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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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国际

世界文学组织之母小说家聂华苓在美逝世

著名小说家聂华苓昨天深夜去世，享寿99岁。作家林淇漾（向阳）透露，聂华苓是对晚辈非常疼惜、爱惜的人，他自1985年结识聂华苓，长期感受到她对台湾文学的支持。

2月前

即时国际

文艺春秋

林雪虹/门罗时光

白天我们去马场道看新房子了。说是“新房子”，其实是我们的下一个住处。这会儿我们把它唤作“新房子”，等哪天离开了，它就会成为“马场道的房子”了。我们有“金台西路的房子”、“广顺南大街的房子”和“古海道的房子”。马场道156号。房子前面有葡萄藤和橙红色的月季，夏木说这里像金台西路，因为一样有葡萄藤。他忘了，那是丝瓜藤架，不是葡萄藤架。不过房子的确像金台西路的房子。幽暗、阴凉、潮湿，还格外安静，比金台西路的房子还要安静。我们一进门就想到那栋令人失望的老房子。 “没想到我们又住回一楼了，”夏木说，“以后可以多出门散步，晒晒太阳。” 不散步的话，在后面的院子也可以晒太阳。那不过是个杂草丛生、荒凉的地方，我却马上想到了侯麦的《双姝奇缘》。我以为我们可以像蕾妮特和米拉贝那样，在院子里放一张铺着桌布的餐桌，吃面包和奶酪。那是一顿美好得像油画的晚餐。餐桌上，蕾妮特对米拉贝说起“蓝色时光”。她想让从巴黎来的米拉贝感受蓝色时光。那是天空破晓前最宁静的一段时光，很短很短，是真正的万籁俱寂，但也很可怕，会让人想到法庭的审判或世界末日。米拉贝果然在第二个晚上听到了蓝色时光，她们俩欣喜地拥抱起来。我为什么说这些呢？在马场道的房子里，我想起在金台西路的房子里度过的那些时光。从前我总以为那时的自己过的是一种正在与命运对抗或交战的生活。那时我承受着婚后抑郁的痛苦，几个月后还辞职了，天真地决意要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写作。我不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感到迷茫又烦闷。失落感在一点一点地啃啮我。一个下午，就在那个无所适从的午后，在读门罗（编按：保留作者最初接触的译名）的小说时，我突然感受到侯麦的蓝色时光，切切实实地，如此静谧，令人屏住呼吸，紧接而来的是那片豁然开朗、幽微的天光。是救赎的感觉。是啊，我还想要什么呢？我指望文学为我带来什么呢？难道这不已经是文学最珍贵的赐予了吗？这篇〈绝望的对抗〉写于7年前。它稚嫩、松散，却也使我有点怀念从前的日子。那时我们已经离开金台西路，搬到了广顺南大街。我们在金台西路住了3年，我什么都没写出来。我们搬到广顺南大街是因为我突然有了一份在别人看来还算体面的工作，但一年后我又辞职了。然后我又像在金台西路时那样，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这样始终无法专注的日子持续了两年，我才彻底告别学校。《快乐影子之舞》就是在那年读的。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往后的岁月，我总会想起小说集里的〈乌得勒支的宁静〉，想起乌拉港的房子里，那面镶着蓝色边框的镜子。那是我们姐妹四人的梳妆镜。每次回乌拉港，我都会站在那面镜子前看自己。一年又一年，我以为终有一天我会从镜子里看见一个坚定、倔强的女人，而不是从前那个软弱、鲁莽的女孩。我一边看，一边想着小说里的那个“我”，那个和我一样始终在逃离命运的年轻女人。下个月我们就要搬进马场道的房子了。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忧自己会被那座阴暗的房子吞噬，但很快我就振奋起来了。想想金台西路和广顺南大街的“门罗时光”吧，我对自己说。再说了，今时不同往日，我已经对抗我的黑夜这么久了。我一直在对抗。〈絕望的對抗〉我是先读门罗后来的小说才读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的。我记得这本书是在颐堤港的页一堂买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页一堂突然变得空空荡荡的，架子上的书一下子少了许多。门罗的小说写得真好啊。冥冥之中，我们有些东西是共通的，这样的感觉，我只在很少的几个人那里遇见过。15个故事一共花了15年才完成，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一个人的生活真的可能发生很大的转变，比如说结婚、生小孩、离婚、失业、生病，以及经历亲友的死亡。小说快读完时，我在1994年的《巴黎评论》读到一篇门罗的访谈。那时门罗已经63岁，住在安大略的克林顿镇。我从中知道了《快乐影子之舞》的创作历程，知道她写〈感谢让我们搭车〉时是22岁，那时候她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就躺在她写作的桌子旁的摇篮里；而〈快乐影子之舞〉〈乌得勒支的宁静〉及〈重重想像〉则是30岁以后才写的。我22岁的时候在做些什么呢？我想或许那时候的我和身边的许多人一样，正在努力地对抗生活。可能我们更愿意承认我们是在对抗命运，试图摆脱一两个长久以来将我们深深困在其中的困境。而想要摆脱这些困境，无疑是需要运气和勇气的。这些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乌得勒支的宁静〉和〈男孩和女孩〉。两个故事都带有自传色彩，〈乌得勒支的宁静〉和后来的〈亲爱的生活〉一样，都写到了门罗的母亲。那是一个受病痛折磨、倔强、哥特式的女人，门罗可能一生都在逃离她那巨大的阴影。小说中，照顾晚年的母亲的是“我”的姐姐麦迪，一个“孤身一人，除了这座让人沮丧的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女子。麦迪的未婚很难不让人想到是因为这10年来，她需要照看生病的母亲。如果不是由她照顾母亲，又有谁愿意或能够做这件事呢？毕竟“我”已经结婚了，而且还彻底离开了朱比利这座小镇。 “我”最终还是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这一切都由麦迪一手操办。姨妈们也来帮忙了。一直要到葬礼结束以后，“我”才回到朱比利。“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去。孩子们对传说中的外婆的家，也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感到失望。的确，那不过是一个无比平凡，甚至让人觉得枯燥的小镇，没什么值得期待的。小说里有一幕写得格外动人： “我一手牵住一个，女儿和她的弟弟。儿子在车上一直睡觉，这会儿摸索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呜咽。我停下脚步，一只脚在最底下的台阶上，转身打招呼。一个褐色皮肤，有习惯性警觉的纤瘦女人，一个面熟的年轻妈妈，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下巴已经不再柔软丰满，略有些尖利的锁骨让褐色的脖子看起来颇为紧张。这是大厅的镜子里看到的我，上一次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漂亮姑娘，不管身后隐藏了什么惊恐与混乱，她的脸都如苹果一样光滑和麻木。” 姐姐麦迪终于坦言她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我没法再这么过了”，她说。她会走的，有一天她也会离开朱比利的，她这么想。可悲的是她最终却发现自己做不到。“但是，为什么我做不到？海伦？为什么我做不到？”她问。这样可怕的困境，那些似乎我们永远注定无法超越、摆脱的东西，仿若梦魇一般，任凭我们苦苦挣扎，它们还是在那里对我们龇牙咧嘴。而〈男孩和女孩〉中的那个女孩“我”试图摆脱的则是自己作为女孩的身份。在那些年月里，“我”以为自己和男孩一样，完全可以帮着父亲耙草、清理水罐和推沉重的水桶车，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妥当。弟弟莱尔德还那么小，当然无法胜任这些工作。只有“我”才可以胜任，尽管我“只是个小姑娘”。然而，“我”最终却发现自己真的就像大人们说的那样，“只是个女孩子”。而母亲在这里扮演的竟是一个破坏者的角色。她希望我像一个真正的女孩，不用力甩门，坐下时双膝并拢，还有，只关心女孩该关心的事情。而“我”对这一切一直是以一种骑士般的姿态去对抗的。所有的努力毁于一起意外事件。“我们”的马因为要逃离被宰杀的命运而冲出了院子。在关键时刻，“我”没有像那些男人和男孩一样，奋力阻止它，而是就这样让大门敞开着，让它奔向公路。后来，面对大家的责备时，“我”哭了。 “‘没关系。’爸爸回答，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甚至还有点幽默感，他说的一句话，永远赦免了我，也放逐了我。‘她只是个女孩子。’” “我”并没有反驳父亲的话，连尝试找理由反驳都没有。“也许这是真的”，“我”想。说实话，承认这一点又有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继续对抗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抗，哪怕那是充满了绝望的味道的对抗。为什么不呢？相关文章：梁靖芬/今时今日读孟若【专栏】林雪虹/弗莱兹路的爱情【专栏】林雪虹-致R

7月前

文艺春秋

文艺春秋

梁靖芬/今时今日读孟若

孟若过世，这几天重读她最后的小说集《亲爱的人生》，忍不住想：今天还有多少文学读者过得了孟若设下的小说门槛，进入得了她的叙事节奏？旧时那怀疑并没有今天强烈。我一直把Alice Munro唤作艾莉丝‧孟若，译成门罗会令人想起门可罗雀（笑）。因为最早读到的中译本就用孟若，是有名有姓的可靠样子，更易生出真感情。那是台湾时报出版社的《感情游戏》及《出走》。这两本中译对我的影响很大，可能是因为译者张让的文笔，让我认定了那种冷峻或偶尔磕绊的语感。2013年孟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概需要赶时机，中港台各种译本出得很是着急，译者常有不同，甚至一本书里就有几位翻译。我没比较过原文，很难说谁翻译得更贴切，但这种几个译者分译的操作，多少呈现出不同的语感与文字节奏，像你好不容易适应了一个人的口音，他忽然又变了调。所以很难拼得过我先入为主的、统一的张让。孟若的小说门槛颇高。但有时我又会怀疑自己的判断，认为那门槛还好。是写作的门槛高（如果你要学她），阅读的门槛还好（因为她的用词不深）。关键还是小说的叙事节奏——很奇怪，今天，我比旧时更分不清孟若到底是省话大师，还是长舌妇。她到底是在慢慢讲，还是在赶火车。我要强调的是“今天”这个字眼。今天的习惯，让这种省话和长气的对比变得更极端、更明显。说她省话，是因为她的小说几无闲笔，没有废话。这意味着每一个句子都有功能，抽掉一块榫或者卯整个屋樑梁就垮掉的那种。你若漏看了哪一句，哪怕只漏看一句，也可能看不懂后续。看不懂孟若的后续是会令人很不甘心的，会想，已经千辛万苦跟到这里，我不能只捞到千帆过尽啊——海面露出的冰山只属一小块、底下必有更庞大的体积已经是常识，但那海底的冰山到底什么样？心痒难耐。所以读孟若你必须很专心，并且一定会多次回头，确认前面的段落没掉拍，才能去把水下的冰山指认出来。但你也可以说孟若很长气，或者，嗯，委婉。尤其和今天的阅读与视听习惯相比。今天的我们看什么都要更直接，一个视频前5秒还抓不住眼睛，一首歌前奏超过两个小节还不开口唱，一篇文章没在第一段抛出可不断核裂挪用的金句，就会被滑过、关掉、唾弃。更不要说脸书帖子只会自动展示头几行，就靠那几行决定see不去see more，一切都是在鞭策你督促你规范你——别给我转弯抹角，有话讲，有屁放，别给我太长气，时间很是受珍惜。你看看孟若小说的开头，常常是一大段场景的描述，什么都可能发生。但什么都可能发生也意味着没有什么在发生。她不指出一条明确的路，就是要你慢慢地，耐心地跟上、等待。跟着跟着，运气好的话，几页后故事轮廓就大致浮现。尤其在你还没发现故事的核心人物那一刻，你会钦佩这种长气的勇气却同时感到罪恶。有罪恶感是因为，活在今天，早习惯快打旋风的你终究会埋怨她慢。读孟若需要全神贯注，但放在耐心是最大问题的今天，写一个要求人们时刻专注的文本，作家需要多大的勇气？我们今天还有多少配额分给这样的作品？从前我为什么不会担心孟若的慢？是我也在时间激流中刷出了对速度的要求，冲掉了有话慢慢讲的耐性？心下难免一惊。还有一个我隐约感受到的时代印记——关于速度要求的转变，包括阅读／读懂的速度，起因不只是网络影响，而是还包括今天的书写工具改变了。我身上的具体例子是，若用手机写作，句子真会比较简短、省话省字。因为手机键盘太小不好输入，屏幕太小看不久便要眼花，你只想快点把话讲完读完。用电脑写作，或是平板电脑加上外建的打字键盘，工具更符合人体力学，句子的节奏会从容一些。最舒缓的节奏是用笔，可以一笔一画慢慢写，一字一句慢慢推进。今天流行的文章多有急促感，三两下最好就要亮出招，会不会也与使用不同的书写工具相关？ ● 写半天没有提到《亲爱的人生》。2016年的笔记本倒是记录了当时的阅读手记，约略是—— 这本封笔之作最后四篇有自传性质，流露的是作者童年已始的孤独、病痛与罪恶，母亲与周遭生活的格格不入，对爱的需要，对父亲苦闷的理解。第三篇的〈声音〉里有两个士兵在楼梯口安慰一个没有爱情的女孩，读时仿佛觉得那是孟若在对她自己说话，带着安抚与爱护的意味。读了那么多孟若，大部分在写情感生活的缺失，但那“不满”的笔触总是很轻，甚至不是控诉。你能感到里头有一点遗憾，但遗憾的背后是什么？这篇〈声音〉给了个答案：被爱的需要。孟若仿佛在说：现实中得不到的，“我”，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大可随时召唤某些场景来补偿。（多么无奈，却又骄傲的、令人心疼的姿势，或爱护自己的方法。）故事里的“我”对母亲的压抑深有共鸣，似乎也一早洞悉自己复制着母亲／女性／一个小镇妻子的命运。她对母亲的试图抽离与叛逆充满同情，那抽离常常通过不近人情的日常用语展现，尽管“我”也觉得这些日常用语有时令人难堪——相比于父亲，父亲会让自己融入周遭环境，认同命运，所以极少说出与别人不同的话。在第二篇的〈夜〉里，“我”向父亲坦白有过杀死妹妹的念头，父亲的回应是：人有时就是会有这种念头。父亲说这话时相当严肃，没有表现出惊骇或是大惊小怪的样子，自然也没有嘲弄。父亲的理解，解救了那个“我”。读书手记最后这样写：孟若的故事不全是乐观的善终喜剧，反而常显得阴郁而没有出路。但《亲爱的人生》最后四篇贴身作品却是温暖的。它不是给你希望，而是让你知道不一定只有绝望。Life，生活里有理解、有你可以做的事（召唤）、有爱，有原谅。全书收篇的〈亲爱的人生〉，“我”说，她没在妈妈生病的末期回家陪她，也没有参加她的葬礼。她有两个孩子，在温哥华找不到人照顾，也没法负担旅费，丈夫则对正式场合不屑一顾，但是，孟若这样写：但是，为何怪他？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结尾是这段：“我们说到有些事情无法原谅，或是某些事情让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但我们总是原谅自己——而且一天到晚这样做。”倘若那真是孟若（过世前她罹患失智症逾10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你不觉得是最善良的礼物？今时今日的我早比旧时更理解了这段话的温柔，与解脱。相关文章：林雪虹/门罗时光【专栏】林雪虹/弗莱兹路的爱情梁靖芬 / 阅读孟若的方法

7月前

文艺春秋

人物

小说家朱宥勋／文学是无意义但好玩的游戏

与朱宥勋对坐书店咖啡座。身穿黑色衬衫的他，说起话来语速飞快，逻辑缜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层层论证给你听，用一种笃定而亲和的语气，还总伴随笑声。著有小说集《垩观》《以下证言将被全面否认》、评论散文集《他们没在写小说的时候：戒严台湾小说家群像》《他们互相伤害的时候：台湾文学百年论战》；创作之余，也投入文学普及，成了一名拥有14万追踪者的YouTuber，透过传播度高的影片，引导更多人推开文学这扇看似难以捉摸的门。 “蛮累的。”文学普及并不轻松。 “有时会想，这种沟通值得吗？”那又为何愿意这么做？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本报何正圣率先不打自招，比起小说家朱宥勋，更熟悉YouTuber朱宥勋。战神听了并没有收起脸上的笑容。近几年，对他说这番话的人变多了，而他一样开心，因为书籍和影片都是自己用心打磨的成品。在“朱宥勋使出人生攻击！”YouTube频道里，朱宥勋会用文学理论分析电子游戏、流行歌曲，也会深入浅出讲解许多人搞不懂的文学概念，好让文学更贴近大众，更贴近日常。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解析中岛美嘉〈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歌词的影片结尾，回应关于文学与自杀的课题时，他是这么说的： “确实有些写作者选择自杀，但这并不是文学导致的，不如说他们面对的伤痛太过巨大，连文学都难以拯救。但在这以外，文学已经拯救很多很多人了。” 于是问他，人生中可曾有被文学拯救的时刻？有啊，他说。发生在他身上的救赎，无关乎性命。如果没有邂逅文学，今天的朱宥勋很可能会长成一个糟糕的人。人格成长的危险时刻那是在初中时期，私立学校校风严厉，严厉到课本以外的书皆列为禁书，一如其他形式的娱乐消遣。他形容，这段与世隔绝的住校日子，无异于坐牢。牢笼把人圈住，并不保证就能驯服人心里的兽。 “在这个学校里，成绩就是一切，品性完全不重要。等我摸清游戏规则，我学会了，只要有成绩，我可以为所欲为。” 比如15岁那年，朱宥勋写了首诗，得了第一座文学奖。他想去领奖，颁奖日却撞正考试日，老师为了维持班级分数排名，拒绝放行。“如果全年级各班排行名次掉了，老师就没有奖金了。”两人相互威胁，僵持不下，朱宥勋狡黠反击：“不然老师我留下来考啊，你看我可以交几张白卷。” 交白卷会拉低总平均多少分，认真考会贡献多少分，被当掉对老师本身有什么坏处，十来岁的孩子算得清清楚楚，拿来跟大人赤裸地交易。 “回想起来，那是我人格成长很危险的时刻。你可以想见，如果我是一路这样长大的孩子，就会变成我现在很讨厌的那种人，利用各种权力关系去压制对手。” 还好，升上高中，遇到一群喜欢文学的学长，被他们带进更深邃的文学世界里，朱宥勋才没有把路走歪。 “学长带我们看很多奇怪的东西，看不懂也硬看，”在文学世界里，他看到，原来人有着各种面貌。“我对这个世界的分寸和理解，是在文学里建立的，不是学校。文学对我的拯救，是在这个层面。” 文学给人慢慢来的从容感若是走歪了路，他推想，一样是做YouTuber，自己大概会成为那种冲高流量赚快钱的YouTuber。但他没有，并且安于现状。 “钱赚不多，但我蛮快乐，这个状态是文学赋予的，把我拉回一个比较合理的道路。因为文学给我一个态度是，我会慢慢来，我看事情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文学如何让人学会看远一点？ “因为文学里的时空跨度太大，各种各样的东西太多，以致于我很习惯在看一件事情时，会思考有没有别的可能。熟练的读者读文学作品，一定会下意识进入‘no judgement’的状态，先不批评，试着去欣赏或理解。” 在文学作品里，人物角色的好坏，作者铺陈的用意，随时都会出现翻转的可能。现实人生不也有如此宽度和厚度，容得下各种可能。 “这会给我一种余裕，一种从容感，让我不会只盯着眼前一个目标，其他都不管。拉开了，你会觉得，放掉好像还好，也许它会回来找你……。我觉得这是一种人格或理解世界的方式。” 高中那几年，文学给朱宥勋带来眼界的开阔，却也同时带来很多困惑。“小时候，有3个词最让我困惑：魔幻写实是什么？意识流是什么？后设小说是什么？”上网找答案，维基百科的解释又充斥更多没看过的名词需要去理解，折腾一番，还是搞不懂最初的疑惑，身边也无人能给出高中生理解得了的释义。“写作的第一个十年，我每天都在困惑。” 给16岁的自己解惑，成了后来朱宥勋投入文学普及的起心动念。课本没教的那些 2014年，他出版了《学校不敢教的小说》，文案写着：献给所有热爱文学，却因缺乏导引而惶惑的年轻学子。后来，他进军YouTube，拍起了影片，以浅显生动又不失理论深度的方式，讲解艰涩的文学概论，相关影片系列有“课本没教的”“真文青养成班”等等，目标观众以高中生为下限。学校不敢教的。课本没教的。——文学普及是为了修补什么？从这些命名来看，剑指的对象并不含糊，朱宥勋直言，他对台湾文学教育很有意见。 “我一直觉得台湾课本选文方向非常保守，三分之二是文言文，现代文又多是抒情散文。”除了文类不够多元，也常常跳过本质的解释，“它讲的都对，可是它没告诉你为什么。最常遇到的情况是，课文给你，老师讲，这个词是一个象征，背下来。为什么这是象征？象征是什么？怎么玩？美感在哪？后面这些问号全部没有。” 这不是文学真正的内容，他感叹。课堂上少了后面一连串问号，学生其实错过了什么？ “他没办法发自内心觉得，这种阅读方法是有趣的。我常说，文学本质上是一个游戏，它在现实毫无意义，但你接受了规则，就会好玩。人类有趣在于，我们会搞一堆无意义但好玩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先让学生理解，规则是什么。” 于是，他拍影片，最低标准是把文学说得有趣。如同有趣和好玩，也是当年让他钻入文学世界最单纯的动机。 “引发动机是第一步。我也许可以引发一万人的动机，但可能只有十分之一会进入阅读文字的状态，但无所谓，我前面先抓一万人，他要走到什么地步，不是我能强迫的。” 普及工作出现的前提，必然是相关领域长期遭遇误解或冷落，也因此在交流时，冲突与争论似乎在所难免。就像在用文学理论解析流行歌时，朱宥勋从不怕提出具争议性的观点，揭露歌词的文法错误、逻辑漏洞，引来拥护者在留言区反对和辩驳。 “我是不怕冲突的人” 观点上的冲突，朱宥勋是乐见的，因为那是一次传播知识的机会，但偶尔也会泄气，心想这些沟通是否值得。很多事情难以说服，他说，在于对方的鉴赏能力跟不上来。 “作为写作者，我相信世上有好品味和坏品味的差别，我可以接受好品味的标准不是单一的，但我不能接受所有品味都是一样的，没这回事，有的东西就是烂。这是很难说服的，你必须足够娴熟，看的东西够多，分辨能力的刻度才会越细。但我面对的群众很多是没有这个刻度的。这时就需要不害怕冲突。” 冲突有时反而可以打开一个诠释和讨论的空间。“我不会提出一个四平八稳但持平的看法，我会提一个我最相信的说法A，论证给你听，留言区就会有人说，你怎么没看到B、C、D，很好，我就是要这样。” 这样很好，然后呢？读者品味提升作家才会进步文学普及的努力，如果有天能换来理想局面，朱宥勋想看见的是什么？ “读者的平均品位可以提升，然后就会有人来督促作者。作家的精进是无止境的，可是假设今天我们精进到这么高的地方，读者只能认知到这么低的地方，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精进，因为没人当我的尺度来衡量我。当读者品味拉得越高，我们就会被推得越前面，这是一个正向循环。” 文学是无意义但好玩的游戏。文学也可以是人格上的救赎。然而，拥抱文学的人，也似乎向来属于小众。文学普及的幅度，如何扩及对文学本就不感兴趣的人？朱宥勋说，这非常难，他也没把握。“我只能接触到那种，脑袋仍有空间去接受红尘世俗以外的事情，有一点余裕和追求的人。网络是分众的时代，要求横扫一切并不现实，把属于我们分众的基础盘稍微做大一点，已经功德无量。” 在红尘世俗里，文学往往被视为无用，而普及的过程，不就是要让大家看见文学有用。文学对朱宥勋当然有用，但若要说服他人，他会怎么说？ “文学是理解人性最低成本的方式。文学也有一个恒久性，因为发展时间太长，长到有很多沉淀下来的东西几乎不会变。大家很容易注意新时代有新浪潮，但我有个感觉，读文学的人，看回过去就会觉得，这件事发生过啊。这会帮助你在变动的社会里快速抓到重点，人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浮躁的、很短的趋势带走。” 更多【人物】文章：网络作家身兼政协委员：蒋胜男的人生AB面调酒师易柏翔Seven Yi／以调酒穿针引线叙述餐饮风味的诗意金曲台语歌后郑宜农 / 放慢腳步找自己，困惑有什么关系

7月前

人物

全国综合

女演员抨小说家素质低将强奸犯写成小说主角

马来演员蒂兹（Tiz Zaqyah）严厉批评一些小说家美化强奸犯和合理化强奸行为，让她大感失望。

10月前

全国综合

文艺春秋

方昂/温祥英

他突然从平地搬到第十八层豪华公寓我心中嘀咕：小说家不是应该体验十八层之下人间的疾苦吗？他顾左右而言他掸着耳珠，摆手示意也不知是真耳背还是假我用严厉的眼光平视 81岁的他他端着茶杯：喝茶！喝茶！（说有多殷勤就多殷勤）促狭的眼光里，笑意盈盈—— 尽是小说家的狡狯！

2年前

文艺春秋

国际拼盘

俄勒冈男厨师遭枪杀小说家妻子嫌疑最大

美国一名住在俄勒冈州、著有“如何谋杀你老公”的言情小说家南希（Nancy Crampton Brophy）被控于2018年枪杀丈夫丹尼尔（Daniel Brophy），她在同年9月遭逮捕，本月4日出庭接受审问。

3年前

国际拼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