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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1天前
2024年花踪文艺营,在南方大学学院举行。台湾学者兼诗人杨宗翰,是其中一场讲座主持人。走在南院校园,他忆起首次来马的旅程,曾在南院学生宿舍落脚,“那次经历奠定我和马新朋友的友谊”。此后说的种种,似乎都绕不开他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回圈,“都是很深的缘分”……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陈敬晖、受访者提供 2003年,杨宗翰还是在籍博士生,首次随指导教授杨松年来到马新一带进行学术交流,旅程从新加坡一路北上至槟城,记忆犹深。往后十年间,杨宗翰与马华文坛来往密切,曾光临神州诗社的“试剑山庄”,是陪伴李永平走完生命最后旅程的其中一人,也曾两次担任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余光中、黄春明)的引荐人。 还没问,他就先说了:“很常听人讲,台湾是马华文学的养分,这话其实很可笑。我的体会是,这是互相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马华文人给予的刺激、启发向来不少。 马华文学没有落于人后 大学时,杨宗翰在1994年创办植物园诗社;同时,马来西亚的赵少杰也在组织魔鬼俱乐部。“我没见过他,但彼此知道。我们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大马,两个在读大学的人同时出发,自主搞了现代诗社,仿佛有一种兄弟般的情感。”当年两人的事迹得到关注,台湾学者李瑞腾曾以两个诗社为主题发表演讲,给了杨宗翰很大的鼓励继续搞下去。 后来投稿文学奖,“包括陈大为、锺怡雯、李永平、张贵兴,他们或是评审,或是同场竞技者。”说不上什么理由,他在硕士班开始研究马华文学,发表相关论文。 “其实我受益很多,所以我很反对所谓的母奶论,我觉得这种说法复制了殖民母国对殖民地的思维。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不可能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的起点是一样的。” 来到今天,“母奶论”还有很大的穿透力吗? “很幸运的,台湾大多数文学系所的重要老师,都是马来西亚来的,或是对大马有相当了解,所以我们不会有这种荒谬的说法。”以往,马华文学研究在台湾,在他看来,常常止于同乡会式的游戏,“都是同乡在研究同乡,这很可惜。”乐观的是,近几年,他开始看到台湾研究生自主投身马华文学研究,“这很好,应该鼓励更多人去做,播种的结果是意想不到的。” 纵使熟识,马华文学始终不是杨宗翰主要的研究领域。 2022年,杨宗翰与孟樊耗时20年,合作出版《台湾新诗史》。这是台湾人撰写的第三部新诗史,念头起于2003年,“也是来马来西亚那一年,我跟孟樊一起来的,他也在,”杨宗翰语气变得亢奋,仿佛为自己找到多一个与马来西亚的连结而真心高兴。 文学史研究 拒绝排资论辈 言谈中,但凡提到其他学者或作家,杨宗翰总习惯在这些姓名后边补上年龄和辈分的注释——“他比我大一辈”“他比我略大几岁”……,长幼分明,主客有序,如呼吸般自然。在《台湾新诗史》序言里,杨宗翰主张这是一本拒绝排资论辈,拒绝面面俱到的新诗史,有志破除史著历来常见的分类法,树立“文本主义”史观。 两件事看似相互倾轧,其实或许不然。正是因为太熟悉了,才会有强烈意识拒绝落入自己早已看得明明白白的陷阱。 他解释,研究文学作品,“学术界有分外源研究和内源研究。研究角色人物、情节意象,这些是内源研究。而我是资料控,我对外源研究非常熟悉,比如作者创作的理由、发表的地点等等,正因如此,我才发觉我们不要被外源因素绑架、遮蔽。如果你因为名气、辈分、国籍、荣誉,你就给他无上地高或无下地低(的评价),这不公平。 “到最后,难道不是因为文字感动我们,我们才会变成他的读者?” 不管是台湾的年级论,或是马华的字辈论,这类以10年为一节的竹节式分期法,他并不认同。“在文学世界里,辈分这个东西是很虚假的。年轻人可以老气横秋,老一辈也可以很前卫。生理年龄只是方便我们学者做研究、划分时期,但它不能代表什么。我比较赞成,以文学作品的诞生年,或是文学事件的发生年,这两者作为切分点。” 他笑说,自己不会带花篮,也不怕得罪人,年轻时讲话写字更冲,比如曾在国际会议举手发言,直说某某教授论文发表不足诚意,“常被修理,但都过去了。” 早在第一次来马之前,杨宗翰曾到菲律宾执教,作为兵役的替偿。逗留时长原本只有一年,“我自己又延长一年,因为太有意思了。本着研究精神,神农尝百草,自己去教一教。”两年内,他成为菲律宾尚爱中学(Philadelphia High School)首名台籍中文部主任。教书之外,“也从事行政工作、参加校园组织。临走前,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菲律宾华文学校的四大病兆〉,公开在马尼拉酒店宣读,每个校长脸都绿了。” 目前,他正着手筹划台湾文学杂志《文讯》12月号专题,“我把题目定为‘文学奖作为问题’,这很挑衅,我喜欢刺一些最极端的问题。”他想调查,台湾到底有多少文学奖,并找出各个岗位的关键人物,从得奖者、评审到制度规范者,让他们写文章、参与座谈会,直击痛点。“我喜欢做这种事,希望透过这种策略性的编选行为,改变台湾文坛现状。” 有时,犀利或调皮的神色会跑出来,都是关心的一种面目。 “我一直觉得,如果你不敢做得罪人的评论,那就不要评论。那评论工作我还做得下去,是因为至少我不是一个立场非常强硬的人,我有我的观念和想法,但我不会把它套用在所有人身上。而在必须的时候,我不会在文章中吝啬给予任何评价。” 诗要去做诗才能做到的事 用了20年完成《台湾新诗史》,杨宗翰也在隔年出版个人首部诗集《隐于诗》,收录80首曾发表的诗作。 自高中、大学已在写诗,为何人到中年才有心思出版诗集? 长年从事学术研究,他自觉,同揽两个身分或许不妥。“我很喜欢当学者和编辑,写论文发表意见,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我很早就跟自己说过,先把新诗史写完,我才出诗集,不要又是裁判又是球员,这太过分了。”只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忙碌拖沓,20年转眼就过去了。快写完之际,诗人好友林群盛嚷嚷着要协助杨宗翰编辑、出版诗集。“只是很遗憾,他罹癌过世了,但我已经答应他要出版诗集,我就要做到。” 诗里隐藏的,是哪一部分的自己呢? 杨宗翰笑说,“情感,不能讲的。”他一直主张,诗应是婉转曲深的文类,“水至清则无鱼,隐晦难辨、意象模糊暧昧的诗,可以给人无限多的解释。我觉得人的脑袋千变万化,只有诗才能把这个‘千变万化’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很直白很口语的诗,也许可以给你一时的愉快,但这种感觉散文也可以做到,我觉得诗要去做诗才能做到的事。” 不能讲的情感,真的不能讲吗? 他又笑了,“人都有过去,各种过去,就是用诗歌去追悼各种情愫,个人小小的情爱,亲情、友情、爱情,透过诗把它放大,给更多人去感受,也许读者因此得到一些共鸣、收获,我觉得那就很足够了。” 人到中年,接手《台湾诗学学刊》主编、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等职务,几乎每周都有活动策划。接下来,杨宗翰还打算出版一本文集,“把我可以讲出来的东西都写出来”,他两手一挥,笑说,“不会藏了,把话交代清楚,该骂就骂,该批就批……” 杨宗翰简介: 台湾学者诗人杨宗翰,现任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副教授、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台湾诗学学刊》主编,著有多部评论集,并在2022年与孟樊合著出版《台湾新诗史》,也在2023年出版首部个人诗集《隐于诗》。 更多【新教育】: 新加坡诗人林艺君/对身分感到混乱时 写诗找出口 游走在剧场与文字间,新华作家梁海彬:未知是坚持的动力 黎乐怡《WAShhh》洗不净的血迹,嘘不静的禁忌
1星期前
1月前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看过去的一切都是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诗句引自冯至1991年3月25日所写〈自传〉。冯至在1979年另有文章也以〈自传〉为名,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澄清了头脑里的一些混乱思想,好像又一次明确了文章应该怎样写,学问应该怎样做,力求实事求是,不作违心之论。”一诗一文,见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道路。 1993年3月2日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念老朋友。“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恸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安息!安息!”徐梵澄说。《徐梵澄传》作者孙波说当徐接到冯至女儿冯姚平电话,被告知冯病危时,他就愣住了,随后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赶到医院,“看到在弥留之际昏昏睡去的冯至,坐下来,双手握住他这兄长的左手,头抵在床边,像孩子一样啜泣不停。” 朋友去世,掉泪正常。但是徐梵澄当时已经84岁,且有世外高人之誉,我读这段文字,不免思考何以重视冯至至此。徐梵澄说冯至当入儒家者流,其言行无佛教、道教、耶教、或道学家的点染。他毕生悔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又说他学养深纯,为人温和、诚笃。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或也见到,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其诗好,由于性情真。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冯至出生于1905年,1922年入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后担任中学老师。1930年以官费留学生名义赴德留学,1935年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二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工作,大战结束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 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 我在中学时候读过冯至的〈蛇〉,收录在璧华《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里,这首情诗以“蛇”为意象,抒发一位男生对一位女生的单恋感情。在诗中“蛇”和“爱”为同义词,“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句。冯至写这首诗时21岁,那是敢于将澎湃心绪付诸笔下的年龄。 然后读《杜甫传》。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杜甫传》前折页中说这是“一部融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于一炉的著作。”1937年,冯至颠沛流离辗转多地,途中读《杜工部选集》,切身体会杜甫漂泊心情。“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他决定为杜甫撰写传记。二战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安心动笔。利用多年收集资料,“只希望这幅画像使人一望便知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个现代人用虔诚的心、虔诚的手给描画出来的。”他说。 学术研究讲求客观和理性精神,但是有“虔诚的心、虔诚的手”,著作才有生命力,才会耐读。冯至著书译书,重视心灵感悟。他是歌德专家。研究歌德时,冷静文笔中流淌情感。他将歌德和杜甫并列,说在二战期间,他感觉更能接近他们,从中吸取精神营养:“他们遗产中的精华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给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艰难中得到鼓舞。”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这是冯至〈十四行诗〉其中一首。人的一生要领受可预测及不可预测之事物。不只酸甜苦辣,也要领受奇迹。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作好心理准备,奇迹到来的瞬间将会耀眼夺目。 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从不沾沾自喜,他对周良沛说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他“观察深刻,起点高。虽然罗石君后来到日本去了,不再写诗。可是现在提‘沉钟’的诗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历史。”冯至对待朋友完全没有私心,徐梵澄高度赞扬他,此为原因之一。冯至遗嘱简单:“希望与我有关系的后代,老实作人,认真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努力作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5月前
1987年11月7日,《读书》编辑扬之水为《异学杂著》出版事到徐梵澄家,徐梵澄收到誊录好的《天竺字原》序文,重新审定目录,嫌书单薄,将《行云使者》拿出来,嘱扬之水帮忙誊录其序及跋。谈完工作二人闲聊,徐梵澄说散原诗句“落手江山打桨前”,初读觉“落手江山”老套,半年以后,忽然惊悟,原来是击水时见江山倒影,不禁一笑,“细玩其意,得无妙哉”。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有此事。 静则生明,读诗如此,读哲人经典也如此。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理解力增强后,就恍然明白。扬之水看不懂《五十奥义书》,他说不急,总会明白的。他强调介绍学术,不须张扬。智慧的吸取和人的经历息息相关,自求自证,在学习过程中好处更多。又说不管什么宝典,书始终是书,是外物。到真正没有疑难之后,可将之舍弃。处在高境往下看道理,提起或放下,皆无不可。 他有过目不忘本事,1938年在湖南艺专教书,后来成为名画家的丁天缺是他学生。学期末考题为“略论魏晋思想” ,三天交卷。丁天缺连夜挑灯,完成22页论文,交卷第二天,两人偶遇,他称赞丁读书不少,可惜方法有误。他背一段丁的试卷,从头到底,一字不差,然后点评。丁吃惊。虽说是自己所写,百分之百和原文一样,重新默写,丁说他绝对没有能力。丁是中国第一位介绍毕加索的艺术家,丁在《顾镜遗梦》中说徐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被形容为得道高人,徐梵澄有接地气的凡人色彩。“学习是为了活着,不是活着为了学习”,德国老师的话,他拿来劝人,邻居詹志芳却认为他实践的是后半段。他和不少老派学者一样,不工作凸显不出自身意义。80岁时决定封笔,半个月不到又动笔。写不完的学术题目,清一事算一事,尽心尽力。他对侄儿徐崇善说,要“为国家学术稍撑持局面”,因为“后起多秀,然深造尚遥,俟其大成而已”。 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 陆灏听施蛰存说过:“钱锺书,我不说他聪明,我说他用功。”徐梵澄适合类似形容,单靠聪明,上限不高,用功才是实力凭借。人至晚年,他一样不轻易浪费时间。他视为亲人的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生活有规律。身体好时,天不亮就起床,喝咖啡,背梵文。天亮,做健身运动,抽一斗烟,吃早饭,然后写书或翻译,12点休息。看报纸,吃中饭,小睡一小时,起来抽一斗烟,又工作。晚上休息,除非赶稿。 学者生涯枯燥,徐梵澄的经历却有奇特处,留下的隽语和故事,读后难忘。1985年,社科院宗教所代表团到曼谷出席佛学会议,他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访的代表团撑起场面。他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渊博知识是强项,英语、德语及梵语的造诣更让与会者称奇。宗教所长任继愈说他“挥麈纵谈,不亢不卑,处置得宜”,孙波的《徐梵澄传》记了当时经过。 徐梵澄1984年1月出版《五十奥义书》,同年5月出版《神圣人生论》,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拍板说:“赔钱也要出”。以为曲高和寡,不料二书销路不错,都再版。因为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金克木说徐梵澄将《奥义书》译成。他和徐梵澄是同行,但是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中译《奥义书》:“我对于梵澄同志的功力和毅力只有佩服。” 虽然谢绝访客,有机会和他接触的年轻人还是不少。例如扬之水、陆灏、孙波、詹志芳、他的侄辈们以及鲁迅博物馆多位研究员。《读书》及《鲁迅研究月刊》和他关系密切,他不只供稿,也经常被咨询,在编者看来,贡献不小者获杂志赠阅理所应当。但是他坚持订阅:“我最反对中国这种乱送刊物的做法,我一定要付钱。” “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侄儿徐崇善遇不如意事,徐梵澄引《易经》句要他释怀。侄儿爱和小叔谈诗论艺,本在北京工作,后来被调到江苏泰州,他提醒侄儿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安于自己所处,讲究仁义,就能带着宽厚的爱心积极面对世间万物。 “人入暮年,可有孤独感?”扬之水问他。他说可做之事很多。手绘丹青,操刀刻石,这是业余爱好,还有一堆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又要看书读报,白天够忙。晚上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通之,批之, 都是乐事。他说:“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6月前
6月前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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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前
“谁易滔滔天下是,九夷未许即安居。狂风怪雨纵横至,闭户焉能乐著书。”五一三族群冲突时,王叔岷在吉隆坡,有感而发赋诗一首,题为〈谁易〉,诗见《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 第一句典故来自《论语·微子》,孔子周游列国时遇隐士桀溺和长沮,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他对未来没有愿景,坏物如洪水,到处都是,谁能改变呢?他劝孔子避世归隐,在混乱无序的社会中积极入世,必然铩羽而归。第二句出自《论语·子罕》,王叔岷自己做注解。他说“子欲居九夷,盖孔子圣道不行于中国,遂欲东往居于九夷,今日之夷境,亦未可安居也。”天地虽大,但无净土。第三第四句将五一三比为狂风怪雨,虽然闭门不出,专心著述,却找不到平时出现的快乐心情和满足感。 王叔岷在1967年,受邀来马大中文系担任客座教授,他对马新两国并不陌生。1963年他在新加坡大学客座两年。郑良树老师在〈王叔岷教授与新、马〉中说经他栽培,峥嵘露角的学生不少:“在马来西亚方面,有洪天赐、杨清龙、林长眉、陈徽治、锺秋生及黄碧云等等……其中杨、林都是王师的入室弟子,在王师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杨研究张衡,林研究刘昼,两篇硕士论文皆受到校外考委的佳评。” 从师长处,我听过王叔岷不少趣闻。印象最深刻的是上训诂学时,郑老师所说故事。1941年,王叔岷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初见傅斯年,王叔岷把诗文呈上,他闲暇时喜欢舞文弄墨,希望老师指点。傅斯年笑笑,没有特别回应,只问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斯年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 “洗净才子气”的对话,富有《世说新语》的气韵,让人乐道。郑老师转述当学者要沉得住气的要求,我在《慕庐忆往》看到当事人现身明言,简单一席话让王叔岷从文人变成学者,沉浸在故纸堆里。“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王叔岷多年后回忆,只见怡然自得之貌,没有无可奈何之悔。 守住寂寞最重要 王叔岷1972年离开马大,转到南洋大学。在马来西亚,他影响最大的人,非郑良树老师莫属。在〈淮南子斠理〉序文中,郑老师说他在台大从师王叔岷习《庄子》和《淮南子》,本科毕业后他回新山宽柔中学执教,当时王叔岷在新加坡讲学,郑老师经常越过长堤请益。1966年王叔岷回台,郑老师跟随,考进台大中文研究所。郑老师依据硕士论文出版的两本淮南子著作,都是在王叔岷指导下完成。 王叔岷的代表作包括《庄子校诠》和《史记斠证》,其中《史记斠证》初写于1965年,完成于1981年,每年大约平均写20万字,其中100万字在马大完成。我硕士论文研究司马迁,《史记斠证》是重要参考书,文笔不畅时,经常想起淡泊平和的王叔岷。马来西亚学术风气不盛,同样的话被提再提,也许还真是弄错切入点了。文史哲研究讲究默默耕耘,无关外在,守住寂寞最重要。郑老师说无论周末或公共假期,王叔岷从来没有离开过办公室,绝少外出旅行。宁静校园,他伏案执笔,“除了病假之外,王教授从来没有拿过年假。” 《慕庐忆往》中有〈马大教书〉一章,不长,一半篇幅提五一三。王叔岷说马来人和华人严重冲突那几天,他跟太太及儿子躲在家里。“世乱人皆避,庭空鸟独闲,愁云屯远岫,计日祝平安。”他写〈世乱〉寄给女儿王国樱告知安全,又提16岁儿子王国瑜当时举动:“胆大不顾危险,不听劝诫,戒严令暂时解除,就往外面跑。”随后说“儿子不好学,志大言大,既无能力,却一心要为贫苦人民做事。”女婿萧启庆在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教书,王国樱跟随夫婿迁居那儿,王叔岷于是让儿子转学,送到美国,由姐姐照顾。 王叔岷在新加坡教书的时间远长于马来西亚。其中原因是王国樱和萧启庆后来都在新加坡工作,另一原因则是方便与在中国的大儿子王国简联系。王国简出生于1939年,担心被战乱波及,自小由祖父养在乡间。王叔岷到台湾,王国简来不及随同,这是一家人大半生哀痛。王国樱为《慕庐忆往》注释时说她迟至1984年到中国旅行时才第一次见兄长,又说1985年她成功申请王国简到新加坡探亲,父子始有机会团聚,此时离王叔岷太太杨尚淑过世已有8年之久。
8月前
温源宁写胡适,文章不长,却因为和胡适共事过,借近距离之便,捕捉到不少特征。他说胡适和蔼可亲,招人喜欢,是许多人眼中的老大哥。胡适“并非风流绅士,却具有风流绅士的种种魅力。”他说在社交场合中,胡适是夫人、小姐们喜欢谈话的对象,他具备“有一搭、没一搭,说些鬼话”的本领。他有妙法,“能叫人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傲慢的人,受到他的殷勤款待就高兴。愚拙的人,看他平等待客也觉得舒畅。” 文章写于1934年,原文是英文,最初发表在《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c)“知交剪影” 专栏。〈胡适〉一文发表后,林语堂觉得有趣,译成中文。1935年1月温源宁将17篇英文小品,包括〈胡适〉一文结集出版,1988年中文本面市,书名取《一知半解》,翻译者南星。后来江枫增加温源宁另外26篇小品,重新翻译,附录英文原文,以书名《不够知己》在2004年出版。 南星和江枫所译〈胡适〉虽然忠于原文,却不拗口,功力还是好的。林语堂则取其貌,意译之处甚多,例如以梁潄溟、吴宓、徐志摩等人对比胡适,原文不见。林语堂也熟悉胡适,译文因此增加亲切度。林语堂译文说胡适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克逊留学生,又说不能称胡适为风流才子,因为“他的立身行事,也颇谨严,如对冬秀之始终如一便可看出”,译文还说胡适“在女子前献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的特长。” 至于“见女生衣薄,必下讲台为关课室窗户。这是适之的温柔处,但是也不超过盎格罗撒逊所谓‘绅士’的范围。”李敖的〈播种者胡适〉中引过同样故事。胡适作风,迷倒过李敖。柳存仁在〈北大与北大人〉谈温源宁文章,说这样的事情他在胡适课堂上目睹几次,“每一次的关窗都是关得恰到好处的,他从来没有在6月17号以后还去关教室里的玻璃窗。”为何特别提“6月17号”,生前在马大中文系讲学多次的柳存仁没有说明。只能用常理推断,大概是天气转热,不怕着凉,但是点出这么详细的日期还是让人不解。 是不是绅士不重要 柳存仁提胡适其他特质。他说胡适谈吐可爱,讲课有趣,条理不紊,清清楚楚。神态和姿势恰到好处,他“将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胡适有纯正学者气息,“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胡适“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的传说,他深信不疑,因为胡适说过:“我对于演讲,也可以算是久历疆场的老将了。”胡适说话不会让人觉得自夸。“这是胡先生的妩媚处。”柳存仁说。 说胡适是绅士,是往他身上加持。林语堂译文暗中一讽,说在激进作家眼光,绅士是让人“极讨厌”的名称。鲁迅是其中一位对绅士一词敏感的作家,他认为文人中有不少惺惺作态者,喜爱模仿西洋绅士,有机会撕掉这些人的假面具,何乐不为?梁实秋后来以〈绅士〉为题,撰文辩护。他说绅士是尊称,指“有资望有财产有体面的人” ,不料“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却流行舆论界,绅士成不祥之物。梁实秋自嘲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 梁实秋引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牛曼定义。牛曼说绅士“就是一个从不令人感觉苦痛的人”,从不妨碍“他所接触的人们之举动的自由和坦然”,绅士努力让自己所接待的人处于宾至如归的状态。泰然自若是制造良好气氛的关键词:“对于羞怯的人他要温柔,对于疏远的人他要和蔼,对于蠢陋的人他要宽厚,他要能知道和他对谈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定义符合温源宁对胡适的描绘。牛曼又说绅士有惠于人时,行若无事,“非不得已时不标榜自己,从不以报复的口吻维护自己,流言毁谤从不入他的耳,对于妨碍他的人们,他也不轻加揣测,无论什么事总是向最好的方面解释,与人争论从不卑陋小器,从不起不公允之优势”,我们读不同学者所撰写的胡适研究,大体能够理解胡适做人原则,离此不远。 1935年,胡适发表小诗〈飞行小赞〉。诗分两节,第一节为“看尽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第二节胡适写“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腾云无碍。”是不是绅士不重要,虚名或头衔不重要,骨子里的气质和作风才会激起我们谈兴。乐人乐己,不负人不负己,觉得自己腾云无碍,也希望别人一起同行。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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