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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

“陈寅恪教授年寿已高,且身体素弱多病,又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仍康健生存,抑已身故?其夫人唐稚莹女士现居住何处?此间宓及陈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确切消息。敬求贵校:(一)复函,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手收,请其复函与宓,不胜盼感!” 1971年9月8日,吴宓致信“广州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吴宓女儿吴学昭所著《吴宓与陈寅恪》收录此信。文化大革命未结束,吴宓泥菩萨过江,受尽折磨,有一次被架上高台示众,被推下来时,不幸跌断左腿,此后生活不能自理。祸不单行,1971年6月右眼长白内障,没有及时治疗,就此瞎了。 想到更早失明的陈寅恪,心情惆怅。两个月后,才知道陈寅恪和夫人已在1969年10月和11月相继去世。吴学昭说吴宓晚年常提陈寅恪,其中1973年有“6月3日,阴雨,夜1时,醒一次。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释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 1995年4月我到英国读书,临行前将尚未还清贷款的屋子出租给朋友,自己留一小房,装箱的几千册藏书和其他杂物全存里头。装箱之前,摩娑部分书本,《吴宓与陈寅恪》让我想起不少朋友。吴学昭用吴宓日记、书信,为二人长达半世纪友情留下记录。我到英国只带和博士论文相关资料,《吴宓和陈寅恪》是例外。书172页,不厚不重,都不是理由。我预测自己在英国会想念一些朋友,也许可借这本书释怀。 陈吴二人相识于哈佛大学,都很用功,谈起中西文化,旁征博引,羡煞旁人。陈寅恪大吴宓4岁,吴宓师从文学批评大师白璧德,获硕士学位,陈寅恪则一味游学,不在意名分。1925年吴宓被聘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托他筹办国学研究院,他推荐陈寅恪。陈寅恪非博士无著作,曹云祥面有难色。“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帮腔后,校长不再犹豫,陈寅恪和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组成国学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的话是临门一脚,但是牵线的吴宓功不可没。 吴宓与陈寅恪都不评时事 《吴宓与陈寅恪》说二人在清华大学经常互访或步谈,并赠诗作。1927年王国维自尽,1929年梁启超病逝。少了支柱,国学院终于停办,但是吴宓和陈寅恪只换科系,没有离开。二战过后,陈寅恪到英美求医,却无法治好眼疾。中共建国后,陈寅恪任中山大学教授,吴宓在重庆西南师院执教,虽没见面,书信不停。 越是不平静的生活越能感受到知己力量。1961年8月23日吴宓到广州探望陈寅恪,子夜时分抵达陈家。陈寅恪听说吴宓已至,心情激动,用拐杖探路,摸索走出门外。“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这是他写给吴宓的诗句。吴宓未到时他不断写信提醒行程该注意之事,包括广州天气、中山大学路线车资、饮食等等琐事。 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已让我们领会到陈寅恪学问的深不可测。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更将这一位书斋人物拉到现实层面,引发谈兴。陈寅恪热让吴宓也成为名人。吴宓的日记、诗作相继出版。一环扣一环,我一本又一本追踪。 吴宓在广州时,陈寅恪留诗相赠,其中包括“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此句用东坡〈初到黄州〉首二句而反其意。原句为“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为口忙”表面说有口福,贬官后尚可享受“鱼美”、“笋香”,实则暗喻自己话多得罪人。“转荒唐”说他生活在山水间,与渔夫、樵夫一起,喝酒聊天,“自喜渐不为人识。”余英时说陈寅恪暗示自己不怕“口祸”,继续原有工作,仍在写“颂红妆”书和写“欠斫头”诗。 吴宓对登门求教学生宣布戒律:“只准讨论学术和爱情问题,而决不允许触及时事”。这样的思维和陈寅恪“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的主张一致。陈寅恪在广州时又多加“不入京”及“不接见任何外国人”。但是在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运动中,他们避不开政治,被批被斗。吴宓比陈寅恪多活几年,晚年由其堂妹吴须曼照顾,躺在病床上经常迷迷糊糊,作噩梦的时候会大声疾呼:“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