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安详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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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我随时可走/何国忠

1940年4月26日，江冬秀自上海写信给胡适，说有人向她道贺，胡适要回国做中研院长了。江冬秀提醒胡适：“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耳朵软，存棉花”，二人知识悬殊，但是对丈夫弱点，她知道不少。信中别字不少，不过他不像年轻时一一标出，她大他一年，再多6个月足50岁，不要求了，达意就好。她所提之事，并非空穴来风。不管出于个人恩怨，或是争权夺利，他不止一次成为箭垛。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当时只设评议会，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评议员选出3名人选，再由总统圈定其中一人为接班人。蒋介石通过幕僚陈布雷传达，他属意顾孟余，评议员认为顾孟余分量不够，更不满被指示投票，这是对自由思想和学术正气的侮辱。陈寅恪带病表明：“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 即便选出胡适，最后一样徒劳无功，支持胡适的人何尝不知。同是评议员的陈西莹说，胡适最适合院长一职，但是“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学人骨气还是得坚守，表态是重要过程。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说1940年3月23日，评议会选出3名候选人，翁文灏和朱家骅同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顾孟余1票。蒋介石不快，他告诉行政院长孔祥熙：“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 6月22日，胡适回江冬秀信：“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现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那几个月日记附有剪报。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0年7月18日一篇以〈适的新职位〉（New Post for Shih）为题的新闻说：“胡适博士不久将离开华府，改任中研院院长。” 他觉得自己该交待立场。1940年7月20日的日记说他“发愤”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说他即便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 学术界标杆象征多于实质意义胡适国内外知名，作为学术界标杆，傅斯年、陈寅恪等积极推他入前三，象征多于实质意义。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信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他弄巧成拙，内心不安，于是努力斡旋，蒋介石最后收回成命，舍胡适而圈定朱家骅。受任于败军之际，大使任务艰辛。国民党内部对胡适不满声音从没停过。胡适对身居要津的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有意见。行政院长孔祥熙本来就不喜欢胡适执行工作时不给他面子，不断在蒋介石面前贬低胡适能力，批评胡适“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宋子文则直接涉入胡适工作，1940年6月宋子文被派到美国负责借款任务后，胡适的实权被架空。1940年8月15日日记中胡适说宋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委为外交部长，继续长驻美国。胡适第二天记2人谈话。他曾告诉前外长郭泰祺：“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同样的话他转述给宋子文。胡适说宋子文表面客气，不以上司自居：“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事实并不如此。1942年5月19日胡适日记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胡适说他将这些事记下来不过是“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胡适为人温和，很少发怒，日记中骂人的话少之又少。储皖峰集他的话作对子：“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胡适说上句可以改成“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他在195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语调积极，意思是“要尽责任。到了近世，始有人解作敷衍了事，似是错的。”

7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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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过河卒子/何国忠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演讲，题目为〈北美独立与中国战争〉，结束后到朋友家中宵夜。几人同坐沙发。他忽然站起来说身上剧痛，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尽。他的好朋友雷格曼Harold Riegelman要人送他回大使饭店。“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病，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那篇‘佛尔居山谷 ’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一命。”雷格曼给陈之迈的信这么说。陈之迈在〈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第一手资料〉翻译了雷格曼的信。胡适在演讲中所提佛尔居山谷，取自美国历史学家John Fiske著作《美国革命》。胡适演讲内容生动，他运用自己对美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的了解，采取听众习惯的表达形式，希望他们理解和支持中国抗战。胡适说美国革命成功，不只因为国际形势有利美国，也因为美军在佛尔居山谷坚韧的作战精神。胡适说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和美军历史相似，他预测中国将完成救国任务。胡适是优秀演说家，他以浅白易懂的语言将中西处境结合。他接受蒋介石委托，1937年9月抵达美国后，到处演讲，经常熬夜备稿。1938年7月20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电报。电报先寄美国，胡适正往英国船上，船在法国暂停时，钱端升被驻法大使顾维钧嘱托呈交电报。胡适毫无心理准备，在港口和顾维钧通电话时，说电报使他“十分为难”。7月24日抵达伦敦后，接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电报，希望他接受任职。3天后蒋介石再发电报。胡适本想推荐施植之取代，并说自己一如以往，从旁协助。后来回念一想，“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之为爽快”，他回电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他在日记中交待心情。一定要回到学术生活胡适排斥当官，妻子江冬秀也反对他投身污浊政界。1938年7月30日他还是特使时，写家书保证战事一完结“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决定接任大使一职时，他无奈说“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家书中又说他长住旅馆，灯光太高，所以眼睛差了一点。他说他刚配新眼镜。“头发两鬓都花白了，中间也有几茎白发了”。几天以后，他送照片给代表中国政府在美谈判借款的陈光甫，左边题字道：“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小卒，只许拼命向前。”后来胡适重写此诗时文字小有变动：“略”改成“偶”，“已”改成“微”，“小卒”改成“卒子”，“只许”改成“只能”。同样一首诗，他寄赠给很多谈得来的朋友。江冬秀在1937年9月初从北平搬到天津，11月中旬搬到上海。丢下家人，胡适为遥遥无期的归程感到内疚。美国日子一样难挨，还好他有不少好友。雷格曼长居纽约，是著名律师，二人是康奈尔大学同学，多年交往不曾间断。胡适去世后，他发起“胡适基金金”，分设于胡适母校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四方奔走募集，本人出钱出力。陈之迈又记一温馨故事。他说雷格曼将自己大女儿安．厄尔曼（Ann Ulman）所写《胡适小传》寄给他，书稿完成于1938年她17岁时。她5岁认识胡适，敬佩这位长者。胡适在1943年的一次酒会中称她是“他的第一个美国籍的传记作者”。陈之迈说她文字流畅，叙事有条理。他在1966年收到书稿，不少内容已经散失。原本书稿分四节：生平、哲学、新文化运动、参考书目。照目录看来，“书稿至少有42页，现在仅存20页，每页约100宇。”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引用雷格曼对胡适心脏病发的叙述。胡适共住院77天，不是99天，胡颂平纠正了错误。又说胡适喝的是白兰地，“原信作威士忌苏打酒误”。胡适爱喝酒。台北胡适纪念馆展有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方形酒壶，里面装白兰地。他相信白兰地救过他一命。他不讳言自己曾在心脏不舒服时，喝白兰地，然后服药，1948年5月24日他写信给赵元任夫妇时说他因为心脏病，把“纸烟戒掉了”，但是不提戒酒。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监督他的护士只允许他每次喝20cc酒。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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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我不願在海外過太舒服的日子/何国忠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第二首。此诗写于1192年秋天，宋朝南迁65年，陆游在山阴，破晓时分，他步出篱门，一时怅惘，写诗遣怀。黄河滚滚东流入海，山峰高耸直入云霄，百姓在金人压迫下泪水流干，年年盼望大军北伐，年年失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召开庐山谈话会，7月16日开始，22日结束。会后胡适飞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再回北平，先是寄居教育部寓所，后大楼被袭，转住中英文化协会。胡适情绪低落，陆游的不甘他心领神会。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南京“许多人请先生写字，他常写陆放翁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两句诗。” 胡适写信给妻子江冬秀说1937年7月12日飞九江时，想起20年前同一天，他从外国回来，在上海新旅社里发下一愿，决定20年不入政界，20年不谈政治。“那20年中， ‘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他有些感慨，知道未来难测：“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果然，不出两个月，我就跑出去了。” 1937年9月4日，蒋介石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三人，以非正式外交使节身分到西方。钱端升和张忠绂都是留美博士，主攻政治学，对国际事务了然于心。胡适要和南京共存亡，不想离开，中间经过许多朋友二十多天劝说，他没有改变主意，最后被傅斯年说动，胡适答应委派。决定后一刻都没耽搁，9月8日离开南京，26日抵达旧金山，当天安排对华侨演讲，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为题，要他们和祖国同在。10月1日，胡适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演说，讲题为〈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5日，飞华盛顿。12日偕驻美公使王正廷访晤美国总统罗斯福。从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9月初，胡适辗转于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地，他在1937年12月30日给江冬秀信说：“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我有时真着急，往往每天看十种报纸，晚上总是睡得很晚，白天又要奔走。”当特使期间，胡适一共做102次演讲，不少演讲行程密集。他在日记中留下记录，从1938年1月24日出行，走了1万1000里，3月18日回到纽约，不足两个月时间，他共做57次演讲。胡适以北大院长身分作民间外交非正式外交使节定义含糊，胡颂平说胡适是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身分作民间外交。他一面巡回演讲，一面拜会当地政要，争取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同情和支持。除了胡适经常受到不同单位邀请演讲，张忠绂和钱端升都没有特别任务。胡适在1938年1月的几则日记中说他们“谈了许久，也想不出什么活动的方式。”二人都想回国，钱端升“恨无可立功，此念使他十分难过。”胡适只能相劝，他早知“本来深知来此无事可做，无功可立，所以当时不肯来。既来了，必须耐心住下去，有事就做事，无事就留心研究”。二人最后还是离开。张忠绂1月底回国。钱端升4月离开纽约到英国，胡适送他上船。日记这么记：“今天忽飘雪，送别殊难为怀”。第二天他写信给江冬秀：“我很觉寂寞。” 张忠绂在《迷惘集》说胡适和钱端升比他早到纽约。胡适为省钱，不选公寓，只在旅馆租两个房间。他抵达时，旅馆只剩大房。胡适是长官，理应归他，却以麻烦为理由，坚持不搬离小房。张忠绂说胡适待己薄对人宽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薪金由胡适分配，“适之要端升和我每月拿几百元的薪金作国内家中用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二人最后也受影响，谢绝薪金。张忠绂又说胡适回避在旅馆门口叫车。战争时期，给旅馆侍者小费都是负担，胡适担心“有损国体”，外出时转个小弯，不让旅馆侍者看见，然后再叫汽车。“我在政界服务期间，所见的长官能如适之清廉或稍能望其项背的极为少见。”张忠绂说。

3星期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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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乐山乐水/何国忠

李埏在〈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说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念书时，钱穆住宜良，每星期四乘滇越火车到昆明，中午12时出发，5时半抵达，然后乘人力车直奔课室讲授中国通史。星期五和星期六继续上课，都是7时到9时。听课者众，椅子坐满，席地而坐不少，也有坐在窗台上的。课排晚间，只为迁就大众。西南联大继承北大自由讲学之风，允许校外人士旁听，而且尽可能兼顾其便。星期四最匆忙，从昆明车站坐人力车到课堂需一小时，晚餐顾不上，只能途中买蛋糕充饥。学生不解为何不早一天抵达。钱穆说他忙着将完整讲义写成，资料在宜良，早一天便停写一天。完整讲义就是《国史大纲》，1938年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集中于此。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别墅，原因是此楼静僻，游人不到，“正好一心写吾书。”他早餐后出寺，到山嘴处远望南山诸峰，云气转淡后离去。晚餐后，又到山下散步。“由山之东侧转进一路，两旁高山丛树，夹道直前，浓荫密布，绝不见行人。余深爱之。”秋冬日短，则晚饭前去。白天心无旁骛，专注写《国史大纲》，入夜读一阵《清史稿》后才入睡。 “楼下泉声深夜愈响，每梦在苏锡乡下之水船中。”战乱中和家人分居两地，偶涌伤感，但是心情很快收复。他不忘初衷，从没想过要和社会绝缘，他应昆明各报馆约，每星期四上午撰文一篇，轮流分交各报。吃完午餐，匆匆赶到8华里之火车站，星期日一早又从昆明回宜良。在山水间散步，感受水的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他说。情趣发自内心，大自然提供不可计数的启示和慰藉。离他住处向东8华里有温泉，通常在星期一上午，他携《陶渊明诗》，一路吟诵到那里沐浴。有商人在温泉大池旁建屋，隔为数室，浴者互不相睹。浴后坐石级上，“浓茶一壶，陶诗一册，反复朗诵，尽兴始去”。午饭后，他到县立中学图书馆借书，馆藏有二十五史。校园中多盆景，“有百年以上之栽品，亦如在苏州所见。” 课余时间游乐山水间 “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这是王安石名句，钱穆引过无数次。强调做人基本准则，只做合乎道义的事，不用担心名誉损失。他在西南联大不参与行政工作，不发表政见，默默耕耘，游山玩水不过是生活调剂，让他走得更远更踏实。他一生执教不同大学，学生对他的评语是：尽责、有教无类、贯彻言教身教精神。不管何地教书，都找到徜徉山水间乐趣。即使在北京，钱穆一样可以品味大自然之美。李埏说1936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时，钱穆来校兼课，有一天李埏求教，二人徒步沿林萌道边谈边走，到了西单，钱穆踌躇ー下，邀他到中山公园小坐，享受闹市山林之趣。“只要能立志、能用功，何患乎无师。我就没有什么师承。”钱穆说。李埏在中山公园频频点头。五十多年过后，让他一生受用不尽的话，还在耳际。 1992年出版的《钱穆纪念文集》除了收录李埏的文章，郦家驹、洪廷彦、方诗铭、诵甘、吴沛澜、洪德辉等都有文章纪念老师，几乎都提钱穆养生之法。钱穆父亲钱承沛41岁过世，长兄钱挚40岁过世，他对延年益寿之道极为敏感。诵甘提醒钱穆叮嘱学生照顾健康，并说清朝大儒钱大昕四十多岁时，小便失禁，后来身体转好，活到七十多岁。钱穆说学问要进入高深之境，没有锻炼身体是不行的。 1947年秋至1948底郦家驹在无锡江南大学随钱穆读书。每逢假日，一起外出同游。钱穆反复强调读书时心在书上，观赏风景时，心在山水间，心无二用，自然能从中感受到乐趣。读书如登山，拾级而上，登临山峰，俯视山下，必有不同，一到顶峰，方能领略一览众山小的全新境界。钱穆说读书不可自喜于一隅之得，游山不能死守于一个狭窄天地里。 “马来亚高山清凉，必有宾馆，为前英国殖民政府官员休假避暑处。余夫妇每逢假期，亦遍往游憩，少则三五日，多逾一星期，而尤爱槟榔屿，住其山上旬日。”1967年7月钱穆来马大中文系执教，学生陈启云刚从哈佛回来，也在马大中文系，一有假期，就带他旅游。钱穆不能适应湿气，胃病让他烦不胜烦，游山玩水雅兴也被破坏。本来计划留10个月，最后提前两个月回返香港，要不然《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会出现更多本地山水风景。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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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何国忠/松柏

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因战争内迁，组建联合大学。联大文学院临时设在南岳。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本一人独居一室，后来被安排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同住。室中一长桌，入夜，闻一多燃灯置其座位前，勤读《诗经》《楚辞》，有新见解，立刻默坐撰写。吴宓为备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吴宓在清华教书逾十年，流寓中上课，认真如昔。只有沈有鼎觉得无聊，天天想找人聊天，吴宓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 严谨不苟者包括钱穆，他一样书不离手，不喜言谈无味者。《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每星期六早，他下山到南岳市图书馆借书。图书馆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他专攻宋明各家集，都是以前未见者，借归阅读，勤作笔记。其中王安石新政诸条，后来出现在《国史大纲》里。又借王龙溪和罗念庵二人集子，读后“于王学得失特有启悟”，最后写成〈王龙溪略历及语要〉及〈罗念庵年谱〉，并且为他“此下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读过多次，7月初飞香港，手提行李箱装的是这本耐读的书。钱穆说“余之为余，则胥父母师友之赐。”他为人刚正，不喜阿谀奉承言论。书中记他在南岳时，有二学生赴延安，众人集会欢送，冯友兰和钱穆受邀演讲。冯友兰发言时对两位学生倍加奖许，钱穆致辞时却大泼冷水。他力劝在校诸生安心读书。他说青年之为国家栋梁，和将来有关，非指当前。学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以后就是国家栋梁。“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 在逃亡中做学问，并非冷对世界，恰恰因为离乱人生，不可着急。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说钱穆16岁萌发爱国思想文化意识后，一直给亡国问题困扰。在新亚书院时，他多次提起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心灵上激起巨大震动。他没有走政治救国的路，而走进历史研究，他想寻找中国不会亡的证据。从北大到西南联大，他都承担“中国通史”的教学，就是这一立场的鲜明表现。何兆武听过他的课。他在《历史理性批判散论·自序》中说“《国史大纲》就是他的讲稿。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昂，听者为之动容。” 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陈梦家劝钱穆为平日课堂所讲“中国通史”整理成教科书，这是“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也是“为时代急迫需要计”，钱穆听进去了。动笔不久，文学院迁往昆明，钱穆说昆明“交接频繁，何得闲暇落笔”，遂决定留在距昆明不远的宜良，以半星期去昆明任课，半星期闭门撰述。如此一年时间，写完《国史大纲》。寒假时汤用彤和陈寅恪过来探望，陈寅恪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孙国栋在〈师门杂忆〉中回忆钱穆，说他进入研究所第一天，钱穆要他列出所读过学术书籍。看后钱穆要他先读《国史大纲》。第三天上第二课，钱穆问进度，孙回答读了一百多页，又问心得，孙随口提几点意见。钱穆面色一变：“你完全未领会《国史大纲》的作意。你为什么两天只看了百余页？”孙辩以忙为理由，钱穆更生气了。他提朱熹名言，说做学问要有“救火”、“追亡”般迫切的心情，排百事而为之，然后才有可成。“你既已愿献身于学术，哪里能因些俗务而荒疏学业。”孙国栋听后汗流浃背。孙国栋不避当年尴尬事，他说钱穆“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从钱穆身上学到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有一次在火车途中，钱穆谈及南岳他所喜一寺，该寺庄严开阔，使人起安详宁谧、和平清静之感。抗战时，寺庙被毁。战后钱穆重游。方丈已换，遍种夹竹桃。花开季节，极为美丽，吸引许多游人。钱穆却愀然不乐，夹竹桃高不过三丈，寿不过30年，此寺必将一无所有，若改种松柏，高可千尺，寿可千年。方丈只知短暂繁华，胸襟狭窄，毫无眼界。李白诗有“松柏虽寒苦，羞逐桃李春”句子，夹竹桃和松柏之间选择，让孙国栋一生警惕。他说钱穆轻轻一语，听者终生受用。

3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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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平凡的路/何国忠

1936年夏，蒋复璁致信冯至，说上海同济大学愿意聘他为教授，冯至回复同意，7月下旬一人到上海。其妻姚可崑，同一夏天受聘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职，听取冯至父亲劝告，她婉拒邀请。家公认为天津局势不稳，非久留之地，她最后带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到上海和丈夫相聚。他们在吴淞镇租一座小楼房，住所离同济大学附中不远。姚可崑被安排在同济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德语，校址在江湾，乘小火车往来。不久二战爆发，同济大学迁至浙江金华。不过两个月，金华也成战区，同济大学转到江西赣州。一年不到，轮到赣州不安全。本预定迁往广西八步，还未上课，日军来袭，于是改为迁校昆明。 1938年秋，姚可崑染阿米巴痢疾，十天十夜，不省人事。冯至坐在床边，拉着她冰凉的手，日夜守护。她康复不久，冯至父亲去世，局势动乱无法奔丧，冯至读着家书泣不成声。不如意事接二连三，加上同济大学日子不好过，冯至心情坏透。他兼任附中主任，面对校内左翼和右翼斗争，伤脑筋事层出不穷。他认为领导无能且狡诈，欺善怕恶，一度辞职抗议，被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挽留。 1938年12月冯至一家抵达昆明。一住就是7年。日子一样贫苦，并且几次感染疾病，但是后来转到西南联大执教的冯至心情大好。那里文人荟萃，继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风，思想自由，各不相扰，只要把书教好，谁也管不了谁。“冯至回国已经4年，可以说是首次找到适合于他成长的土壤。”姚可崑说。漂泊人生，淡笔浓情，姚可崑的《我与冯至》，确实好读。虽然历尽沧桑，笔下却没有悲戚控诉。出现人物，大部分是冯至益友。偶然涉及负面人事，都是蜻蜓点水。小场景处处流露温情，提供另一种维度的人生意义。冯至才华横溢。璧华的《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是我中学时期一翻再翻的现代诗赏析集。冯至有4首诗入选，和徐志摩并列。被选中3首诗的诗人有闻一多、卞之琳、艾青和蔡其矫，大部分诗人只有1首或2首入璧华法眼，冯至重要性不言而喻。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冯至是德国文学权威，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大西语系，用柳鸣九在〈回忆与思考朱光潜〉中的话，冯至和朱光潜齐名，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对众所周知的文坛和学术地位，姚可崑只是轻描淡写，多年来相亲相爱、互助互谅、休戚与共的经历才是书写回忆录动力。“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岁月里，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某些必然的苦难和欢乐。但总的看来，我们一生的旅途上并不曾受到过什么带有致命性的打击。换句活说，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 说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不过是看透生命本质。回忆录只写到1965年。若把文化大革命中离奇古怪的事迹写入书中，她说可以凑成一章，但是“她不想写”。她在结束语说冯至在十年浩劫中是双料黑货：“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反复受到批判。罪状不胜枚举，夫妇二人从容面对时局。“更寻高处倚危栏，闲看垂杨风里老。”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慌乱岁月，她说他经常吟诵老师沈尹默诗句自解。姚可崑大冯至一年，二人相恋始于1929年。1930年冯至领取官费到德国留学，姚可崑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后，留在女附中教书。省吃俭用，每月工资大部分储蓄起来，备出国之用。1932年9月，她到德国：“我们不在一起时就是各人搞个人的学习，在一起时，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姚可崑说冯至性格温和，脾气好，是好丈夫。在赣州时，冯至有要事到武汉。赣州、武汉常有敌机轰炸。因为要理家，她强装平静，事实是夜不安眠，食不甘味。身处孤城，举目无援：“我整天悬心吊胆，怕他出事。” 姚可崑自己也是杏坛备受尊敬的人物。她本是中文老师，后来专注德文教学。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创办元老，也是该系知名教授。姚可崑2003年过世。《我与冯至》完成于1989年，但是迟至1994年冯至离世一年后才出版。 “一个85岁的女人，能有机会谈一谈跟她的伴侣共同度过的几十年的生活，自己感到是一种荣幸。”姚可崑说。“荣幸”二字，是相濡以沫，是夫妻之间相知相处的绝佳境界。丈夫点滴，她如数家珍，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细水长流，晚年说出，力道更强也更有味道。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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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何国忠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看过去的一切都是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诗句引自冯至1991年3月25日所写〈自传〉。冯至在1979年另有文章也以〈自传〉为名，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澄清了头脑里的一些混乱思想，好像又一次明确了文章应该怎样写，学问应该怎样做，力求实事求是，不作违心之论。”一诗一文，见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道路。 1993年3月2日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念老朋友。“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恸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安息！安息！”徐梵澄说。《徐梵澄传》作者孙波说当徐接到冯至女儿冯姚平电话，被告知冯病危时，他就愣住了，随后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赶到医院，“看到在弥留之际昏昏睡去的冯至，坐下来，双手握住他这兄长的左手，头抵在床边，像孩子一样啜泣不停。” 朋友去世，掉泪正常。但是徐梵澄当时已经84岁，且有世外高人之誉，我读这段文字，不免思考何以重视冯至至此。徐梵澄说冯至当入儒家者流，其言行无佛教、道教、耶教、或道学家的点染。他毕生悔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又说他学养深纯，为人温和、诚笃。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或也见到，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其诗好，由于性情真。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冯至出生于1905年，1922年入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后担任中学老师。1930年以官费留学生名义赴德留学，1935年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二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工作，大战结束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我在中学时候读过冯至的〈蛇〉，收录在璧华《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里，这首情诗以“蛇”为意象，抒发一位男生对一位女生的单恋感情。在诗中“蛇”和“爱”为同义词，“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句。冯至写这首诗时21岁，那是敢于将澎湃心绪付诸笔下的年龄。然后读《杜甫传》。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杜甫传》前折页中说这是“一部融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于一炉的著作。”1937年，冯至颠沛流离辗转多地，途中读《杜工部选集》，切身体会杜甫漂泊心情。“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他决定为杜甫撰写传记。二战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安心动笔。利用多年收集资料，“只希望这幅画像使人一望便知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个现代人用虔诚的心、虔诚的手给描画出来的。”他说。学术研究讲求客观和理性精神，但是有“虔诚的心、虔诚的手”，著作才有生命力，才会耐读。冯至著书译书，重视心灵感悟。他是歌德专家。研究歌德时，冷静文笔中流淌情感。他将歌德和杜甫并列，说在二战期间，他感觉更能接近他们，从中吸取精神营养：“他们遗产中的精华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给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艰难中得到鼓舞。”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这是冯至〈十四行诗〉其中一首。人的一生要领受可预测及不可预测之事物。不只酸甜苦辣，也要领受奇迹。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作好心理准备，奇迹到来的瞬间将会耀眼夺目。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从不沾沾自喜，他对周良沛说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他“观察深刻，起点高。虽然罗石君后来到日本去了，不再写诗。可是现在提‘沉钟’的诗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历史。”冯至对待朋友完全没有私心，徐梵澄高度赞扬他，此为原因之一。冯至遗嘱简单：“希望与我有关系的后代，老实作人，认真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努力作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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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突然就下雨了/何国忠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杜牧的〈江南春绝句〉。千里江南，黄莺歌唱，绿树红花，相映配搭。傍水村庄，依山城郭，酒旗迎风摇曳。杜牧爱酒，出现酒旗正常，“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他官场不顺，经常无所事事，空闲时间都在醉梦里度过，自问愁有多少。这一回出现“酒”字，只是信手拈来衬托春景，喝不喝不是重点，诗兴才是关键。水山同现，动静对比，声色交融。杜牧捕捉的是一瞬间体悟，画面是辽阔江南，没有特定地点。本是晴空万里，突然就下雨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让人凄迷的是这两句，既深邃又有韵味。寺庙交错，在迷蒙烟雨之中，走近江南，一边想起当下，一边怀古，既是渺小人间，又是浩然人间。南北朝佛教兴盛，渗透政治、经济、社会、民俗。梁武帝执政期间，大肆修建佛寺，门阀士族纷纷仿效，寺院数量大增，全国当时共有寺庙2800余座。他4次穿起法衣，入庙修行，最长一次为37天。杜牧自小接受儒家熏陶，认为“知经义儒术”，才有益社稷。他感叹精通儒学，雄才大略者，不得重用，批评执政者“不知儒术，不识大体”。杜牧对佛教意见很多。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说“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他认为君王若溺于佛教，终成歪风，百姓蒙蔽，危害经济，国家灭亡。 “日暮千峰里，不知何处归。”这是杜牧〈池州废林泉寺〉句子，和尚突被勒令还俗，生活艰难。他虽起同情心，却认为应该从大局看社会变迁，他质疑很多人信佛不过是私心作祟。“有罪罪灭，无福福至”，不惜财力佞佛者，多是德行有亏之辈。百姓受“买福卖罪”思维愚弄，收入有限，却给和尚供奉。杜牧支持唐武宗毁佛政策：经济和民力是国家繁荣基础，人民吃饱比什么都重要。不过“四百八十寺”出现诗中，与其说非议佛教，不如说他将当下注入历史洪流，天地之间运转循环、日月交替是永远不会变的。杜牧有强烈历史感，叶嘉莹在《说中晚唐诗》讨论杜牧诗〈赤壁〉、〈泊秦淮〉及〈将赴吴兴登乐游园一绝〉都有同一特色：流露对盛衰的感叹。身在混乱时期志难舒展杜牧祖父杜佑曾任宰相，杜家地位显赫。杜佑去世后，各家分开。杜牧父亲杜从郁不善理财，名下三十多间房子在他死后全归债主。杜牧当时最多不过15岁，奴婢四散，只有一位老仆人不舍，留下照顾他与小他4岁的弟弟杜顗，天天吃野菜度日，但是从不荒废学业。杜顗自小患有眼疾，当了几年小官后，因为眼睛失明辞官，杜牧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告假超过百日，弃官数次，兄弟情在杜顗45岁时过世告终。杜牧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本性潇洒，又重情意，为人有谋略，也懂兵法，但在牛李党争混乱时期，夹于其中，志难舒展。但他毕竟是通达之人，了解盛衰之道，对不如意事不斤斤计较。当然还有不少笔记可做。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说杜牧写诗爱用“数目垛积”，如“汉宫一百四十五”、“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南朝四百八十寺”等都是，当然可为〈江南春绝句〉加另一注释。《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四百八十寺”应是“五百余所”演化而成。杨慎另一番话也可一引：“十里莺啼绿映红，后人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有不同看法：“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他说“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看前人评诗，确能提高鉴赏能力，有趣味处比比皆是。杜牧诗作创作年代不详者不少，〈江南春绝句〉是其一，我好奇该如何置入杜牧传记中。张锐强的《诗剑风流：杜牧传》将此诗引在846年杜牧转任睦州刺史，途经杭州时。他说“这首描写春景并感慨佛寺林立的诗作，自然不可能写于这次赴任途中，必定写于唐武宗毁佛之前”，含糊说法，不引更好。猜想作者喜欢这首诗，不舍在力作中丢弃。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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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厚谊/何国忠

1979年3月16日，徐梵澄到北京。冯至临时有事，由女儿冯姚平迎接老友，贺麟由学生薛华陪同，同在车站的还有徐梵澄侄儿徐崇善以及外甥女姜丽蓉。徐70岁，冯74岁，贺77岁。这一幕，冯姚平和徐崇善分别写进〈怀念徐梵澄先生〉和〈怀念吾叔徐梵澄〉里。徐梵澄晚年能够安定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著书立说，冯至和贺麟功不可没。他们尊重学问，不亏待老友，确保徐薪金高于他们。我最近看书常不经意流连学者和同辈人在晚年互动过程。照顾朋友是美德，欣赏朋友才华是智慧。他们本非浅薄之人，早就超越施恩图报的年龄段。三人都是德国留学生，初识于德国西南部小城海德贝格，贺麟著有《近代唯心主义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书，是新儒家思潮中重要学者。冯至是翻译家，是歌德研究专家，也是著名诗人，他引人注目的著作还包括《杜甫传》，毛泽东读后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1985年我在吉隆坡上海书店购得此书，只卖马币5角。冯至和贺麟同月同日生，每年二人寿诞日，三人都会小聚，颇似叶圣陶晚年心境。海棠盛开时候，叶圣陶都请少年好友王伯祥、章元善、顾颉刚、俞平伯赏花。酒饭之间，忆旧而已，设宴不过借口，在白发萧疏，历尽沧桑时仍能相聚才是重点。贺麟1982年加入共产党，徐梵澄写信祝贺。扬之水问为何不同行，“贺不甘寂寞，而我，甘于寂寞。”徐梵澄说。不甘寂寞不含贬意，徐说贺有风云之气，他自己没有，又说鲁迅有“大大的风云之气”，于是乎我们理解风云之气指涉入世哲学，有为思想。徐说他是世界的旁观者，不积极参与社会进展，他只有“浩然之气”。 1992年，贺麟去世，徐梵澄参加告别会。他也83岁了，一路由哲学所老师蒙登进护送，回程时他一路落泪。扬之水去看他，请他写纪念文章。他沉吟半晌，摇头拒绝，说对不起贺。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徐梵澄说贺麟与蒋介石结缘，他是推手之一。蒋复璁引荐徐梵澄给陈布雷，徐拒绝，推荐贺麟。贺被蒋介石接见，拿到经费，成立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蒋介石又请贺讲课，一来一往，“成为贺麟以后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心胸宽阔的老学者徐梵澄和贺麟交往几十年，彼此尊重对方，见面都提前写信通知，不逾规矩。徐需要帮忙，贺施予援手，徐初回国，需要用书，贺将所藏，包括绝版书无私借出，又把一台德文打字机借予使用。徐梵澄和冯至互动则更加从容不迫，随时敲门，想去就去。二战期间，徐经常在昆明冯家借宿，一度当冯姚平书法老师。冯姚平常到徐房里，看他刻字画画，她写他用冯至小花瓶当烛台点蜡烛，以致把花瓶烧坏。花瓶为德国好友鲍尔所送，冯至爱不释手，他骂徐胡闹，荒唐，但是徐只是顽皮地对他笑，“父亲拿他这位老朋也没办法”。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冯至〉，这篇文章我读了好几回。徐梵澄说留学德国的人数不多，没有成派，但立身处世之节度，待人接物之作风，有形或无形，能保持中国传统美德，又能抱取德国文教之蓄华。徐梵澄说其风格“是崇朴实，不尚华靡。行直道，不尚乖巧。守忠诚，没有变诈。通物理，亦近人情。”考其缘由，类如古之儒家，近于“逸民”，又说这些人“终其身为学者，亦非全然默默无闻，似乎皆能守其专长，深造自得，亦复乐天知命。”宗白华、陈寅恪、冯文潜、张贵永、赵伯昂皆在此列。冯至也“算得一个”。贺麟和冯至文革时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多次被批斗。徐梵澄告诉陆灏他问起“文革”遭遇，二人不说。后来从董鼎山处借巫宁坤英文回忆录《—滴泪》，徐梵澄才知大概。冯至并不在意谁伤害过他，他更在意他伤害过谁。憾事包括在“反右”中批评艾青。风平浪静以后，觉得言论过激，艾青受委屈了。此后他好几次在公众场合为艾青平反，纠正自己错误，高度评价艾青作品。艾青谅解不理性言论产生的文化氛围，冯至生前最后一次住院，艾青也在相同医院留医，冯至重病中去看艾青，两位老人高竖拇指，互赞共勉，留下照片。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诗句来自冯至〈给孩子的诗〉，读徐梵澄和贺麟及冯至关系，看到心胸宽阔的老学者，所谓学养，所谓人品，所谓善念，所谓厚谊，大概如此。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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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也是自由了/何国忠

1924年5月底赵元任和杨步伟离开哈佛，启程到欧洲。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聘请赵元任，他答应，不过先要履约到欧洲，旧事清了，心里才踏实。他们先去英国，再往法国，又到德国，见朋友，住40天。杨步伟在《杂记赵家》记旅程经过，包括捕捉留欧学生不为人知一面：鼓吹离婚。其中陈翰笙和顾淑型及徐志摩和张幼仪成为焦点，“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杨步伟点到为止，没有多加评论。陈翰笙和顾淑型同在1897年出生，都是学界风云人物。陈翰笙1915年留美，考进波莫纳学院。先念地质学，后改学欧美历史。在留学生中以成绩标青著名。顾淑型在1917年留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二人是自由恋爱绝佳示范，1922年婚后同到德国柏林继续学业，夫妇一向合作无间，被怂恿离婚，匪夷所思。鼓吹离婚事我在文章引过，奇怪举动。沉思一会，没有纠缠前因后果，历史中群体心理被扭曲案例，岂止一桩？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姻也被点名，罗家伦在德国遇见他们，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步行，揶揄杨步伟比赵元任大，杨步伟不甘示弱，要罗家伦不要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她说。杨步伟是医生，见多识广，能力和口才都非泛泛，没有人敢唆使赵元任离婚。 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玩偶之家》被重点讨论。书中主角娜拉反抗性别歧视，为摆脱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离家出走。胡适写〈易卜生主义〉，指男尊女卑是文明耻辱，他乘势批评婚姻制度：“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 婚姻自由是知识青年理想。徐志摩为离婚，写堂皇信给张幼仪，说真生命、真幸福和真恋爱都是“自奋斗自求得来”，他们应该“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徐志摩千方百计要离婚，朋友全力支持。张幼仪在回忆录《小脚与西服》中说离婚协议书是在德国柏林吴经熊住所签定，第二儿子彼得出生大概一个月后。“他有四个朋友也在客厅里，他们绕着他走来走去，一副要保护他的样子。我只认得其中两人，吴经熊和金岳霖。”签字以后，“他的朋友挤在我们身边向我们道贺，大家都想握徐志摩的手。”她几乎控制不了情绪，想“对他们每个人发起火来。” 老舍著小说《离婚》，初版于1933年。男主角老李的婚姻是父母之命，没有感情基础。生有一男一女，太太是农村妇女，只会做家务，出不了厅堂。到北平后，处处成为笑柄。他有离婚冲动，却挣不脱桎梏。他暗恋隔壁马少奶奶，她丈夫长年不在，对她不闻不问，以为关系迟早结束，不料丈夫回家，马少奶奶与丈夫和好如初，老李希望破灭，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专门一章讨论老舍。他认为老李不离婚，是性格“软弱”使然。他说以“离婚”为书名，“象征着一些人不能做到的一种勇敢行为，因为他们满足于‘婚姻’……对奇糟不堪的现况卑躬屈膝。”不离婚原因昭然若揭：怕冒险，怕社会眼光，没有人“有胆量先提出来。” 爱情不是生命唯一事这是从男方角度思考，女方怎么想，无法兼顾。徐志摩离婚后，家里不能谅解。老师梁启超也反对他离婚，认为“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又提醒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 梁启超当然知道自由婚姻之可贵，但是好伴侣可遇不可求，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满足得宁贴也极难”，一直期盼梦想之神圣境界，不过是自寻烦恼。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是胡适诗句。胡适鼓吹婚姻自由，纯粹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承受新旧文化冲突，了解梁启超苦口婆心。怎么可能不爱自由呢？爱自由的意念他人未必了解，选择“不自由”，也是个人自由。五四人物精彩地方在于处处凸显张力，提供后人思考空间。胡适和江冬秀不般配结合，却白头到老，“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说的是无奈处以及生命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胡适不会同意不离婚是软弱性格使然。爱情是生命重要事，但不是唯一事。这是命运题，不是选择题。还好如今配偶被安排的例子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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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落手江山/何国忠

1987年11月7日，《读书》编辑扬之水为《异学杂著》出版事到徐梵澄家，徐梵澄收到誊录好的《天竺字原》序文，重新审定目录，嫌书单薄，将《行云使者》拿出来，嘱扬之水帮忙誊录其序及跋。谈完工作二人闲聊，徐梵澄说散原诗句“落手江山打桨前”，初读觉“落手江山”老套，半年以后，忽然惊悟，原来是击水时见江山倒影，不禁一笑，“细玩其意，得无妙哉”。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有此事。静则生明，读诗如此，读哲人经典也如此。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理解力增强后，就恍然明白。扬之水看不懂《五十奥义书》，他说不急，总会明白的。他强调介绍学术，不须张扬。智慧的吸取和人的经历息息相关，自求自证，在学习过程中好处更多。又说不管什么宝典，书始终是书，是外物。到真正没有疑难之后，可将之舍弃。处在高境往下看道理，提起或放下，皆无不可。他有过目不忘本事，1938年在湖南艺专教书，后来成为名画家的丁天缺是他学生。学期末考题为“略论魏晋思想” ，三天交卷。丁天缺连夜挑灯，完成22页论文，交卷第二天，两人偶遇，他称赞丁读书不少，可惜方法有误。他背一段丁的试卷，从头到底，一字不差，然后点评。丁吃惊。虽说是自己所写，百分之百和原文一样，重新默写，丁说他绝对没有能力。丁是中国第一位介绍毕加索的艺术家，丁在《顾镜遗梦》中说徐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被形容为得道高人，徐梵澄有接地气的凡人色彩。“学习是为了活着，不是活着为了学习”，德国老师的话，他拿来劝人，邻居詹志芳却认为他实践的是后半段。他和不少老派学者一样，不工作凸显不出自身意义。80岁时决定封笔，半个月不到又动笔。写不完的学术题目，清一事算一事，尽心尽力。他对侄儿徐崇善说，要“为国家学术稍撑持局面”，因为“后起多秀，然深造尚遥，俟其大成而已”。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陆灏听施蛰存说过：“钱锺书，我不说他聪明，我说他用功。”徐梵澄适合类似形容，单靠聪明，上限不高，用功才是实力凭借。人至晚年，他一样不轻易浪费时间。他视为亲人的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生活有规律。身体好时，天不亮就起床，喝咖啡，背梵文。天亮，做健身运动，抽一斗烟，吃早饭，然后写书或翻译，12点休息。看报纸，吃中饭，小睡一小时，起来抽一斗烟，又工作。晚上休息，除非赶稿。学者生涯枯燥，徐梵澄的经历却有奇特处，留下的隽语和故事，读后难忘。1985年，社科院宗教所代表团到曼谷出席佛学会议，他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访的代表团撑起场面。他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渊博知识是强项，英语、德语及梵语的造诣更让与会者称奇。宗教所长任继愈说他“挥麈纵谈，不亢不卑，处置得宜”，孙波的《徐梵澄传》记了当时经过。徐梵澄1984年1月出版《五十奥义书》，同年5月出版《神圣人生论》，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拍板说：“赔钱也要出”。以为曲高和寡，不料二书销路不错，都再版。因为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金克木说徐梵澄将《奥义书》译成。他和徐梵澄是同行，但是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中译《奥义书》：“我对于梵澄同志的功力和毅力只有佩服。” 虽然谢绝访客，有机会和他接触的年轻人还是不少。例如扬之水、陆灏、孙波、詹志芳、他的侄辈们以及鲁迅博物馆多位研究员。《读书》及《鲁迅研究月刊》和他关系密切，他不只供稿，也经常被咨询，在编者看来，贡献不小者获杂志赠阅理所应当。但是他坚持订阅：“我最反对中国这种乱送刊物的做法，我一定要付钱。” “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侄儿徐崇善遇不如意事，徐梵澄引《易经》句要他释怀。侄儿爱和小叔谈诗论艺，本在北京工作，后来被调到江苏泰州，他提醒侄儿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安于自己所处，讲究仁义，就能带着宽厚的爱心积极面对世间万物。 “人入暮年，可有孤独感？”扬之水问他。他说可做之事很多。手绘丹青，操刀刻石，这是业余爱好，还有一堆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又要看书读报，白天够忙。晚上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通之，批之，都是乐事。他说：“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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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阅世/何国忠

1990年5月，徐梵澄写信给侄儿徐崇善，说岁月悠忽，已至老年，正读《百源学案》，有感一事。邵雍病重时，程颐去看望他，问永别以前，有何劝告。邵雍说：“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乎？” 邵雍自号安乐先生，喜爱《易经》。他眼中的程颐为人严厉，一板一眼。他认为处事圆融，一切留余地，才是待人之道。徐梵澄赞誉：“此乃阅世极深后，为后人作一极佳之箴言”，并提起“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的人性弱点，要侄儿警惕。经历越多，越能消化前人智慧。引古人箴言，不过是提自己服膺的修行之道。徐梵澄处事恬淡，对物质不讲究，也不慕名利。和他来往密切的邻居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晚年写作不要稿费。又说有一次她策划给癌症病人开办音乐会筹款，徐梵澄不留名，捐出1000元，为捐献者中最高者。他去世后，詹志芳在遗物中发现另外多种捐款收据。徐梵澄在印度33年中，其中28年是在阿罗须多创办的修道院中，阿罗须多有圣哲雅号，和圣雄甘地及圣诗泰戈尔同列印度“三圣”。阿罗须多于1950年去世，晚年只专注著述，掌舵的是一位名叫密那的法国女人，里头的人称她为“母亲”，贵族出身，能力极强，从经费到实际管理，她一手操办。徐梵澄敬佩“母亲”，有3次他起回国念头，都被“母亲”以中国局势不稳定阻止，其中一次大发脾气，说他躲不过反右和文革。修道院有具规模的手工造纸厂、印刷厂和发行网，“母亲”给徐梵澄经费，让他在香港购买华文铅字，印刷他认为有用的作品。徐梵澄不领薪水，生活起居由“母亲”照顾。他利用修道院收藏，完成多本著述。扬之水不认同“母亲”作法，孙波的《徐梵澄传》依传主，沿用“母亲”，扬之水在她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则以“法国女人”称呼她。她认为她虽然重视徐梵澄才华，“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作高级雇工使用的：不开工资，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书，出版后，也不给分文稿费，甚至书也不给一本的。”她去世后，学院衰败，“梵澄先生才争得了归国的机会。” 连宾馆钱也付不起扬之水愤愤不平有其依据。1978年，徐梵澄回到中国，临走前身无分文，只有一张机票。他到大使馆，听说他是鲁迅和毛泽东的学生，又写得一手文情并茂书信，虽无国籍，工作人员对他客气，护照办成。抵达香港，却因为1949年以后不曾入住中国，需要签证，回家日期又被蹉跎，还好香港朋友邵嘉猷资助，处理大小事，最后徐梵澄安然无恙抵达长沙三哥家。家人不知怎么处理这位一贫如洗的归国学人，徐梵澄连宾馆钱也付不起。最后长沙市外办出面解决，将这位老侨胞安顿在市委招待所。孙波的《徐梵澄传》叙述这一段尴尬行程。最后联络上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好朋友冯至和贺麟，徐梵澄的学术地位被抬高至大师等级。他被安排到任继愈领导下社科院宗教所，院里无权任命一级研究员，他被定为一级半研究员。虽低冯至和贺麟半级，但是两位老友对他关怀备至，以他华侨身分，将月工资定为500元人民币，成为当时社科院中薪水最高研究员。社科院也答应徐梵澄要求：不参加政治学习，不带研究生，不接受任何采访。淡泊惯了。“先生居室的简单。大概是我所有认识的人中之最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朝南的书房内，一张书桌，两个小书架，两个沙发，还有两个上了锁的立橱，仅此而已，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电视机、音响之类的……朝北的一间，也是书房，桌上笔墨纸砚，旁边还有一盘未下完的围棋。”这是陆灏对他居所的描述。加一则有关马新小事。1973年，“母亲”病逝，修道院停止出版工作，他的生活大不如前，闲时重温古典，以优美笔调，叙述苍凉而感伤的故事，发表在马新华文报纸上。之前编辑频频来信索稿，说写什么登什么，并且稿酬优厚。虽所得无多，但不失为小补。他告诉扬之水，他的几组文章“希腊古典重温”、“澄庐文议”、“谈书”，都是当时书写。有一次友人将新加坡《星洲日报》剪报寄给他，发现编辑把“梵”写为“焚”，一字弄错，意思大变，真是由“静”趋“动”，由“生”至“死”了。初觉滑稽，忽而又觉此中有歪打正着理趣。他说：“善哉，此等文字，焚之可也。”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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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红叶如花/何国忠

1921年泰戈尔用所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创办泰戈尔国际大学。1937年，谭云山受他所托，设立中国学院，蔡元培和戴季陶领导的中印学会协助募捐，所需基金最终到位。1945年12月，徐梵澄乘军用飞机到中国学院任教，同行者包括常任侠。郭沫若和郑振铎送行，机舱门临关合时，郭沫若喊“要取真经回来。” 此去33年，不受内战以及各种各样运动波及，何尝不是幸事。院长谭云山经历丰富，其中1924年至1928年间在马新活跃。马仑《马华文艺脉搏》有章节论其文学活动，指谭云山诗集《海畔》是新马华文坛第二部新诗集，意义特殊。不过谭云山重心始终在教育与研究，他先在新加坡工商学校、麻坡中华学校教书，又在瓜拉丁加奴中华维新小学担任校长，最终一站为峇株巴辖，帮忙创办爱群女学，后来成为其夫人的陈乃蔚为第一任校长。谭云山在印度活跃超过30年，和徐梵澄都有现代玄奘称号，但是方向有异，谭云山为募款经常中印来回，徐梵澄只专心教学和著述。我读谷林〈醰醰多古情〉而知徐梵澄，后来又读扬之水和陆灏合著《梵澄先生》描绘他晚年生活，印象慢慢累积。孙波2009年出版，2019年再版，字数38万的《徐梵澄传》，更是一部让我有机会走近这位纯粹学者心灵的力作。 “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这是萧军诗句，徐梵澄在〈蓬屋说诗〉中说“苍生霖雨，气魄浩大，而谦谦君子，自谓身轻”，此两句让他“触目惊心”。云彩下完雨后消逝无踪，这是自然规律，人该还原做天下雨，轻盈洒脱。孙波说他写《徐梵澄传》，目的是体会“超越与会通的学术意义和人生境界”。徐梵澄是多语学者，精通英、德、法、梵、拉丁、希腊、印度等多种语文。他的侄儿徐崇善在〈怀念吾叔徐梵澄〉说二战时在乡下，徐梵澄天天读书，晚辈不得打扰，有一段时间自修法文，“抱着一部法文字典，逐句逐字地死记硬背。”1949年底，徐梵澄转到梵文教研中心贝纳尼斯，他在海德堡大学念书时已习梵文，觉得方法不对，于是重新开始，跟小时候读经书一样，靠熟读、背诵，然后再理解。“学得苦呀”，他说。但是值得。在学问路上，不走捷径，印度古代经典50种《奥义书》，他有效地由梵文译成中文，靠的是基本功。徐梵澄另一让人珍惜的成果是翻译室利·阿罗频多所有哲学、瑜伽和社会学著作。柏拉图式恋爱孙波花大篇幅叙述他和游云山感情。游云山小徐梵澄3岁，广东南海人，毕业于香港丽精美术学院，后投入岭南画祖高剑父门下，二战时，避居桂林，有一次往长沙写生，将战迹画作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其中在桂林湘雅医学院速写的两幅被日军炸得稀烂的校园，感动不少人，后来她受邀在重庆举行画展，画坛地位由此奠定。游云山于1948年到中国学院执教，她和徐梵澄一见如故。从相识到相知，话题不断，感情行云流水似增长，孙波以游云山的散文与徐梵澄的诗作，印证二人经常寄意，相伴相行。1949年国民党兵败，泰戈尔大学中国学者资助经费中断，有回大陆者，有往台湾者，有往海外者，她选择和徐梵澄同进退，二人据说曾经在加尔各答华文报登载结婚启事，但是他们在文字的互动只提及“同心侣”，未提过婚姻。孙波所叙述二人关系，更像柏拉图式恋爱。二人后来同到阿罗频多学院工作，8个月后，游云山回香港，启程那天是1951年10月4日，阴云天气。终究有缘无分。孙波举分手原因，虽都精通佛学，但徐重视学理，游在意佛法实践。游的老师高剑父有浓厚国民党背景，游受影响，也是三民主义信徒。徐性格内向，一直是非党非帮非派非伙之人。后来游以母亲病重，需回去照顾，将这段感情画下休止符。 1948年游云山曾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过画展，我之所以跳不开二人恋情一段，因为游云山即是马来西亚不少人熟悉的晓云法师，弟子众多。她于1958年出家，1990年于台湾创办华梵工学院，后改名华梵大学。2018年12月，在她圆寂14年后，她的弟子将她38幅禅画，在麻坡展出一星期，《中国报》报导时说她“遗风长驻”。晓云法师2000年在台湾71画龄回顾展中，展出旧作，其中有徐梵澄题诗。2007年，孙波到台湾游学，看到其80岁时所作《秋林图》中，抄徐梵澄诗句：“深林宴坐妨人觉，红叶如花乱扑衣。”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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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落花轻拍肩/何国忠

“鲁迅去世后，停放在万国殡仪馆的小房间时，梵澄一清早就去吊唁，悲伤至极，泣不成声，当时他告诉许广平，鲁迅给他的信，可以集成厚厚一本。”这是赵家璧在《文坛故旧录》所记。赵家璧在《编辑忆旧》也提徐梵澄。他说鲁迅晚年十分看重周文、葛琴及徐梵澄，为他们改稿写序。周文1952年去世，葛琴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致残，只有徐梵澄长寿平安。鲁迅宠爱徐梵澄，他告诉许广平“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赵家璧说他收鲁迅49封信，其中8封谈徐梵澄所译《尼采自传》。徐梵澄写有〈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长2万字，眼高手高，文气飘逸，灵光处处，隽永耐读。赵家璧说鲁迅死后，徐梵澄“杳无音讯”。原来侨居印度33年，从事教学、著述与翻译。1979年回国，受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样大隐于市，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他终身未婚，甘于淡泊，饮食起居自己料理，不收生，不立门派，独来独往。扬之水和陆灏因为编者身分，和徐梵澄来往频密，二人在2009年合著一本小书《梵澄先生》。徐梵澄用英文介绍中国文明，著作包括《周子通书》、《肇论》、《唯识菁华》、《易大传——新儒家入门》，又用中文介绍西方文化，翻译《尼采自传》和《苏鲁支语录》等书。他在印度文明造诣更少有学者可以匹比，中译印度哲学经典有《神圣人生论》、《综合瑜伽论》、《五十奥义书》等书。悠悠人生，视一切偶然。他告诉扬之水，他并“没有匡世救国的心，不过求学问，求真理，一日不懈此志罢了，又引了鲁迅的那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徐梵澄常写古诗，扬之水爱“落花轻拍肩，独行悄已觉”一句，说“很有韵味”。徐梵澄身材瘦高，爱散步，人和诗，学问和悲喜，处处引人联想。最可贵的是可掌握意愿虽然担当得起重量级学者称呼，著作曲高和寡却可以预见。俗名因为鲁迅关系，稍有提升。20岁时，写杂文和短篇小说，寄给鲁迅，经推荐后刊登。到鲁迅家，目的为领稿费，却更爱听教诲。他启程到德国留学前一天，向鲁迅告别，不断出现沉默时刻。鲁迅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钞票，说是所存稿费，却比平时增加。走时鲁迅送到大门口，他鞠躬，一伸身，鲁迅突然目光辉射，执着他右手猛然一握，“我感到那手力极强。这是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我吃了一惊，便分别了。那一握，是教示，是勉励，使人精神振起，要努力，要争气，要在外国好好读书。”徐梵澄说。 1929年8月，徐梵澄入海德堡大学。鲁迅托他代购版画及书刊，徐梵澄所选，皆为精品。二人信中内容，虽有不少涉及银钱、书画汇收之事，但是讨论艺术品之余，可看到美学造诣。徐梵澄在大学选修几门艺术课，闲中学习版画创作。鲁迅珍藏版画中有6幅徐梵澄作品，其中一幅鲁迅中年半身像，用在鲁迅编译《一天的工作》包封上。鲁迅“两眼炯炯有神，突出中式长袍衣领上的两颗盘纽，刀法粗矿有力，颇有特色。”负责编辑的赵家璧说。徐梵澄有不同常人作风，鲁迅欣然接受。鲁迅推荐徐梵澄杂文时说他“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作短评，颇似尼采”。徐梵澄要求保留原稿，鲁迅请许广平代劳，抄了几次许广平发牢骚，鲁迅只好亲自动手。他向《自由谈》编辑黎烈文求助，说抄录费力费时，“忙时殊以为苦，不知馆内有人抄写否？”徐梵澄不知自己要求造成鲁迅困扰，他以为鲁迅身为大作家必有助手，原来是两老代劳。徐梵澄说他自己“真该死”。鲁迅的信不幸在抗日战争时，和徐梵澄藏书同时丧失。徐梵澄记忆力超强，“信中的话，格言似的，当时揣摩很久，所以记得。”〈星花旧影〉共引述14封来信内容。第2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贫贱而肆志，富贵则骄人，中国现在嚷口号的人，大致皆有此病。”徐梵澄说鲁迅在谈话中，多次讲到有些革命人士，成了反革命者，怎样“用他人的血来洗自己的手”。鲁迅校刊过《嵇中散集》，将嵇康诗句“贵得肆志，纵心无悔”改动，嵇康原意说人生最难能可贵的是可以随心所欲掌握意愿，无怨无悔追求理想。徐梵澄说他“自抚生平，从来未尝富贵过。处贫贱是其常情，也未曾怎样肆志。”我忍不住用毛笔将嵇康诗句抄了下来，虽然知道所谓境界，常常知易达难。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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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惊雷/何国忠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鲁迅诗作〈无题〉，内容说面黑老百姓流离失所于荒芜野草中，不敢慷慨悲歌，不敢引发动地哀声。鲁迅心里千头万绪，但是他思维开阔，连通广袤大地。虽然表面沉寂，却坚信春雷即将萌动，将黑暗化为光明。 1934年5月日本作家新居格到上海拜访鲁迅并求字，鲁迅以诗作相赠，落款“戌年初夏偶作，以应新居先生雅教”，其中雷一字，用古字“靁”。1961年10月，毛泽东以狂草横幅书写，送给到访日本民间代表团，纸高33厘米、宽85.5厘米，毛泽东说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又要郭沫译成日文。毛泽东加持，媒体宣扬，诗更为人所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第二天，新居格以日文发表文章纪念，同年11月被译成中文，以〈鲁迅其人〉，刊登于上海《国闻周报》。文中称鲁迅为“文学者而兼思想家”，又说鲁迅成就“非其他的作家文学者所能企及的。” 新居格于1951年去世，1976年鲁迅展览会在日本仙台举行，其夫人把鲁迅手迹拿出展览。新居格崇拜鲁迅，其夫人说，裱好的诗作，“挂在书房里，以便经常诵读，缅怀鲁迅，激励自己。” 诗里诗外，都有故事。其中惊雷二字，更是马大学生多年心中抹不去痕迹。我1984年进马大念本科时，参与华文学会复办工作，对春雷大汇演历史步步追踪。马大华文学会1974年12月被令关闭，春雷大汇演是导火线，除了零星剪报，政府为此事所发表白皮书我一字不漏阅读。李亚遨所编，2010年出版的《于无声处听春雷——1974年春雷事件的回忆与见证》，书名不瞒鲁迅提供的精神资源。吴建成回忆1970年他入马大就读，大一下学年收到传单，有些惊奇，因为之前华文学会宣传文字全篇英文，偶尔出现中文，也只为点缀用途。“才知道马大华文学会改组了，从此以后不再英文至上” 。能进马大者，都是天之骄子，马来文英文皆可，如吴建成者，在意中文尊严。心灵被触动，毅然加入华文学会，后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朋友，“我整个生命因此而蜕变。” 吴建成形容那段岁月“浪漫又自豪”，他爱中华文化，情怀不孤。赖兴祥在英校念大学先修班时，华文是第二语文，滋味不好受，进马大后参加华文学会，和坚守自己，不随波逐流的人一起，顿生“殊荣”之感。姚丽芳和陈丽碹捕捉当年印记，感受大体相似，以“无怨无悔”形容冷暖经历。刘崇汉说关心社会，走入民间为“正道” ，侯亨能说是“气概”显露。事发三十多年后，虽曾沧桑，澎湃心情，依然可见。马大华文学会在1972年举办“春自人间来” 南北马巡回演出，各地华团如教师会、校友会、华文独中协助承办，随后学生以文艺推动社会改革的热忱不断强化。1973年马大华文学会联合四十余华团筹办春雷大汇演，为华文独中发展基金募款。当时政府排斥左派意识形态，冷战思维浓烈，华文学会和社会运动结合，很快成为被怀疑对象。1974年3月春雷大汇演3位筹备成员被捕，但是其他人不畏惧，坚持完成任务。一切准备就绪，4月彩排时，警方郑重告知不批演出。1974年12月，政府以共产党渗透校园为由，查封马大华文学会，更多学生被拘留。 12年没有华文学会春雷惊蛰，一声巨响，受影响的不只当年马大学生，后来者的大学生活也变了样。马大整整12年，没有华文学会存在，筹办文化节目举步维艰。中文系学生自由度相对宽广，但是参与者不能涉及外系学生。悲情笼罩校园，不知如何寻找空间控诉。李亚遨在序文说虽然春雷大汇演无法正式演出，却不愿历史成灰，遂编书从头细说。他说数十团体联办，数千演员参与，数千幕后工作人员默默付出，受关注度是空前的。马大华文学会串联南北马以及东海岸团体，频密出版快讯，韧度和深度，确实值得纪念。虽然只在吉隆坡一地演出，“如果在国家室内体育馆连演7天，观众可达4万人。改为容量较小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9天演20场，亦会有2万5千人。”李亚遨说出他们策划时的激昂心情。侯亨能回想从前，忍不住加一句：“我们那一代人现在还对生活充满热情吗？”时代变了，表述方法必然不同。我读鲁迅诗，读马大华文学会历史，始终相信冷漠不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共性。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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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行有余力/何国忠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句出自《论语·学而篇》。为人弟为人子，进家孝顺父母，出外顺从兄长，行为谨慎、守信，有爱心，并且亲近仁者。上述几点做到之后，若有余力，则应研习六艺之文。白先勇在《蓦然回首》说他在成功大学念了一年水利工程后，发觉没有兴趣，第二年转台湾大学外文系，事先没和父母商量。其父白崇禧秉性刚毅，喜怒不形于色，知道儿子善读书，在水利工程系考第一名，不解。儿子说了半天，父亲知道大势已定，没有坚持，但忍不住用“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发出惋惜话，白先勇说他只能含糊回应“人各有志”。其母发挥慈爱本色，“行行出状元”，她说。几年以后，母亲病故下葬，白先勇按伊斯兰教仪式走40天坟后，出国留学。白崇禧送机，步步相依，送到飞机梯下。“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白先勇说。文章有感情铺垫，就是耐读。读胡适《南游杂忆》，想起中学时白崇禧名字如何进入眼帘。胡适书中两篇文章〈广西〉和〈广西的印象〉提白崇禧，以其字健生称呼，印象是好的。1935年1月胡适由广州飞梧州，第二天在南宁见白崇禧。胡适被力劝延后归期，增加演讲次数，顺道旅游。住了15天。胡适因反对读经、拜孔、拜关岳等复古活动得罪广东政府，不获准在广州演讲。走后第二天，广州各报刊登中山大学中文系古直、锺应梅及李沧苹三教授联名电文。他们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意料之外是李沧苹发表声明否认参与此事，胡适将此闹剧记在《南游杂忆》里。广东将领有流氓气，白崇禧有文化气。他礼贤下士，作为邀请人，一切安排妥当。胡适乘坐飞机，除梧州和南宁，又到武鸣、柳州、桂林、阳朔等地。胡适说读经、拜孔、拜关岳、修寺、造塔等迷信或恋古风气，他在广西境内看不到。白崇禧有幽默感胡适提广西家喻户晓故事。白崇禧下令将香火鼎盛的桂林城隍庙摧毁，地方绅士担心得罪神灵，要求白母出面劝阻。白崇禧回应方法独树一帜，他在庙墙贴上公文，声明如有灾殃，与人民无干，他一人承当。地方绅士接受解释，负责人则在拆庙时事先烧香，说明上命差遣，概不由己。白崇禧破除迷信有法，不惹民怨。胡适又记有一次收到祀孔通令，白崇禧幽默地说“得造个新孔庙”，因为原有孔庙早已移作他用。胡适在《四十自述》回忆自己11岁时受范缜和司马光文章启发，成无神论者。有过将泥菩萨抛毛厕建议，虽因同行者反对作罢，但是却大无畏拿着石子丢掷神像。白崇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胡适竖起大拇指。白崇禧外号小诸葛，有运筹帷幄军才。他与同学李宗仁、黄邵竑在军阀混战时崛起，建立新桂系，成功统一广西全境。三人团结一致，后来黄绍竑离开广西，投靠南京政府，位子由黄旭初取代，但无损分工合作氛围。胡适南游时，是广西最稳定时期，胡适借用美国传教士艾迪（Sherwood Eddy）的话，称广西是中国模范省，爱国者“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又借艾迪的话对比广州政府，艾迪“很明白地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南游杂忆》还附录大公报主笔胡政之文章，里头称赞“广西改革力量达到下层”。国民党失守大陆，蒋介石将不少责任推给白崇禧。1994年白先勇在美国提早退休，那时他57岁，希望重写民国历史，为父亲讨公道。他与廖彦博合著的三册《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最为人所知。白崇禧在大陆三次反蒋，埋下祸根。他在台湾虽持陆军一级上将职位，却无实权，且被特工监视，外出有黑色吉普车跟着。“车子号码是155429”，白先勇记得一清二楚。白崇禧有幽默感，一次吉普车抛锚，白崇禧要侍从告诉特工不必紧张跟丢，他们的车子会等吉普车修好才开走。 1952年11月，胡适自美返台，白崇禧及一些国民党将领到机场接机，白先勇所编《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收有当时合照。胡适捧着花，白崇禧在旁，灿烂笑容掩不住沧桑历史。二人晚年都在台湾，都因心脏病去世，都回不了中国，都带着遗憾。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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