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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

2星期前
11月前
11月前
1年前
继不久前的婆媳的内在美风波闹得全城沸腾后,本周又闹了新话题:百万网红的家务事。 涉及家庭的纷争,往往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家务事就是家里的事,干卿何事,又干我何事?为什么大数据要把资讯硬塞给我们? 舆论有时可以起着正面的鞭策,但并不是用来审批别人的家务事,不管是涉及几个人,他们都有责任自己解决,旁人外人往往看热闹不嫌事大,能给予什么帮助吗? 心累的是,无论我转到哪个平台都看到转贴和评论,大家冷嘲热讽很是开心,也有人转贴并大事评论洋洋洒洒一篇。其实这种轰炸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视觉疲劳,没有意义的洗版,因为我根本不需要关心陌生人的家务事。 网络应该运用正能量,把这种流量资讯给淘汰掉,毕竟眼前天气很热、东西很贵、交通很拥挤、生活很难过……这些事情都比关心网红家务事来得重要,况且外人永远也难以判断是非黑白,毕竟不是同住一室,也不认识更不曾参与任何一人的过去。 接二连三的“网红”事件,让我深深体会到与其把时间花在滑手机跟进吃瓜事件,不如把手机放下去关心身边的人;与其把网络版面大篇幅给了流量主角,不如传达更有正能量的暖心事件。 这社会已经不容易了,不需要让这些没有价值的新闻事件侵占我们的每日生活,无论是主流媒体、自媒体、网络媒体都应该扮演到自己的角色,拿捏得宜。
2年前
在这网络时代,为什么我们的眼球这么不争气,轻易被“抢走”呢? 2023年才过了3个月,马来西亚中文网络世界就经历了两件热议事件——婆媳内裤风波和槟城咖啡店风波。(当文章刊登时,可能又有“新剧”上档了,希望你还没忘记前面这两出。) 所谓“风波”,象形一点理解,狂风掀起的波浪足以让人举步颠簸。就算离事发中心遥远,也会被层层叠来的浪波及。只是这些在网络上发酵传播的事件,根本没有实体地在你我周遭上演,却也让人有非常深刻的参与感。 是吧?你我根本不认识事件主角那对婆媳,或者根本不身在槟城更不曾去过那家咖啡店。但这两起事件却滚得比雪球还要大,只要打开任何社交媒体、资讯网站,甚至茶余饭后都有人提起。当然,共情或许是其中一个原因,许多人对婆媳关系,以及饮料基本消费心有戚戚,因此一下子就融入到情境当中。 问题是,这些过往不如政治、社会新闻具有公共议题性质的资讯,轻易地占据所有本应聚焦公共议题的媒体。这又回到了老问题:网络时代,不管任何内容主导的媒体都在抢眼球、点击和流量。 ◢问题在所有题材都娱乐化 网络打破原有资讯生态已是老生常谈,当年电视的出现也曾造成纸本媒体很大的冲击。已故传播学者波兹曼早在1985年电视时代就写下《娱乐至死》,批判了新兴媒体因媒介本身的性质,越来越趋向娱乐化,最终将影响人类的思考和生活模式。 《娱乐至死》副题为“追求表象、欢笑和激情的媒体时代”,书中波兹曼举出最有趣却也最无奈的例子便是美国的第一场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美国前总统尼克森有一次检讨竞选失利的原因时,宣称那该归罪于化妆师暗中搞破坏……化妆术或许已经取代了意识型态,成为政治家必须充分掌控的专门技术。”言下之意,进入电视时代,以视觉为主的资讯接收方式取代了人们思考总统辩论的政纲内容。 写在电视时代的《娱乐至死》,波兹曼观察到的影响来到近40年后的网络时代依旧成立。例如,他认为受电视文化薰陶的民众只懂“朴实白话”,不论语言、影像都要浅显才行。 对应到现在网络时代,我们更倾向点击各种“懒人包”。不管是与公共议题无关的婆媳内裤风波,或者是国际大事俄乌战争,专业媒体或自发网民企图用最少的文字搭配图文来交代事情始末。然而扪心自问,俄乌战争的前因后果掺杂国族之间的矛盾和国际局势角力,我们怎能期待自己透过几组图文就能掌握资讯? 波兹曼也写到,“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带来娱乐题材,而是在于它把所有题材全都当成娱乐来表现。” 不妨看看前阵子的香港名媛碎尸案,媒体将重大谋杀事件当成连续剧报导。为了吸睛,全然罔顾钜细靡遗的杀人过程将带给受害者家属多重伤害,也造成许多民众感到恶心与恐惧。然而,谴责媒体之余,身为阅听众的我们也该自问,有多少时刻是我们有意无意点击那些腥膻色的标题?若我们抗拒,是否可以有意识地克制自己点开那些报导? ◢注意力是商人争抢的商品 这也连结到吴修铭(Tim Wu)《注意力商人》的论点,你我的注意力正是商人争相抢夺的商品。作者从传播史下手,让读者明白从报章杂志、广播电视到街灯、德士车身等到现在网络世界,我们的注意力是如何更加分散到任何角落,成为他人获利的工具。 游梓翔在《注意力商人》导读中写到,不同时代“新媒体”的出现总会给商人提供新的机会和挑战。根据吴修铭的分析,新的媒体未必就代表更强的注意力抓取力。在各种商业模式背后,“注意力商人”运作的是同一原理——找方法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再把注意力转卖给别人获利。而这些别人为什么要买我们的注意力呢?因为他们想要卖东西给我们。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代一代‘注意力商人’各显神通下,我们被抓走的注意力似乎越来越多,在我们的清醒时间中,剩下的注意力越来越少。” 《注意力商人》英文版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印行。黄哲斌在推荐序中指出,作者的种种论点恰好在大选中得到验证。后来的许多报导也追踪了当时诈骗点击、资讯垄断、演算法歧视、俄罗斯文宣、回音室或同温层等社交媒体的混乱现象,如何左右总统选举结果。 作者也提到,我们不断地查看贴文、自拍、名人讯息和条列文章(listicles),或者想在网络上博出位出名。“注意力仆人”如果想要自救,不被“注意力商人”牵着鼻子走,吴修铭建议,不该总停留在“浅短被动”的注意上。“我们需要更多‘深长主动’的注意,或许包括看本书、陪伴亲爱的人,找回自己。”当然,知易行难呀…… ◢后真相在网络时代更是发酵 说回槟城咖啡店风波,社交媒体上当时流传“店主”开设结业与否的投票贴文。星洲日报记者后来联络上真正的店主澄清那是假账号,然而假冒“店主”的投票贴文已经到处转发。当时,我国的数位新闻记者郭史光庆也在脸书上分析,真假咖啡店的社交账号名称有细微不同,贴文定有猫腻。只是,不管是专业记者的怀疑,还是媒体找到当事人澄清,都不比假新闻传播得迅速。 这就是“后真相(Post-truth)时代”的常态。根据牛津字典,后真相指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客观事实的影响力低于诉诸情感和个人情感的内容。而后真相如今在网络时代得到更大的发酵,因为社交媒体使用演算法,让使用者陷入同温层,包围在自己的回音室,只相信自己或相近的看法。演算法造成使用者不易得到其他角度的资讯,即便接触到他们也不易接收、消化和接受。 麦金泰尔的《后真相》追溯后真相现象的发展过程,从否认科学的假新闻兴起,到我们退回资讯孤岛的心理盲点,全都逐一加以检视。他认为,后真相是一厢情愿的说法、政治语言的操弄、大规模的集体幻想。后真相的危险不仅在于放任我们以观点和感觉来塑造对事实和真相的认识,而且让我们陷入脱离现实的风险中。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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