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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
星云
【如意安详】回不去了,先生/何国忠
“云霄回鹤梦,泉石伴人间。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诗是石涛配画之作。群鹤归巢,梦影回荡。泉水山石相伴,悠然度过尘世岁月。不曾觉察天地已然老去,只知天外青山苍翠如初。 满人在石涛两岁时入主中原,他是明室后代,崇祯自杀后,其父靖王在混乱时局中参与皇位争夺被杀,他被贴身太监相救,削发出家保命。身分让他命运多舛,皇族血统注定浮荡处境。他一生贫困,以字画为生,以字画找到精神寄托。 胡适在1949年3月7日日记说他为吕平得题《石涛画册》时突有感触。“石涛自题云:‘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可见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石涛此诗意境幽清高远,提“遗民”,胡适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垒块,想的是石涛其人而非其诗。 1947年11月外交部长王世杰写信给胡适,说访美时,不少人问胡适近况,他们不满“中国的政府竟令兄赋闲,亦即中国政府遭受美国社会不信任之一因。蒋之受冤类此者亦多矣。” 1922年胡适任北大教务长时,王世杰是法律系主任。二人同年,谈得来,蒋介石常借王世杰传话。国民党军队前线节节败退,民心转向共产党,美国政府信心渐失,蒋介石担心影响援助,希望胡适帮忙暂撑门面。他不只在国内学界地位崇高,在美国政界与舆论界也深受尊重。 蒋介石要他入阁的决心没变,1947年3月甚至要他参加总统竞选。1947年12月12日,他到南京,蒋介石透过王世杰,希望他出任大使。日记写当天谈话:“这是出我意外的提议。他说,国家需要我去。我说,我老了。10年的差别,如今不比从前了。” 二战担任大使时满腹委屈的阴影犹在,他不愿重做冯妇。12月16日,蒋介石安排饭局,日记说:“我去时始知只有我一个客。他力劝我再去美国做大使。他的意思很诚恳,但我不敢答应,只允考虑。” 饭局结束,他找王世杰,重复旧说。怕不清楚,第二天再写信,提接任北大校长1年半,毫无成绩,即去作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也对不起自己:“我今年57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自己有点不甘心。” 夹在学生和政府中间苦不堪言 傅斯年支持不当官决定。1947年2月4日他致信说虽然和中共势不两立,但是在野才是良策。入政府就无法奋斗了。“国民政府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后来信件中他一再提醒胡适:“先生一走,北大即垮。” 1947年12月19日胡适心脏病复发,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致信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大使一事,意甚焦虑。数度失眠,“北大普遍心理,实‘隐倚之为长城’。不问继之者谁属,在心理上,无形之中将少一精神的维系。”他说胡适从南京回到北大,“两次心脏警告,医生坚嘱静卧,现尚末出门。”王世杰没有强人所难,告知蒋介石结果。 局势变化过快。1948年11月24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因币制改革失败辞职。蒋介石又想起他,派陶希圣当说客。他“表示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此时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已失东北。他要陶希圣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国民党劣迹他何尝不知,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反复强调在共产党铁幕底下,没有民主,没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二战以后,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他明星光环变小。邓广铭在〈我与胡适〉说20年代及之前日子,“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30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 学潮此起彼落,被捕学生与日俱增。学生无心上课,教授无心教书。国民政府对示威学生不手软,他一边营救被捕学生和政府周旋,一边力劝学生专心向学。夹在中间苦不堪言。1948年2月患病学生邓特被捕,他被批评“对保障校内自由推诿搪塞”,“身为一校之长而不顾学生安全,只求酬应周全于权贵之间”。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约吃饭,希望他到美国以正朝野视听。他答应,却不接受总统府资政名义和俸禄。大势已去,无望做大事,但是在野独立,和国民党保持距离底线必须坚持。 1949年4月6日,他从上海登船到美国。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师一去不复返,留下来的朋友因为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饱受折磨,他则带着中华民国身分遗憾步入飘零晚年。
6天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老泪纵横/何国忠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这是陶渊明〈拟古九首〉之九。内容说在长江边种桑,指望三年后采叶。眼看枝条日渐茂密,滔滔江水忽来,江岸崩溃。树叶被摧折,根株漂浮大海。无叶可食,春蚕如何吐丝,无丝织布,寒衣何来?应将桑树种于高原,如今懊恼无用。 叶嘉莹赏析此诗提鬼谷子河边树典故。赶车的人经过河边路,信手折枝,随后狂风大浪把树根冲毁。“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非也,是“所居然也”。松树和柏树山上高长,扎根牢固,人不砍伐,非天地恩惠,一样是“所居然也”。陶渊明化用典故,他要维护晋室,可是没有力量。晋室无救,自作自受,后悔已晚。 胡适在1949年1月2日日记抄此诗,没置评语。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似是阳历前夕,先生和傅斯年在南京度岁。相对凄然。”二人喝酒,背诵此诗。“忽值山河改”是心情写照,“两人都掉泪了”。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包围北平四郊。12月13日蒋介石派陈雪屏催促胡适南下。他不同意:“外患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国内的叛乱,怎好丢开北大不管了?”他筹备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和《水经注》版本展览,又忙着撰写纪念文章。有人建议北大南迁,他说“我做的是北京大学的校长,离开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校长?” 蒋介石14日两次打电报,说时间紧迫,胡适作了决定。他给汤用彤、郑天挺留下便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已装好的一百多箱书无法带走,他拿着小提包和妻子出门,包内有几册他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以及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教育部长朱家骅从南京来电,说陈寅恪全家同行,北大校长室秘书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家找到他。在〈我与胡适〉中,邓广铭说陈寅恪提到他11月接获通知,但他不坐国民党飞机,“现在跟着胡先生走,心安理得。” 邓广铭说胡适不是因为名列战犯名单上才离开。当时传言甚盛,说共产觉要他做北平图书馆长,不过胡适怀疑:“共产党能让我做图书馆长吗?”比起共产党,他更信蒋介石。就如陈垣给他公开信所言,他认为“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 1948年12月15日晚6时半,专机降落南京,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等人接机。国民党争取到25位学者,除了胡适和陈寅恪,还有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 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中研院,遥祝北大五十校庆。“胡适讲话时,泣不成声”,耿云志《胡适年谱》引第二天《大公报》新闻,胡适说“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 回国后最伤心的事 胡颂平根据邵玉铭在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看到一段记载,说胡适在12月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他“老泪纵横”,后悔抗日胜利后,花太多时间在自己兴趣的学术活动,未在思想战场努力,以致共产主义横行。“如果还有任何事他能做而能挽救中国,他一定去做。” 邵玉铭没有提供确切时日。那一天也是12月17日,外交档案其实是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格里德(JeromeB.Grieder)在《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有详细叙述。司徒雷登说国民政府致命伤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无能为力的。”我收藏的是1989年江苏出版社鲁奇译本。对了原文,鲁奇将Tears came to his eyes译成“他的眼里噙着泪水”,邵玉铭用“老泪纵横”更有悲意,当天是胡适57岁生日。 胡适何尝不知民心大变。1948年10月28日日记他提见蒋介石。除了批评“经济财政改革草案,实有大错误”,还说“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 1946年胡适任校长,本想凭个人威望将北大引领为国际一流大学。局势不稳,一切空谈。他不仅为北大,也为整个国家难过。在南京时,胡颂平前往探望,工人在壁炉上添煤,谈起房子和煤,他难掩自责心情:“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国家花钱招待吗?”胡颂平不知如何回应,安慰说“先生如能到外国去替政府做些外援的工作,还是可以救国的。”他感叹一句:“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气氛凝固,胡颂平一下子“喘不出气来。”
2星期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九年不见她了/何国忠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到米粮库4号找文学院长胡适,发现心乱如麻的人不只他一位。校长蒋梦麟在南方,多位朋友想听胡适意见,胡适认为应是局部事件,不至于扩大。他原定当日下午6时赴南京开会,正等消息。不久收到旅行社来电,说津浦通车照常,他依预定时间离开北平。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8日日军入城,分驻天坛、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8月11日清晨,“公超,树人,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只箱子”。罗常培在〈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回忆慌乱处境。 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将8月11日错置为7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7月28日他在南京“发一电回家,尚能通”,29日提“早起始知北京事骤变,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给张自忠维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惨败!”8月12日他发电要妻子江冬秀“留津待电”,又说在苏州沪江中学的大儿子祖望已安全抵达南京。14日发电说她可尝试南行,他说朋友会提供资讯。8月26日胡适有完整家书,他要她安心暂住天津友人家,他会“设法随时寄钱”。 1937年9月8日胡适离开南京赴美,启程前两天写信给江冬秀说已经安排祖望到武汉大学读书,要她照顾好小儿子思杜。他寄600元,并说临走前会另寄一笔。他写道:“一切事,请你自己作主,我完全放心。我知道你是最能决断的。最要紧的是保重身体”。 胡适在1938年2月12日家书谈起归期:“我自己也不知道,恐怕我要多住几个月,也许要住一年。”1938年12月4日心脏病发,12月14日家书提入院事,只说操劳过度,医生要他休息。他说“再静养十几天,就可以全好了”。他住院77天,1939年3月14日信中才说详情。江冬秀着急,托张慰慈发电,要胡适辞职。4月11日胡适在信中说知道此病不可儿戏,他会当心:“我此时的情形,当然不能辞职”。5月8日再提此事:“我此时没有法子可以听你的话”,不过要她放心:“睡觉我现在改早多了。医生说我心脉很好”。 家书少提工作细节,但是经常报告身体状况,偶尔叙述熟悉朋友在美情形,财务困境也多次触及。1938年11月21日说他当大使50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借钱应用。”他说不怕吃苦。1939年9月21日他提住院77天费用,虽有折扣,但是住院费和医疗费总共付四千多元。他每月只有540元美金,一场病去了8个月俸金。行政院长孔祥熙汇3000美金辅助,国难时刻,他分文未取。陈光甫、李国钦两位朋友帮他最多:“我借了他们的钱,慢慢的还他们,不要紧。你也不必替我着急。” 不建议妻子来美 1939年9月胡祖望到美国读书,经济压力更大。1940年3月21日家书中说他没有能力送两个儿子在美国留学,同一天他写信给思杜,希望他明白父亲心情:“我此时不能叫你来美国,因为一来我没有钱,二来我要减轻身上的累赘,使我随时可以辞职。”不过1941年9月他还是硬着头皮将思杜接来美国读书。一家人只剩江冬秀在中国。 战时外交绝非寻常。1939年11月14日家书说,江冬秀不懂英语,华盛顿少中国人,无人聊天,她肯定不习惯。作为大使夫人,不能谢绝应酬,他在1941年4月10日家书再提不建议妻子来美原因。他说天天穿大礼服,吃规矩菜,说应酬话,非常难受:“你若在这里,还是跟着我受罪呢?还是关在房里不出来应酬?”他希望她谅解:“你我的生活只可做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生活,不能做一个外交官的家庭生活。” “明星惨澹月参差,万窍含风各自悲。人散庙门灯火尽,却寻残梦独多时。”明亮星星黯淡无光,月亮若隐若现,万空中凄风来袭,诉说悲情。曲终人散,庙门深锁,灯火熄灭,留人孤独追寻破碎梦境,度过漫漫长夜。这是王安石的〈腊享〉。1943年1月3日日记中胡适抄下最后两句。他说过去20天,先是他生日,接着是圣诞节和新年,许多朋友拜访他,两个儿子也来了。然后大家离开。想起荆公诗,倍觉孤单。 江冬秀在1937年11月搬到上海,胡适按时寄钱,又嘱朋友照顾。1939年11月16日家书说知道她收两个干女儿,替她高兴。1946年6月5日胡适乘船离开美国,7月5日上午9时抵达上海海关码头,9点半到百老汇大厦,受市政府招待。他在日记中写道:“11点,始见冬秀,9年不见她了。”
4星期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颇使我微笑/何国忠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加入二战。张忠栋在《胡适五论》提查尔斯.A.比尔(Charles A. Beard)分析胡适角色。比尔长期反战,不满美国被卷入战争,认为中日交涉失败,实由于胡适影响。 二战爆发时,美国朝野都有共识,不涉入亚太局势。欠缺历史渊源,虽然同情中国,但是他们了解不深,关注点只限欧洲。胡适接任大使时,武汉、广州相继陷落,战力让人怀疑,蒋介石希望美国慷慨借款,美国瞻前顾后,担心血本无归。中日实力悬殊,中国以牺牲局部土地为代价,拖延时日,消耗敌人,寄望胡适增强美国对中国的认同和信心。 莫高义在《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说胡适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他一心一意把美国带入太平洋大战,和中国同处一方。胡适在演讲中阐述日本经济虚弱本质,强调中国虽然遭遇困难,但是凭着誓死抗战的决心和士气,必然取得胜利。 胡适出任大使消息传出时,日本《东南报》发文,建议日本委派在美国文学界有影响力的鹤见祐辅、口才出众的松冈洋右和前外交大臣石井菊次郎三人使美,抗衡胡适的说服力和国际地位。日本不希望中美关系加强,他们高度关注胡适演讲内容,1940年10月《日本时报》发表社论,批评胡适污蔑日本皇军,鼓动美国人民仇恨日本,意图让两国打仗。 胡适鞠躬尽瘁,不放弃任何空间,包括通过他领取荣誉博士场合。他一生获得35个荣誉博士,三分之二在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国民政府不少人批评胡适舍本逐末,只顾虚荣。张忠栋认为追求成效才是胡适意图:“他各处拿学位,面对各著名大学众多的毕业生发表演讲,和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同台并坐,事后并且经常是报纸上的重要新闻,这中间宣传上和外交上的意义,显然是大家所忽略的。”信手一例,1939年6月6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胡适与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及捷克前副总统班尼士同获荣誉博士,与会者2万人。胡适演讲时谈国际理想主义,《纽约时报》大肆报导。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特稿,介绍胡适生活、思想以及他对中日战争和未来世界看法,盛赞胡适是“为中国辩护的学者”。 不当大使 生活更多乐趣 胡适正式上任大使以前,收到蒋介石电报,指示4项任务:政局变动中,如何促美助中、中立法、财政援助及禁军用品售日。余英时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说“除第一事有时间性外,其余三项胡适在履任后都曾做了长期的努力”。 虽然胡适尽力执行政府的外交指令,但是面对处境险恶的战场,国民政府没有耐心按部就班,他们对胡适过分苛求。胡适认为美国援华制日政策的形成有赖于时局的发展,急于求成于事无补,最终欲速不达。政治空间有限,他立足于做因势利导,促成渐变的工作。他希望蒋介石“苦撑待变”。 勤奋办事,朴实作风让蒋介石失去耐心,认为他在美国所争有限。宋子文被派到美国后,他处处受到牵制。1940年7月12日胡适记载宋子文对他说的话:“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此后一直有谣言胡适离职新闻。 什么是正事?胡适以热情和诚意冲破弱国无外交的枷锁。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里,提胡适对中美关系所作贡献,他认为胡适“很会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使他成为中国联系美国公众的一位高级人物”。使节的人格与信望,终究高于使节的官僚技能。美国总统罗斯福欣赏胡适的能力和谈吐,他毫无拘束直呼其名。和胡适一起合作募款的陈光甫在日记中说美国总统对胡适“确有好感”。 胡适本是自由人,常年当教授,待人处事不违性情。1941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妻子江冬秀提起他本不拜客,不回拜客,也不请客。投入外交工作后,却得破例“受罪”。一边顶着国内政客的冷嘲热讽,一边应酬一板一眼的美国官员。 心力交瘁,却不得理解。他的上司宋子文对他的排挤,他看在心里,却始终忍辱负重,大使馆工作人员没看过他发脾气。胡适在1942年9月卸任大使,告别委屈时光。 “渔父长身来,只共钓竿相识。随意转船回棹,似飞空无迹。芦花开落任浮生,长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这是宋代朱敦儒的〈好事近〉。“颇使我微笑”,1943年7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提偶读此词心情。他抄下结句,意有所指,说“此句当写给我的Washington朋友们看看。”不当大使,他有更多乐趣。
1月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他学会假笑/何国忠
1940年燕京大学买到一块与校园相连接土地,洪业提议用来盖10间平房,提升驻校外国学者住处。校务长司徒雷登同意,派他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向董事会申请经费。 哈佛燕京学社由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在1928年共同设立,以研究中国文化为目的,经费来自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遗产,洪业是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 洪业1940年9月抵达美国,1941年1月离开。他顺道到母校俄亥俄卫斯良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又到华盛顿探访胡适。 未见胡适以前,洪业遇哈佛数学家贝尔克夫,聊天时扯上胡适。贝尔克夫说胡适当大使后学会假笑,他看过好几次,他提起胡适变化:“学者是不能假笑的,可是一做大使就一定要假笑”。 洪业怀疑胡适举止是否大变。此次航程,船停夏威夷一天。他到夏威夷大学,在校友刊里看到校长与胡适握手照片:“他的面孔实在是在假殷勤地笑,俗气得厉害。” 见面以后发现胡适依然如旧,不见俗气,松一口气。“大概是大会的时候,跟那些没关系的人说话,才摆出一副假殷勤。”洪业同情胡适。不适宜的氛围,处处客套话,只希望尽快散场。所谓假笑,不是虚伪,是不自在。 畅谈甚欢。胡适要洪业搬进大使馆,并说厨子可做他喜欢的菜。不过洪业选择下榻附近旅馆,有时间就往来大使馆吃饭。 《洪业传》作者为陈毓贤,大部分资料由洪业提供或口述。原著英文本198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1992年台北联经出版中译本,我手头上的《洪业传》是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审定再版本。洪业二战时到美国的叙述共4页,其中写胡适部分占一页。 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比邻,二人是旧识。洪业说胡适牺牲很大。有一次晚饭,胡适半途接电话,回来后蹙着眉头。“胡太太问是谁呀?”胡适说:“很讨厌,是宋子文。他要搬进来。” 江冬秀人在上海。我用笔在“胡太太”处旁打了问号。后来发现陈毓贤在〈《洪业传》出版以后〉中已纠正错误,“应是使馆别的女士接电话”,提醒她的人是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 洪业胡适都属绅士类型 洪业替胡适抱不平。“国民党政府有胡适这样的人做大使是很幸运的,但偏有小人不要胡适做大使。”洪业对陈毓贤说。又听说胡适离职后蒋介石过意不去,支付3万美金,胡适虽穷却谢绝。洪业说他“拐弯抹角问胡适这大使是怎么丢的。但他是顶聪明的人,几次都轻巧地避开话题。” 洪业英文洗练,口才很好。一次聚会中,辛克莱·路易斯的太太也在,被洪业言谈吸引,她是纽约报界红人,正筹划罗斯福总统演讲,想邀洪业同台。荣誉虽高,但是演讲骂日本人是免不了的,考虑自己快要回到被日本占领的北平,洪业建议改请胡适。他帮胡适准备10分钟讲词,演讲前胡适在镜前练习一遍,洪业“建议他裁掉两分钟,以留足够的时间让听众鼓掌。”温馨有味的一幕,在苦闷的大使生涯中甚少出现过。 洪业1915年赴美留学,在司徒雷登的安排下,1923年到燕京大学工作。担任文理科科长期间,他负责改造学校课程设置,取消预科,创办文理科研究院。他和司徒雷登配合无间,帮他将默默无闻的燕大提升至教会大学之首。 司徒雷登1954年出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洪业名字只出现一次。胡适受邀写序,对洪业的付出做适当补充:“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是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常时往还人,记一不识十”。老了健忘,平常来往的人,十之八九已记不得。这是杜甫句子。《杜甫传》是洪业力作。杜甫早年很多诗篇散佚,第一章写杜甫23岁前生活,洪业脱离上下文语境,以“记一不识十”为题,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缀拾零星片段和填补空白的过程。这样一点巧思,让老年和少年呼应,时光之旅多了趣味。 洪业爱读杜诗,陈毓贤说他情绪激动时,杜甫诗句往往脱口而出。他小胡适两岁,都爱在旧纸堆中找情趣。知胡适提他在燕大贡献时,立即写信说自己功薄:“图书之收集,多由田洪都、薛瀛白、顾起潜诸君之力。《学报》之校订,几全由容希白、八媛兄妹之劳。《引得》之编纂则尤聂崇岐一人之功。”洪业做事一丝不苟。功劳该给谁就给谁,不含糊。这一点和胡适很像。二人都属绅士类型,不邀功,懂分寸,处处替朋友着想。
1月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我随时可走/何国忠
1940年4月26日,江冬秀自上海写信给胡适,说有人向她道贺,胡适要回国做中研院长了。江冬秀提醒胡适:“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 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耳朵软,存棉花”,二人知识悬殊,但是对丈夫弱点,她知道不少。信中别字不少,不过他不像年轻时一一标出,她大他一年,再多6个月足50岁,不要求了,达意就好。她所提之事,并非空穴来风。不管出于个人恩怨,或是争权夺利,他不止一次成为箭垛。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当时只设评议会,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评议员选出3名人选,再由总统圈定其中一人为接班人。蒋介石通过幕僚陈布雷传达,他属意顾孟余,评议员认为顾孟余分量不够,更不满被指示投票,这是对自由思想和学术正气的侮辱。陈寅恪带病表明:“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 即便选出胡适,最后一样徒劳无功,支持胡适的人何尝不知。同是评议员的陈西莹说,胡适最适合院长一职,但是“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 学人骨气还是得坚守,表态是重要过程。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说1940年3月23日,评议会选出3名候选人,翁文灏和朱家骅同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顾孟余1票。蒋介石不快,他告诉行政院长孔祥熙:“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 6月22日,胡适回江冬秀信:“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现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那几个月日记附有剪报。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0年7月18日一篇以〈适的新职位〉(New Post for Shih) 为题的新闻说:“胡适博士不久将离开华府,改任中研院院长。” 他觉得自己该交待立场。1940年7月20日的日记说他“发愤”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说他即便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 学术界标杆 象征多于实质意义 胡适国内外知名,作为学术界标杆,傅斯年、陈寅恪等积极推他入前三,象征多于实质意义。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信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他弄巧成拙,内心不安,于是努力斡旋,蒋介石最后收回成命,舍胡适而圈定朱家骅。 受任于败军之际,大使任务艰辛。国民党内部对胡适不满声音从没停过。胡适对身居要津的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有意见。行政院长孔祥熙本来就不喜欢胡适执行工作时不给他面子,不断在蒋介石面前贬低胡适能力,批评胡适“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 宋子文则直接涉入胡适工作,1940年6月宋子文被派到美国负责借款任务后,胡适的实权被架空。1940年8月15日日记中胡适说宋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委为外交部长,继续长驻美国。胡适第二天记2人谈话。他曾告诉前外长郭泰祺:“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同样的话他转述给宋子文。胡适说宋子文表面客气,不以上司自居:“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事实并不如此。1942年5月19日胡适日记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胡适说他将这些事记下来不过是“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 胡适为人温和,很少发怒,日记中骂人的话少之又少。储皖峰集他的话作对子:“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胡适说上句可以改成“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他在195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语调积极,意思是“要尽责任。到了近世,始有人解作敷衍了事,似是错的。”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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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过河卒子/何国忠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演讲,题目为〈北美独立与中国战争〉,结束后到朋友家中宵夜。几人同坐沙发。他忽然站起来说身上剧痛,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尽。他的好朋友雷格曼Harold Riegelman要人送他回大使饭店。“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病,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那篇‘佛尔居山谷 ’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一命。”雷格曼给陈之迈的信这么说。 陈之迈在〈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第一手资料〉翻译了雷格曼的信。胡适在演讲中所提佛尔居山谷,取自美国历史学家John Fiske著作《美国革命》。胡适演讲内容生动,他运用自己对美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的了解,采取听众习惯的表达形式,希望他们理解和支持中国抗战。胡适说美国革命成功,不只因为国际形势有利美国,也因为美军在佛尔居山谷坚韧的作战精神。胡适说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和美军历史相似,他预测中国将完成救国任务。 胡适是优秀演说家,他以浅白易懂的语言将中西处境结合。他接受蒋介石委托,1937年9月抵达美国后,到处演讲,经常熬夜备稿。1938年7月20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电报。电报先寄美国,胡适正往英国船上,船在法国暂停时,钱端升被驻法大使顾维钧嘱托呈交电报。胡适毫无心理准备,在港口和顾维钧通电话时,说电报使他“十分为难”。7月24日抵达伦敦后,接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电报,希望他接受任职。3天后蒋介石再发电报。胡适本想推荐施植之取代,并说自己一如以往,从旁协助。后来回念一想,“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之为爽快”,他回电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他在日记中交待心情。 一定要回到学术生活 胡适排斥当官,妻子江冬秀也反对他投身污浊政界。1938年7月30日他还是特使时,写家书保证战事一完结“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决定接任大使一职时,他无奈说“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家书中又说他长住旅馆,灯光太高,所以眼睛差了一点。他说他刚配新眼镜。“头发两鬓都花白了,中间也有几茎白发了”。几天以后,他送照片给代表中国政府在美谈判借款的陈光甫,左边题字道:“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小卒,只许拼命向前。”后来胡适重写此诗时文字小有变动:“略”改成“偶”,“已”改成“微”,“小卒”改成“卒子”,“只许”改成“只能”。同样一首诗,他寄赠给很多谈得来的朋友。 江冬秀在1937年9月初从北平搬到天津,11月中旬搬到上海。丢下家人,胡适为遥遥无期的归程感到内疚。美国日子一样难挨,还好他有不少好友。雷格曼长居纽约,是著名律师,二人是康奈尔大学同学,多年交往不曾间断。胡适去世后,他发起“胡适基金金”,分设于胡适母校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四方奔走募集,本人出钱出力。陈之迈又记一温馨故事。他说雷格曼将自己大女儿安.厄尔曼(Ann Ulman)所写《胡适小传》寄给他,书稿完成于1938年她17岁时。她5岁认识胡适,敬佩这位长者。胡适在1943年的一次酒会中称她是“他的第一个美国籍的传记作者”。陈之迈说她文字流畅,叙事有条理。他在1966年收到书稿,不少内容已经散失。原本书稿分四节:生平、哲学、新文化运动、参考书目。照目录看来,“书稿至少有42页,现在仅存20页,每页约100宇。”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引用雷格曼对胡适心脏病发的叙述。胡适共住院77天,不是99天,胡颂平纠正了错误。又说胡适喝的是白兰地,“原信作威士忌苏打酒误”。 胡适爱喝酒。台北胡适纪念馆展有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方形酒壶,里面装白兰地。他相信白兰地救过他一命。他不讳言自己曾在心脏不舒服时,喝白兰地,然后服药,1948年5月24日他写信给赵元任夫妇时说他因为心脏病,把“纸烟戒掉了”,但是不提戒酒。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监督他的护士只允许他每次喝20cc酒。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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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我不願在海外過太舒服的日子/何国忠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第二首。此诗写于1192年秋天,宋朝南迁65年,陆游在山阴,破晓时分,他步出篱门,一时怅惘,写诗遣怀。黄河滚滚东流入海,山峰高耸直入云霄,百姓在金人压迫下泪水流干,年年盼望大军北伐,年年失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召开庐山谈话会,7月16日开始,22日结束。会后胡适飞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再回北平,先是寄居教育部寓所,后大楼被袭,转住中英文化协会。胡适情绪低落,陆游的不甘他心领神会。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南京“许多人请先生写字,他常写陆放翁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两句诗。” 胡适写信给妻子江冬秀说1937年7月12日飞九江时,想起20年前同一天,他从外国回来,在上海新旅社里发下一愿,决定20年不入政界,20年不谈政治。“那20年中, ‘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他有些感慨,知道未来难测:“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果然,不出两个月,我就跑出去了。” 1937年9月4日,蒋介石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三人,以非正式外交使节身分到西方。钱端升和张忠绂都是留美博士,主攻政治学,对国际事务了然于心。胡适要和南京共存亡,不想离开,中间经过许多朋友二十多天劝说,他没有改变主意,最后被傅斯年说动,胡适答应委派。 决定后一刻都没耽搁,9月8日离开南京,26日抵达旧金山,当天安排对华侨演讲,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为题,要他们和祖国同在。10月1日,胡适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演说,讲题为〈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5日,飞华盛顿。12日偕驻美公使王正廷访晤美国总统罗斯福。 从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9月初,胡适辗转于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地,他在1937年12月30日给江冬秀信说:“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我有时真着急,往往每天看十种报纸,晚上总是睡得很晚,白天又要奔走。”当特使期间,胡适一共做102次演讲,不少演讲行程密集。他在日记中留下记录,从1938年1月24日出行,走了1万1000里,3月18日回到纽约,不足两个月时间,他共做57次演讲。 胡适以北大院长身分作民间外交 非正式外交使节定义含糊,胡颂平说胡适是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身分作民间外交。他一面巡回演讲,一面拜会当地政要,争取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同情和支持。除了胡适经常受到不同单位邀请演讲,张忠绂和钱端升都没有特别任务。胡适在1938年1月的几则日记中说他们“谈了许久,也想不出什么活动的方式。”二人都想回国,钱端升“恨无可立功,此念使他十分难过。”胡适只能相劝,他早知“本来深知来此无事可做,无功可立,所以当时不肯来。既来了,必须耐心住下去,有事就做事,无事就留心研究”。二人最后还是离开。张忠绂1月底回国。钱端升4月离开纽约到英国,胡适送他上船。日记这么记:“今天忽飘雪,送别殊难为怀”。第二天他写信给江冬秀:“我很觉寂寞。” 张忠绂在《迷惘集》说胡适和钱端升比他早到纽约。胡适为省钱,不选公寓,只在旅馆租两个房间。他抵达时,旅馆只剩大房。胡适是长官,理应归他,却以麻烦为理由,坚持不搬离小房。张忠绂说胡适待己薄对人宽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薪金由胡适分配,“适之要端升和我每月拿几百元的薪金作国内家中用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二人最后也受影响,谢绝薪金。张忠绂又说胡适回避在旅馆门口叫车。战争时期,给旅馆侍者小费都是负担,胡适担心“有损国体”,外出时转个小弯,不让旅馆侍者看见,然后再叫汽车。“我在政界服务期间,所见的长官能如适之清廉或稍能望其项背的极为少见。”张忠绂说。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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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 安详】乐山乐水/何国忠
李埏在〈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说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念书时,钱穆住宜良,每星期四乘滇越火车到昆明,中午12时出发,5时半抵达,然后乘人力车直奔课室讲授中国通史。星期五和星期六继续上课,都是7时到9时。听课者众,椅子坐满,席地而坐不少,也有坐在窗台上的。课排晚间,只为迁就大众。西南联大继承北大自由讲学之风,允许校外人士旁听,而且尽可能兼顾其便。 星期四最匆忙,从昆明车站坐人力车到课堂需一小时,晚餐顾不上,只能途中买蛋糕充饥。学生不解为何不早一天抵达。钱穆说他忙着将完整讲义写成,资料在宜良,早一天便停写一天。完整讲义就是《国史大纲》,1938年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集中于此。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别墅,原因是此楼静僻,游人不到,“正好一心写吾书。”他早餐后出寺,到山嘴处远望南山诸峰,云气转淡后离去。晚餐后,又到山下散步。“由山之东侧转进一路,两旁高山丛树,夹道直前,浓荫密布,绝不见行人。余深爱之。”秋冬日短,则晚饭前去。白天心无旁骛,专注写《国史大纲》,入夜读一阵《清史稿》后才入睡。 “楼下泉声深夜愈响,每梦在苏锡乡下之水船中。”战乱中和家人分居两地,偶涌伤感,但是心情很快收复。他不忘初衷,从没想过要和社会绝缘,他应昆明各报馆约,每星期四上午撰文一篇,轮流分交各报。吃完午餐,匆匆赶到8华里之火车站,星期日一早又从昆明回宜良。 在山水间散步,感受水的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他说。情趣发自内心,大自然提供不可计数的启示和慰藉。离他住处向东8华里有温泉,通常在星期一上午,他携《陶渊明诗》,一路吟诵到那里沐浴。有商人在温泉大池旁建屋,隔为数室,浴者互不相睹。浴后坐石级上,“浓茶一壶,陶诗一册,反复朗诵,尽兴始去”。午饭后,他到县立中学图书馆借书,馆藏有二十五史。校园中多盆景,“有百年以上之栽品,亦如在苏州所见。” 课余时间游乐山水间 “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这是王安石名句,钱穆引过无数次。强调做人基本准则,只做合乎道义的事,不用担心名誉损失。他在西南联大不参与行政工作,不发表政见,默默耕耘,游山玩水不过是生活调剂,让他走得更远更踏实。他一生执教不同大学,学生对他的评语是:尽责、有教无类、贯彻言教身教精神。 不管何地教书,都找到徜徉山水间乐趣。即使在北京,钱穆一样可以品味大自然之美。李埏说1936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时,钱穆来校兼课,有一天李埏求教,二人徒步沿林萌道边谈边走,到了西单,钱穆踌躇ー下,邀他到中山公园小坐,享受闹市山林之趣。“只要能立志、能用功,何患乎无师。我就没有什么师承。”钱穆说。李埏在中山公园频频点头。五十多年过后,让他一生受用不尽的话,还在耳际。 1992年出版的《钱穆纪念文集》除了收录李埏的文章,郦家驹、洪廷彦、方诗铭、诵甘、吴沛澜、洪德辉等都有文章纪念老师,几乎都提钱穆养生之法。钱穆父亲钱承沛41岁过世,长兄钱挚40岁过世,他对延年益寿之道极为敏感。诵甘提醒钱穆叮嘱学生照顾健康,并说清朝大儒钱大昕四十多岁时,小便失禁,后来身体转好,活到七十多岁。钱穆说学问要进入高深之境,没有锻炼身体是不行的。 1947年秋至1948底郦家驹在无锡江南大学随钱穆读书。每逢假日,一起外出同游。钱穆反复强调读书时心在书上,观赏风景时,心在山水间,心无二用,自然能从中感受到乐趣。读书如登山,拾级而上,登临山峰,俯视山下,必有不同,一到顶峰,方能领略一览众山小的全新境界。钱穆说读书不可自喜于一隅之得,游山不能死守于一个狭窄天地里。 “马来亚高山清凉,必有宾馆,为前英国殖民政府官员休假避暑处。余夫妇每逢假期,亦遍往游憩,少则三五日,多逾一星期,而尤爱槟榔屿,住其山上旬日。”1967年7月钱穆来马大中文系执教,学生陈启云刚从哈佛回来,也在马大中文系,一有假期,就带他旅游。钱穆不能适应湿气,胃病让他烦不胜烦,游山玩水雅兴也被破坏。本来计划留10个月,最后提前两个月回返香港,要不然《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会出现更多本地山水风景。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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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何国忠/松柏
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因战争内迁,组建联合大学。联大文学院临时设在南岳。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本一人独居一室,后来被安排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同住。室中一长桌,入夜,闻一多燃灯置其座位前,勤读《诗经》《楚辞》,有新见解,立刻默坐撰写。吴宓为备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吴宓在清华教书逾十年,流寓中上课,认真如昔。只有沈有鼎觉得无聊,天天想找人聊天,吴宓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 严谨不苟者包括钱穆,他一样书不离手,不喜言谈无味者。《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每星期六早,他下山到南岳市图书馆借书。图书馆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他专攻宋明各家集,都是以前未见者,借归阅读,勤作笔记。其中王安石新政诸条,后来出现在《国史大纲》里。又借王龙溪和罗念庵二人集子,读后“于王学得失特有启悟”,最后写成〈王龙溪略历及语要〉及〈罗念庵年谱〉,并且为他“此下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读过多次,7月初飞香港,手提行李箱装的是这本耐读的书。钱穆说“余之为余,则胥父母师友之赐。”他为人刚正,不喜阿谀奉承言论。书中记他在南岳时,有二学生赴延安,众人集会欢送,冯友兰和钱穆受邀演讲。冯友兰发言时对两位学生倍加奖许,钱穆致辞时却大泼冷水。他力劝在校诸生安心读书。他说青年之为国家栋梁,和将来有关,非指当前。学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以后就是国家栋梁。“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 在逃亡中做学问,并非冷对世界,恰恰因为离乱人生,不可着急。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说钱穆16岁萌发爱国思想文化意识后,一直给亡国问题困扰。在新亚书院时,他多次提起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心灵上激起巨大震动。他没有走政治救国的路,而走进历史研究,他想寻找中国不会亡的证据。从北大到西南联大,他都承担“中国通史”的教学,就是这一立场的鲜明表现。何兆武听过他的课。他在《历史理性批判散论·自序》中说“《国史大纲》就是他的讲稿。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昂,听者为之动容。” 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陈梦家劝钱穆为平日课堂所讲“中国通史”整理成教科书,这是“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也是“为时代急迫需要计”,钱穆听进去了。动笔不久,文学院迁往昆明,钱穆说昆明“交接频繁,何得闲暇落笔”,遂决定留在距昆明不远的宜良,以半星期去昆明任课,半星期闭门撰述。如此一年时间,写完《国史大纲》。寒假时汤用彤和陈寅恪过来探望,陈寅恪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孙国栋在〈师门杂忆〉中回忆钱穆,说他进入研究所第一天,钱穆要他列出所读过学术书籍。看后钱穆要他先读《国史大纲》。第三天上第二课,钱穆问进度,孙回答读了一百多页,又问心得,孙随口提几点意见。钱穆面色一变:“你完全未领会《国史大纲》的作意。你为什么两天只看了百余页?”孙辩以忙为理由,钱穆更生气了。他提朱熹名言,说做学问要有“救火”、“追亡”般迫切的心情,排百事而为之,然后才有可成。“你既已愿献身于学术,哪里能因些俗务而荒疏学业。”孙国栋听后汗流浃背。 孙国栋不避当年尴尬事,他说钱穆“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从钱穆身上学到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有一次在火车途中,钱穆谈及南岳他所喜一寺,该寺庄严开阔,使人起安详宁谧、和平清静之感。抗战时,寺庙被毁。战后钱穆重游。方丈已换,遍种夹竹桃。花开季节,极为美丽,吸引许多游人。钱穆却愀然不乐,夹竹桃高不过三丈,寿不过30年,此寺必将一无所有,若改种松柏,高可千尺,寿可千年。方丈只知短暂繁华,胸襟狭窄,毫无眼界。李白诗有“松柏虽寒苦,羞逐桃李春”句子,夹竹桃和松柏之间选择,让孙国栋一生警惕。他说钱穆轻轻一语,听者终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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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平凡的路/何国忠
1936年夏,蒋复璁致信冯至,说上海同济大学愿意聘他为教授,冯至回复同意,7月下旬一人到上海。其妻姚可崑,同一夏天受聘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职,听取冯至父亲劝告,她婉拒邀请。家公认为天津局势不稳,非久留之地,她最后带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到上海和丈夫相聚。 他们在吴淞镇租一座小楼房,住所离同济大学附中不远。姚可崑被安排在同济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德语,校址在江湾,乘小火车往来。 不久二战爆发,同济大学迁至浙江金华。不过两个月,金华也成战区,同济大学转到江西赣州。一年不到,轮到赣州不安全。本预定迁往广西八步,还未上课,日军来袭,于是改为迁校昆明。 1938年秋,姚可崑染阿米巴痢疾,十天十夜,不省人事。冯至坐在床边,拉着她冰凉的手,日夜守护。她康复不久,冯至父亲去世,局势动乱无法奔丧,冯至读着家书泣不成声。不如意事接二连三,加上同济大学日子不好过,冯至心情坏透。他兼任附中主任,面对校内左翼和右翼斗争,伤脑筋事层出不穷。他认为领导无能且狡诈,欺善怕恶,一度辞职抗议,被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挽留。 1938年12月冯至一家抵达昆明。一住就是7年。日子一样贫苦,并且几次感染疾病,但是后来转到西南联大执教的冯至心情大好。那里文人荟萃,继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风,思想自由,各不相扰,只要把书教好,谁也管不了谁。“冯至回国已经4年,可以说是首次找到适合于他成长的土壤。”姚可崑说。 漂泊人生,淡笔浓情,姚可崑的《我与冯至》,确实好读。虽然历尽沧桑,笔下却没有悲戚控诉。出现人物,大部分是冯至益友。偶然涉及负面人事,都是蜻蜓点水。小场景处处流露温情,提供另一种维度的人生意义。 冯至才华横溢。璧华的《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是我中学时期一翻再翻的现代诗赏析集。冯至有4首诗入选,和徐志摩并列。被选中3首诗的诗人有闻一多、卞之琳、艾青和蔡其矫,大部分诗人只有1首或2首入璧华法眼,冯至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冯至是德国文学权威,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大西语系,用柳鸣九在〈回忆与思考朱光潜〉中的话,冯至和朱光潜齐名,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对众所周知的文坛和学术地位,姚可崑只是轻描淡写,多年来相亲相爱、互助互谅、休戚与共的经历才是书写回忆录动力。“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岁月里,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某些必然的苦难和欢乐。但总的看来,我们一生的旅途上并不曾受到过什么带有致命性的打击。换句活说,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 说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不过是看透生命本质。回忆录只写到1965年。若把文化大革命中离奇古怪的事迹写入书中,她说可以凑成一章,但是“她不想写”。她在结束语说冯至在十年浩劫中是双料黑货:“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反复受到批判。罪状不胜枚举,夫妇二人从容面对时局。“更寻高处倚危栏,闲看垂杨风里老。”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慌乱岁月,她说他经常吟诵老师沈尹默诗句自解。 姚可崑大冯至一年,二人相恋始于1929年。1930年冯至领取官费到德国留学,姚可崑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后,留在女附中教书。省吃俭用,每月工资大部分储蓄起来,备出国之用。1932年9月,她到德国:“我们不在一起时就是各人搞个人的学习,在一起时,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姚可崑说冯至性格温和,脾气好,是好丈夫。在赣州时,冯至有要事到武汉。赣州、武汉常有敌机轰炸。因为要理家,她强装平静,事实是夜不安眠,食不甘味。身处孤城,举目无援:“我整天悬心吊胆,怕他出事。” 姚可崑自己也是杏坛备受尊敬的人物。她本是中文老师,后来专注德文教学。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创办元老,也是该系知名教授。姚可崑2003年过世。《我与冯至》完成于1989年,但是迟至1994年冯至离世一年后才出版。 “一个85岁的女人,能有机会谈一谈跟她的伴侣共同度过的几十年的生活,自己感到是一种荣幸。”姚可崑说。“荣幸”二字,是相濡以沫,是夫妻之间相知相处的绝佳境界。丈夫点滴,她如数家珍,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细水长流,晚年说出,力道更强也更有味道。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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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何国忠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看过去的一切都是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诗句引自冯至1991年3月25日所写〈自传〉。冯至在1979年另有文章也以〈自传〉为名,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澄清了头脑里的一些混乱思想,好像又一次明确了文章应该怎样写,学问应该怎样做,力求实事求是,不作违心之论。”一诗一文,见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道路。 1993年3月2日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念老朋友。“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恸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安息!安息!”徐梵澄说。《徐梵澄传》作者孙波说当徐接到冯至女儿冯姚平电话,被告知冯病危时,他就愣住了,随后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赶到医院,“看到在弥留之际昏昏睡去的冯至,坐下来,双手握住他这兄长的左手,头抵在床边,像孩子一样啜泣不停。” 朋友去世,掉泪正常。但是徐梵澄当时已经84岁,且有世外高人之誉,我读这段文字,不免思考何以重视冯至至此。徐梵澄说冯至当入儒家者流,其言行无佛教、道教、耶教、或道学家的点染。他毕生悔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又说他学养深纯,为人温和、诚笃。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或也见到,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其诗好,由于性情真。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冯至出生于1905年,1922年入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后担任中学老师。1930年以官费留学生名义赴德留学,1935年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二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工作,大战结束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 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 我在中学时候读过冯至的〈蛇〉,收录在璧华《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里,这首情诗以“蛇”为意象,抒发一位男生对一位女生的单恋感情。在诗中“蛇”和“爱”为同义词,“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句。冯至写这首诗时21岁,那是敢于将澎湃心绪付诸笔下的年龄。 然后读《杜甫传》。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杜甫传》前折页中说这是“一部融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于一炉的著作。”1937年,冯至颠沛流离辗转多地,途中读《杜工部选集》,切身体会杜甫漂泊心情。“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他决定为杜甫撰写传记。二战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安心动笔。利用多年收集资料,“只希望这幅画像使人一望便知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个现代人用虔诚的心、虔诚的手给描画出来的。”他说。 学术研究讲求客观和理性精神,但是有“虔诚的心、虔诚的手”,著作才有生命力,才会耐读。冯至著书译书,重视心灵感悟。他是歌德专家。研究歌德时,冷静文笔中流淌情感。他将歌德和杜甫并列,说在二战期间,他感觉更能接近他们,从中吸取精神营养:“他们遗产中的精华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给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艰难中得到鼓舞。”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这是冯至〈十四行诗〉其中一首。人的一生要领受可预测及不可预测之事物。不只酸甜苦辣,也要领受奇迹。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作好心理准备,奇迹到来的瞬间将会耀眼夺目。 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从不沾沾自喜,他对周良沛说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他“观察深刻,起点高。虽然罗石君后来到日本去了,不再写诗。可是现在提‘沉钟’的诗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历史。”冯至对待朋友完全没有私心,徐梵澄高度赞扬他,此为原因之一。冯至遗嘱简单:“希望与我有关系的后代,老实作人,认真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努力作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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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突然就下雨了/何国忠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杜牧的〈江南春绝句〉。千里江南,黄莺歌唱,绿树红花,相映配搭。傍水村庄,依山城郭,酒旗迎风摇曳。杜牧爱酒,出现酒旗正常,“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他官场不顺,经常无所事事,空闲时间都在醉梦里度过,自问愁有多少。 这一回出现“酒”字,只是信手拈来衬托春景,喝不喝不是重点,诗兴才是关键。水山同现,动静对比,声色交融。杜牧捕捉的是一瞬间体悟,画面是辽阔江南,没有特定地点。 本是晴空万里,突然就下雨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让人凄迷的是这两句,既深邃又有韵味。寺庙交错,在迷蒙烟雨之中,走近江南,一边想起当下,一边怀古,既是渺小人间,又是浩然人间。 南北朝佛教兴盛,渗透政治、经济、社会、民俗。梁武帝执政期间,大肆修建佛寺,门阀士族纷纷仿效,寺院数量大增,全国当时共有寺庙2800余座。他4次穿起法衣,入庙修行,最长一次为37天。 杜牧自小接受儒家熏陶,认为“知经义儒术”,才有益社稷。他感叹精通儒学,雄才大略者,不得重用,批评执政者“不知儒术,不识大体”。杜牧对佛教意见很多。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说“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他认为君王若溺于佛教,终成歪风,百姓蒙蔽,危害经济,国家灭亡。 “日暮千峰里,不知何处归。”这是杜牧〈池州废林泉寺〉句子,和尚突被勒令还俗,生活艰难。他虽起同情心,却认为应该从大局看社会变迁,他质疑很多人信佛不过是私心作祟。“有罪罪灭,无福福至”,不惜财力佞佛者,多是德行有亏之辈。百姓受“买福卖罪”思维愚弄,收入有限,却给和尚供奉。杜牧支持唐武宗毁佛政策:经济和民力是国家繁荣基础,人民吃饱比什么都重要。 不过“四百八十寺”出现诗中,与其说非议佛教,不如说他将当下注入历史洪流,天地之间运转循环、日月交替是永远不会变的。杜牧有强烈历史感,叶嘉莹在《说中晚唐诗》讨论杜牧诗〈赤壁〉、〈泊秦淮〉及〈将赴吴兴登乐游园一绝〉都有同一特色:流露对盛衰的感叹。 身在混乱时期志难舒展 杜牧祖父杜佑曾任宰相,杜家地位显赫。杜佑去世后,各家分开。杜牧父亲杜从郁不善理财,名下三十多间房子在他死后全归债主。杜牧当时最多不过15岁,奴婢四散,只有一位老仆人不舍,留下照顾他与小他4岁的弟弟杜顗,天天吃野菜度日,但是从不荒废学业。杜顗自小患有眼疾,当了几年小官后,因为眼睛失明辞官,杜牧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告假超过百日,弃官数次,兄弟情在杜顗45岁时过世告终。杜牧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本性潇洒,又重情意,为人有谋略,也懂兵法,但在牛李党争混乱时期,夹于其中,志难舒展。但他毕竟是通达之人,了解盛衰之道,对不如意事不斤斤计较。 当然还有不少笔记可做。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说杜牧写诗爱用“数目垛积”,如“汉宫一百四十五”、“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南朝四百八十寺”等都是,当然可为〈江南春绝句〉加另一注释。《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四百八十寺”应是“五百余所”演化而成。 杨慎另一番话也可一引:“十里莺啼绿映红,后人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有不同看法:“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他说“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看前人评诗,确能提高鉴赏能力,有趣味处比比皆是。 杜牧诗作创作年代不详者不少,〈江南春绝句〉是其一,我好奇该如何置入杜牧传记中。张锐强的《诗剑风流:杜牧传》将此诗引在846年杜牧转任睦州刺史,途经杭州时。他说“这首描写春景并感慨佛寺林立的诗作,自然不可能写于这次赴任途中,必定写于唐武宗毁佛之前”,含糊说法,不引更好。猜想作者喜欢这首诗,不舍在力作中丢弃。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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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厚谊/何国忠
1979年3月16日,徐梵澄到北京。冯至临时有事,由女儿冯姚平迎接老友,贺麟由学生薛华陪同,同在车站的还有徐梵澄侄儿徐崇善以及外甥女姜丽蓉。徐70岁,冯74岁,贺77岁。这一幕,冯姚平和徐崇善分别写进〈怀念徐梵澄先生〉和〈怀念吾叔徐梵澄〉里。 徐梵澄晚年能够安定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著书立说,冯至和贺麟功不可没。他们尊重学问,不亏待老友,确保徐薪金高于他们。我最近看书常不经意流连学者和同辈人在晚年互动过程。照顾朋友是美德,欣赏朋友才华是智慧。他们本非浅薄之人,早就超越施恩图报的年龄段。 三人都是德国留学生,初识于德国西南部小城海德贝格,贺麟著有《近代唯心主义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书,是新儒家思潮中重要学者。冯至是翻译家,是歌德研究专家,也是著名诗人,他引人注目的著作还包括《杜甫传》,毛泽东读后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1985年我在吉隆坡上海书店购得此书,只卖马币5角。 冯至和贺麟同月同日生,每年二人寿诞日,三人都会小聚,颇似叶圣陶晚年心境。海棠盛开时候,叶圣陶都请少年好友王伯祥、章元善、顾颉刚、俞平伯赏花。酒饭之间,忆旧而已,设宴不过借口,在白发萧疏,历尽沧桑时仍能相聚才是重点。 贺麟1982年加入共产党,徐梵澄写信祝贺。扬之水问为何不同行,“贺不甘寂寞,而我,甘于寂寞。”徐梵澄说。不甘寂寞不含贬意,徐说贺有风云之气,他自己没有,又说鲁迅有“大大的风云之气”,于是乎我们理解风云之气指涉入世哲学,有为思想。徐说他是世界的旁观者,不积极参与社会进展,他只有“浩然之气”。 1992年,贺麟去世,徐梵澄参加告别会。他也83岁了,一路由哲学所老师蒙登进护送,回程时他一路落泪。扬之水去看他,请他写纪念文章。他沉吟半晌,摇头拒绝,说对不起贺。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徐梵澄说贺麟与蒋介石结缘,他是推手之一。蒋复璁引荐徐梵澄给陈布雷,徐拒绝,推荐贺麟。贺被蒋介石接见,拿到经费,成立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蒋介石又请贺讲课,一来一往,“成为贺麟以后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 心胸宽阔的老学者 徐梵澄和贺麟交往几十年,彼此尊重对方,见面都提前写信通知,不逾规矩。徐需要帮忙,贺施予援手,徐初回国,需要用书,贺将所藏,包括绝版书无私借出,又把一台德文打字机借予使用。 徐梵澄和冯至互动则更加从容不迫,随时敲门,想去就去。二战期间,徐经常在昆明冯家借宿,一度当冯姚平书法老师。冯姚平常到徐房里,看他刻字画画,她写他用冯至小花瓶当烛台点蜡烛,以致把花瓶烧坏。花瓶为德国好友鲍尔所送,冯至爱不释手,他骂徐胡闹,荒唐,但是徐只是顽皮地对他笑,“父亲拿他这位老朋也没办法”。 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冯至〉,这篇文章我读了好几回。徐梵澄说留学德国的人数不多,没有成派,但立身处世之节度,待人接物之作风,有形或无形,能保持中国传统美德,又能抱取德国文教之蓄华。徐梵澄说其风格“是崇朴实,不尚华靡。行直道,不尚乖巧。守忠诚,没有变诈。通物理,亦近人情。”考其缘由,类如古之儒家,近于“逸民”,又说这些人“终其身为学者,亦非全然默默无闻,似乎皆能守其专长,深造自得,亦复乐天知命。”宗白华、陈寅恪、冯文潜、张贵永、赵伯昂皆在此列。冯至也“算得一个”。 贺麟和冯至文革时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多次被批斗。徐梵澄告诉陆灏他问起“文革”遭遇,二人不说。后来从董鼎山处借巫宁坤英文回忆录《—滴泪》,徐梵澄才知大概。冯至并不在意谁伤害过他,他更在意他伤害过谁。憾事包括在“反右”中批评艾青。风平浪静以后,觉得言论过激,艾青受委屈了。此后他好几次在公众场合为艾青平反,纠正自己错误,高度评价艾青作品。艾青谅解不理性言论产生的文化氛围,冯至生前最后一次住院,艾青也在相同医院留医,冯至重病中去看艾青,两位老人高竖拇指,互赞共勉,留下照片。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诗句来自冯至〈给孩子的诗〉,读徐梵澄和贺麟及冯至关系,看到心胸宽阔的老学者,所谓学养,所谓人品,所谓善念,所谓厚谊,大概如此。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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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也是自由了/何国忠
1924年5月底赵元任和杨步伟离开哈佛,启程到欧洲。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聘请赵元任,他答应,不过先要履约到欧洲,旧事清了,心里才踏实。他们先去英国,再往法国,又到德国,见朋友,住40天。杨步伟在《杂记赵家》记旅程经过,包括捕捉留欧学生不为人知一面:鼓吹离婚。其中陈翰笙和顾淑型及徐志摩和张幼仪成为焦点,“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杨步伟点到为止,没有多加评论。 陈翰笙和顾淑型同在1897年出生,都是学界风云人物。陈翰笙1915年留美,考进波莫纳学院。先念地质学,后改学欧美历史。在留学生中以成绩标青著名。顾淑型在1917年留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二人是自由恋爱绝佳示范,1922年婚后同到德国柏林继续学业,夫妇一向合作无间,被怂恿离婚,匪夷所思。鼓吹离婚事我在文章引过,奇怪举动。沉思一会,没有纠缠前因后果,历史中群体心理被扭曲案例,岂止一桩? 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姻也被点名,罗家伦在德国遇见他们,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步行,揶揄杨步伟比赵元任大,杨步伟不甘示弱,要罗家伦不要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她说。杨步伟是医生,见多识广,能力和口才都非泛泛,没有人敢唆使赵元任离婚。 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玩偶之家》被重点讨论。书中主角娜拉反抗性别歧视,为摆脱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离家出走。胡适写〈易卜生主义〉,指男尊女卑是文明耻辱,他乘势批评婚姻制度:“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 婚姻自由是知识青年理想。徐志摩为离婚,写堂皇信给张幼仪,说真生命、真幸福和真恋爱都是“自奋斗自求得来”,他们应该“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徐志摩千方百计要离婚,朋友全力支持。张幼仪在回忆录《小脚与西服》中说离婚协议书是在德国柏林吴经熊住所签定,第二儿子彼得出生大概一个月后。“他有四个朋友也在客厅里,他们绕着他走来走去,一副要保护他的样子。我只认得其中两人,吴经熊和金岳霖。”签字以后,“他的朋友挤在我们身边向我们道贺,大家都想握徐志摩的手。”她几乎控制不了情绪,想“对他们每个人发起火来。” 老舍著小说《离婚》,初版于1933年。男主角老李的婚姻是父母之命,没有感情基础。生有一男一女,太太是农村妇女,只会做家务,出不了厅堂。到北平后,处处成为笑柄。他有离婚冲动,却挣不脱桎梏。他暗恋隔壁马少奶奶,她丈夫长年不在,对她不闻不问,以为关系迟早结束,不料丈夫回家,马少奶奶与丈夫和好如初,老李希望破灭,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家乡。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专门一章讨论老舍。他认为老李不离婚,是性格“软弱”使然。他说以“离婚”为书名,“象征着一些人不能做到的一种勇敢行为,因为他们满足于‘婚姻’……对奇糟不堪的现况卑躬屈膝。”不离婚原因昭然若揭:怕冒险,怕社会眼光,没有人“有胆量先提出来。” 爱情不是生命唯一事 这是从男方角度思考,女方怎么想,无法兼顾。徐志摩离婚后,家里不能谅解。老师梁启超也反对他离婚,认为“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又提醒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 梁启超当然知道自由婚姻之可贵,但是好伴侣可遇不可求,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满足得宁贴也极难”,一直期盼梦想之神圣境界,不过是自寻烦恼。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是胡适诗句。胡适鼓吹婚姻自由,纯粹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承受新旧文化冲突,了解梁启超苦口婆心。怎么可能不爱自由呢?爱自由的意念他人未必了解,选择“不自由”,也是个人自由。五四人物精彩地方在于处处凸显张力,提供后人思考空间。胡适和江冬秀不般配结合,却白头到老,“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说的是无奈处以及生命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胡适不会同意不离婚是软弱性格使然。爱情是生命重要事,但不是唯一事。这是命运题,不是选择题。还好如今配偶被安排的例子少之又少。
7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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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落手江山/何国忠
1987年11月7日,《读书》编辑扬之水为《异学杂著》出版事到徐梵澄家,徐梵澄收到誊录好的《天竺字原》序文,重新审定目录,嫌书单薄,将《行云使者》拿出来,嘱扬之水帮忙誊录其序及跋。谈完工作二人闲聊,徐梵澄说散原诗句“落手江山打桨前”,初读觉“落手江山”老套,半年以后,忽然惊悟,原来是击水时见江山倒影,不禁一笑,“细玩其意,得无妙哉”。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有此事。 静则生明,读诗如此,读哲人经典也如此。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理解力增强后,就恍然明白。扬之水看不懂《五十奥义书》,他说不急,总会明白的。他强调介绍学术,不须张扬。智慧的吸取和人的经历息息相关,自求自证,在学习过程中好处更多。又说不管什么宝典,书始终是书,是外物。到真正没有疑难之后,可将之舍弃。处在高境往下看道理,提起或放下,皆无不可。 他有过目不忘本事,1938年在湖南艺专教书,后来成为名画家的丁天缺是他学生。学期末考题为“略论魏晋思想” ,三天交卷。丁天缺连夜挑灯,完成22页论文,交卷第二天,两人偶遇,他称赞丁读书不少,可惜方法有误。他背一段丁的试卷,从头到底,一字不差,然后点评。丁吃惊。虽说是自己所写,百分之百和原文一样,重新默写,丁说他绝对没有能力。丁是中国第一位介绍毕加索的艺术家,丁在《顾镜遗梦》中说徐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被形容为得道高人,徐梵澄有接地气的凡人色彩。“学习是为了活着,不是活着为了学习”,德国老师的话,他拿来劝人,邻居詹志芳却认为他实践的是后半段。他和不少老派学者一样,不工作凸显不出自身意义。80岁时决定封笔,半个月不到又动笔。写不完的学术题目,清一事算一事,尽心尽力。他对侄儿徐崇善说,要“为国家学术稍撑持局面”,因为“后起多秀,然深造尚遥,俟其大成而已”。 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 陆灏听施蛰存说过:“钱锺书,我不说他聪明,我说他用功。”徐梵澄适合类似形容,单靠聪明,上限不高,用功才是实力凭借。人至晚年,他一样不轻易浪费时间。他视为亲人的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生活有规律。身体好时,天不亮就起床,喝咖啡,背梵文。天亮,做健身运动,抽一斗烟,吃早饭,然后写书或翻译,12点休息。看报纸,吃中饭,小睡一小时,起来抽一斗烟,又工作。晚上休息,除非赶稿。 学者生涯枯燥,徐梵澄的经历却有奇特处,留下的隽语和故事,读后难忘。1985年,社科院宗教所代表团到曼谷出席佛学会议,他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访的代表团撑起场面。他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渊博知识是强项,英语、德语及梵语的造诣更让与会者称奇。宗教所长任继愈说他“挥麈纵谈,不亢不卑,处置得宜”,孙波的《徐梵澄传》记了当时经过。 徐梵澄1984年1月出版《五十奥义书》,同年5月出版《神圣人生论》,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拍板说:“赔钱也要出”。以为曲高和寡,不料二书销路不错,都再版。因为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金克木说徐梵澄将《奥义书》译成。他和徐梵澄是同行,但是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中译《奥义书》:“我对于梵澄同志的功力和毅力只有佩服。” 虽然谢绝访客,有机会和他接触的年轻人还是不少。例如扬之水、陆灏、孙波、詹志芳、他的侄辈们以及鲁迅博物馆多位研究员。《读书》及《鲁迅研究月刊》和他关系密切,他不只供稿,也经常被咨询,在编者看来,贡献不小者获杂志赠阅理所应当。但是他坚持订阅:“我最反对中国这种乱送刊物的做法,我一定要付钱。” “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侄儿徐崇善遇不如意事,徐梵澄引《易经》句要他释怀。侄儿爱和小叔谈诗论艺,本在北京工作,后来被调到江苏泰州,他提醒侄儿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安于自己所处,讲究仁义,就能带着宽厚的爱心积极面对世间万物。 “人入暮年,可有孤独感?”扬之水问他。他说可做之事很多。手绘丹青,操刀刻石,这是业余爱好,还有一堆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又要看书读报,白天够忙。晚上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通之,批之, 都是乐事。他说:“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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