼姑庵的老豆腐，山下是花桥，桥头米粉店里的马肉米粉，漓江艇仔上的田鸡粥，这些桂林美食，小时候吃过再也不会忘记。民国三十三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这是抗战后期日军对中国最猛烈的一次攻击，桂林机场有美国陆军航空队，日军担心美机利用桂林机场直接轰炸日本本土，因此制定「一号作战」计画之初，便锁定桂林为头号攻占目标。是年秋季，日军二十万部队攻打桂林城，桂林全城燃烧，一片火海，我们风洞山下的花园洋房也毁之一炬，把我童年对桂林的美好记忆烧得精光。母亲领着白、马两家亲戚眷属八十余口，仓皇赶上最后一班火车，逃出桂林城，加入了湘桂大撤退，抗战最大逃亡潮之一。火车上，挤满了难民，火车顶上也坐满了人。火车穿过许多岩洞，火车顶上的难民一不小心，便被岩石刮下车去，死于非命。火车过载，蹒跚而行，日军天天追在我们后面，大家紧张万分。经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抵达重庆，逃难中，祖母九十高龄，小弟先敬尚在襁褓中，母亲所受的压力太大，一到重庆，便病倒，从此患上高血压症。日军攻打广西，广西受了重创，四分之三的县市沦陷敌手十一个月，桂林五万七千多家房屋烧得只剩下四百七十余户。桂林守军壮烈牺牲，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与城共存亡，举枪自戕。最后八百多官兵退入普陀山七星岩中，负隅抵抗，被日军施放瓦斯毒气，以及喷火，全数殉难，是为广西版的「八百壮士」。八年抗战，广西军民死亡二百一十万。八年抗战艰苦的日子终于走到了尽头。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晚上我跟家人正在家中院子里乘凉吃西瓜，重庆街上开始此起彼落有一两下炮竹声，接着愈来愈大，整个重庆的炮竹冲天而起，全城劈劈啪啪，好像炸了锅似的，炮竹响了一整晚，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声音都哽咽了，宣布：日本投降了，八年抗战胜利！我们全家都跳了起来，欣喜若狂。就像杜甫的诗所写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战后我们全家便欢欢喜喜由重庆飞往南京，这座千年古城，中华民国的国都，八年抗战，南京是受伤最重的，南京人民经历过惨烈无比的大屠杀，三十万军民死于日军的刀枪下。如今抗战胜利，政府还都南京，南京人民欣喜兴奋之情，难以形容。那时南京城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气氛。我们从重庆这座黄泥斑斑的山城来到六朝金粉的古都，到处都是名胜古迹，令人目不暇给。在明孝陵，我爬上那些巨大的石马、石象上照相，在雨花台，我挖到一枚半透明晕红起螺纹的彩石，那枚彩石日后变成了我纪念南京的信物。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到中山陵谒陵，告慰国父孙中山在天之灵八年抗战胜利。我在桂林念中山小学一年级，我们的校歌头一句便是：我敬中山先生。那时年纪虽幼，可是也明白爬上中山陵那三百多级石阶是一项隆重的仪式。在秦淮河畔的百年清真老店马祥兴，我尝到南京著名的咸水鸭。我在南京居住的时间很短，但南京的印象却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因为那时南京是我们的国都，而我看到的南京是抗战胜利后的南京。那一刻，是国民政府在国内外声誉最高的时光。抗战期间，上海除了八一三保卫战受了一些损伤，并未遭到兵祸的破坏，战后的上海仍然是中国第一繁荣的国际大城。我在上海住了两年多，看到了旧上海最后一瞥的华丽。国际饭店十四楼的摩天厅、永安公司第七层楼的七重天、大光明戏院楼梯上厚厚的红绒地毯、美琪大戏院金发碧眼的洋妞带位员。我在美琪看到梅兰芳和俞振飞合演的昆曲《游园惊梦》，也在百乐门舞厅门口看过婀娜多姿的舞小姐，姗姗步上石阶。还有汇中饭店的嫩羊排，五芳斋的蟹黄面，我一双童年眼睛好像照相机一样，把这些上海风情画一张张咔嚓咔嚓都拍了下来，收在记忆库里。回去，已是39年后的事了可是好景不长，没有多时，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民国三十七年底，徐蚌会战开打。上海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一夕间，上海繁华落尽，市面一片萧条，经济崩溃，通货膨胀，人们彻夜排长龙到银行挤兑，到处疯狂抢购物资。街上学生游行闹学潮，在我就读南洋模范小学，我亲眼看到对面交通大学的学生，一卡车一卡车被抓走。十二月，我们全家又开始打包准备逃难了，这回是逃共产党。我因生肺病被隔离，一个人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一间法式洋房里。那天，大门一关，我便离开了，在车上只看见我收养的那一头流浪狗──狼犬来西，一直追在车后，不停的狂吠，好像它知道，它的主人这一去，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的中山码头坐船沿长江直下武汉，武汉已进入寒冬，大雪纷飞，我们在父亲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住了一阵子，司令部树上的老鹰都被冻得掉下地来。徐蚌会战，国军大败，武汉震动，母亲领着我们乘上粤汉铁路的火车，摇摇晃晃，一直奔向广州。广州到处都是北边逃来的难民。本来我们以为在广州可以待一段时间，家人还打算把我送到东山培正小学去借读，才上了两个礼拜的课，没想到共产党的军队南下这么快，广州也不稳了。于是我们又急急忙忙坐船逃往香港。我在船上睡了一晚，睁开眼睛已到了香港的油麻地码头，这一离开中国大陆，再要回去，已是三十九年后的事了。我离开大陆时十二岁，在我童年、少年时期，经历了八年抗战，将近四年的国共内战，可以说是成长于战乱之中，我曾目睹战争对于中国那片土地所造成的灾难，一瞬间，山清水秀的桂林城焚烧成一片焦土。经历过仓促上道，逃离共产党的彷徨慌张。当然，我也曾见证抗战胜利后，南京、上海暂短的荣景，当时还误以为歌舞升平的太平日子会永远继续下去。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充满了桂林、南京、上海这些城市兴与衰的画面。在我的认知里，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那场天翻地覆、天崩地裂的历史大变动里，在大陆的那个中华民国已经亡掉了。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历史的另一章。在我心中总隐隐地埋着一股无法释怀的亡国之痛。这股哀痛，有意无意间也就渗透到《台北人》这部书里了。《台北人》是以文学来写历史的沧桑。我的故友柯庆明教授在一篇短文中如此描述我的作品：它们大半是以华美流利之笔触，写〈黍离〉、〈麦秀〉的当代幽思：寄孤臣孽子去国离家的深情于放浪形骸云雨悲欢的感官际遇。整体说来是一部宣叙不尽、追怀中华古典文化的现代〈哀江南赋〉长卷；或者竟是本本以「魂兮归来，哀江南！」作结的当今《桃花扇》传奇。真的是：点血作桃花，谁解其中味？庆明说得很好，《台北人》的确是我的《哀江南》。民国一一○年九月十二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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