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若新闻资料

林雪虹/门罗时光

白天我们去马场道看新房子了。说是“新房子”，其实是我们的下一个住处。这会儿我们把它唤作“新房子”，等哪天离开了，它就会成为“马场道的房子”了。我们有“金台西路的房子”、“广顺南大街的房子”和“古海道的房子”。马场道156号。房子前面有葡萄藤和橙红色的月季，夏木说这里像金台西路，因为一样有葡萄藤。他忘了，那是丝瓜藤架，不是葡萄藤架。不过房子的确像金台西路的房子。幽暗、阴凉、潮湿，还格外安静，比金台西路的房子还要安静。我们一进门就想到那栋令人失望的老房子。 “没想到我们又住回一楼了，”夏木说，“以后可以多出门散步，晒晒太阳。” 不散步的话，在后面的院子也可以晒太阳。那不过是个杂草丛生、荒凉的地方，我却马上想到了侯麦的《双姝奇缘》。我以为我们可以像蕾妮特和米拉贝那样，在院子里放一张铺着桌布的餐桌，吃面包和奶酪。那是一顿美好得像油画的晚餐。餐桌上，蕾妮特对米拉贝说起“蓝色时光”。她想让从巴黎来的米拉贝感受蓝色时光。那是天空破晓前最宁静的一段时光，很短很短，是真正的万籁俱寂，但也很可怕，会让人想到法庭的审判或世界末日。米拉贝果然在第二个晚上听到了蓝色时光，她们俩欣喜地拥抱起来。我为什么说这些呢？在马场道的房子里，我想起在金台西路的房子里度过的那些时光。从前我总以为那时的自己过的是一种正在与命运对抗或交战的生活。那时我承受着婚后抑郁的痛苦，几个月后还辞职了，天真地决意要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写作。我不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感到迷茫又烦闷。失落感在一点一点地啃啮我。一个下午，就在那个无所适从的午后，在读门罗（编按：保留作者最初接触的译名）的小说时，我突然感受到侯麦的蓝色时光，切切实实地，如此静谧，令人屏住呼吸，紧接而来的是那片豁然开朗、幽微的天光。是救赎的感觉。是啊，我还想要什么呢？我指望文学为我带来什么呢？难道这不已经是文学最珍贵的赐予了吗？这篇〈绝望的对抗〉写于7年前。它稚嫩、松散，却也使我有点怀念从前的日子。那时我们已经离开金台西路，搬到了广顺南大街。我们在金台西路住了3年，我什么都没写出来。我们搬到广顺南大街是因为我突然有了一份在别人看来还算体面的工作，但一年后我又辞职了。然后我又像在金台西路时那样，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这样始终无法专注的日子持续了两年，我才彻底告别学校。《快乐影子之舞》就是在那年读的。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往后的岁月，我总会想起小说集里的〈乌得勒支的宁静〉，想起乌拉港的房子里，那面镶着蓝色边框的镜子。那是我们姐妹四人的梳妆镜。每次回乌拉港，我都会站在那面镜子前看自己。一年又一年，我以为终有一天我会从镜子里看见一个坚定、倔强的女人，而不是从前那个软弱、鲁莽的女孩。我一边看，一边想着小说里的那个“我”，那个和我一样始终在逃离命运的年轻女人。下个月我们就要搬进马场道的房子了。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忧自己会被那座阴暗的房子吞噬，但很快我就振奋起来了。想想金台西路和广顺南大街的“门罗时光”吧，我对自己说。再说了，今时不同往日，我已经对抗我的黑夜这么久了。我一直在对抗。〈絕望的對抗〉我是先读门罗后来的小说才读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的。我记得这本书是在颐堤港的页一堂买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页一堂突然变得空空荡荡的，架子上的书一下子少了许多。门罗的小说写得真好啊。冥冥之中，我们有些东西是共通的，这样的感觉，我只在很少的几个人那里遇见过。15个故事一共花了15年才完成，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一个人的生活真的可能发生很大的转变，比如说结婚、生小孩、离婚、失业、生病，以及经历亲友的死亡。小说快读完时，我在1994年的《巴黎评论》读到一篇门罗的访谈。那时门罗已经63岁，住在安大略的克林顿镇。我从中知道了《快乐影子之舞》的创作历程，知道她写〈感谢让我们搭车〉时是22岁，那时候她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就躺在她写作的桌子旁的摇篮里；而〈快乐影子之舞〉〈乌得勒支的宁静〉及〈重重想像〉则是30岁以后才写的。我22岁的时候在做些什么呢？我想或许那时候的我和身边的许多人一样，正在努力地对抗生活。可能我们更愿意承认我们是在对抗命运，试图摆脱一两个长久以来将我们深深困在其中的困境。而想要摆脱这些困境，无疑是需要运气和勇气的。这些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乌得勒支的宁静〉和〈男孩和女孩〉。两个故事都带有自传色彩，〈乌得勒支的宁静〉和后来的〈亲爱的生活〉一样，都写到了门罗的母亲。那是一个受病痛折磨、倔强、哥特式的女人，门罗可能一生都在逃离她那巨大的阴影。小说中，照顾晚年的母亲的是“我”的姐姐麦迪，一个“孤身一人，除了这座让人沮丧的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女子。麦迪的未婚很难不让人想到是因为这10年来，她需要照看生病的母亲。如果不是由她照顾母亲，又有谁愿意或能够做这件事呢？毕竟“我”已经结婚了，而且还彻底离开了朱比利这座小镇。 “我”最终还是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这一切都由麦迪一手操办。姨妈们也来帮忙了。一直要到葬礼结束以后，“我”才回到朱比利。“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去。孩子们对传说中的外婆的家，也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感到失望。的确，那不过是一个无比平凡，甚至让人觉得枯燥的小镇，没什么值得期待的。小说里有一幕写得格外动人： “我一手牵住一个，女儿和她的弟弟。儿子在车上一直睡觉，这会儿摸索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呜咽。我停下脚步，一只脚在最底下的台阶上，转身打招呼。一个褐色皮肤，有习惯性警觉的纤瘦女人，一个面熟的年轻妈妈，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下巴已经不再柔软丰满，略有些尖利的锁骨让褐色的脖子看起来颇为紧张。这是大厅的镜子里看到的我，上一次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漂亮姑娘，不管身后隐藏了什么惊恐与混乱，她的脸都如苹果一样光滑和麻木。” 姐姐麦迪终于坦言她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我没法再这么过了”，她说。她会走的，有一天她也会离开朱比利的，她这么想。可悲的是她最终却发现自己做不到。“但是，为什么我做不到？海伦？为什么我做不到？”她问。这样可怕的困境，那些似乎我们永远注定无法超越、摆脱的东西，仿若梦魇一般，任凭我们苦苦挣扎，它们还是在那里对我们龇牙咧嘴。而〈男孩和女孩〉中的那个女孩“我”试图摆脱的则是自己作为女孩的身份。在那些年月里，“我”以为自己和男孩一样，完全可以帮着父亲耙草、清理水罐和推沉重的水桶车，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妥当。弟弟莱尔德还那么小，当然无法胜任这些工作。只有“我”才可以胜任，尽管我“只是个小姑娘”。然而，“我”最终却发现自己真的就像大人们说的那样，“只是个女孩子”。而母亲在这里扮演的竟是一个破坏者的角色。她希望我像一个真正的女孩，不用力甩门，坐下时双膝并拢，还有，只关心女孩该关心的事情。而“我”对这一切一直是以一种骑士般的姿态去对抗的。所有的努力毁于一起意外事件。“我们”的马因为要逃离被宰杀的命运而冲出了院子。在关键时刻，“我”没有像那些男人和男孩一样，奋力阻止它，而是就这样让大门敞开着，让它奔向公路。后来，面对大家的责备时，“我”哭了。 “‘没关系。’爸爸回答，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甚至还有点幽默感，他说的一句话，永远赦免了我，也放逐了我。‘她只是个女孩子。’” “我”并没有反驳父亲的话，连尝试找理由反驳都没有。“也许这是真的”，“我”想。说实话，承认这一点又有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继续对抗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抗，哪怕那是充满了绝望的味道的对抗。为什么不呢？相关文章：梁靖芬/今时今日读孟若【专栏】林雪虹/弗莱兹路的爱情【专栏】林雪虹-致R

1月前

梁靖芬/今时今日读孟若

孟若过世，这几天重读她最后的小说集《亲爱的人生》，忍不住想：今天还有多少文学读者过得了孟若设下的小说门槛，进入得了她的叙事节奏？旧时那怀疑并没有今天强烈。我一直把Alice Munro唤作艾莉丝‧孟若，译成门罗会令人想起门可罗雀（笑）。因为最早读到的中译本就用孟若，是有名有姓的可靠样子，更易生出真感情。那是台湾时报出版社的《感情游戏》及《出走》。这两本中译对我的影响很大，可能是因为译者张让的文笔，让我认定了那种冷峻或偶尔磕绊的语感。2013年孟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概需要赶时机，中港台各种译本出得很是着急，译者常有不同，甚至一本书里就有几位翻译。我没比较过原文，很难说谁翻译得更贴切，但这种几个译者分译的操作，多少呈现出不同的语感与文字节奏，像你好不容易适应了一个人的口音，他忽然又变了调。所以很难拼得过我先入为主的、统一的张让。孟若的小说门槛颇高。但有时我又会怀疑自己的判断，认为那门槛还好。是写作的门槛高（如果你要学她），阅读的门槛还好（因为她的用词不深）。关键还是小说的叙事节奏——很奇怪，今天，我比旧时更分不清孟若到底是省话大师，还是长舌妇。她到底是在慢慢讲，还是在赶火车。我要强调的是“今天”这个字眼。今天的习惯，让这种省话和长气的对比变得更极端、更明显。说她省话，是因为她的小说几无闲笔，没有废话。这意味着每一个句子都有功能，抽掉一块榫或者卯整个屋樑梁就垮掉的那种。你若漏看了哪一句，哪怕只漏看一句，也可能看不懂后续。看不懂孟若的后续是会令人很不甘心的，会想，已经千辛万苦跟到这里，我不能只捞到千帆过尽啊——海面露出的冰山只属一小块、底下必有更庞大的体积已经是常识，但那海底的冰山到底什么样？心痒难耐。所以读孟若你必须很专心，并且一定会多次回头，确认前面的段落没掉拍，才能去把水下的冰山指认出来。但你也可以说孟若很长气，或者，嗯，委婉。尤其和今天的阅读与视听习惯相比。今天的我们看什么都要更直接，一个视频前5秒还抓不住眼睛，一首歌前奏超过两个小节还不开口唱，一篇文章没在第一段抛出可不断核裂挪用的金句，就会被滑过、关掉、唾弃。更不要说脸书帖子只会自动展示头几行，就靠那几行决定see不去see more，一切都是在鞭策你督促你规范你——别给我转弯抹角，有话讲，有屁放，别给我太长气，时间很是受珍惜。你看看孟若小说的开头，常常是一大段场景的描述，什么都可能发生。但什么都可能发生也意味着没有什么在发生。她不指出一条明确的路，就是要你慢慢地，耐心地跟上、等待。跟着跟着，运气好的话，几页后故事轮廓就大致浮现。尤其在你还没发现故事的核心人物那一刻，你会钦佩这种长气的勇气却同时感到罪恶。有罪恶感是因为，活在今天，早习惯快打旋风的你终究会埋怨她慢。读孟若需要全神贯注，但放在耐心是最大问题的今天，写一个要求人们时刻专注的文本，作家需要多大的勇气？我们今天还有多少配额分给这样的作品？从前我为什么不会担心孟若的慢？是我也在时间激流中刷出了对速度的要求，冲掉了有话慢慢讲的耐性？心下难免一惊。还有一个我隐约感受到的时代印记——关于速度要求的转变，包括阅读／读懂的速度，起因不只是网络影响，而是还包括今天的书写工具改变了。我身上的具体例子是，若用手机写作，句子真会比较简短、省话省字。因为手机键盘太小不好输入，屏幕太小看不久便要眼花，你只想快点把话讲完读完。用电脑写作，或是平板电脑加上外建的打字键盘，工具更符合人体力学，句子的节奏会从容一些。最舒缓的节奏是用笔，可以一笔一画慢慢写，一字一句慢慢推进。今天流行的文章多有急促感，三两下最好就要亮出招，会不会也与使用不同的书写工具相关？ ● 写半天没有提到《亲爱的人生》。2016年的笔记本倒是记录了当时的阅读手记，约略是—— 这本封笔之作最后四篇有自传性质，流露的是作者童年已始的孤独、病痛与罪恶，母亲与周遭生活的格格不入，对爱的需要，对父亲苦闷的理解。第三篇的〈声音〉里有两个士兵在楼梯口安慰一个没有爱情的女孩，读时仿佛觉得那是孟若在对她自己说话，带着安抚与爱护的意味。读了那么多孟若，大部分在写情感生活的缺失，但那“不满”的笔触总是很轻，甚至不是控诉。你能感到里头有一点遗憾，但遗憾的背后是什么？这篇〈声音〉给了个答案：被爱的需要。孟若仿佛在说：现实中得不到的，“我”，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大可随时召唤某些场景来补偿。（多么无奈，却又骄傲的、令人心疼的姿势，或爱护自己的方法。）故事里的“我”对母亲的压抑深有共鸣，似乎也一早洞悉自己复制着母亲／女性／一个小镇妻子的命运。她对母亲的试图抽离与叛逆充满同情，那抽离常常通过不近人情的日常用语展现，尽管“我”也觉得这些日常用语有时令人难堪——相比于父亲，父亲会让自己融入周遭环境，认同命运，所以极少说出与别人不同的话。在第二篇的〈夜〉里，“我”向父亲坦白有过杀死妹妹的念头，父亲的回应是：人有时就是会有这种念头。父亲说这话时相当严肃，没有表现出惊骇或是大惊小怪的样子，自然也没有嘲弄。父亲的理解，解救了那个“我”。读书手记最后这样写：孟若的故事不全是乐观的善终喜剧，反而常显得阴郁而没有出路。但《亲爱的人生》最后四篇贴身作品却是温暖的。它不是给你希望，而是让你知道不一定只有绝望。Life，生活里有理解、有你可以做的事（召唤）、有爱，有原谅。全书收篇的〈亲爱的人生〉，“我”说，她没在妈妈生病的末期回家陪她，也没有参加她的葬礼。她有两个孩子，在温哥华找不到人照顾，也没法负担旅费，丈夫则对正式场合不屑一顾，但是，孟若这样写：但是，为何怪他？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结尾是这段：“我们说到有些事情无法原谅，或是某些事情让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但我们总是原谅自己——而且一天到晚这样做。”倘若那真是孟若（过世前她罹患失智症逾10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你不觉得是最善良的礼物？今时今日的我早比旧时更理解了这段话的温柔，与解脱。相关文章：林雪虹/门罗时光【专栏】林雪虹/弗莱兹路的爱情梁靖芬 / 阅读孟若的方法

1月前

【诺贝尔文学得主Alice Munro（1931-2024）】梁靖芬 / 阅读孟若的方法

很久以前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翻开一本陌生的书时即使再不好读，也要硬读它至少五十页试试看。感谢这习惯让我发现了孟若。 “我希望用古老的方法来说故事——就是某个人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我希望‘发生的事情’能够随着不少阻碍、转折与诡谲而展现出来，我希望读者觉得有些东西令人惊讶：不是‘发生的事情’，而是一切发生的方式。对我来说，短篇小说最能胜任。” ──二０一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莉丝．孟若初读艾莉丝．孟若，吓坏了。不，不，也不是一开始就能进入她的故事里的。有许多个原因。有时是因为人名全是中译不好记，你很难，很难因为一个无意义的名字而记住一张脸，一种个性。有时是因为开篇总需要拨草寻蛇，你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钜细靡遗地描述一整片树林，或东一点西一点地写小孩子在林子里走过的泥径，以及玩过的游戏。况且孟若又是那种，喜欢一开局就亮出了一桌子主角的人。总是要读到最后，你才知道他们都是主角。很久以前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翻开一本陌生的书时即使再不好读，也要硬读它至少五十页试试看。感谢这习惯让我发现了孟若。撑过去，撑过去，一旦寻得了她下笔的脉络，就死心塌地地追随她了。其实根本无需五十页，她就提前入选。惊吓总是突如其来。惊吓总是突如其来的，才能成功。经验十足的书评人总说，孟若的短篇小说经营得最成功的就是“冷”。冷酷，冷峻，冷静。让我说，我觉得那冷应该是冷不防──写到高潮处，却能不动声色。等你会意过来，才发现不到十个字的一句话嗡嗡作响。可你没法单独抽出，让它成为一行金句。我常怀疑孟若是故意的。她太讨厌节录标语似的阅读方式了。例如她在《感情游戏》里一篇〈熊过山来了〉，写一场黄昏之恋。一对老夫妻，妻子患上了阿兹海默，丈夫迫不得已将她送到疗养院看护，却坚持每天探访。记忆力逐步退化的妻子认识了疗养院里一位男病人。丈夫看着妻子成为对方玩牌时的助手，承受了对方对她的所有依赖，他甚至不清楚在探访时和他聊天的妻子有没认出自己来。他不止一次怀疑，两人还能聊天不过是因为她原有的教养。他看着老迈的妻脸上重新现出了甜蜜。她向他求婚时，那天寒冷明亮，在某个海滩上，他以为她在开玩笑。“你想那会好玩吗？”她那时大声地说：“你想我们结婚的话会好玩吗？”他应承了，大声说会，他永远也不要离开她。故事继续发展。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躲在树林后看着妻子与男病人散步。她居然让那极度依赖轮椅的病人站起来散步，连护士都称奇。直到有一天，男病人的妻子因为再也无法负担疗养院费用，而决定带男病人回家。丈夫目睹了两个老人分离时的难过。看着病恹恹的、认不出自己的妻，他决定去找那女人，与她谈谈，看能不能让她回心转意，至少，每星期把男病人送回疗养院一次。要是她没法接送，他愿意代劳。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了，男病人的妻子还是不肯。不为妒忌，而是经济现实。可她最后给了他一通电话。事情有了转机。终于，老丈夫怀着复杂的心情把男病人载到了疗养院，本来认不出自己的妻子那刻却好像记起了他。只记起了他，而忘了本来的男病人。孟若的故事复述起来总是冗长，并且令人沮丧。因为你知道情节的曲折不是重点，情节间的缝隙你只能落下。那故事想说什么呢，4个老人的黄昏之恋？不尽然。选择之困、造化弄人，也不尽然。可你看她是那么样地冷不防，“她向他求婚时”的这一句，出现前完全没有征兆。凭空而来，却一下就让你搞清了状况：力量加倍，而牵挂倍增。她最好的句子，都是日常。同一本书里的〈荨麻〉，写一对久别重逢的友人。女孩与男孩一起经历了美丽而短暂的夏天，却因故失联。等他们偶然重逢，已是各有故事的中年人了。在久别重逢的车上，两人原愉快谈起过去，谈各自的近况。失婚的女人忽然有了倾诉自己的矛盾、生活里的悲伤和需求的冲动，说：“我想我的小孩。”可男人没搭话。后来他们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暴雨。劫后余生两人站定，浑身湿透、安全而又面对光辉，什么应该发生了，男人却一句一顿地说：我有句话没有告诉你。是关于我最小的孩子。我们最小的孩子去年夏天死了。他被车碾了。是我碾的。在车道上倒车的时候。（本来走着的两人一起停步。瞪着前方。）他叫布劳恩。三岁。不过，我应该先看看的。我应该先仔细看看的。两人又开始走了，进入停车场。女人走在男人后面一点，什么也没说。孟若这样写她的感受：那男人没说那是我的错和我永远都没法恢复。也没说我太太原谅我但她永远没法恢复。但女人知道，这男人是个跌到过谷底的人了。一个知道──正如她不知道，连“迹近知道”都不到──究竟谷底是什么。唯有他和他太太一起知道。故事写到这里，我们都晓得有什么已经过去，永远成为了过去，再也无法重来。两人只能回到彼此的日常。孟若另一本中译《出走》里的〈出走〉，同样让你读后像中了暗拳，只能闷哼。故事里的卡拉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接受邻居的帮助，仓促搭上开往多伦多的巴士，欲离开苦闷的农村、精神的暴力，与绝望的婚姻。可她到底没能坚持逃离，浑身发抖地半路下了车，打电话给丈夫说：“来接我。拜托，来接我。”原先的憧憬成了闹剧，还差点害惨了邻居，卡拉甚至不感激她。日子过去，卡拉习惯了卡在内心的尖锐想法。那想法不再那么尖锐了。她甚至不靠近某些地点。她抗拒那诱惑。我想，这篇小说最袭击人心的那句，不在结尾的“她抗拒那诱惑”，而在中间，冷不防出现的“来接我。拜托，来接我”。那以后即使还发生了些事，对卡拉而言都无关痛痒。对读者如我而言，却感到残酷万分。最残酷的仍属那句话──它袭击的不仅是卡拉，而是所有不够坚定的梦想，并且，嘲讽了卸甲投降的合理性，甚至撕下自怨自怜的假面。那以后大局已定，生活继续寄托于侥幸。（也许她知道放弃的后果，也许她不知道但不在意。）是以不胜惘然。那不仅是在说女性的生存处境啊。这样努力要从孟若的小说里寻找道理，让我有点汗颜。小说家大概会坚持，她不过在说着故事，那是在揭示，而不是在解决问题。有人曾批孟若的情节过于戏剧性。当然可以各有看法，可我唯独对“戏剧性”这一点评价满怀疑惑。不在于否认，而在于，为什么“戏剧性”可以是一则小说的问题？除了以上各篇，〈感情游戏〉写弄假成真、〈弄人〉写造化弄人、〈浮桥〉写了一段精致的疗愈报复、〈机遇〉〈快了〉〈沉默〉写同一个女人的不同人生、〈记得的〉写最深刻的外遇、〈侵入〉写无法修正的错误……至少，孟若两本中译短篇里的所有故事，都不难找出情节与脉络。若不限时间，它们都是容易用口讲述的完整故事。关于戏剧性，我想孟若不是不知道的。可她自己的解说足以将我说服。她说，“我总对事情的发生感到惊异。”──对啊，现实是什么？我们以为的现实又是什么？现实或许比我们能想像得到的更曲折、弄人。重点是，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孟若就写这个。她的故事开头看来像许多碎片，可读到最后恍如按上最后一块拼图，全局就清晰起来。你甚至可以不理会开头令人混淆的剧情。反正，反正读完了你便知道。甚至愿意回头再读。随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冕，希望更多孟若的中译本出现。日前读了一文采访，神往不已──82岁的孟若受访时愉悦而轻松地说，《亲爱的生活》（Dear Life）将是她最后一本书，她大概要封笔了。“愉悦而轻松”这状态让我眼眶一热。对小说家而言，这算得上是正果了。（原稿上传于 21/10/2013）孟若小档案．10/07/1931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厄姆镇．1950在西安大略大学读书时发表第一篇故事．1951离开大学，嫁给詹姆斯．1963两夫妇搬到维多利亚，开设孟若书店．1968第一本小说集《快乐影子舞》，获加拿大最高荣誉“总督文学奖” ．1972与丈夫离婚后，搬回安大略省．1976跟地理学家弗雷姆林结婚．1978第二度获“总督文学奖” ．1986第三度获“总督文学奖” ．2009获英国“布克奖” ．10/10/2013获诺贝尔文学奖相关文章：黎紫书：深刻的内容，远胜华丽文字的堆砌【悼念米兰·昆德拉】王晋恒 / 生命轻重、媚俗与记忆的最后叩问

2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