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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力量组织

5月前
马来西亚被认为是全球人口贩运的来源国、中转站和目的地,连儿童也无法幸免,被人贩子当作是“商品”来售卖和牟利。 报道:傅思敏、李佳憓 摄影:谭湘璇、黄玲玲 马来西亚被认为是全球人口贩运的来源国、中转站和目的地,连儿童也无法幸免,被人贩子当作是“商品”来售卖和牟利。 根据内政部反贩卖人口理事会(MAPO)的资讯,人口贩运除了性贩运、强迫劳动、器官贩卖,也包括贩卖婴儿。 在马来西亚2001年儿童法令,18岁以下被定义为儿童。因此,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经手的儿童个案都是17岁以下的受害者。 马来西亚儿童之声福利协会(SUKA)项目协调员希西尔透露,该协会在庇护所曾经手的个案,其中一宗是只有1个月大的婴儿。 “我们也曾处理过5个月大婴儿的个案,还有怀孕的母亲来到庇护所后分娩,还有一些5岁、7岁儿童的个案。” 她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说,这些个案一般上是性剥削案件和劳工贩运案件的受害者;还有一部分受害者则是先当作劳工贩运,之后又被性贩运。 “大部分被剥削的孩子都是被性剥削或强迫劳动。” 男婴出世数天就被贩卖 妇女力量组织(Tenaganita)曾处理一个男婴出世数天就被贩卖的案件。 妇女力量组织执行长葛若琳说,在该案件中,一名男代理人在2018年开始从事贩卖婴儿的勾当,在全马各地以1万5000令吉至3万8000令吉售卖超过300名婴儿。 “代理人通过认识养父母和生母的中间人,在婴儿出世才7至8天,安排卖给养父母。 “买家(即养父母)是一对已婚夫妇,结婚12至13年还没有孩子。婴儿亲生母亲则是没有经济能力照顾孩子。” 葛若琳表示,这对养父母支付了4万7000令吉给代理人,因为他们被告知需要支付一大笔费用,才能在相关机构办理领养程序。 亲生父母及养父母都被蒙骗 葛若琳补充,在代理人和中间人的欺骗下,亲生父母和养父母都不知道婴儿是被买卖。 她说,这起案件发生5个月后才被警方揭发,当时警方正在寻找曾经接触过代理人的中间人,顺藤摸瓜联系上养父母后,才揭发真相。 她表示,此案被揭发时,婴儿已经5个月大,被送往妇女力量组织位于槟城的庇护所照顾。婴儿在庇护所中待了约16天,由妇女力量组织协助养父母到社会福利局办理正式的领养程序。 她指出,两名犯罪者都已经被控上庭。 比成人更高几率遭暴力剥削 数据很惊人,但只是冰山一角,而且被贩运的孩子所遭遇的剥削和暴力,比成年人有更高几率。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行走自由基金会和国际移民组织(IOM)于2022年联合发布的《现代奴役全球估计:强迫劳动和强迫婚姻》报告,有330万名儿童被强迫劳动,占所有强迫劳动受害者的12%。该报告补充,由于在收集数据时所面对的挑战,这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还不能完全反映事实。 性剥削方面,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发布的《2022年全球人口贩运报告》(GLOTIP)显示,性剥削的受害者有三分之二是女性,27%是女童,另有约10%是男性和男童。 根据该办公室对相关案件摘要进行的分析,无论人口贩运受害者遭遇何种形式的剥削,对比成人与儿童,女童和男童遭受身体或极端暴力的可能性,是成人男性和女性的1.7倍;而女童遭受暴力的可能性是成人女性的1.5倍。 希西尔指出,根据她经手过的案子,被强迫劳动的儿童一般会被安排在工厂或杂货店工作,或成为家庭帮佣。 “被带到这里的小孩被告知,他们会在超市和很体面的环境工作,但实际上他们被关起来并被带到商店如杂货店工作,或者成为家庭帮佣。” SUKA 13年助逾千名受害者 马来西亚儿童之声福利协会SUKA与政府机构密切合作超过13年,已经帮助超过1000名人口贩运受害者。 为了遏止人口贩运问题,政府尤其是内政部反贩卖人口理事会(MAPO)与多个非政府组织一直保持合作,为受害者提供救援、庇护和治疗,也提高人们对于人口贩运的醒觉。 在庇护所为受害者提供精神支持的希西尔表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有着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为人口贩运问题的前线人员提供培训和支持。 “不只是非政府组织本身,政府机构也会派我们参加与人口贩运相关的活动,让直接处理案件的前线人员有这方面的知识。” “那么多人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从救援到遣返,因此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都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 梁淑慎:开发聊天机器人收集资料 Project Liber8组织创始人兼执行董事梁淑慎表示,她在4年前与MAPO合作开发了一个聊天机器人,以便人们可以通过该聊天机器人来获取更多有关人口贩运的资料。 “我们还制定了国家人口贩运指标指南、国家人口贩运行动计划等政策,以确保马来西亚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我们也有与教育部合作,展开名为‘倡导高中’的计划。” “如今通过中四的体育与健康教育(PJK)课本,高中生能够学习和了解到什么是人口贩运。” 相关文章: 人口贩运(五)| 营救 辅导 培训 融入社会 SUKA助受害者展开新生 人口贩运(六)| “过程绘画”能疗心 艺术治疗助走出阴影
1年前
被贩运到大马的外国人,被逼做些什么?又经历了哪些事?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逃走? 报道:傅思敏、李佳憓 摄影:黄玲玲、谭湘璇、受访者提供 被贩运到大马的外国人,被逼做些什么?又经历了哪些事?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逃走? 活生生的个案,让活在舒适圈的人们无法想像她们的圈子是多么黑暗,很多被贩运的人口,并不知道他们是现代化奴役制下的受害者,她们甚至有机会逃走,却选择回到被奴役的环境。 也有受尽折磨的受害者,被救出来时以为自己已是一条死鱼,但援助机构的一勺水,给了他们活过来和重生的机会。 阿静还在人贩子手里…… 2022年4月,19岁越南籍女子阿静(化名)的母亲,透过一名中介声称替她找到一份在马来西亚餐厅的工作,不仅免手续费,中介还付了母亲2万令吉。于是阿静在中介的安排下,持旅游签证坐上了飞往大马的航班。 抵达吉隆坡被逼卖淫 当她抵达吉隆坡后才发现根本不是来工作的,中介把她交给人贩子逼她为娼。人贩子还警告:“我花了1万令吉把你带到这里,生活费和住宿费,我还给你一台苹果手机,如果你要拒绝(提供性服务)就还钱!” 阿静身上毫无分文,人生地不熟,只得接受人贩子的指示,日复一日上班接客,但所赚取的钱直接落入别人的口袋。 1个月后,妇女力量组织(Tenaganita)收到一匿名人士的情报,声称在吉隆坡谷中城遇到一女子在哭泣。该组织马上派人到现场,惟投报人已不见踪影,留下意识不清的阿静,她服用了疑似毒品的药物。 尽管护照写着19岁,但阿静的样子非常稚嫩,貌似未成年。妇女人权组织案件管理人阿莉亚(Alya)与阿静交谈时发现,投报男子其实是她的客户,是通过皮条客来买春的。 人贩子手机定位追踪 “她的手腕和腿上都有自杀留下的痕迹,呼吸急促和焦虑。” 阿莉亚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说,他们尽力说服阿静接受援助,阿莉亚提供所有信息包括何谓人口贩运、解析她可能陷入的风险、提供求救热线号码等,以及强调她们那里随时可为她提供一个安全空间。 “我们很想帮助她,还找来翻译员与她沟通,但我们不在同一个频率上,她或许还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真的可以得到帮助。” 他们尝试用各种方法游说阿静接受庇护,包括可以让她得到越南合作伙伴的帮助,但阿静还未被说服,人贩子追踪到她的所在位置。 不信能受庇护选择离开 “人贩子给她的手机有定位系统,一直跟她保持联系,我们不知道她是否继续受威胁,即便我们再三保证可以保护她,但她不信任我们。更何况并非她亲自求助,而是因为第三者(客户)投报,她才被带到这里。” 阿静在安全屋只过了一夜就选择离开,回到了人贩子那里。 “我们不能违背任何人的意愿而强留住他们。”阿莉亚很无奈。 人贩子凶残杀害逃跑女孩 也许人们会想,为何不直接报警或捣破人贩子老巢救出阿静? “人贩集团非常凶残,我们必须考虑到自身性命安全。” 涉及打击人口贩运多年的妇女力量组织执行长葛若琳(Glorene Das)直言,她曾经受到人身攻击和性命受威胁,也见识过人贩集团凶恶面目。 她忆述在2013年时,一个人贩集团在蕉赖非洲移民社区的公寓禁锢了36名非洲女孩,其中一名坦桑尼亚女孩逃了出来,透过友人联系上妇女力量组织揭发此事。 这是一项大型的营救行动,必须寻求警方协助。但不幸的是,逃跑女孩还未被安置,就被人贩子抓回去,并残忍杀害。 “对方发来女孩的尸体照片,警告我们如果去营救,其他35名女孩一样没命。”逼使营救行动暂停,交由警方全权接手,非政府组织也难以跟进情况。 所以针对阿静的个案,葛若琳坦言,所有行动必须考量组织人员的安全,若阿静真的不想留下,则难以强迫。他们依然在等待阿静的来电,惟至今毫无音讯。 大部分报案人是买春客 葛若琳透露,该组织处理的众多贩卖人口案件中,揭发者或报案者大部分是预约买淫的客户。 “我不能告诉你确切数字,只能说,是个大数目。 “有客户打电话给我们,或直接把女孩送到我们办公室,当然并非每个客户都心地善良,或察觉到当事人是被逼迫的。” 她补充,这些投报人(客户)不会显露身分,而是会捏造故事,例如说是在路边偶遇受害者,“但受害者会说两人是在酒店见面,说法会有出入,细问之下就能知道投报人就是客户。” 被卖到东南亚 维拉染爱滋 30多岁的维拉(化名)来自乌干达,是4个孩子的单亲母亲。她遇到一名德国男子,对方告诉她亚洲有高薪的体面工作,还承诺有钱后会带着孩子一起生活。 没收护照成泄欲工具 男子开出的条件吸引维拉接受这份差事。2017年,两人飞往泰国曼谷,但一落地,男子就强迫她卖淫,还将她当作泄欲工具,没收了她的护照,让她无法自由行动。 一年后,她又被男子卖来大马接客,她多次想逃跑,但没有护照根本走不了。 她逐渐不再抱着希望。直到2022年11月的某一天,她打扫房间时发现人肉贩子把她的护照留在桌上,她马上把护照丢进垃圾袋,假装出门扔垃圾,然后趁机逃走。在一名好心人帮助下,她来到雪州梳邦一个以南非移民居多的社区。 逃了出来后,维拉却发现自己得了传染病和爱滋病毒。 透过社区朋友的帮助,这宗案件由美国地下铁路救援组织(OUR)接手,后转交到妇女力量组织的庇护所跟进。 阿莉亚形容,维拉刚到庇护所时身体非常虚弱,他们不得不带她来回医院奔波。 案件管理对谈突崩溃大哭 翻查护照记录,维拉曾多次出入马泰。在案件管理对谈中,她会突然间大哭,总会想起自己被贩卖、被性剥削的可怕经历。 “她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很难记得清事发地点和时间,但我们不能逼她一直回想,因为这会让她更加痛苦。”阿莉亚说。 维拉在庇护所长达3个月,由于身体太虚弱,无法参与消耗精神体力的活动。管理员为她提供单人房,让她休息时不被打扰;若状态许可,她会加入其他人一起看电影。 “我一直鼓励她要放松要乐观,告诉她现在是安全的,要相信自己可以重建生活,不过这需要很长时间。”作为陪伴者,阿莉亚认为受害者要做到全然释怀是非常困难的,但至少要让她心存活下去的一丝希望。 在OUR、妇女力量组织和乌干达驻马最高专员署合作下,维拉终于在今年2月安全回国,目前得到OUR合作伙伴的非政府组织庇护,正在接受一些技能培训以重返社会(reintegration)。 “维拉的身体逐渐康复,前几周也给我发来了一些照片说她正在缝纫和编织,学习一些新技能。” 筋疲力尽 无力跑法律程序 维拉的案子没进入我国法律程序。同许多受害者一样,经历被贩卖、被剥削到被营救,身心灵受创的他们已筋疲力尽,没力气再通过法律途径伸张正义。 “受害者得知感染疾病后会很绝望,因为不晓得还能活多久。”阿莉亚指精神受创的维拉无法提供详细资料,也不记得人贩子的全名,若执意通过法律程序,结果也不会太顺利。 “维拉可能不会被鉴定为人口贩运受害者,反而可能被拘留,这对身子虚弱的人不是好地方,我们认为当下最好方案是先让她休养。” 大部分幸存者不想报警 葛若琳坦言,雪兰莪庇护所大部分受害者不太想要采取法律行动。 “他们不是被警方营救出来的,只想讨回被拖欠的工资、个人物品和护照,只想回家。”遇上这种情况,该组织会先联系雇主或中介协商,再通报大使馆或最高专员署。 葛若琳:“相较于把案件带到法庭,其实私下和解的成功率更高。” 该组织计算过,3年内成功私下和解案件的赔偿总金额将近100万令吉!而人力资源部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一些在《反贩卖人口和反贩运移民法令》(ATIPSOM)下提控的案件甚至无法获得赔偿。 但这不代表私下解决是好方案或走法律途径就注定失败,此现象恰恰反映了涉案雇主更倾向于私下和解,而不是对薄公堂,以免公司陷入可能关闭或列黑名单风险。 也是案件负责人的高雅迪(Gayatri)补充,在与涉案公司谈判过程中发现,很多雇主对法律没深入了解,甚至不晓得聘请外籍员工必须备有合同,并按时发工资单和给予合理休假。 他们的所有决定都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强调以受害者为中心方针(Victim Centred Approach)。” 南北倡议:司法系统效率慢“通常与雇主私下和解” 南北倡议(North South Initiative)执行董事安德利柏里拉也认同,通常都是庭外和解来解决:“一方面是我们的司法系统效率太慢太繁琐,成本代价高,也不允许贩运受害者得到法律援助,这是很可悲的。 “与其带上法院然后被困在所谓的政府安全屋,被没收电话、没工作、孤立无援,还不如直接跟雇主解决。” 超过80%案件涉人口贩运 妇女力量组织处理的所有案件,超过80%涉及人口贩运。其中男性在劳动贩运案件中占多数,而在性剥削或性贩运上,妇女和女孩则占多数。 葛若琳指,该组织在2021及2022年共接了大约520宗案件,每宗案涉及至少6至8项侵犯人权元素,这在马来西亚的现代奴役制问题上非极为普遍。 从阿静和维拉的案件就可看到,一系列违法行为就包括欺诈、没有合同、没支付工资、护照被扣留甚至没休息日;一些遭贩卖的家庭女佣也受到身体和言语上的虐待,及食物匮乏。 98%庇护者安全遣返原籍国 妇女力量组织长期与政府合作打击人口贩运,近10年处理了约3000多宗强迫劳动与人口贩运案件,涉及超过1万5000名受害者,其中90%是妇女与儿童,分别各占55%和35%。 妇女力量组织的2个庇护所分设在雪兰莪总部和槟城,收容数百名来自本地和其他至少10个国家被贩运的妇女和儿童,即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中国、缅甸、斯里兰卡、印度、乌干达等。98%的庇护者最后都安全遣返原籍国。 受害者在庇护所获得医疗服务、心理咨询及法律支持,也提供技能培训。 “我们拯救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命,包括给予他们重生的机会,重建他们的希望。” 三面环海地理位置优势马成人口贩运“热点” 马来西亚被认为是全球人口贩运的来源国、中转站和目的地国,原因不外是大马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优势和经济发展机会,无论国籍、性别及年龄的人士,都有可能被运来大马或转运到其他国家。 人口贩运已经是老问题。80至90年代初期,大马经济起飞带动了娱乐和休闲行业,不少妇女、小孩甚至是难民被拐骗到马来西亚从事性行业。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马来西亚每个性工作者平均年利润大约是2万3500美元(约10万8400令吉)。 在全球,人口贩运每年为人贩子赚取约1500亿美元,其中990亿美元来自商业性剥削,在强迫劳动条件下雇用佣人的私人家庭每年“节省”80亿美元,惟数字背后,都是一条条人命和血汗。 相关文章: 人口贩运(上)| 强迫劳动 婚姻 性剥削 人口贩运 黑暗深渊 人口贩运(下)| 黄色架步挂羊头卖狗肉 马地下色情行业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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