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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米蘭·昆德拉】陳翠梅 / 為了告別的聚會

【讀家】破天荒，連續兩期談同一個作家——米蘭·昆德拉。本期除了有馬華作家龔萬輝的導讀，也請來另一個重量級人物——憑《野蠻人入侵》榮獲第32屆馬來西亞電影節影后的名導陳翠梅。他們心目中的昆德拉，是怎樣的呢？幾次有人問，“你喜歡米蘭·昆德拉嗎？”我都無法回答。我的確很喜歡米蘭·昆德拉，也自認為他對我的創作甚至世界觀影響極大。但是我懷疑，昆德拉是厭惡“被喜歡”的。 “不可承受之輕”裡，到了後半部，Sabrina到了巴黎。她和法國男人Franz約會。Franz是個知識分子，熱情浪漫，健碩有力，他深深為Sabrina著迷，但也有可能是為她逃離的充滿戰亂的捷克所著迷。在Sabrina消失後，他和他年輕的學生情人出席一場捷克政治分子的活動，他為那個高昂激烈的、手指長長的、滿頭白髮的捷克老者深深感動。但他不知道這些是Sabrina厭惡的，避之不及的人和事。Franz為了Sabrina，對被侵略和被壓迫的小國家熱血澎湃。被自己的正義崇高感動的Franz，去參加了反抗越南戰爭的示威。後來在曼谷街頭，試圖用他黑段柔道制服劫匪，而被一刀刺傷，最後死去。他深愛Sabrina，但是他對她充滿誤解。Franz就像我們這些熱情的讀者，因為昆德拉，對捷克充滿幻想，卻又是極其天真與荒謬的。在《笑忘書》裡，Tamina夢見她被困在一個滿是小孩的島上。我懷疑，昆德拉離開了捷克之後，可能覺得自己的生活裡，充斥著這些很像小孩的人：急著說出自己的看法，也逼迫別人說出心裡的想法。輕易地自我感動。中學時第一次讀昆德拉，好像才16歲。但是他給我對人類的複雜性做了很好的準備。包括對一切保持懷疑。對一切保持假想和戲謔。他在小說裡解釋小說的方法。給讀者展示如何虛構一個人物：一個男人憑空出現，他思考著自己的一個錯誤決定。或者一個女人從一個優美的手勢誕生了。這是他的世界，他在虛空裡召喚出不同的人物。這些人物也在思考自己的存在。人和人之間充滿不可化解的分歧和誤解，即便是相愛的兩個人，也無法理解對方。每次有人問，你喜歡米蘭·昆德拉嗎？我都會想起那個高大浪漫的法國人Franz，然後我從來不說“喜歡。”只是開始跟對方談起裡面的人物。我2010年剛到北京時，跟一個要投資1000萬人民幣拍紀錄片的老總開會。不到幾分鐘我就拒絕了案子。但是聊得很愉快，竟然聊起米蘭·昆德拉。我記得他說起“為了道別的聚會“裡，那個一直在衣服裡藏著一顆毒藥的男人。就是萬一被逼做出違背自我的時刻，還可以有自殺的選擇。我當時在心裡默算他的歲數。也在想年輕的他可能也還真的模仿Jacob把藍色藥丸深藏在身邊。或者一直這麼想像的活著。我很常把《可笑的愛》、《笑忘書》和《玩笑》這3本書搞混。因為這些書名都是可以相互套用的。小說家離開了。反正這個再也沒有隱私的世界他也待不下去了。但是他虛構出來的這些人，Tomas, Teresa, Sabrina, Franz, Tamina, Jacob會一直留下。不朽還是有點可怕的。這是一個流行離開的世界，但我們都不擅長告別。延伸閱讀：【重讀米蘭·昆德拉】龔萬輝 / 閱讀昆德拉的幾個關鍵詞上一期：【悼念米蘭·昆德拉】：王晉恆 / 生命輕重、媚俗與記憶的最後叩問——送別米蘭·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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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米蘭·昆德拉】龔萬輝 / 閱讀昆德拉的幾個關鍵詞

【讀家】破天荒，連續兩期談同一個作家——米蘭·昆德拉。本期除了有馬華作家龔萬輝的導讀，也請來另一個重量級人物——憑《野蠻人入侵》榮獲第32屆馬來西亞電影節影后的名導陳翠梅。他們心目中的昆德拉，是怎樣的呢？米蘭·昆德拉過世之後，社群媒體湧現了許多悼念和感懷之文。我想起的卻是他另一篇，並不太被人注意，而無人引用的小說。那是德國畫家布赫茲的插畫集《靈魂的出口》，昆德拉為一幅插畫配上的小文。這篇題為〈他〉的短文不足500字，而同一本書中，一同看圖說故事的還有約翰·伯格、蘇珊·桑塔格這些大咖。我記得，那幅畫作裡頭，是一個穿著厚大衣和禮帽的男人，坐在曠野的一堆書本之上。他頭頂似乎是冬日柔光的暖陽，而他一個人背望著空無的遠方。米蘭·昆德拉為這幅畫作而寫的故事是這樣的：他是一個離棄了人群的人，他棄絕了所有人際關係，走了很長的路，而決定一個人留在那荒野之中。但有一個畫家，終究把那孤單的背影畫了下來。那人背對著整個世界，而無從知道他變成了畫作中的樣子。昆德拉最後這樣寫道：“假如他一知道，那麼他的幸福就完了。我不敢去想，我真不知道，他會變得怎樣？” 米蘭·昆德拉像是在寫他自己（那幅畫中人健碩而微駝的背影也頗像他），一種告別的姿態；又似乎是在說“寫小說”這回事——一如昆德拉喜歡引用福樓拜的那句話：“藝術家應該儘量設法讓後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但我們都知道，米蘭·昆德拉總是忍不住從他寫的故事中走出來。他會以作者的身分叨叨絮絮、滔滔不絕地為讀者大段大段地述說他的哲學辯證，而打斷了原有正在進行的故事。他就是那個不該出現在畫面裡的畫家。但他終究還是冒出頭來，向讀者眨單眼、吐舌頭。他才不在乎小說人物幸不幸福，難道幸福不也可能是一種“媚俗”嗎？而可以打破這個世界的“媚俗”的，終究只有嘲諷和玩笑。 ◢關鍵詞：Kitsch 米蘭·昆德拉愛用關鍵詞應是眾所周知的了。他在《小說的藝術》之中羅列67個小說的關鍵詞，當然包括了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所提出的“媚俗”（Kitsch）。他以“媚俗”嘲諷了盲目的從眾者、愛國情操、各種各樣的主義，以及俗濫的人生價值、美學和信仰等等——他嘲諷任何已經變成了口號、標語和樣板的東西。小說裡敘述薩賓娜在蘇聯入侵捷克之時選擇了流亡他國。她對極權統治之下的各種媚俗作態十分反感。比如說慶典遊行的時候，“女人們穿上紅色、白色和藍色的衣裙，遊行者隊伍齊步行進時，陽臺上或窗子前觀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種五角星、紅心、印刷字體。銅管小樂隊伴隨著遊行隊伍，確保大家步伐一致。”——這些都讓薩賓娜難以忍受。然而當她看見所謂美國價值的生活，樣板式的幸福和美好，對她來說其實也是一種媚俗。但我總覺得，中文的“媚俗”必定不能全然地表達德文的“Kitsch”，以至我們對於昆德拉的“媚俗”有了各種各取所須的詮譯。於是這個詞有了其他的譯名，有人以音譯為“刻奇”，而在臺灣遠景出版社的譯本里，譯者呂嘉行乾脆翻成了“忌屎”。你沒聽錯，這個譯名延伸自昆德拉自己對“Kitsch”的解釋——他發現信仰、權威和傳統美學都拒絕承認大便的存在，“那麼，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美學理想，必然是這樣的一個世界，在那裡，大糞被否定，每個人都做出這事根本不存在的樣子。這種美學理想可稱為媚俗。” 所以明星和網紅才不會上大號呢。又或者，我們要在小說家逝世之後，才又再一次熱愛昆德拉先生，不斷引用他寫下的金句——被引用最多的應該是他在《笑忘書》裡的那句：“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算不算也是一種媚俗呢？我們都不自覺地陷入了小說家一早就給我們設下的陷阱裡。 ◢關鍵詞：笑／玩笑若世界真的如此荒謬，我們就玩笑以對，這其實非常存在主義。米蘭·昆德拉有3本書名嵌著“笑”的小說：《玩笑》、《可笑的愛》和《笑忘書》，似乎都有一種苦中帶笑的感覺。他在1985年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典禮上他就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昆德拉說，人類越思考，就離真理越遠，但聽到上帝的笑聲，就有了小說。小說家與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之間，是不可能和平共處的。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寫到，幽默是人類的一種發明，“使所有被它接觸到的變為模稜兩可”。而不懂得開心的人們，永遠都不會懂得任何小說的藝術。《可笑的愛》是米蘭·昆德拉唯一一本短篇小說集，裡頭那些故事，說是愛情，仍帶著各種各樣的可笑與荒謬。小說人物總是在扮演，為了掩飾自己而故作姿態。比如〈搭便車遊戲〉，輕挑調情的年輕戀人，若扮演的遊戲玩得太投入，而終究回不去了。又比如昆德拉在1967年出版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玩笑》，主角就是個愛開玩笑的大學生，有一次女朋友要去參加共產黨訓練營而無法相見。男生便寫了張明信片開她玩笑：“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健康的氛圍因為愚笨而發臭！托洛斯基萬歲！” 明信片當然就被不懂幽默的大學黨委發現了，男生被捉去盤問、被批鬥，最後被勒令退學，下鄉勞改。不作死就不會死，人生驟然鉅變，那不過只是戀人之間的一個玩笑吧了。《玩笑》以玩笑開端，以玩笑結束，關於主角路德維克的整個人生，昆德拉以喜劇作家尤奈斯庫的話說：“區別於可怕和好笑的，只是很少一點的東西。” 昆德拉認為，極權主義必然不會懂得幽默和玩笑（所以也就不懂得小說）。而事實也是如此，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玩笑》這本書就馬上變成了禁書。1975年，米蘭·昆德拉流亡法國。 ◢關鍵詞：流亡米蘭·昆德拉本來用捷克文寫小說，《玩笑》、《生活在他方》、《笑忘書》、《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至1988年出版的《不朽》，都是用捷克文寫的。而定居法國之後，昆德拉開始用法文來寫小說，也把捷克文舊作全數翻譯成法文。在米蘭·昆德拉的小說裡，布拉格總是帶著一種巨大的壓抑感。政治壓力下的鐵幕城市裡，永遠充斥便衣警察和監聽，似乎一切都那麼不可信任。相對於卡夫卡，布拉格並不算是昆德拉的故鄉。這座城市也沒有那種家國的依戀感，反而像是《笑忘書》裡頭寫的，一座城市的記憶和歷史，早已經漸漸被遺忘，被另一段杜撰出來的歷史給掩蓋，“開始慢慢地忘記了他們現在是什麼，過去是什麼。他們周圍的世界會更快地忘掉他們。” 搖擺在過去和現在的昆德拉，一直都是矛盾、複雜的混合體。他年輕時參加過共產黨，也在往後棄絕了共產黨。流亡在他鄉的小說家，以另一種語言創作，即使後來捷克脫離了蘇聯統治，他也沒有再回去了。若選擇反叛，若選擇孤獨，我想作為流亡者，似乎是米蘭·昆德拉的自我選擇。因為流亡的小說家，可以輕易地拒絕任何定義，以及政治正確的限囿。一如在《被背叛的遺矚》裡頭，記者問他：“您是共產主義者嗎？昆德拉先生？”昆德拉回答：“不是，我是小說家。”當別人問他是不是異議者，是左翼還是右翼？我們的昆德拉先生一概回答：“哪個都不是，我是小說家。” 流亡的昆德拉，此刻有了模稜兩可的“自由”。 ◢關鍵詞：肉體／性愛或者讓我們從家國情仇，回到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關係。不得不承認，談論昆德拉就不能不談論他專注描寫的性愛和肉體。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以三角關係討論愛情和性愛、靈性和肉體、救贖和放逐、忠誠和背叛等等的矛盾。而至《不朽》，藉以個性迥異的兩姐妹阿涅絲與洛拉，更深入了肉體和慾望的哲學辯證，以個人的性愛經歷交錯於歷史政治的大敘事裡。在昆德拉筆下，性愛往往並非依附在偉大的愛情之上，相反的，小說裡的性愛總是怪誕的、不安的，甚至常常讓人覺得好笑。終於我們在米蘭·昆德拉的最後一本小說（是的，是最後了）《無謂的盛宴》裡，看見老人阿蘭盯著路上青春少女的肚臍——比起乳房、大腿或者陰戶，老人發現肚臍更吸引他。肚臍曾經是生命的紐帶，毫無功能然而卻是每個人身體上的印記。凡人才有肚臍，天使沒有肚臍——我們還是又永劫迴歸到了“Kitsch”的辯證裡頭了。關於凡人的性愛，在小說《不朽》裡，昆德拉搬出了16世紀的畫家魯本斯，虛構他的如鐘面數字排列的性愛經驗：“指針已經在他的性生活的鐘面上轉過一圈了。他位於他的鐘面時間之外。位於鐘面之外這意味的並非結束亦非死亡。……一個人位於鐘面之外，意思只是說不會再有什麼新鮮事，也不會再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了。” 此時再讀這段文字，又多麼像是米蘭·昆德拉在向我們扮著鬼臉道別。延伸閱讀：【重讀米蘭·昆德拉】陳翠梅 / 為了告別的聚會上一期：【悼念米蘭·昆德拉】王晉恆 / 生命輕重、媚俗與記憶的最後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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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米蘭·昆德拉】王晉恆 / 生命輕重、媚俗與記憶的最後叩問

米蘭·昆德拉是捷克裔法國籍作家，7月11日因久病逝世，享年94歲。1984年發表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他一生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但除了這本，昆德拉還有很多值得一讀再讀的經典著作。米蘭·昆德拉去世了。回顧生平，他曾獲多項重要的國際文學獎，多次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影響了一代人，並曾在上個世紀於許多國家掀起“昆德拉熱”。莫言評價昆德拉：“小說中的諷刺有一點兒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味道。” 米蘭·昆德拉認為，一部小說如果沒有發現一件至今不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而他想要借小說發現的是人的“存在地圖”和“人類形形色色的可能性”。昆德拉借許多哲學觀念推進小說人物的思考和行動。讀者常常會讀到作者現身發表哲思的身影。學者李鳳亮：“讀昆德拉的小說，讀者往往會陷入這樣的幻想，即不知道是哲學入侵了昆德拉的小說，還是昆德拉的小說演說了哲學。”昆德拉的小說和哲學密不可分，他引用猶太名言“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來闡釋小說是一門“作為上帝笑聲而生的藝術，其本質並非屈從於意識形態的確信態度，而是去反對它。”然而，昆德拉同時認為，小說藝術和哲學還是有區別的，“在小說的領土，我們不會說出肯定的話，這裡是屬於遊戲和假設的領土。所以，小說式的沉思從本質上就是質問的，假設的。” ◢什麼是“媚俗”（kitsch）？讀昆德拉的小說，難就難在理清其中設計的概念和文字定義。他說：“小說首先是建立在若干基本字詞的基礎之上。”為了精準定義某些詞條，他甚至為自己的小說撰寫了類似“昆德拉辭典”的〈七十三個詞〉。《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辨證了輕／重、靈／肉等哲學概念。小說由尼采的“永劫循環”（Eternal Return）向讀者拋擲一個問題：如果此生經歷的悲歡在下一世，下下一世再度循環，這種生命叫人沉重得難以負荷；然而，只活一次的人生，豈非輕盈得難以承受？——所有發生過的戰爭，以及其帶走的無數生命彷彿史冊上的青煙——“與希特勒的和解，暴露了一個建立在輪迴不存在之上的世界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淪，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預先被諒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許可了。” 故事主人公托馬斯是外科醫生，手術是其生命之重；對待感情，他卻喜歡投入到不用負責任的“性友誼”，這便是他的生命之輕。他抵抗所有幻化成沉重責任的一切。直到認識了特蕾莎，托馬斯卻無可救藥地陷入“非如此不可”（Es Muss Sein）的沉重心境。之後托馬斯因為得罪共產黨而遭遇解職，小說於是藉著托馬斯的人生變化，與在兩個不同生命狀態的情人（特蕾莎和薩比娜）的周旋，引領讀者進入文本的思維境況，探索生命輕與重的變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提出了“媚俗”（kitsch）的概念。“媚俗”向來有諸多解釋，但昆德拉認為“媚俗並不是單純由壞品味所造成的作品”。對媚俗的探討，小說以“上帝是否排遺”作為切入口——糞便與上帝是不能摻和在一起的，但是基督教人類學是按照上帝形象塑造了人類。兩個說法只有其中一個成立。所以媚俗，是對糞便的全盤否定。香港青年作家任弘毅：“昆德拉的時代，媚俗的目標就變成了一切個體意志。政權通過這種‘媚俗’來消滅個體的差異，使全部人跟從同一種審美、在同一種價值體系中生活，並牢牢擁護之。”一如小說人物薩比娜內心對共產主義的反叛不是倫理性的，而是美學性的，令她反感的不是世界的醜陋，而是世界所穿戴的漂亮面具，即是媚俗。米蘭·昆德拉強調自己不是左翼，不是右翼，而是一位小說家。對於媚俗文化的批判，從來不僅限於集體主義的共產國家。多年以後，薩比娜在美國和參議員兜風，看著快樂奔跑的孩子和青青草地，參議員發出快樂的感慨，令薩比娜想起那個高高在上的共產領導，竟和眼前的美國議員無異。“媚俗而引起的情感必須能讓最大多數人來分享”，媚俗無所不在，我們無處可逃。 ◢成為歷史見證的那頂帽子昆德拉有句名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一如《1984》所寫的：“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為了鞏固政權，篡改歷史成為許多當政者的必要步數。《笑忘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情節——1948年共產黨領袖哥特瓦爾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羅克式宮殿的陽臺上發表演說，天氣很冷，身邊的克萊門蒂斯將自己的帽子戴在哥特瓦爾德頭上。後來，克萊門蒂斯因為叛國罪被處以絞刑，宣傳部決定讓他從所有圖片中消失，從此以後哥特瓦爾德就一個人站在陽臺上，但那頂帽子卻沒被刪去，成了歷史的見證。 “笑”與“忘”是此書的兩大基石。昆德拉說，扼結樂思忒、對於既成觀念的不思考、媚俗是三頭侵害藝術的野獸。而扼結樂思忒，是希臘文，意思是：不笑的人，“他們相信真理是清晰的，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應該是相同，相信自己和心理所想到的自己一模一樣。”昆德拉擅長創作“通俗笑劇式”的小說，比如《好笑的愛》和《賦別曲》，企圖結合沉重的問題和輕盈的形式。與昆德拉對談時，克里斯蒂安·薩爾蒙曾簡單歸類昆德拉的小說風格為“通俗笑劇”和“復調小說”兩大類。復調小說脫胎自復調音樂（Polyphony），多重聲部完美結合又保持獨立。昆德拉精心安排小說的構連（articulation）——一部小說分成幾個部分，每個部分分成幾個章節，章節再細分成段落。比如《笑忘錄》7個篇章原可以分成7部獨立小說來寫，但他卻拒絕，深怕捕捉不到“現代世界裡存在的複雜性”。他說：“一部小說的結構，就是將不同的情感空間並置。”〈關於結構藝術的對話〉這篇訪談錄，昆德拉娓娓道來其在《笑忘錄》、《生活在他方》等小說中精心調整的快慢板，並以音樂大家貝多芬、肖邦的名作為對照，找到兩個藝術門類在節奏上的共通性。 ◢小說和極權，互不相容？無論形式還是內容，米蘭·昆德拉的小說觀無疑是複雜的。世界正經歷著“令人暈眩的簡化過程。”於是，小說的複雜精神更顯可貴，他告訴讀者：“事情遠比你想像得來得複雜。”昆德拉強調，小說和極權是互不相容的。這種不相容遠比異議分子與當朝人物、人權鬥士和施刑者之間的不相容還要深遠。小說世界的曖昧性與基於唯一真理的世界是用不同材料捏出來的。藉著米蘭·昆德拉的小說，我們認知到人類行為的無因果性，無法計算，甚至神秘的面向。我們都是拋擲到這個地球上的。昆德拉說：“生活是一個陷阱，關於這個，人們從過來就知道：我們不曾提出要求就被生下來，被關在一個我們不曾選擇並且註定要死去的軀體裡。”對比理性主義建基的句子“nihilest sine rationale”（沒有任何存在之物不具理性），昆德拉的小說提出“sinerationale”——不具理性，在小說裡，因果關係被打斷，“思想在無所事事的甜美自由裡遊蕩”。大師離世之際呼籲重讀其著作，自是媚俗的表現之一。然而，在這個迷茫的時代，更有重讀昆德拉之必要，我們借小說的敘事，再度叩問個體生命與歷史、記憶和世界的深層關係。延伸閱讀：【重讀米蘭·昆德拉】龔萬輝 / 閱讀昆德拉的幾個關鍵詞【重讀米蘭·昆德拉】陳翠梅 / 為了告別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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