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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权益

(编按)今年5月13日,加拿大小说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莉丝.孟若(Alice Munro)以92岁高龄过世。約两个月后的7月7日,女儿斯金纳(Andrea Robin Skinner)在《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撰文,揭露了孟若的第二任丈夫、地理学家弗雷姆林(Gerald Fremlin)从1976年开始性侵她,当时的她不过9岁。成年以后,25岁的斯金纳曾受母亲某次谈话的启发,写信告之童年曾被继父性侵的遭遇。孟若知情后选择沉默,甚至认为自己是遭到丈夫背叛的受害者,却继续待在丈夫身边直到他过世。 文章发布后引起文坛哗然。一部分人无法接受孟若完全抛弃了女儿,认为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因此不应再阅读她的作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进入更幽微的小说与人性的世界,从更复杂的层面去理解或检视孟若,毕竟孟若的小说从来就不回避黑暗,她的故事总是充满生活的两难。 事件发生,孟若自然有其无法回避的伦理责任,但回到文学自身——那些作品中攸关性别、心理、权力、身体、小叙事、伤痛与恐惧的探索,若就因为创作者的“败德”而一笔勾销,作为文学读者的我们难道就比较有收获?对大部分的我们而言,孟若只是一个“路人”,可她的处境却是我们都可能碰上的考验。 那么我们往后该怎么阅读孟若、看待孟若?本期【文艺春秋】,小说家贺淑芳就试着给出了她的态度与方式—— “因为现在不是纠正什么话的准确性的时候。”——〈死亡时刻〉,《快乐影子之舞》,1968年。 “她越阴郁,越粗鄙,越不堪忍受,他们的玩笑就越多。在这种家庭,他们说你‘敏感’,就是缺点了,正如他们对我妈妈的评价一般。所有的姑姑、堂兄弟姐妹和叔叔伯伯们,对任何针对个人的残酷、鲁莽,早已经锻炼得心如铁石了,甚至似乎自己拥有的瑕疵或者失败,要是能够获得大家笑声一片,应该倍感骄傲。”——〈重重想像〉,同上,1968年。 “过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么瓜葛。”——〈多维的世界〉,《幸福过了头》,2009年。 “有一回,你最后一次出来这里时问我,将来你死后我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有罪恶感,我当时告诉你,我一直以为我俩可能永远无法,像我们本来应该可以的那样相互亲近。虽然当时我们都聊着,你对他人的无法信任,我却无法告诉你,其实我也一样有这种感觉,尤其关于你。我很爱你,你越是来接近我,我就越难跟你保持距离,要对你隐瞒那些我不想给你知道的事,也就越痛苦。”——Andrea写给艾莉丝‧孟若的信件,1992年,刊于《多伦多星报》,2024年。 读到Andrea的信,开头毫不保留流露她对母亲的仰慕,会忍不住心痛,因为要跟母亲说什么,本来就很困难。我对媒体报导的字眼总有保留,惟有看到那一小段公开贴出来的信件开头。不禁又想,有些内心的感觉,是新闻报导追求确定效果的策略,接近不了的。 似乎读到不只一份报导写,在这之后,重读艾莉丝‧孟若的小说,将不得不震惊于意义永远转变了,破坏不可修复。这要从《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1994年出版)开始,里面有一篇小说〈破坏者〉(Vandals),原刊1993年《纽约客》,前一年Andrea写信向母亲坦承自己10岁时被性侵。女儿告诉母亲之后的翌年小说就刊登。大家会问:艾莉丝‧孟若怎么可能还能冷静地写作?她竟然可以维护这第二个丈夫,在2005年继父被审判有罪、缓刑两年后,她只离开他几个月,之后就回到他身边,继续同住到他八十几岁去世。拿到诺贝尔奖的2013年,她已经有了失智症,凡事得依赖他。 这篇〈破坏者〉,写一个年轻女孩9岁时被隔壁邻居的某个年长男人性侵,很多年后,女孩已经成年,某日接到邻居女人电话,叫她帮忙看水阀,她答应了,但她进入隔壁老夫妇的家之后,却展开报复,狠狠毁坏屋里的每一样东西。 小说很少笔墨描叙性侵,很隐晦,若读快了,甚至就会忽略,似有若无。大篇幅的描叙,写老夫妇,老女人贝亚跟她男人的关系,以及邻居孩子如何在丛林里跟老男人学习看植物。小说写最多的,是女人对他的迷恋,那男人又是如何地自我中心,什么话能谈,什么话绝不多谈,她必须学会他的规则。有一次,他在泳池里一边模仿老女人动作,暗地嘲笑她笨丑,一边偷摸小女孩胯下。老女人心知肚明,却竟然妒忌小女孩,偷偷跑去女孩的家做了小破坏。 似乎我们阅读小说必须克制,不把文本跟作者过度连接在一起。可是,之所以不能全然分割,是因为文学乃是情感的吐丝之物。有些作家可以把它反折变形,读来只觉得想像力奔驰,像Olga Tokarczuk,但不是每人都能如此。艾莉丝‧孟若也许是借由虚构安置了自己的生活生命,虽非交代全部。 我要继续阅读她的小说。因为我从她小说里,学到的,看到的女性处境,比任何一个地方要多。在安妮‧艾诺(Annie Ernaux)的《岁月流逝》(The Years)里开头有这么一句引言:“历史并不独属于个体”。对于非历史的小说而言,这句话也可以延伸成:“个人经验并不独属于自己。”在大历史框架里,女性的经验总是被忽视。因此小说里装载的既属于作家自身,却也是属于女性,那在这性别不平等处境中的创伤结晶体。 即使你不是母亲,没有孩子,行为正直良好,自觉没有罪恶感,但你可能仍然在这父权价值观为主流的世界里受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把艾莉丝‧孟若的书丢进垃圾桶。我想不出还会谁像她那样从这样的位置写作。1960年代,她最初写作时这么被矮化:一个会从家务事挤出时间来写小说的家庭主妇,到Andrea出世,配图照相总是三个女儿和一个母亲。她必须以“会写作的家庭主妇”这身分来亮相,没有人看重她是个作家。严重的性别偏见,可想而知。要剥夺女性作家的authority还不容易,但她还是继续写作。 “我想要藏起来,以便我可以专注投入于真正的工作,唯有在工作里,我才可能真正爱惜那个被疏离的内在自我。”(Miles City, Montana,1985年) 在这篇1985年出版的小说〈蒙他拿城〉里,一个家庭主妇意识到,她那么想要专注自己的工作,然而,只要一次注意力稍微离开看别的东西,意外就可能发生。孩子的生与死,简直像靠运气来逃过一劫。她还意识到,只要有一个人死了,痛苦以后必然会使她持续不断地责怪每一个人。 阅读艾莉丝‧孟若,会感觉到一种极特殊的,让人惊讶的敲击震撼感。她并不是特别在结构秩序上经营出色,甚至可说简直就是松散。但是,她记得许多细节,普通人会忘记的,不重要的东西,不管重不重要的,她都会全部记得似的,形成她小说中的特殊质地,虽然是虚构的文本,却拥有一种比时间流逝过去无从保留的现实,更加真实的感觉。她并没有把自己造成比实际的更完美或更伟大,她从来不曾说过自己是完美无瑕的女性。她的小说并不教导怎么才能正确。她写最多身而为人的感觉,毋宁是各种弱点与缺点。也因为如此,各种细节,人际的、母亲照料孩子的、家庭的,穷人的、负债的、逃离长女负担诸如此类……竟然能在跨境翻译之后有这么惊人的相似与普遍性。亚洲区域里的工人家庭,或者中下层家庭的问题,好像也是这样,但我们从小在教育中接受的儒家思想、尊老爱幼的价值观,主张和谐美好,以及读到的经典现代文学家,多数来自贵族或书香世家。却很难让自己辨识出,自己生命经验中的卑微低俗,如何可能叙述,仿佛这不值得写似的。 一直到失智之前,像她这样记忆力与心思细腻繁琐,无法想像罪恶感怎么承担。 1993年刊出的〈破坏者〉,写到贝亚的欲望,贝亚讨厌男朋友的正常、道德、急于合乎主流的社交欲望,偶然认识了某个相反的男人,就特意在衣服里穿着真丝内衣开车去找他: “她知道这是一种退化,又很讨人厌——她真正的想法是,有些女人,像她这样的女人,可能一直都在追寻一种可以容纳自己的疯狂。如果不是生活在一个男人的疯狂之中,那么和他生活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男人们可能会有那种很普通、很平常的疯狂,比如对某支球队的热爱。但这可能还不够,不够强大——这种不够强大的疯狂只能让女人发脾气、不满足。” 是什么东西吸引贝亚呢?她去找他时,他在挖泥土种植。 “对贝亚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眼前这一幕——看着一个男人挥霍体力工作,无视自己的存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她热血沸腾的了。拉德纳工作做得很好,身上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没有多余的赘肉,没有过剩的精力,当然也没有精心设计的对白。” 情欲像是从一种受不了的正常、守秩但枯燥无味的日常重复性网罗里,逃走的路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原因早已经潜隐在制度语言里。我们被训练成,在那围绕着性,世界就像甜甜圈般构成的秩序密码里,我们接受各种以优秀男性为主的价值观。即使某些特质,对女性本身无益。虽然如此,小说读来,并不能否定,这里面有时间沉积下来的关系,他们俩人(贝亚和那男人)都老了,她写,“夜晚在床上躺靠在一起,胳膊贴胳膊”。 有些毁坏是不能修复的,如同小说里,当她(贝亚)为了泄愤她竟然偷溜到被侵犯女孩的家,破坏女孩的家时,也破坏女孩的逝世母亲留下来的纪念物,一对耳环只剩下一个,关系永远破坏了。 在Andrea一岁时,1967年,艾莉丝‧孟若出版了《影子舞蹈》,以及小女儿12岁时,1978年出版的《你以为你是谁》,结构严谨,行文绵密,段落与段落之间有所控制、节制完成的形式优美。接着,2001年的《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出版前,艾莉丝‧孟若已经知道这事了,可能她安适于Andrea不再追诉的安全感,全书竟然没见一点心理阴影。然而,在2009年出版的《幸福过了头》,却写得很松散,我这里并不是说,松散的写作方式,就比不上结构严密的书写,不,当然不是。《幸福过了头》第一篇小说〈多维的世界〉,耐心读了几页后,就感觉有巨大的沉重感压过来。 事件已经发生过了,原因到底在哪里?〈多维的世界〉写一个遭到家暴的女工,每个孩子都被丈夫杀死了,他之所以杀死孩子,是为了惩罚妻子去找一个女性朋友聊天,好让她后悔。妻子回家,发现每个孩子死了,终于报警。之后,她依旧去探监,每次探望丈夫时的那些描叙,仿佛囚犯也是她。她去探望的囚犯就是她自己。小说中这个囚犯谈到一个多维世界,如果世界是多维的,那么死去的孩子,也可能都还在另一个空间里活着,有时候他们还会相互碰到。或许她透过这样的想像在寻找某种解脱的办法,虽然听起来不正常,但对于这个世界,正常是什么意思呢?她反问我们。 “我不是在谈什么‘原谅’,她在自己的脑海里对桑兹太太说,我永远不会这么说,也永远不会这么做。 但是,想想吧,我不是和他一样吗?过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么瓜葛。对他们来说,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想起他们根本承受不了的事。” 2009年,她患癌时写的《幸福过了头》,这真是怵目的字眼,幸福过了头。我以为没有女性不喜欢这篇。小说以俄罗斯数学家索菲亚传记为题。她有个假注册的丈夫,共产党员,总想改革社会,但她总觉得这个人优柔寡断,没什么男人气概,所以她不爱他。索菲亚喜欢另一个,她在瑞典斯德哥摩尔城里遇见的法学与社会学者。她觉得冬天里对方的拥抱,可以带来像父亲般的安全感。可是对方只喜欢她小鸟依人,她越拥有成就与自主意识,他就对她越冷淡,终于婚事吿吹了。 冬天索菲亚去德国探望老师,之后,在回去斯德哥尔摩城的途中,由于听说火车途经的哥本哈根城发生了天花传染疫病,所以她换路线,兜了大圈,穿过很冷的地区,来到天涯海角。途中她看见一个母亲,拖儿带女,很多孩子,疲倦麻木、心不在焉地做些动作来安抚孩子。她觉得妇女真可怜,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她在车厢里遇见的某个男人,也让她不禁有点遐想,到底是不是有第三种选择呢,也许不用那么英雄气概,只要对方温柔又会尊重女性。可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幻象,像索菲亚研究的余弦光波,“波浪般一圈圈地在车窗玻璃上浮现”,永远都是旅途中的幻觉。真正要面对的生命实相,是孤独,事实上,一旦能从对男性的迷恋中解脱,就能豁然开朗。她这么聪明,看世界、人际,一下子就看到和谐甜美总是表面短暂。然而世界没有准备好接受像她这样的人,想要经历,想要为自己而活,她确实这么做了。从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她就是在那个贬抑与开放的时代夹层中,极力从拉扯女性身心的各种权力剥离,拼命反弹、反抗,最后却掉进黑洞的人。 也许,她在现实中沉沦,但在写作时,却能浮上来。她的小说并没有去为父权说话。如她所言,她从来就不是女性主义者。但奇怪她那些鲜明的细节与缓慢淘写,却能让人看得清楚,女性面对的问题,女性必须脱离的幻觉,以及何以人在生命必须面对孤独与清醒。至少,她的小说,总比许多看似不杀人不见血的浪漫偶像爱情故事,带来的祸害少得多。我觉得大部分看到的浪漫爱情剧,带来的脑残与对男女两性心灵约束的洗脑,更加可怕得多。 我觉得这件事,确实把女性文学读者,或者至少是对女性议题的关心者,放在一个尖锐刀刃般难以有满意答案的地方。 我还是会继续阅读她的小说,却又不是只是把她当成理解女性处境的工具。我也觉得,Andrea不用原谅她母亲。她已经很长时间,一直崇拜着优秀的母亲,但等到2004年,从媒体报导里读到艾莉丝‧孟若讲的,不由得彻底失望。原谅是太难的事,情感有的就是有,没有的就没有。 Andrea已经在内心里做了自己的工作。她不必原谅他们。 如同Lauren Berlant说的,性的力量强大,我们都被它“毁掉了”,“性是对一个人主权的束缚”。在亲密关系里,争吵、伤害、权力争夺,经常跟性有关。但在爱与破坏,毁掉防卫边界之后,却可能对原初与自我,我们曾经以为哪个东西就是自我,以后就有了不同的发现。 相关文章: 贺淑芳 / 永在的艾丽丝·门罗,亲爱的卑微人生 林雪虹/门罗时光 梁靖芬/今时今日读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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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20日讯)新山中华公会联合五帮会馆支持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陛下的呼吁,认为政府应接受高庭的判决,即我国女性公民与外籍配偶在国外出生的子女能自动获得公民权。 新山中华公会今日与柔佛潮州八邑会馆、新山福建会馆、新山客家公会、新山广肇会馆与新山海南会馆发表联合文告指出,马来西亚女性公民与男性公民应该拥有同法同权,受到一样的对待。 文告指出,高庭的上述判决,是跨性别、男女平等的正确判决,但我国总检察长却不认同,并提出上诉。 “我国许多朝野代议士也反对检察署上诉,认为总检察长此举是在开倒车,不认清男女平等是时代的进步发展,而柔佛苏丹陛下也公开发表相同的看法,认为男女同权是正确的。” 文告形容高庭作出的裁决合时宜且正确,彰显我国正朝向男女平权,并认为政府不单要接受,还更应进一步修订联邦宪法下的有关条文,以一劳永逸解决灰色地带。 “大马公民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在外国出生的子女应一律获得公民权,以示平等及对人权的尊重。” 新山中华公会及五帮会馆呼吁总检察长放弃上诉,以示尊重我国的妇女人权地位。 文告也说,国际社会长期以来都在维护男女平等的权力,并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我国总检察长背道而驰令人不解,而这种开倒车挑战高庭的做法令人遗憾,也成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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