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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

海浪永不知疲倦地冲向沙滩,一次又一次扑向那片金色的沙地,带着细腻的低语。它的声音轻柔,仿佛在诉说一段遥远的往事。每一次浪花的拍打,都是一封情感的信笺,发自那无边无际的大海,寄给沙滩。它希望沙滩回应它的呼唤,但沙滩只是沉默地躺在那里,静默不语。海浪已经习惯了这种单向的交流。它曾经愤怒,曾经质疑,也曾经试图改变这一切,但沙滩依然固守着它的宁静。风吹过,卷起细沙,沙滩看似无动于衷,却在某种不易察觉的变化中,回应着海浪的每一次拍击。 岁月流逝,海浪带着愈发复杂的情感涌向沙滩。它不再仅仅是带来水珠的冲击,还夹杂了愤怒、失落和期待。每一次的拍打都似乎在向沙滩倾诉着自己的困惑,为什么它的热情没有得到回应?为什么它的每一次冲击都被沙滩静静地接受,却从未被真正回应?随着时间推移,海浪的情感愈加波动。它变得急躁,带着怒火和不安,用更大的力量去冲击沙滩。每一阵风暴都是对沙滩的考验,而沙滩始终默默承受,从不回击。它知道,海浪的愤怒源于对被忽视的恐惧,源于对自己存在价值的怀疑。 终于,在一个平静的黄昏,海浪放慢了节奏。它不再带着愤怒和焦虑,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姿态,轻轻地拍打着沙滩。那一刻,它开始明白,沙滩的沉默并非拒绝,而是一种深沉的包容。沙滩没有用言语回应它,但每一次的触碰,都是在告诉海浪,它的存在是被接受的。海浪意识到,风波并非一味的冲突。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要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彼此的成全。沙滩的安静和耐心,并不是无动于衷,而是一种深刻的理解和包容。海浪的每一次到来,沙滩都在默默接纳,同时也在悄悄改变自己,适应海浪的冲击。 从此以后,海浪和沙滩达成了一种默契。它们不再试图改变对方,而是以一种和谐的姿态共同存在。每一次潮汐,海浪都带着温柔的触摸,沙滩依旧静静地接受。它们之间的交流不再是冲突和争吵,而是一种深刻的理解和默契的共鸣。日复一日,海浪与沙滩在彼此的互动中找到了平衡。日出时,海浪的光辉洒在沙滩上,仿佛为沙滩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日落时,沙滩静静地承载着余晖,等待着海浪的再次到来。它们的对话温柔而细腻,仿佛在讲述一段永恒的私语。 风波过后,海浪和沙滩在时间的流转中找到了彼此的平衡。它们的关系不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深刻的共存。海浪不再感到孤独,它知道沙滩始终在倾听它的诉说。沙滩也不再感到压迫,它明白海浪的每一次到来,都是一种温柔的问候,一种无声的抚慰。这种平衡是脆弱却坚韧的,就像人生中的风波,经过起伏和波动,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和解。海浪与沙滩的私语,是一种无声的交流,一种包容与成全的象征。每一场风波,都在教会我们如何去理解,如何去接受,如何在纷扰中找到那份内心的平静。 【作家点评/若涛】 以景喻人,观察入微。作者用景物变化对应人际关系的演变,写得丝丝入扣。如果能引入一对人物(可以是父女、朋友、恋人或其他),用景物衬托两人的关系变化,会成为一篇引人入胜的小说。
3星期前
1月前
(新加坡12日讯)尽管陷入合约赔偿纠纷的当事人已私下和解,但诉讼双方的律师不仅没有通知法庭,还上庭就同一案件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两名律师被指误导和浪费法庭时间,被令吊销律师执业资格3年。 《联合早报》报道,两名须接受吊牌处分的律师,分别是有28年执业经验的资深律师詹德拉莫翰(Chandra Mohan Rethnam)和有14年执业经验的谢振伟(Paul Seah)。 莫翰是新加坡具知名度的民事诉讼律师,并且活跃于社区工作,谢振伟也打过不少受瞩目的官司,包括在城市丰收失信案件中代表被告之一陈绍云。 审理这起律师纪律案的三司特别庭于9月4日发出书面判词,阐明三司做出吊牌处分的理由。 三司在判词中强调,律师的一大责任是协助法庭有效率地审理案件,而谢振伟与莫翰明知道他们的当事人已取得和解,但两人没有坦白真相,而是选择误导最高法院上诉庭,让上诉庭五司继续开庭,审理只剩学术意义的上诉。 在和解协议中说好如何应对上诉庭五司提问 而且,诉讼双方甚至在和解协议中,拟好如果在上诉庭聆讯中被五司问及一些事项,律师们应如何回答问题,两名律师并没有主动透露当事人已和解的打算。 三司指出,谢振伟与莫翰误导法庭的行为不诚实,一般上若律师违反专业操守涉及不诚实的行为,法庭会考虑将律师除名,但三司考虑到这两名律师的行为不意味着他们有品格上的缺陷,两人也没有从中获利或让他人蒙受损失,为此决定谕令两人暂停执业三年,而非将他们除名。 让谢振伟与莫翰做出不当专业行为的官司始于2012年,对簿公堂的是胜宝旺工程建筑私人有限公司(Sembawang Engineers and Constructors,简称SEC)与Metax Eco Solutions。SEC告Metax不当解约,Metax则提出反诉,向SEC索讨超过200万元的赔偿。 SEC之后被令清盘,高庭于2019年谕令,如果Metax赢得官司,SEC必须先支付辩方的全部讼费,才偿还其他清盘开销。 SEC的清盘人对此庭令不满,同年7月上诉至最高法院,上诉庭五司定于2021年1月审理这起上诉。当时谢振伟代表SEC的清盘人,莫翰则是Metax的代表律师。 不过,SEC与Metax于2019年11月取得和解,并且定下一份和解协议。双方除了在协议中定下付款细节与条件,同时说明如何处理早前向最高法院所提出的上诉,包括届时应如何回答五司所可能提出的问题;只有在必要时,双方律师才会透露当事人已达成协议。 在上诉庭审理案件当天,五司先后询问莫翰与谢振伟为何Metax没有提呈书面陈词给法庭,两人都没有说出和解一事,直至被五司追问双方是否已和解时,莫翰才承认此事。 五司之后发出书面裁决,严厉斥责莫翰与谢振伟故意误导法庭。律师公会接着对两名律师进行提控,指两人违反律师专业法令。纪律审裁庭审理后裁定两人所面对的指控成立,案件移交三司特别庭就处分做出定夺。 三司:律师也应履行对法庭职责 在三司看来,莫翰与谢振伟在履行对当事人的职责时,没有照顾到他们也应对法庭所履行的职责。 三司指出,如果律师在遵从当事人指示的同时,让他在履行对法庭职责方面陷入矛盾,律师应该向当事人解释,甚至在必要时候放弃代表当事人。 三司建议,律师在遇到专业道德问题时,可向律师事务所里更资深的律师,或独立律师寻求意见。
2月前
3月前
3月前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这是小时候看《白雪公主》动画片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而在健身房里,“魔镜啊魔镜,嘿嘿,看我练得还可以吧?”或者,“魔镜啊魔镜,我这动作做对了吧?”这两句话也许是健身者凝望镜子时候的心里话。 我不常照镜子。家里连一张全身镜都无,房间里只有一面小小的桌镜,大多时候被我倒转面壁。一直到有天我终于发现了镜子的魔力。 某日我把杠铃和杠铃片锁好,把长椅挪到那一大片镜子前摆好“阵势”。坐地上,背靠长椅,把杠铃滚至臀部上方,弯曲膝盖,双手两边握紧杠铃,吸气再吐气将杠铃往上推。把杠铃推上去的时候我往镜子里看,稍微调整了屈膝幅度,放松、再推。大部分时候依然直视前方,偶尔会瞄向镜子。第一次感受到“臀推”这个动作真正刺激了哪里的肌肉,也首次体会到健身房里那些镜子的用处。 健身房中央的这4面大镜子很显眼。然而从以往教练带着,到后来自主锻炼,我都很少照镜子。说我健身嘛,我又好像没怎么注意自己有瘦身成功,体重就在那一两公斤之内漂浮。说我不健身嘛,我又很乖巧地每逢休假必定往健身房跑。虽然某位教练曾建议我每次都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变化,可当时我只会傻傻地跟着教练训练,会在意体脂检测仪上的数字但又不会太纠结。一直到所有教练陆陆续续另谋高就,那位曾经提醒我照镜子的教练给了我勇气在他离开以后自己锻炼,就再没人监督我的动作和训练计划了。那时候我连训练计划是什么都懵懵懂懂。 然后又隔了一段时间,我看见有女生把训练椅搬到健身房中央的镜子前,再把杠铃和杠铃片搬到训练椅前,练习“臀推”(hip thrust)。这举动就此解锁了我可以在那里“摆阵”训练的契机,又像个连环效应般,一并解锁了“照镜子”检查姿势的想法。再到后来,我才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 从来不太在意镜子。即使开始健身以后,也极少像大部分健身者一样总是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也许是羞赧于自己的其貌不扬,也许是自卑于稍微过重的身材。于是从跟着教练锻炼,到自主训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慢慢地发现:咦,镜子的用处挺大的。 于是我开始直视镜子,纠正打磨力量训练的动作;然后好好地看镜子里的自己,浑身汗湿,坐地上时候腰间赘肉跑了出来,手臂还是那么粗但硬挤的话好像有那么一丁点线条。练一半四顾无人赶紧对镜子照张相,健身结束以后再对着镜子照了张照片才假装无事离开。 就这样,我忽然看清楚了自己的模样。虽然很矮,虽然不美,虽然没有平坦小腹精瘦臂膀宽肩细腰浑圆翘臀,但,这就是我呀,是个很努力,用最笨的方式努力的自己呀。虽然没有严格控制饮食,但也已经不太吃零食和喝奶茶的自己;是那个喜欢练习硬拉(deadlift),并有时候觉得在阴盛阳衰的力量训练区里丝毫无惧、觉得自己超帅的自己。还是一个差点被用词绕晕自己的自己。 那日下班回家,妈妈兴致勃勃地和我说:我给你留了今天的报纸,你去看看。他们说现在健身教练课都满了。都是因为贾玲那套电影啊。你要继续练啊。 与过去自卑的自己和解 妈妈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练得手掌变粗;不够150公分高的女生为何要尝试挑战冲硬拉重量。她陪我看过那出因导演兼女主减重50公斤而沸沸扬扬的电影《热辣滚烫》。觉得她很厉害。而我却记得有一幕,女主终于要上场打自己的第一场正式拳击赛,从休息室到拳击擂台之间的一段走廊,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个过去的自己。虽然判若两人,但她对着那个过去的她,坚定地微笑着。就是这一段戏,当时电影院里的我哭得稀里哗啦,泣不成声。 也许我明白,那不仅仅是因为减肥,而是在镜子里,她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摆脱的不是那50公斤,而是曾经懦弱讨好别人的自己。在那段健身和学习拳击的过程中,她为的是替自己赢一次。她学习坚定自己的意志,和她应该说不的事情说不。 我依然意志不够坚定,没有坚韧的控制饮食的决心,于是也没有办法练成网红们玲珑浮凸的身材。可在这段以“年”来计算的健身历程里,我想我能体会杜乐莹的心情。那些汗水、那些疼痛,伴随的是很认真地正视“我”的需求的认知。在训练的时候,无论是力量训练还是有氧运动,我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慢慢地与过去自卑的自己和解。只有在这些运动的时候,我掌控我的身体和多巴胺,不需要依赖他人也不需要他人的肯定。我自己装片,自己卸片,自己搬凳子,自己琢磨,自己训练。状态不好的时候暗自懊恼,力量训练有所突破的时候会激动得想哭,然后每次都大汗淋漓地疼痛地但也快乐地离开健身房。即使我依然只练习我从教练那里学习的动作,依然对许多器械感觉陌生,体脂依然超过30%。 但管他呢。至少在镜子里,我会自在地捏捏自己腰间的肉,举起自己的手臂假装有一点线条,然后毫不留情地讪笑。然而我不会认为自己无用,亦不必讨好任何人。我知道在那满是魔镜的健身房里,我学会了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即使那真的是以岁月换来的“魔镜效应”。
4月前
(新加坡3日讯)狮城妇女在台湾因案件被警方扣留,在拘留所期间跟警员起冲突,警员对她挥拳并导致她唇部受伤,狮城妇坚称不会寻求和解,并要对方诚恳道歉。 《新明日报》报道,这名姓徐的狮城妇于2021年6月29日晚上,因配偶住院问题而在振兴医院与医疗人员起争执,警员接获投报后依违反医疗法将她逮捕并带回警局,但她认为现场警员执法不当,要求前往另一家医院验伤,直到完成验伤程序后再被带回拘留室。 隔日一名丁姓的警员将她从拘留室带往进行视讯侦查,过程中两人因戴口罩和丢垃圾等问题爆发口角,丁姓警员就挥拳殴打狮城妇的脸部,导致她上唇右侧瘀肿和破损。 她日前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声泪俱下地质问:“为什么台湾警察可以打人?而且监视器画面还消失了?”她也强调并非要钱,只想要警方诚挚道歉。 根据报道,被提告的丁姓警员在法庭上解释说因当时疫情严峻,才会因为口罩问题和徐姓妇女争执。他承认动手打人,但当时也道歉了4次,具备诚意要和解。 此外,两名在场警员上庭作证,证实丁姓警员确实动手打人,徐姓妇女被打后往后退,打开矿水盖向对方泼水,扬言要告对方。狮城妇在法庭上声称如今自己是寡妇,在被台湾警察打后,监视器画面却消失,导致她这3年以来都处在黑暗中,因此不会轻易和解。 她随后也向台媒强调,若接受道歉,对方不会认清自己所受的苦难全貌,而且必须让整个台湾警察部队得到一个教训,当犯错时,要对一切进行监督。 由于双方和解不成立,案件移交到审理庭续审。 事发后返新治疗 狮城妇事发后返回新加坡治疗。 狮城妇被打后,上唇右侧瘀肿并粘膜破损,留下3公分乘3公分的伤口。 报道指出,她被打后大吼,随即拿水泼向警员,并问对方说:“你叫什么名字,我一定要告。”   狮城妇的代表律师指出,案件对她造成很大伤害,而且她在事发后也必须在新加坡接受治疗。 她也在庭上说,丁姓警员无法对她所经历的身心伤害做出补偿,而且监视器也已经不见,若不还原真相,将会在许多方面影响台湾人民。
4月前
5月前
阿甲送我的最后一份礼物,是与自己和解。 早上接获消息,阿甲走了。2019冠状病毒病肆虐期间,她挺了过来,痊愈伴随而来的是不能自理,回到牙牙学语的状态,嘴里模糊的音节,猜到最后渐渐无解。家里的大人几经讨论,决定送往疗养院由专人看护。之后的时间仿佛在她身上以光速流失,长期卧床而瘦得像是火柴人的小腿,被剪成平头,插上鼻管,记忆中上下三层楼不喘大气的阿甲定格在我回忆里,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就在同个房间度过,周围都是陌生人。这会是她想要的吗?我……会想要这样的晚年吗? 我不想要,也不想要这样的葬礼。 多数的流程,都是经由“棺材佬”的告知,“都是这样做的。”就能堵上任何嘴巴,一锤定音。每个人多少都有些自己的想法,但只能紧紧地闭上嘴巴,仿佛多花一点时间讨论,都会让阿甲走得不安心。没有时间让我们好好处理自己的情绪,我们只能机械式的按照流程,折金纸,诵经,守灵……仿佛这样直到结束,内心就能获得平静。仅仅是因为传统而走的流程,会让还活着的人消化那扑面而来的悲伤吗? 不会。 长时间的诵经,接连几晚的守灵及刺身的孝衣都在暗示着,一定要身心俱疲,才能让逝者安息。还活着的情绪,不在考量范围内。他们总爱说死者为大,但那一些素未谋面,为的又是谁的社交?这些流程没办法填补我内心的空洞,直到阿甲下葬的那一刻,“就这样结束了?”的荒谬感油然而生。苦涩依旧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卡着我的喉咙,我甚至会在告知朋友的同时,停顿许久只为了安抚自己。我的身体不断地在告诉我,我的情绪没有被好好的接着,我还没做好准备接受阿甲去世。 这一切,又能向谁诉说呢? 小时候的我,带着满头问号观察任何新的事物。这件事只能这样做吗?说出疑问并尝试提出自己的看法,换来的却是“跟着做就好了啦!”“想这么多干嘛?”“你很奇怪的啦。”那时的我看着周围的批评,一直觉得问题出现在自己身上,不断地怀疑自己,感觉自己就是个怪胎,这个圈子容不下我,渐渐地我变得寡言。长大后才发现,这些说法往往只是个人偏好,有的人只需要一个流程,不想改变更不想要沟通,最后采用命令的方式来让对方照做。 从来如此,便对吗? 先练习接着自己的情绪 治丧的那几天,跟许久未见的堂表亲聊天,发现只能更新彼此的近况。有些事就是频率不同,聊不到一处;有些圈子,强融不来,就别把自己塑造成非我的形状。不一定是谁的问题,大家维持基本的社交就好。这次交谈之后,我默默接受了自己的不同,小时候收到的批评,只是对方宣泄情绪的方式,而我只是恰好撞在了枪口上。原来这些苦涩并不专属于我,每个人都有他们不被理解的时刻。我们从未被教导过如何与自己的情绪共处,而这些化不开的漆黑,一遍又一遍的扑向我们,内心的光从太阳到萤火,最后熄灭。 我们变成了他们,也丢失了自己。 这一篇随笔,只是为了提醒自己,这样的轮回到我这里结束。先练习接着自己的情绪,明白不被认同仅仅代表需要踏出这个圈子,终会有个能让我们畅所欲言,坦然做自己的地方。从身陷囹圄到安于一隅,这一步,我用了二十余年。这个转念,全都发生在我的脑海里,中间没有什么高潮迭起的剧情,也不能刺激谁的多巴胺分泌,对别人来说,不过就是个流水日子。 这才是日常,不是吗?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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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前
7月前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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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难的修行,是与自己和解。 ——村上春树 《弃猫》 医院食堂的一个角落,我独自慢慢品尝一碟椰浆饭和一杯拉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辛辣味觉与椰香扑鼻的滋味,漠视中年人应减少淀粉和胆固醇摄取的理论。到了这个年龄,只要心里没有任何冲突,外界的意见纯粹聆听就好。 手机里传来一则短讯,是梁护士发出的讯息。 “小薇在今天早上凌晨3时在家中过世了。” 第一次见到小薇时,她已经尝试了第二次电疗,这是3天前的事。当时她已经无法坐起来,说话也很含糊,电疗明显地无法对她的脑肿瘤产生任何作用。同时,我们在为她做身体检验时,发现她的呼吸急促,血氧也低于正常的指数。我和梁护士对望,示意我们都知道小薇吞咽口水的功能已经失效,所以现在患上吸入性肺炎(aspiration pneumonia)。梁护士将小薇推入护理室,帮助她抽痰和给予氧气补助。 小薇父亲说:“没事,回家后我们帮她拍拍痰就好。” 在我还未提议让小薇入院,她的父亲已做出如此回应。 “我们须要为小薇做胸部X光检查。她看来须要氧气的补助,以减少呼吸困难的感受。”我说。小薇父亲脸露困忧神情的一刹那,她的母亲也泪流下来。父亲说:“不瞒你说,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带她去接受第一个新疗程,名为细胞免疫疗法。” “这治疗必须继续下去, 这是她最后的希望!” 这是小薇的希望还是父母的希望? “小薇还可以吞食,所以我们觉得不用喂管进食。”母亲说。 癌症医生曾经提出喂管进食给小薇的父母。 “小薇爸爸,请问你完全了解这细胞免疫疗法吗?请问提供这疗法的医生是谁?成功率有多高?风险呢?”我问。 “有,那医生说曾经有病人成功靠这方法控制病情。他说,没什么副作用,是一种安全的疗法。”小薇父亲努力去支撑内心的信心。 哪一种医疗法是没有副作用? 这医疗法是否适合小薇的癌症? 而且,现在她已经是癌症末期,她有能力支撑这治疗吗?   “我不知道这治疗法要多久后才见效,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她的肺感染和吞咽问题。这些问题随时都可以取掉她的生命。我们先重视这一点好吗?” 我提高语气和音量,不刻意掩饰我的火冒三丈。 父母还是坚持不让小薇入院,我们只好安排家居氧气辅助和儿童安宁疗护护士的家访。” 结果,他们只接受氧气辅助却拒绝家访。昨晚小薇再次来到医院紧急室,可是最后还是回家度过最后的生命。 小薇父母成全了别人给予的希望,却输掉了自己的理智分析和关乎根本问题的核心认识。 不再与疾病对抗就是放弃吗? 固守在没有帮助的方法,就是一种对生命的坚持与尊重吗? “李医生,我们去开会吧。” 黄医师把我从多个问题思考里带回到现实。 这一次会议的主要宗旨是讨论如何让患上脊髓性肌肉萎缩症(spinal muscular dystrophy) 的小孩得到最新的基因治疗。这种治疗目前有3种方式。这种治疗的价钱不菲,最贵的药物可以去到天价一剂900万令吉,最低价的药物也要用到每月几万令吉的费用。目前最显著的治疗功效还是局限于病人在疾病症状还未出现前就开始治疗。可是,如果没有症状,要怎样去做诊断?除非有家族性的疾病历史,要不然就要实施全国新生儿筛查医疗(newborn screening),这又要涉及国家另一笔更天价的医疗费用。 在这基因治疗出现之前,医学界都能接受这疾病是无法根治的事实,进而推荐安宁疗护为主要疗护方向。安宁疗护提供症状控制,包括减少呼吸困难和进食问题,同时也提供照护者的家居照护训练和支持。通常患上这疾病最严重类型的孩子都可以在安宁照护之下,好好的活到两至5岁之间。 妥协可以打开智慧 “很多父母虽然被我们告知他们的孩子已超出治疗的年龄局限,同时家庭经济和生活背景也无法支撑这庞大开销,他们还是不会放弃这被他们认为唯一途径和希望的治疗。他们会将孩子生病的照片交由慈善团体来向社会筹募经费,然后到私人医院要求治疗。这造就他们会继续活在假希望的风险,分散好好照护孩子日常生活的时间,也在医疗资源不足的医院产生医学伦理和道德的纠纷。”一位资深儿童脑科医生说出这主干的问题。 “在无法满足这些父母的要求面前,我们医生常常会感到内疚,因为我们无法救到这些孩子的性命,实现不到医生最基本的角色!” 会议主席说出这番话。 “我想问问,那些在呼吸系统上出现问题后的孩子,你们是否有统计过,他们一年除了这特别药物的开销,其他例如呼吸辅助器,家访团队,长期治疗的进院和外诊服务的费用,是否值得为了给他们一个小小希望而牺牲更多患上其他疾病孩子的更大希望,而且更有保障的治疗结果?”儿童呼吸专科医生提出这点的看法。 “同事们,不要因为无法提供根治的机会而感到内疚,医生最大的使命往往都是减少病人的痛苦,这些孩子都已经在安宁疗护的道路上得到照护,包括他们的照护者。” 我无法控制自己要发表的情绪。 最终这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一个特别咨询小组来继续为这群孩子争取年度医疗预算和编辑更有效的治疗操作流程,包括如何筛选适合的病人来接受这治疗。 会议完成后,我走出医院来到一个小巷里静静地观察自己的情绪。 走上安宁医护的道路上,往往都会因为同事们的不了解而接受他们与安宁背道而驰的决定和安排,纯粹为了减少每个孩子与父母的利益冲突而妥协与让步。在资源已经严重贫乏的安宁学科里,我们还是会支持这些在中途转路到寻找根治方向的病人,虽然这些微小的希望往往是造成他们最大痛苦的原因。这就好像一对父母面对离家出走寻找另一片天空的孩子时,他们最终都会在同样的路口等着他们回来休息的一天,永远接受他们的回家。只有懂得妥协的人,才知道如何转念,转个方法来面对和解决问题。 可是在当下,同时要为这些妥协停止心里的内耗,好好的接纳事实的不完美和无法控制的未来。只有在这种和自己和解的慈悲心里,找到最有智慧的解决方案。 妥协可以打开智慧,和解就是给自己更多的慈悲。这两种心量应该同时共存。 小薇的爸爸给孩子最大的慈悲,可是却失去解决问题的智慧。医护人员常常犯上智慧至上的盲目追求,以为自己可以解决病人的每一个疾病,却同时不知道如何与自己的不足和解。 只有和过去的自己和解,才能找到当下最大的智慧与妥协。   使你的生命成为礼物,要永远记得,你是那礼物。成为每个进入你生活的人的礼物。要小心,如果你不能成为礼物,就不要进入那人的生活。 ——《与神对话》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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