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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廖克发导演的纪录片,往往涉及充满争议的历史事件——《不即不离》触碰马共题材;《还有一些树》追溯英殖民分而治之政策与五一三事件;《野番茄》聚焦台湾二二八事件的个体生命经验;《由岛至岛》揭开二战时期台湾人协助日军征战东南亚的事迹。 为了梳理历史脉络,他经常翻找马、台、英、澳等地的国家档案(archives),嵌入作品里。过程中,很多质疑是不能丢掉的——这些历史档案由谁创建?为何创建?藏有什么隐议程?洞悉这些以后,自己又该成为一名怎样的纪录片导演? 报道:本刊 李淑仪 图片:自由电影节、互联网 纪实影像发展与殖民历史紧扣 2024年8月16日(星期五),定居台湾的廖克发回马出席自由电影节。以“档案在电影中的创意运用”(Creative Use of Archives in Film)为题的讲座上,他分享自己如何在作品中解构官方档案影像,再重建一个新的叙事框架,叩问他真正关心的议题。 为何必须解构这些档案? 讲座开端,他向现场观众展示一组台湾原住民女子的档案照,那是由日本民族学者在日治时期所摄。照片中,女子身穿传统服饰,脸颊烙有刺青图纹。 “今天,我们说这些照片展示民族学的美、社会学的真,保留19世纪早期原住民的样貌。当年那些摄影师也是带着良善的意图进来,他们相信自己是为学术贡献。” 但,我们或许都没想过,捕捉这些照片的情景,往往涉及暴力。 “作为殖民者,日军拥有先进武力,他们走入部落,命令原住民穿上传统服饰拍照。如果你是这名女子,你有什么感觉?” 是的,很多保留至今的档案影像,实由殖民政权摄制,里头释放着他们想要传递的讯息。殖民者自诩的“善意”与“帮助”,不一定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美好。就像如今我们歌颂照片的真善美,却没看见原住民女子身处恐惧中。 “身为纪录片导演,你必须问自己,是什么驱使你拍片?因为你更有资源?还是你相信自己更优越?不要忘记,当年的摄影师也认为自己正在帮助原住民,他们没有察觉女子的害怕,也没有察觉自己的权力。你不该无视这些事,否则不配当一名导演。” 看见别人的残暴,同为掌镜者,怎能不也低头审视自己拍片的动机。 “你必须先是思想者(thinker),才能成为纪录片导演。” 幽默解构档案影像 纪录片不等于真相 廖克发思考的议题很多,“种族”是其中一个。2019年推出《还有一些树》,他在片子里发问:“是否曾有过一段古老的时间,在种族这个词还没被发明而成为借口以前?” 他到大马国家档案馆重访“以前”,寻获不少英殖民政权摄制的宣传影片,都在渲染“种族阶级”的概念——殖民者必须将自己放在金字塔顶端,借此合理化对其他民族的统治;那么,谁排第二?谁在底部?又是谁说了算? “整个种族阶级的观念,是殖民帝国带进来的。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分而治之’这个词,”至今仍是我国无法挥散的鬼魅,“殖民者利用影像与数据,企图证明各族发展程度不同,而白人最优越。这套想法,全建立在档案之上。” 摄制《还有一些树》时,廖克发大量调用英殖民档案影像,经过拆解与重构,想要叩问的是——今天我们还要继承这种思想吗? 比如,他截取马来亚制片组(Malayan Film Unit)在1956年拍摄的纪录片《永恒的特米亚人》(Timeless Temiar)片段,“这是档案馆里最有盈利的影片,获得很多国际奖项。他们(殖民者)真的走入部落去拍。”可在镜头里,观众看到的却是原住民依据指示“演绎”他们的“日常”。 廖克发如何解构这个片段?他选择幽默和讽刺。 在《还有一些树》里,紧接在《永恒的特米亚人》片段后面,是廖克发模仿英国人使唤原住民男子“向上看、向前走、不要看镜头”,指导他如何演戏的画面。 “这是我把玩影像的方式。我想展示给观众看,这些所谓介绍原住民的影像其实是怎么制作的,他们叫原住民做些平常不会做的事,跟观众说这就是他们的习俗。” 把玩影像,是剑指掌权者之举,也是给观众的重要提醒:“Documentary doesn’t claim the privilege of truth”,廖克发说,纪录片并非虚构故事,却也不代表拥有真相,“我们应该始终对制片者保持怀疑。我要我的观众质疑我,不要轻易相信任何我展示的东西。” 怎么面对/绕开版权问题 使用档案影片,很多时候无法逃开版权问题。他还记得,首部纪录片《不即不离》(2016)需要挪用大量源自大马、澳洲、英国和日本的档案,其中有数部日本动画深深抓住了他。那是日本政府向孩子播放的宣传动画,将日军入侵他国之举,诠释成一种英雄式的打救,帮助弱势国家摆脱西方殖民政权的欺压。 他很想在自己的片子里使用这部动画,于是写信给电影公司和动画师家属,却没能获得批准。“没办法。这成了我心中的一块石。” 2021年摄制《野番茄》时,他又想起这部日本动画。但没有版权许可,又能怎么办? “我聘请台湾动画师依照原版动画重画一份,再做一些改变,放入我的片子里。”这么做,并不能摆脱版权法的管束。“但若你感觉自己真的想要做这部片,那就做吧。如果被起诉,我也做好准备承担后果。” 为何如此执着?“因为我想让观众明白,为什么他们(《野番茄》主人公;在日治时期长大的台湾一代)这么热切为日军奋战,因为他们被这些动画操控了。” 档案影像的版权费,多是按秒数计算。拍片这些年,廖克发不是没有疑惑,很多档案影像当年原是摄于马来亚,拍的也是这片土地的人,“今天我要用它们来诉说我们自己的故事和历史,却要向国外机构申请批准、缴付昂贵费用,这合理吗?” 档案的拥有权应该归谁?当年的帝国政权?还是被摄者后代?——廖克发在讲座现场提出这道问题,邀请观众辩论与思考。“当年殖民者拍摄马来亚人民,并没有问过他们的意愿,为何如今却要向我们索取费用?这并不是无理的问题。” 在廖克发看来,比起遵守版权法的规条,他更在意自己非这么做不可的理由是什么。“你要真的觉得有使用的必要,你要真的想用这些档案来提出你认为重要的问题。” 拍片是为了发问与思考 导演的责任是模糊界限 廖克發在《野番茄》里想叩问的又是什么? 《野番茄》其中一名主人公,年轻时曾加入日本军队。作为一名在日治时期为日军效力的台湾人,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身分。 除了重制日本宣传动画,廖克发也在台北和高雄档案馆中翻出旧报章,里头印有日本殖民政权的演讲稿,字里行间将台湾人贬为较低等的人。“当我们说档案,指的不只有影像,可以是文字、声音或照片。《野番茄》的开头,我找来一位演员,在不露脸的情况下演讲这篇真实存在的文稿,这是他们当年发表给学生听的演讲。” 他质问现场听众,若大家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台湾长大,从小接受日军教育,长期接收这些讯息,我们又是否有足够的判断力,洞察这些动画和演讲背后的隐议程? “如果你是当时的台湾人,你会有什么感觉?你被日本人瞧不起,台湾被看作是不发达的地方……所以台湾人会加入日军,借此证明自己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廖克发清楚,观众太喜欢选边站。有时,导演的责任,就是模糊这条分裂人群的线。 “观众总是相信自己站在对的那方,坏人则在另一边。与其轻易评判别人,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去思考。我们必须警惕,人是很容易操控的,通过影像,通过媒体,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行动。这是很危险的。”他接着说,“所以我们必须反抗大马的电影审查制度。” 空间不算太大的讲座会场响起掌声。 当我们意识到,纪实影像的发展脉络,与殖民历史和操控思想息息相关,廖克发认为,如今的纪录片导演更不该单纯为了“记录”而拍片。 “对我来说,拍纪录片是为了发问,这个问题对你意义重大,所以你必须拍出来。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发问,那就别拍。”他并不反对导演让自己的身影走进片子里。“有人认为要跟拍摄对象保持距离。不,我不相信这套说法。没有‘主观性’这回事。你需要置身在片子里,让我看看你是谁,让我看看你要通过拍片质问什么,并对你的问题负责,透过拍摄过程去思考。” 更多【新教育】: 海洋生物学家本·菲茨帕特里克 /守护全球独特海湾 维持座头鲸生态系统 马大植物园 一座隐秘的知识丛林 拍短视频意外蹿红 ,Ms Shirley——教华文的印裔老师 树艺师 树木的医生
2月前
(新加坡16日讯)阔别演艺圈近20年,62岁谢韶光本月宣布复出,观众们对他回归后的作品无不期盼。狮城导演受访时有话说。 梁志强:盼看他与国煌飚戏 《新明日报》报道,导演梁志强对是否邀请谢韶光拍电影保持开放态度,“当然希望。韶光是这么好的演员,现在我们拍电影的人,都希望能找到好演员,来一起打造属于新加坡的品牌。” 询及许多观众觉得李国煌撞脸谢韶光,梁导幽了老朋友一默,直言谢韶光比较好看,那两人是否有机会同时出现在他的电影?他不排除有这可能性,“两人都是好演员,希望可以看他们同场飙戏。” 巫培双:大男主独立电影 曾执导过《天堂鸟》、《天公仔》等电影的巫培双,表示想找谢韶光拍独立电影,“因为新加坡电视剧难有50、60岁大男主的角色,就算有,身边也有很多小朋友的角色,因为需要照顾到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他隐退了近20年,想找他演一部完全让他一个人演完,可以尽情发挥的独立电影,比如Tom Hanks的《Cast Away》或Matt Damond的《The Martian》,独自困在狭小空间面对恐惧,甚至可以是困在组屋里面临死亡等。或者是如《Wonderland》电影里的李国煌和宏荣,以他为主,靠演技,很有内涵。” 巫培双表示,选择独立电影,让韶光不需要在20年后复出就背负商业电影的票房压力,也认为韶光可以做9点档剧集以外的多元化尝试,“比如另类的网剧,才不会受年龄层的限制,如陈天文的《Mr. Unbelievable》、洪慧芳也凭《花路阿朱妈》冲出新加坡,打出一片天。” 王国燊:盼一起研发角色 《男儿王》导演王国燊表示,非常期待与韶光有合作机会。“他在息影前已展现他的宽广戏路,所驾驭的不同社会阶层人物,风格和层次的张力已是天花板级别。所以回归演艺圈对于编剧导演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至于什么角色和故事适合他,“我反而想知道他心目中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一起研究开发,应该会是一个收获满满的过程。” 蔡于位:(盼用AI)与黄文永合演 执导《Wonderland》的蔡于位,也期待有机会与韶光合作,“他要隐退时大家都觉得很可惜,因为他真的是演戏最棒的新加坡演员,很多人都很向往看他复出的作品会是什么。至于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会看他本身希望做什么、想要避开什么样的形象、有没有向往跟哪位同事合作等。” 而蔡于位本身期待看到谢韶光与谁同台?“可能(利用AI)带黄文永回来一起演戏,肯定很有看头。”
2月前
1969年,513事件爆发。 之前1967年,槟城发生种族骚乱,官方宣布伤亡人数:8死137伤,我那时17岁,所处华人住宅近山区,出入两通道,一被堵死就无路可逃,我记得那时壮年的爸爸和青年的三姐夫,两人站在院子里,手抓棍棒和锄头,满脸焦虑紧张。家里人心惶惶,粒声不敢出。后我们到亲戚家避难。白天马路上来回逡巡,荷枪实弹的军警,让楼上窗口偷窥的我们个个大气不敢透。 《五月雪》,雪血同音,但我没看到、没嗅到也没感到血。513课题是禁忌,文学若以文字出之,用明喻、暗喻或隐喻,诉诸想像,庶可近之,文学本来就是隐藏的艺术。 电影作为艺术,当然涉及想像与感知,但主要还是声光色影的艺术。隐喻偶尔为之无妨,但若主要讯息都借诸隐喻,恐就伤及视觉艺术的筋骨了。513本来就是不可触的种族冲突课题,导演要触,空手入白刃,伤的是自己,牺牲掉许多撼动人心的影音色,牺牲掉自己的艺术。 少了核心部分 戏的第一部分没有当时大选及选后的各种角力、阴谋、激荡,就少了山雨欲来之前的风满楼;没有街道,商场,戏院,各个公共场所的慌乱、喧哗、逃亡、暴动及人群,就少了影片直接撼动人心的核心部分;没有事后的支离破碎、人体狼藉、鲜血淋漓、就少了劫后的冲击余波。这些不被允许出现在银幕上却又不可不出现在银幕的情节片段付之阙如,导演剩下的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电影的娘惹人物及文化,男女的不平等,巫华的不对等地位是这部戏主题的支线。巫华的不对等地位应该着墨甚至渲染(还是得小心拿捏),因它与主题密不可分;但娘惹人物及文化,男女的不平等,着笔过多就分散了凝聚力。不知是导演不得不为之以丰满影片(因主题不能畅快淋漓),还是这些是他节制不了的心头爱? 多数影评说第一部分比第二部分好看。我却比较喜欢第二部分,阿英的固执,及最后的嚎啕相当感人。(就我对第一部分的观感,固执及嚎啕几乎无关于第一部分) 当然,《五月雪》应该看,特别是对513几乎一无所知的七字辈之后的年轻人。但我得说:可惜啊。
3月前
3月前
3月前
(新加坡19日讯)擅长拍新加坡特色纪录片的31岁导演王家靖,作品曾被逾70个影展拒于门外,最低潮时口袋仅剩700元(新币,下同;约2333令吉),但他始终守得云开,其中7部作品被新加坡航空公司相中,从本月1日起在其舱内娱乐系统播放。 王家靖接受《新明日报》访问时说,他从小爱看纪录片,虽然大学修读商业管理课程,但2015年一趟印尼考察之旅,让他有机会正式拍摄第一部环保纪录片《The Conservation Conversation》。 “那部作品前后花了11个月完成,过后在新加坡和区域的环保活动上放映,让我初尝成功滋味。2018年,我以结霜桥旧货市场为主题拍摄纪录片,放了很多心思去完成,满怀希望为它报名参加逾50个电影节,不料竟全军覆没。” 被拒绝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不懈。 两年前,他把重点转移至拍摄纪录片系列,其中以琵琶演奏家为主轴的《乐在其中》几乎耗尽了他的积蓄,户头一度只剩700元。 他再次信心满满为作品报名逾20个电影节,结果还是被拒于门外。 今年初,他接到负责策划新航机舱娱乐系统节目公司的邀约,透露他们正在寻找属于新加坡音乐的故事,偶然发现他制作的纪录片,觉得十分适合在新航的航班上播出,并有兴趣看看其他作品。 经过一番讨论,最后有7部被相中,从本月1日起至11月30日在新航舱内娱乐系统播放,成为他事业上的转捩点。 苦学华文两年 王家靖的其中一个纪录片系列,记录他花两年苦学华文。 他透露这些年在拍摄纪录片时,让他坚定要把华文学好的决心,并在30岁报考“O水准”作为鉴定水准的指标。
3月前
5月前
6月前
约访王礼霖时他正准备出国,在一周满满的行程中挤出两小时。当天他稍早的会议耽误了,事先来讯通知;匆匆赶到现场随即拍摄一组照片,像艺人一样在快门间变化了几个眼神、姿态。语速和动作一样快,访谈结束下楼,电梯门一开,高个子的他就迈开长腿,消失在人群中。 与其说快,不如说有效率。这大概与唱片宣传企划出身有关,日常工作琐事,唱片、影视案子,一切早就安排妥当。导演处女作《富都青年》一样,从制作到宣传策略算尽,成功全无侥幸。多那一份特别的,大概就是生命与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谭湘璇 2023年第6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入围名单中,王礼霖年纪最长。但他并非电影圈新人,在马来西亚娱乐圈更是资历深厚,是当年的金曲新人王林宇中、偶像团体东于哲(郭晓东与陈泽耀)的幕后推手。 “以前哪里会想要自己当导演,我又不是科班出身,当导演很难的你知道吗?”涉足电影,王礼霖一开始先当制片、监制,因为擅长统筹和寻找资金。“只要我有开案子,是不是能让马来西亚的演员、工作人员开创一些新的可能?” 王礼霖的电影梦,从小就开始了。小时候与外婆同住,跟着舅舅看电影、听流行音乐。年纪还小,先追唱片,买了很多天王巨星的卡带;上了中学才比较有能力买戏票,自己跑去看电影。 中学毕业后,王礼霖从太平小镇来到首都吉隆坡修读广告设计课程。离家,等于更方便实现追星自由,每个星期留守杂志《偶像杂志》《生活电视》,追踪艺人明星的动态。和很多电视儿童、港剧捞饭长大的人一样,他向往娱乐圈,但那把钥匙在哪? 学院毕业后王礼霖从事广告工作,也面试过唱片公司宣传、电台DJ。就在1999年,人生磕绊一下,才在网络媒体《红人馆》重新开始。他是编辑也是记者,负责娱乐内容,理所当然靠近娱乐圈了。 王礼霖进入唱片业,为艺人着想,他一一打电话给各种厂家,“May I speak to marketing department?”请总机转接到行销部门。但当时也是流行音乐的最后一个大盛世,后来MP3横空出世,唱片业受到打击。总不能让旗下歌手闲着,要替他们寻找出路,于是他也开始涉足电视,拍了《高校铁金刚》和《逆风18》。 王礼霖自认有不服输的性格,或确切来说,他的原则是凡事给自己50%去争取的机会。“不管做什么事都去试一试,失败了,心甘情愿。”他说,过程不需要多说,间中还可能遭受一些委屈,但成果会说明一切。 《富都青年》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富都青年》火红,王礼霖简单总结“刚好天时地利人和”。他也不想过分谦虚,因为团队在每个阶段都非常努力,例如一开始决定做社会题材,就想好策略路线。《富都青年》和上一部监制的《分贝人生》一开始就定位为影展片,用影展成绩开始发酵口碑,先让观众注意到新作。 第二波宣传关系到上映时间点。在台湾,金马效应是不变的定律。王礼霖跟团队说,就当作品一定会入围来做,早在名单公布前就先敲定在金马奖隔周全台上映,再顺势带回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跑影展时,《富都青年》在3个不同国家都拿下观众票选奖,王礼霖认知到那是指标,这部电影与观众是能产生连结的。“算计”的部分就在这里,他看到机会,选了吴慷仁在监狱无声控诉的15秒片段作为入围片段。在那之前,所有释出的剧照、海报、预告片段都没监狱画面,大家都在颁奖典礼上被影帝演技惊艳到,也好奇故事转折。 “如果真的没得奖,至少大家可能会被吸引。”王礼霖说,“没有人跟我们说会不会成功,可是我们就判断,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个事。” 从企划、宣传策略来看《富都青年》,有王礼霖过去工作二十多年来的经验累积。唱片制作与宣传、歌手定位、选歌、合作对象、形象包装等,每一步都在算。后来做电影,他也清楚知道案子的目标方向。 台湾移工经历成创作养分 而从故事、情感来看,《富都青年》乃至先前监制的《迷失安狄》《分贝人生》,都有他的部分生命印迹。 金马奖期间,王礼霖接受多家台湾媒体专访,自揭25岁曾到台湾当外籍移工。住在潮湿寒冷的宿舍,大冬天吃着冰冷便当,报道一出还引起当地市议员关注。回想,他还是不懂为什么命运之手会把他推去台湾当半年移工,也就是人生的那次磕绊。但无可否认,这段经历在20年后成了他的创作养分。   当年广告设计课程毕业,投入相关行业,浮浮沉沉,因为他对广告兴趣不大。当时又流行跳飞机,他选择合法途径出国工作赚钱。当时姐姐在台湾当人力中介,原本介绍他去组装电话,却不想意外到铁厂当劳工。 1999年,已是25岁的大男生,在台第一个月几乎每晚哭着写信回家。可王礼霖说起这段过去已不悲情,还声情并茂讲到曾在工厂宿舍遇到邪门的事。妈妈在马求了平安符寄给他,当地打扫阿姨却说,“台湾的鬼要用台湾神啊,你马来西亚的神救不到你。” 化作养分的是其他菲律宾移工对他的关心,带他去邮局,认识附近环境,告诉他去哪里买东西。“所以是那个情感启蒙,为什么异地来到这里生活的人,互不相识,他们要给予我这样一个人关心和爱护?” 叙事中带出社会议题 还有《富都青年》的Money姐、《迷失安狄》的Evon(Andy)。王礼霖从小在太平湖常见跨性别者拉客,“他们也是人嘛,可是我们没有再往下去看他们的世界……”又如一次随艺人拜访贫户,让他看见繁华都会常被忽视的角落,于是有了后来的《分贝人生》。 “我每次带出(这些议题)只是想提醒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在马来西亚发生着。”王礼霖说,“可是我不会给你任何答案。”他没有太大的抱负,不全然想探讨社会议题,而是喜欢讲人与人之间情感浓郁的故事,叙事当儿顺便带出一些马来西亚的社会议题。 不过,就在《富都青年》上映后,政府正草拟公民权修宪案,并在3月提呈国会。很多人因此透过电影了解无国籍人士的处境。王礼霖欣慰,电影让这个议题被看见,让大家对这些群体有多一点同理心。 “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带着马来西亚的电影到海外跟不同地区的观众去讨论。电影是很好的说故事媒介,我们也是透过不同电影看到不同国家的生态、环境啊。” “《富都青年》后我要做什么呢?我会继续做的,希望能带动一些可能,比方说跟更多不同的电影人或单位合作。因为我一直觉得,马来西亚这个产业还有很多很厉害、有潜力的人。如果大家觉得《富都青年》是一个成功案例,那它同等会开拓一些资源,我愿意跟这些人一起共享……” 对行业的“一厢情愿” 访谈尾声,王礼霖看似总结,却又突然反问“这会一厢情愿吗?” 不打扰,让他继续说,慢慢厘清。那些疑惑在于,他很热血在推动一些事。例如办过3届AIM中文音乐颁奖典礼,让歌手感觉到鼓励,不要放弃梦想。又如去年贴钱办了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还特地引进台湾经典电影《悲情城市》,做了一晚特映会。 “我会质疑是不是做太多了?”王礼霖强调一切不为掌声,而是希望那些事能创造一些可能,例如《分贝人生》后,把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请来,让大马电影人多一个寻找资金的选择。“那我不晓得是自己爽,还是一厢情愿,还是我就帮到这个产业一些些?” 其实这些付出他都是心甘情愿的。这一番话看似是在安慰自己,但他可能不知,其实也抚慰了许多在不同路上努力的人。“辛苦的……可是我们永远要知道,当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辛苦是ok的!” 更多【人物】文章: 装束复原造型师刘蕊/连接古今桥梁 重现装束古韵之美 歌手阿莲娜·沐塱/一把加贝琴 说加拉必族故事 浅堤鼓手黄堂轩/组乐团玩音乐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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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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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10年,香港新晋导演简君晋带着第二部电影《白日之下》与观众见面。在等待剧本被投资方青睐的日子,简君晋涉足商业广告、音乐短片(Music Video)、电视剧等领域,他同时也持续创作剧本,等待机会降临。 在采访过程中,简君晋举手投足间散发对电影的热爱。问起何以耐得住“剧本拍不成、改拍短片MV的10年沉寂?”他说:“把很喜欢(拍片)挂在嘴边但不拍,那又有多喜欢呢?其实真的没有特别原因,就是因为有热情、也喜欢,所以去做(拍)。”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谭嘉欣 9月中旬,亚洲电影大奖学院(AFAA)主办的“香港电影巡礼”以马来西亚为首站,电影《白日之下》获选为开幕片放映。剧情改编自香港残障院舍虐待新闻事件,片中除了呈现报道中院友遭虐待的情景,导演简君晋以“记者”作为故事起点,同时亦探讨新闻工作者背后的挣扎。 问起为何将社会新闻作为电影题材,简君晋迅速以“感觉”二字回应,随后补充说:“每天都有很多不幸的事发生,但就这件事对我来说很深刻,非常触动我心。我每时每刻都不停想着那宗新闻,就很想做。” 访谈过程中,简君晋的言语间无不透露对拍电影的热爱。即便如此,距离他上一部执导的电影《当C遇上G7》已过去10年。 短片获奖“赢”取入行门票 简君晋自嘲幼时便自带“反叛”特质,少年时期就离港到加拿大就学,毕业于温哥华电影学院电影制作系,“那时觉得香港学校未必重视艺术教育,所以我和家人说想去看看世界。”20岁初的大学时光,他认识了世界各地的人,“我的同学不只是华人,还有法国人、墨西哥人,他们的文化影响了我。当然,小时候在香港读书的那种传统教育也很重要,自然而然成为我心中的某个部分。” 2009年,简君晋从温哥华返回香港。从环境相对开放的西方世界回来,难免遭遇水土不服,他因苦无人脉无法进入电影圈。回忆起年轻气盛的自己,他笑说当时年纪小:“从加拿大回来后,不禁会疑惑‘社会为什么长这样’?” 而真正让简君晋投身入电影行业的契机,正是返港的两年后。当时,简君晋面临失恋、创业失败等一连串的不顺遂。其视力日益模糊,他的身体健康情况也拉响了警报,最终被医生诊断为眼角膜溃疡裂开,日后或面临失明的危机。 这一连串的不幸,催生了他第一部短片《楼梯》。 挫折之后,柳暗花明了吗? 2011年,香港青年协会主办“华人青年短片创作大赛”以“挫折之后”为题。在友人的鼓励下,简君晋把心路历程拍成微电影《楼梯》。 故事以一名被上司“炒鱿鱼”的白领,拿着从办公室收拾的一箱子物品,却遇到电梯故障只能走楼梯回家。主角踩着的层层梯阶,仿佛人生中历经的挫折磨难。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任谁都会慢慢释怀、接受所有离别聚合、生活不如意…… “但也不用怕,总会有一日会回家。”电影结束前的最后一句对白,如是强调。 就在简君晋接受最后的复诊那天,低成本制作的《楼梯》击败众多青年参与者夺得“最佳影片奖”。此外,该短片也获得最佳剧本亚军以及最佳导演季军,共3个奖项。 在这样的光环衬托下,他成功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当C遇上G7》。 进一步与简君晋交流后发现,导演非他学生时期最初的梦想,“我想过当美术指导、摄影师……我想过很多东西,但对那时的我来说,能入行已经很开心了。” 殊不知,入了行才是挑战的开始。 热爱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在拍了第一部电影后,我天真地以为两年后我就有第二部,5年后有第三部,最后发现不是这样的。我有很多想拍的故事、剧本,但都找不到投资者。”没有资本撑腰的剧本,只能搁置在心中一隅,但简君晋也不曾放弃热爱拍片的自己。10年内,他不曾踏入片场,但在这期间拍摄MV、音乐短片、商业广告为生,亦没有停止剧本创作。 “拍MV也蛮有趣的,但故事就是由歌手主导,不是我的故事。所以我仍希望能开到电影,但就是开不到……直到近两年才有机会拍电视喜剧《IT狗》。” 一名电影导演,10年过去,始终拍不成电影会否不甘心? 简君晋不假思索地回复:“对我来说,拍电视剧能让我继续创作,是个很好的练习机会,不然就停下来了。”对他而言,“热爱”“喜欢”的表现形式,不只是嘴上说说,更应该付诸行动。 “把很喜欢(拍片)挂在嘴边但不拍,那又有多喜欢呢?其实真的没有特别原因,就是因为有热情、也喜欢,所以去做(拍),无论是不是电影。” 回首初踏入社会的几年后,他便意识到现实社会并非理想中的样子,惟简君晋在心中反问:“是否真的得由它去?还是可以用我的能力或天赋,尝试对社会做出一些改变?” 偶然地,他回忆起五、六年前,与一名导演友人在车上的对话。 “我们都认为,在30岁以后做出的决定,会影响多年后拍戏的方向,所以得小心地去选要拍的题材。我也问自己曾被什么电影感动、鼓励,我也想拍那些电影,去鼓励或感动其他人。”抱着这样的坚持,简君晋在“开不了机”的日子持续创作剧本,等待投资者的青睐。 直到2022年,电视剧《IT狗》大结局时,在香港ViuTV取得4.8点收视,等于约31万人透过电视收看。随着《IT狗》掀起极大的讨论,简君晋收到监制尔冬升带来的好消息,即收藏了5年的剧本《白日之下》,终于找到投资方,可以拍了。 “当时《IT狗》在香港得到很多很好的回响,当大家在享受喜悦的同时,突然要回来,因为要跳去另一个旅程。”他说。 做对的事情就不要内疚 电影播毕,戏院响起如雷的掌声。在映后座谈会中,简君晋分享说:“《白日之下》 不是英雄片,电影不似前线和新闻工作者,没有能力为谁发声。我只是希望观众可以记得这件事情,一、两个都好。”他透过麦克风说出心中所盼,坚定的语气中带点哽咽。 在采访隔日,他亦再三强调上述立场。而之所以选择以记者作为故事起点的理由之一,便是避免消费任何一方,“电影中刻画院友被虐待的画面是很震撼没错,但那是别人的伤痛。我不想哗众取宠,透过电影放大受害者和家属的伤痛,所以都是点到为止的。我们该想的是如何透过电影,承载他们的伤痛。” 他接着分享:“我和报导残障院舍的记者聊天时,其实他们也会想,做这个新闻会不会伤害受害者?但我觉得如果是对的,就不要内疚。”一如电影结尾时,通伯(姜大卫饰)在街边淋着大雨,对记者阿琪(余香凝饰)所说的话。 “电影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挣扎很相似,很多时候拍了一部片、探讨一个议题,即使是对的,其实没有人欣赏或支持你做的东西,或许10年后、20年后才有回响。但哪怕是这样,我都希望我有去做。” 不愿被限制的电影路 从挫折、逐梦、职场故事到社会议题,简君晋在写实和搞笑的剧情之间来回穿梭,“我不会拍死一个电影类别,有时会在采访时被问‘你最想拍的种类是什么?’我回答说,这不关事。” 他进一步说明,虽然《IT狗》是喜剧,但亦可以用写实、严肃的手法拍摄,“喜剧也是悲剧,同样地《白日之下》亦可以选择用喜剧去呈现。只是我觉得不对,所以才选择用写实的方式去拍。”因此,当类似问题再被提起,他都会认为“把故事说好”、“塑造好剧中角色”才最重要。 采访来到尾声,问起《白日之下》中不断强调“记者就是要追求真相”的对白,若套用在一名导演身上,又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自己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作为导演当然不是追求真相。我觉得起码带给观众感动,如果他(观众)进了戏院、经历了一段旅程,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他说。 简君晋作品: (原稿上传于11/10/2023) 更多【新教育】文章: 中学老师斜杠儿童绘本作家 Colllab社计手 汇聚建筑师和大学生推动社区建设 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跨过山河寻找被遗忘身影 为西马18族原住民发声
7月前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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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坡9日讯)毕业于麻坡中化中学的金马奖导演刘国瑞日前返回母校与学弟妹畅谈“导演做什么”,吸引约1000名高中生及老师聆听。 刘国瑞于2007年从中化中学毕业,翌年前往香港升学及就业,过程中发掘自己对电影的兴趣,就开始从事影像创作,从拍摄纪录片到剧情短片,同时也以职业编剧的身份参与电视剧制作。 2022年,他以亚裔难民为题材,首部自编自导的剧情长片《白日青春》,夺得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及最佳原著剧本,主角黄秋生则获得最佳男主角;剧中小演员林诺在第41届(2023)香港电影金像奖荣获最佳新演员。 刘国瑞在分享会上,以拍摄纪录片、广告片和剧情片来分享“导演做什么”,包括寻找题材、资金、拍摄团队、演员、造型与美术,实拍及剪辑配音等。 他认为,导演必须明白自己的视角是什么,负责与各部门沟通及做决策,是片子从筹备到完成都不可或缺的一员。 他披露,导演除了拍摄,也要协助宣传,所以如何保持自己的激情是非常重要的,而透过参与其他国际奖项交流与比赛,同样是工作之一。 在回答师生提问时,刘国瑞称导演收入不固定,取决于投入的资金,不像场景、美术、配音或剪辑等,多以工作天数计酬。 分享结束前,他以美国电影编剧、导演和制片人约翰·米利尔斯(JOHN MILIUS)的名言“痛苦是短暂的,但电影是永恒的”与出席者共勉。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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