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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2月前
7月前
7月前
1987年11月7日,《读书》编辑扬之水为《异学杂著》出版事到徐梵澄家,徐梵澄收到誊录好的《天竺字原》序文,重新审定目录,嫌书单薄,将《行云使者》拿出来,嘱扬之水帮忙誊录其序及跋。谈完工作二人闲聊,徐梵澄说散原诗句“落手江山打桨前”,初读觉“落手江山”老套,半年以后,忽然惊悟,原来是击水时见江山倒影,不禁一笑,“细玩其意,得无妙哉”。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有此事。 静则生明,读诗如此,读哲人经典也如此。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理解力增强后,就恍然明白。扬之水看不懂《五十奥义书》,他说不急,总会明白的。他强调介绍学术,不须张扬。智慧的吸取和人的经历息息相关,自求自证,在学习过程中好处更多。又说不管什么宝典,书始终是书,是外物。到真正没有疑难之后,可将之舍弃。处在高境往下看道理,提起或放下,皆无不可。 他有过目不忘本事,1938年在湖南艺专教书,后来成为名画家的丁天缺是他学生。学期末考题为“略论魏晋思想” ,三天交卷。丁天缺连夜挑灯,完成22页论文,交卷第二天,两人偶遇,他称赞丁读书不少,可惜方法有误。他背一段丁的试卷,从头到底,一字不差,然后点评。丁吃惊。虽说是自己所写,百分之百和原文一样,重新默写,丁说他绝对没有能力。丁是中国第一位介绍毕加索的艺术家,丁在《顾镜遗梦》中说徐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被形容为得道高人,徐梵澄有接地气的凡人色彩。“学习是为了活着,不是活着为了学习”,德国老师的话,他拿来劝人,邻居詹志芳却认为他实践的是后半段。他和不少老派学者一样,不工作凸显不出自身意义。80岁时决定封笔,半个月不到又动笔。写不完的学术题目,清一事算一事,尽心尽力。他对侄儿徐崇善说,要“为国家学术稍撑持局面”,因为“后起多秀,然深造尚遥,俟其大成而已”。 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 陆灏听施蛰存说过:“钱锺书,我不说他聪明,我说他用功。”徐梵澄适合类似形容,单靠聪明,上限不高,用功才是实力凭借。人至晚年,他一样不轻易浪费时间。他视为亲人的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生活有规律。身体好时,天不亮就起床,喝咖啡,背梵文。天亮,做健身运动,抽一斗烟,吃早饭,然后写书或翻译,12点休息。看报纸,吃中饭,小睡一小时,起来抽一斗烟,又工作。晚上休息,除非赶稿。 学者生涯枯燥,徐梵澄的经历却有奇特处,留下的隽语和故事,读后难忘。1985年,社科院宗教所代表团到曼谷出席佛学会议,他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访的代表团撑起场面。他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渊博知识是强项,英语、德语及梵语的造诣更让与会者称奇。宗教所长任继愈说他“挥麈纵谈,不亢不卑,处置得宜”,孙波的《徐梵澄传》记了当时经过。 徐梵澄1984年1月出版《五十奥义书》,同年5月出版《神圣人生论》,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拍板说:“赔钱也要出”。以为曲高和寡,不料二书销路不错,都再版。因为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金克木说徐梵澄将《奥义书》译成。他和徐梵澄是同行,但是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中译《奥义书》:“我对于梵澄同志的功力和毅力只有佩服。” 虽然谢绝访客,有机会和他接触的年轻人还是不少。例如扬之水、陆灏、孙波、詹志芳、他的侄辈们以及鲁迅博物馆多位研究员。《读书》及《鲁迅研究月刊》和他关系密切,他不只供稿,也经常被咨询,在编者看来,贡献不小者获杂志赠阅理所应当。但是他坚持订阅:“我最反对中国这种乱送刊物的做法,我一定要付钱。” “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侄儿徐崇善遇不如意事,徐梵澄引《易经》句要他释怀。侄儿爱和小叔谈诗论艺,本在北京工作,后来被调到江苏泰州,他提醒侄儿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安于自己所处,讲究仁义,就能带着宽厚的爱心积极面对世间万物。 “人入暮年,可有孤独感?”扬之水问他。他说可做之事很多。手绘丹青,操刀刻石,这是业余爱好,还有一堆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又要看书读报,白天够忙。晚上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通之,批之, 都是乐事。他说:“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7月前
1921年泰戈尔用所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创办泰戈尔国际大学。1937年,谭云山受他所托,设立中国学院,蔡元培和戴季陶领导的中印学会协助募捐,所需基金最终到位。1945年12月,徐梵澄乘军用飞机到中国学院任教,同行者包括常任侠。郭沫若和郑振铎送行,机舱门临关合时,郭沫若喊“要取真经回来。” 此去33年,不受内战以及各种各样运动波及,何尝不是幸事。院长谭云山经历丰富,其中1924年至1928年间在马新活跃。马仑《马华文艺脉搏》有章节论其文学活动,指谭云山诗集《海畔》是新马华文坛第二部新诗集,意义特殊。不过谭云山重心始终在教育与研究,他先在新加坡工商学校、麻坡中华学校教书,又在瓜拉丁加奴中华维新小学担任校长,最终一站为峇株巴辖,帮忙创办爱群女学,后来成为其夫人的陈乃蔚为第一任校长。谭云山在印度活跃超过30年,和徐梵澄都有现代玄奘称号,但是方向有异,谭云山为募款经常中印来回,徐梵澄只专心教学和著述。 我读谷林〈醰醰多古情〉而知徐梵澄,后来又读扬之水和陆灏合著《梵澄先生》描绘他晚年生活,印象慢慢累积。孙波2009年出版,2019年再版,字数38万的《徐梵澄传》,更是一部让我有机会走近这位纯粹学者心灵的力作。 “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这是萧军诗句,徐梵澄在〈蓬屋说诗〉中说“苍生霖雨,气魄浩大,而谦谦君子,自谓身轻”,此两句让他“触目惊心”。云彩下完雨后消逝无踪,这是自然规律,人该还原做天下雨,轻盈洒脱。孙波说他写《徐梵澄传》,目的是体会“超越与会通的学术意义和人生境界”。 徐梵澄是多语学者,精通英、德、法、梵、拉丁、希腊、印度等多种语文。他的侄儿徐崇善在〈怀念吾叔徐梵澄〉说二战时在乡下,徐梵澄天天读书,晚辈不得打扰,有一段时间自修法文,“抱着一部法文字典,逐句逐字地死记硬背。”1949年底,徐梵澄转到梵文教研中心贝纳尼斯,他在海德堡大学念书时已习梵文,觉得方法不对,于是重新开始,跟小时候读经书一样,靠熟读、背诵,然后再理解。“学得苦呀”,他说。但是值得。在学问路上,不走捷径,印度古代经典50种《奥义书》,他有效地由梵文译成中文,靠的是基本功。徐梵澄另一让人珍惜的成果是翻译室利·阿罗频多所有哲学、瑜伽和社会学著作。 柏拉图式恋爱 孙波花大篇幅叙述他和游云山感情。游云山小徐梵澄3岁,广东南海人,毕业于香港丽精美术学院,后投入岭南画祖高剑父门下,二战时,避居桂林,有一次往长沙写生,将战迹画作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其中在桂林湘雅医学院速写的两幅被日军炸得稀烂的校园,感动不少人,后来她受邀在重庆举行画展,画坛地位由此奠定。 游云山于1948年到中国学院执教,她和徐梵澄一见如故。从相识到相知,话题不断,感情行云流水似增长,孙波以游云山的散文与徐梵澄的诗作,印证二人经常寄意,相伴相行。1949年国民党兵败,泰戈尔大学中国学者资助经费中断,有回大陆者,有往台湾者,有往海外者,她选择和徐梵澄同进退,二人据说曾经在加尔各答华文报登载结婚启事,但是他们在文字的互动只提及“同心侣”,未提过婚姻。孙波所叙述二人关系,更像柏拉图式恋爱。二人后来同到阿罗频多学院工作,8个月后,游云山回香港,启程那天是1951年10月4日,阴云天气。 终究有缘无分。孙波举分手原因,虽都精通佛学,但徐重视学理,游在意佛法实践。游的老师高剑父有浓厚国民党背景,游受影响,也是三民主义信徒。徐性格内向,一直是非党非帮非派非伙之人。后来游以母亲病重,需回去照顾,将这段感情画下休止符。 1948年游云山曾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过画展,我之所以跳不开二人恋情一段,因为游云山即是马来西亚不少人熟悉的晓云法师,弟子众多。她于1958年出家,1990年于台湾创办华梵工学院,后改名华梵大学。2018年12月,在她圆寂14年后,她的弟子将她38幅禅画,在麻坡展出一星期,《中国报》报导时说她“遗风长驻”。 晓云法师2000年在台湾71画龄回顾展中,展出旧作,其中有徐梵澄题诗。2007年,孙波到台湾游学,看到其80岁时所作《秋林图》中,抄徐梵澄诗句:“深林宴坐妨人觉,红叶如花乱扑衣。”
8月前
10月前
10月前
马来同事托我为“世界预防自杀日”的参与者准备证书。询及纸料的选择,她却语带讥讽回道:“现代社会哪还有人打印证书了?制作电子版证书就好啦。” 乍听之下亦觉有道理,后来却想起4个月前参与武吉文学营,才从善清老师手中接过实体感谢状;那也原不该是上个世纪的古董。回家细细摩挲证书上略为浮凸,弥漫墨香的黑体字,方能回味躬身参与的实感。 小时候,证书对我来说是既正式又非常难得的官方文件。父亲口中的cer-ti-fi-cate,念出时中英腔调混杂。长大后意会其中竟也寄托了父亲对阶级流动的盼望。安妮·艾诺《位置》里所描述的父亲,总是让我联想到家父,他们皆背景平凡,对知识分子既羡且妒。父亲希望孩子努力带着自己,连同整个家族往更高级的圈子跨去,有朝一日成为不断获取cer-ti-fi-cate的有识之士。 证书是学术的;奖牌是运动场的;奖杯是舞台的。然而,小学时的我不属于任何场域,橱柜没有挂满奖牌,平时也只能巴望同学不断上台领奖。五年级参与校内华文笔试赛,当时的陈碧丽老师要求同学帮忙批改试卷,却发现我以一题之差,跌出5名以外。偏袒我的陈老师要求同学反复重改,却仍无助我获得一纸证书。失去一张意义不大的证书,于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吃了一场败仗。 后来也不知为何证书越积越多,随便报名一项活动,就有一张Sijil Penyertaan(参与证书)。于是证书最后也成了废纸,近乎鸡肋般存在。除了一些靠真本事换来的得奖证书,其他一律只是为了证明主办方办过活动,自己曾经参与的廉价纪念品。 证书无法替我代言 我们需要太多证书证明自己。科技进步后,伪造证书的技术门槛大幅降低,所以有些证书还会附上一个QR二维码,让有意检视者随时上网求证。当了医生才知道,被有关当局或是社会人士“正式承认”至少需时10年——毕业后实习,我们不可作出医疗决定;实习期结束,我们又因为资浅而面对诸多掣肘;哪怕当了专科,也还另需至少几年的资历才可“正式”转正,号称专科医生——生命太多位置都不似彼得·帕克被蜘蛛咬噬,一夜高烧,隔日即能变身蜘蛛侠那般一蹴而就。所以证书之必要,在于佐证自己的经历和能力。 犹记得那年面试医学系,父亲特别为我打印了一张游泳班毕业证书,供我在面试时夸大我的泳技。会游泳本是事实,但是口说无凭,有了一张cer-ti-fi-cate,面试官面前我便多了一份底气去吹嘘自己曾是校队,只是最后因为某些原因而无法参赛。 曾是游泳校队,可以证明我的抗压性,证明我不是书呆子,证明我有团体精神,提升我的录取几率。网络论坛、辅导老师、前辈的经验之谈都强调面试者必须学会推销自己;“文武双全”是一般面试官特别喜欢的特质,所以只要稍微用点心机,便能投其所好。面试表现和工作表现不相符自是后话,却也没有人想要检讨除了面试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机制可以筛选人才。最后我不确定是写小说的虚构能力,还是那一张游泳证书连同被我夸饰的泳技,让我挤入了医学系。 成长后,证书失去了圣性,如今许多活动甚至只求一张电子证书就好;参与者可能连下载电子证书都懒了。有时会重新打开收藏证书的文件夹,仿若重启收藏旧时光的月光宝盒,一页一页轻轻翻阅,生怕动作太大撕毁那些证书。透明塑胶里收藏的,更多是当年试错的愚勇,与荣誉擦肩的遗憾、以及和友人一起出征比赛势在必得的傲气。泛黄的证书无法替我代言,但至少实实在在地证明自己也曾在某场比赛中坚持求胜。当年自以为是的才华、能力和不服输的精神,有多少经已被现实生活磨损殆尽?
1年前
01 / 进了这家店就喝这杯茶 这不是我的茶。 跨界读博,我被自己的勇气帅瞎了眼。然而,上了几堂课,我却觉得怎么好像跟自己想像中差很多呢?我打从心底里呐喊“这不是我的茶”。能说出这样一句话,表示我内心的挣扎和抗拒。奈何进了店,入了座,茶也奉上了,不喝,就凉了。进了这家店就喝这杯茶,这店有的就这些,爱喝不喝。 回想起来,我确实是在这家陌生的“店”门外徘徊良久才决定进门的,只是选择后仿佛又陷入了彷徨。 跨界读博意味着得做好面对不熟悉的领域和概念的准备。选择研究方向或课题时,我只能根据自己懂得的皮毛,仔细考虑自己的兴趣、能力和目标,并与导师教授讨论才能理出一个头绪。这种情况,就像在店里咨询店员或朋友以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茶一样。 跨界读博还需克服学科之间的差异。选择一杯茶可能涉及对茶叶种类、制作方法和口感的了解,而跨界读博需要学习新领域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过程中免不了阅读大量的文献、参加课程和咨询导师的意见,以便快速适应新环境,并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选择一杯茶可以带来新的味觉体验和享受,跨界读博则可以接触到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从而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创新思维。 尽管跨界读博充满挑战,但我相信这会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此杯中茶虽涩,也许,不久后便会回甘。稍安勿躁,来都来了,放宽心,慢慢品呗。 在呐喊“这不是我的茶”时,我也不断提醒自己“是谁说要进这家店的”?还不是当初自己喝腻了别的茶,想要换个口味。浅尝一口就说不是我的茶,这是没风度还是自打脸呢?如果这杯真喝不下,可否用它来调一杯特饮?也许就此成了一杯好茶呢?再说,一桌的丰盛飨宴也需有清茶祛腻调节,又何必急着拒绝呢? 02 / 追寻马斯洛 10年前,我像着了魔似的,迫切想重新回到学习的氛围。在不知道自己寻找的是何种学习氛围的情况下,我跑去学古筝。然而,3个月过去,我发现音符并没有在自己的血液里,于是,我毅然把从古筝音乐学院租回来的古筝退还回去了。 10年后的今天,我再次被那种按捺不住的情绪吞噬。 在准备读博的友人协助下,经过两轮分别跟商学系和社会科学系的5位教授线上会议,被问及为何不在商学系继续深造,而选择“跨界”到社会科学系时,我的回答是“我想”。听起来再纯粹不过的愿想,却隐藏不住一丝执拗,所以,心中所想,真切地反射到简单粗暴的言语当中。教授不吝赐教,希望指给我一条明路,省得我因一时迷惘而踏上一条曲折之路,还不一定到得了终点。他们的用意和好意,我深深感悟,也感谢。然而,我还是秉承自己的初心,选择了跨界,也许,客家人都是这般的“硬颈”(执着)吧。 其实,跨界是费时、费力、费钱的麻烦。明明可以直通,我却非得挑一条有收费站的曲折路线。3个科目、6份功课、3个演示,9周内完成,除非做好了栽在跨界路上的打算,否则,说不吃力就是自欺欺人。 友人说,远一点的路,也许沿途风景更迷人。毫无疑问,这条经过深思熟虑而选择的路线,必定有值得期待的魅力,我甚至打趣称这一路必定风光明媚,处处花团锦簇,而那些沿途遇见的似锦繁花,又名“头昏眼花”。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上学的孩子,学习成绩也是一般。唯一一次考获第一名,还是10年前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当时,以应届第一的名次受邀上台致辞,那便是我人生中,在学习的道路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高光时刻。 而今,相隔10年再一次回到学校,我知道,这一次,我为自己挖的坑是前所未有的大而深,而且,在这个超级大深坑之前,我还义无反顾地为自己多添加了3个大坑。现在看来,估计得插上翅膀才能飞越过去。 有人说,一把年纪才活成自己年少时最厌倦的模样,这不是在开倒车吗?其实,这一路上,一把年纪的比比皆是,而且,少了那些岁月的打磨,还未必能经得起读博的洗礼呢。虽然我没有翅膀,但是,我愿用我的意志化成行动,按部就班地前进。 这一路,漫长而险峻,我称之为:追寻马斯洛(注)之旅。我,出发啦。 备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受尊重、自我实践。
1年前
近日,终于回到上海了。 抵达机场,已是深夜,原订的酒店因单人房客满被取消,却因祸得福得二人房。但房间的空旷,让初到异地的我更容易感到孤寂。 第二日,安顿好一切,立即注册了“哈罗”共享单车,直奔“徐记黄焖鸡米饭”。经两年疫情,很多店面已不在,幸而它仍屹立路旁。当我看见其耀眼的黄色大招牌,心情异常激动,如同会晤一个久违的故人。那里的阿姨大叔应该都忘了我吧,但我还一厢情愿地记得他们。 当冒着烟的“黄焖鸡米饭”抵达眼前,镜片模糊如梦幻泡影,仿佛从来没离开过。 2020年疫情一去不复返,所有的眷恋和告别就像一场“黄焖梦”,先前的“离去”就像去了一趟卫生间,继续把还没吃完的米饭吃完。这次回来,很多事物都在悄无声息地改变,警卫变森严了、猫咪变少了、中文系资料室格局变了、导师李振声、哲学王子王德峰和骆玉明都相继退休了。 幸好“黄焖”还在,还残留着一丝旧有印记。 吃“黄焖”一定要点“特辣”,辣味能让汤汁更浓郁。一口白饭,配一块肉,务必把鸡皮去掉,不然有鸡骚味,咀嚼一阵,当饭差不多碎掉之际,要赶快盛上一勺热汤细啜,让它在饭与肉之间荡漾。这时,你要忍着喉咙蠢蠢欲动吞入的欲望,试着让这滋味多徘徊一些,就像在守候一个恋人的离去。每次用餐,我都会把每根骨头里的肉“梳理”干净,将骨头和皮有序地安放一旁,再把汤汁匙喝光,算是对它是的一种敬意。吃完后已是大汗淋漓,心情欢跃,可以继续到“第六教学楼”自习。 如果可以,我劝你一定要独自过来。曾有一次,与中国朋友相伴到此,大家显然都在忙着闲聊,无暇专注用餐。我则忙着调整马来西亚的口音,一边吃一边还得分神分享文化差异与哲学概念,味蕾还未晕开滋味,舌头就得吐露新语,幸好舌头没打结!吃黄焖鸡米饭,必须一心一意,就像谈恋爱似的,容不下任何食物,其它美味在这时候都是一种干扰。而且你还必须趁它还未冷却之际入口,最好的状态是掰开肉时还冒出一缕缕的烟。此刻,所有滚烫的姜汁和辣味都在争先恐后地刺激你的舌头,这时若四下无人,还可以偷偷闭上眼睛陶醉,发出一声长叹。就算你预先把米饭吃完,而瓦煲里仍有肉,也切勿再添饭了,要预留一份饿意,让自己保持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把错过的遗憾都吃入肚 有时,看见一些工人来用餐,吃得豪爽,簌簌声此起彼落。这或许是一种生存的吃法,别具生命力,仿佛每一口都在宣泄什么的。有一次,前排一位女同学,黄焖鸡米饭上座了,可仍在滑手机,我特感着急,想过去催促她趁热吃,别耽误了食物的“使命”。 每一天,我都在抵抗着吃黄焖鸡米饭的诱惑,能少吃一天,便少吃一天,这样我又多了一天失去它的新鲜感。这阵子,不断在寻找着可替代它的美食:葱油面、小笼包、冒菜麻辣汤、蟹黄饭、咖哩饭等,终究还是无功而返。来上海的两个月,恐怕有一半时日,都献给了黄焖鸡米饭,这是一种欲望的专情,还是另有原因? 或许在潜意识里,我是否想透过黄焖鸡米饭,期盼能把那错过的遗憾都吃入肚里?抑或是在凭借一种味道的索引在寻觅过往那些已然失去的事物?那些旁听、自习、咖啡和雪;那些窥探、相拥、争执、眼泪与挽回都汇聚在这一份味觉密码里。我两眼润湿地看清那些岁月:初来复旦的傲慢;二三小猫因猫粮而欢腾地奔向我;在“中华”点燃的烟雾缭绕中旁听“马克思”;在相互争夺座位的课堂上旁听“世说新语”;还有那年差点失去彼此的G弦上的咏叹调之夜与第一场雪景,全都掺杂在这一小小的瓦煲中了。 那年,我还看见了学术的尽头,那便是没有尽头。王德峰、李振声、张新颖、骆玉明与申小龙,每一位都如此深邃,看着他们就如同庄子般望洋兴叹,无论这辈子多努力,都无法抵达那学术的彼岸。也许,正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去吃一碗热腾腾的黄焖鸡米饭,还好世上还有这一份美味!
1年前
1年前
趁着假期之际,与师训的老同学聚会。好久不见的大家聊着学校发生的琐碎事,发现在同个制度下衍生出来的问题,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竟是如此相似。 谈到越来越多的异族生报读华校的问题,其中一位同学竟娓娓道出,许多学校为了帮助异族生提升成绩而额外开办华文补习班,导致教师们怨声载道的争议。教师们纷纷抱怨,为何校方要为了配合异族生增加而加强他们的华文掌握能力,进而忽略了华裔生的学习进展,这么做不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吗? 听到这儿,我愣在原地,被这一番话震慑之余,也反思出现这想法的个中缘由。 由于学校位置特殊,从我执教以来,每一班都一定有非华裔学生。看到这些学生,我由衷地佩服家长把孩子送进华校的勇气。众所周知,华校的学习环境,以学术为重,功课量肯定会比较多。这些不谙华文的家长,把孩子送入华校,需要面对的压力肯定比送去原源流的学校来得重吧?可为何他们还是坚持把孩子送入华校就读呢? 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巨大的市场与国际影响力,引发全球掀起“汉语热”,这一股热潮,衍生出“对外汉语”教育这一个事业。这一股热潮,也到了马来西亚。许多成年人趁着退休之际,也纷纷学习汉语,就像当年我们学习英语一样,希望掌握多一项语言技能,增加与他们沟通的能力。我国由于拥有多源流小学的优势,非华裔家长把孩子送入华小就读,只是希望他们能掌握多一门外语,并不是为了取得特别优秀的成绩。非华裔家长纯粹的本意,无需过度揣摩。 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 想当年,身为华校生的我们学习华文是得心应手,可学习其他语言可说是困难重重。校方为了帮助我们提升其他语文的掌握能力,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务求我们的成绩不至于落后,可以顺利过渡到中学升学。 同理,学校的非华裔生不能掌握华文,意味着其他使用相同语言的科目也会受影响。为了提升学术成绩,加强学生的华文掌握能力,开办华文补习班也是无可厚非的啊!假若其他学生面对其他语言的问题,校方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吧,这是教育者的责任,何来为他人作嫁衣裳一说呢? 我始终认为,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我们,应该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教育,是我们的使命,只要是我们的学生,应当尽力指导之。为人师者,理应一视同仁,有教无类,不论贫富、贵贱,关心和爱护每个学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与同道们共勉之。
2年前
1955年1月,中国大陆展开“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参与人数众多,包括胡适学生罗尔纲。他在〈两个人生〉庆幸自己经过改造,摆脱胡适影响,告别“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走向“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人生”。 “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文章,远在美国的胡适篇篇看过。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胡适有时在“那些文章上写了有趣的眉批”,没有学术自由的书写,胡适认为不值一驳。他找出《师门辱教记》问唐德刚:“你看尔纲会那样批判我?” 上个世纪我以胡适写博士论文,这一段内容没用上,却没忘记。胡适在1928年至1930年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罗尔纲是校内学生。1930年5月毕业,罗尔纲大胆写信要求胡适引介,“以便在国内的历史研究院或者大图书馆中半工半读”。胡适知道不易实现,他读过罗尔纲文化史论文,对这位校内奖学金得主印象不错,建议他毕业后当其助手,帮忙整理其父胡铁花遗作,并且辅导两位儿子读书。 罗尔纲前后5年在胡适身旁。免去衣食住行烦恼固然是收获,奠定人生方向才最珍贵。胡适学生不少,罗尔纲唯一住在府中。前期他偶涉胡适研究领域,例如协助《醒世姻缘》作者考证以及《聊斋全集》的校勘等工作,后期几乎完全自由,除了处理书信往来,胡适让他全面投入个人研究,要他每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 胡适对罗尔纲研究方向,包括他专注的太平天国历史,一向有话直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胡适反复强调。胡适不只教他做学问,也教他做人。从罗尔纲回忆里,可以看到胡适夫妇视他为子侄,江冬秀还为他缝过棉裤。有客人到访,胡适必介绍罗尔纲,随之夸奖一两句,不当他外人,“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无位的年青人”,让他不起自卑感。家中若有宴会,他都受邀列席。“叫我高高兴兴的也做了一天客。”罗尔纲说。 求学问道经历,以及长者对后辈的嘘寒问暖,是罗尔纲写《师门辱教记》的动力。罗尔纲说胡适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但是他却常感觉“辜负了适之师的教训与希望,因此,把书叫为《师门辱教记》。” 情谊摆不开政治考量 这本书1944年在广西桂林出版当天,桂林人民被令紧急疏散,《师门辱教记》不曾在外间流传。战后罗尔纲做了修订,打算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其总经理卢吉忱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秘书,建议增加胡适序文。胡适在1948年3月写成后,抄了一份寄给罗尔纲,信中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 1949年春,胡适带着太太江冬秀,飞往美国。和罗尔纲没有再见过面。毛泽东点名批判胡适后,《师门辱教记》出版无望。1950年留在中国大陆的胡适儿子胡思杜写文章批判父亲,罗尔纲插上一脚。他说胡思杜文章让他“豁然开朗”,他也和胡适划清敌我界线。 罗尔纲和胡适晚年秘书胡颂平对书的出版经过都做过交待。1952年,从美国到台湾的胡适向卢吉忱取得《师门辱教记》修改稿本。1953年,胡适去美国时将书稿带去,后又带回台湾。1958年,胡适将《师门辱教记》改为《师门五年记》,自己题写书名,他在后记中说:“我现在自己出钱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用。”1962年2月24日中午,离胡适心脏病发作去世前几小时,从海外到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的院士吴健雄、吴大猷、袁家骝及刘大中和胡适聊天,《师门五年记》是其中谈话内容,胡适嘱咐胡颂平各送他们一本。 《师门五年记》是一本好书,受此书感动的人不计其数。史学家严耕望写信给胡适说“深感罗先生真璞可尚,而先生之遇青年学生亲切、体贴、殷殷督教,无所不到至极,读之令人神往”。李敖说胡适想拉他做徒弟:“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 1995年,罗尔纲从胡适之意,将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外加《胡适琐记》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书终于在中国大陆流传。罗尔纲为人谨慎,情谊摆不开政治考量,《胡适琐记》虽看出二人密切关系,但是罗尔纲对一度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恐惧犹在。“适之师”变成“胡适”,走过的都是痕迹,他没有对自己批判胡适的文章做任何解释。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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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是工作后才发现自己更向往学术生活的,这时要放弃事业收入重新开始,谈何容易。 李多思是个金发碧眼的加拿大人。李多思不是他本名,他本名是什么,我不记得了。他应该有跟我说他的本名吧,毕竟我们是以英语交谈的,所以自我介绍时应该先说了本名吧?不过,这我也不记得了。 我是在京都某间旅舍的走廊遇见他的,那是我第二次的京都行,刚开始学日文不久。自我介绍时他说他是从香港过来的,那时他正在香港学中文。原来我们都是外文幼幼班的学生。 有天吃早餐时我问他为什么学中文,他说因为听说懂中文的人学日文比较容易(的确,因为让其他学生闻风丧胆的汉字对我们来说反而是简单的,根本就是赢在起跑点)。诶,原来学中文只是途径而非目的?他是历史系学生,未来打算专攻日本历史。学中文是为了将来学日文铺路,而学日文则是为了研究日本历史。“I want to be taken seriously”他说他希望被当作一回事。是这样吧——不懂日文,许多资料就只能依靠翻译,而不是一手资料,因而多少会欠缺说服力吧? [vip_content_start] 尽管他为自己规划的学习路径听起来有些迂回,我依然默默地感到佩服。而且虽然我早已打消走学术这条路的念头,仍忍不住有些羡慕。羡慕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步伐与计划,专心读书做学问。是啊,之前也听加拿大朋友说过,只要他有意愿继续深造,都可以获得政府的支援,不需担心钱的事。真好。 纯粹为学习而学习是快乐的事 让我想起这位萍水相逢的背包友的是最近阅读书单内一本本地出版的《问学札记》,收录了22位马来西亚华裔学者的随笔,意外的好读。22位作者中有相识已久的同门校友,也有久仰大名尚未有机会认识者,但我估计大概都是跟我差不多年岁,同个世代的人。他们在新马中港台英美日加等地考获博士学位后,在国内或海外学府或研究机构任职,在各自的领域深耕。 朋友圈中有好些拥有博士学位者,也有好几位在大学教书,即使不是近距离跟进他们修读与考获博士学位的历程,多少也在闲聊中得到一个学术这条路不易走的印象。长路漫漫,如果能专心学习或许还好;然而念博士班时已经是成人,进入一个有越来越多的身不由己,越来越多必须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之阶段。专心念书可能已经成了一件极之难得的事。 譬如,有些人是工作后才发现自己更向往学术生活的,这时要放弃事业收入重新开始,谈何容易。特别是如果已婚且有家庭负担,又没有奖学金的资助。更何况这时已不再年轻;更何况获取学位未必保障未来就业就会一路平坦。实际上,读还是不读,单单是做这个决定想来已足够让人纠结。 读了22位学者在学术这条路上的故事后,更深深感到在马来西亚想心无旁骛无后顾之忧做学问是何等奢侈。从国家能获得的机会和资源有限,而华社所谓的重教育往往也是以功利为出发点,单纯追求知识——如果不是眼前立刻就能看到利益的话——往往不是我们的社会看重和鼓励的事。虽说重理轻文,研究领域较冷门的理科生也未必能在马来西亚找到出路,文科生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尽管如此,阅读《问学札记》还是勾起我对象牙塔生活的怀念与向往。虽然多年前已发现自己不才,读博士很可能无法毕业;但他日退休后若能重回校园读点书,没有压力、不用担心毕业后的出路,纯粹为学习而学习的话,应该会是件快乐的事。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