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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派

4星期前
1月前
7月前
1年前
马来西亚历史课本忽略了华人的贡献吗?或者只是寥寥数笔,简单交代而已?阅读本期【读家】,我们一起追忆祖辈的过往,看看跟你的马来亚的印象,相符吗? 2014年,我国小学四年级开始增设历史课,而中学历史课本近年也逐渐更新,可是整体而言,本地历史课仍有严重的缺陷。大马虽自诩为多元种族和文化,历史课本却经常忽略其他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及事迹。 白伟权教授的《赤道线的南洋密码》虽然是为台湾读者所撰写,先认识南洋,进而聚焦马来半岛区域研究的书,但对土生土长的大马华人读者来说,也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读物。作者在撰写本书时摒弃了本地历史课本的大历史叙事手法,选择从微观出发,描写的人物事多与下南洋的华人有关,华裔读者读起来备感亲切。 本书由3个主要的核心单元构成,分别为“历史的基因图谱”、“跨域的社会精英”和“横向跨界的历史”。 在“历史的基因图谱”中,作者带领读者从甘蜜(Gambir)这种古老的经济农作物出发,让读者了解这株近乎绝迹的植物,当时如何联系着新加坡—柔佛两地的关系。从这段历史中,读者了解到种植甘蜜不仅为柔佛带来巨额的经济利益,在引入甘蜜种植的同时所推行的港主制度,更让华裔劳工顺势扎根在马来半岛这片土地上。虽然后来港主制度随着甘蜜种植的衰退而逐渐消失,可是其生活习俗和地名等却保存了下来,例如现今永平和丰盛港等地区,就是当初港主制度下的新兴市镇。 ◢战争后的拿律,易名“太平” 除了甘蜜种植,作者也考究了马来半岛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拿律战争(Larut War)的发生地。拿律战争可谓影响深远,当时的英国政府就是透过这场战争来干预各州王室的事物。传统历史课本上提出,这场战争是由于霹雳王室内部争夺矿区的收益,并各自派出代理人争战,此外就没有太详细的描述了。 然而通过本书,我们还知道拿律是当时北部最大的矿区,由两个分属“海山”和“义兴”的华人帮派负责开采。这两大阵营长久争夺矿产资源,加上马来统治阶层的政治纠纷,引发了长达10年的拿律战争。历史上的“义兴”由惠州客家人和新宁、新会的广东人组成。“海山”则由增城客家人为主,加上番禺、南海和顺德的移民组成。拿律战争不仅是一场关于矿区和政治的战争,也牵扯了华裔劳工的籍贯宗族。根据作者的考究,战争后的拿律易名为太平(Taiping),以期许这片土地永远和平安宁。 作者也在第一单元谈及拿督公信仰的诞生。拿督公信仰是华裔融入马来半岛以后诞生的产物,虽然类似于土地公,却带有浓重的马来文化,例如“拿督”就是马来语Dato的音译,此外拿督公的装扮,以及不吃猪肉等习俗,无一不以马来文化息息相关。 ◢你知道张氏兄弟、陆佑、胡文虎? 本书第二单元“跨域社会的精英”,让大马读者惊喜连连,皆因这些精英是对马来半岛发展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重量级”人马,却被历史课本所忽略。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来自苏门答腊的张氏兄弟、陆佑、还有胡文虎等人。这些人的事迹之精彩,任何一人的经历都能够拍成一部波澜壮阔的电视剧。 且说说张氏兄弟。张氏兄弟出生于清末,原籍广东梅县松口。早期他们原打算离开清帝国到槟城闯荡,可看到槟城在英殖民政府打理得井井有条,便转而到棉兰(Medan)发展。棉兰如今之所以成为印尼苏门答腊的首府以及第三大城市(约有50万华人左右),其中原因离不开张氏兄弟的开发深耕。如果说棉兰是当时张氏兄弟实际经营、发展事业的地区,那么槟城就是他们的社交网络舞台。他们在槟城最大的关系网是张弼士和谢荣光,而张弼士也可说是被本地历史课本“遗忘”的人物。身为“大清国驻槟城第一人副领事”以及槟城华人领袖,张弼士对槟城发展有极大贡献。 张氏兄弟是张弼士的子侄辈,也被带入了当时槟城上流华人的社交圈子。棉兰与槟城这两座城市,就这么联系了起来。根据资料,当时苏门答腊的粮食和鸦片多数进口自槟城,槟城也是苏门答腊北部物产的出口地。槟城和棉兰社会的同质性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两地都是以福建人为主,福建话口音十分相似,同样夹杂了大量的马来语。张氏兄弟虽然只把槟城当成社交舞台,却对当时的华人公益活动不遗余力——著名的极乐寺就是获得张氏兄弟资助下建成的。如今极乐寺仍留有《张煜南颂德碑》,以及纪念他们功绩的张氏兄弟塑像。 另外,陆佑可说是马来半岛经济发展的主要功臣之一。陆佑祖籍鹤山,13岁到新加坡打拼,在21岁到拿律发展。在拿律那段期间加入了义兴,累积了大量资金和人脉,自立门户后,一跃成为马来半岛首富。通过此书,读者不难理解许多马来亚发家的华人发展模式,往往与统治阶层关系的经营相辅相成,这些华裔富商在发家致富的同时,也经常对地方输捐回馈,协助地方政府建设各种基础设施,从而为自己的生意带来利益。至今,大马各州都有“陆佑路”(Jalan Loke Yew),以纪念陆佑对该地区的贡献,而吉隆坡的仙师四爷庙也存有陆佑肖像。马来西亚兴业银行的前身,也是由陆佑创立的广益银行合拼而成的。 作者也提到《星洲日报》创报人胡文虎。胡文虎这个名字,也许年轻人已不熟悉,但他推出的“虎标万金油”却家喻户晓。胡文虎的万金油生意,起初源于缅甸,后来才把总部迁至新加坡,商业网络覆盖当时的马来亚半岛。此外,胡文虎也十分热衷马来亚华教,许多华小华中都得到胡文虎的捐款,其中包括槟城钟灵中学、怡保女校、马六甲陪风小学等。 通过这些华商的故事,不难总结出早期的马来亚,国家界限相对模糊,马来亚就只是由华人社会中商业网络和宗族联系所交织出的人文地理——南洋。在这些南洋华裔富商发家的同时,读者更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独特的民族性和爱国情怀。 ◢邱氏族人,槟城街头无所不在 本书的第三单元,“横向跨界的历史”则是把镜头聚焦于一些地方,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造成的特定历史结果。例如新江邱氏族人如何离开祖国,在南洋扎根打拼并发家。邱氏族人以籍贯为纽带,联系着所有同宗同族之人,一代又一代不辞劳苦的经营着槟城。今天走在槟城街头,邱氏族人的影子无所不在,从有名的龙山堂邱公司到槟城的天德路,甚至是新江小学,背后象征着邱氏族人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对槟城的影响力。碍于篇幅的原因,许多精彩事迹就略过不表。 总体来说,虽然作者希望让更多台湾读者透过本书了解马来半岛的历史,可土生土长的本地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有更大的感触,甚至茅塞顿开,好像接触了马来亚历史的另一面。或许如开篇所说,本地历史书的视角大多从马来民族和大历史出发,也缺乏“以小见大”并且集中于华裔下南洋后的历史叙事,作者这本书刚好填补了空缺,不禁让更多人想去了解马来半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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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会形容足球迷是球队的第十二人,但曾经他们的代名词却是:流氓。 英格兰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也是足球流氓文化的大本营,这一文化往往与青少年有关,一如撰写现代足球史的大卫·哥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1965-)形容的:“新球迷文化的起点,几乎与每个国家的青年反抗运动同步。” 1960年代,英国高速资本主义化、青少年次文化兴起、足球联赛蓬勃发展球队与地方身分政治结合,加上新纳粹、毛主义、无政府主义种种左右激进思潮,社会中无处发泄的阳刚意志,在足球场外找到了大行其道的舞台。 曾因足球暴力被捕的西哈姆支持者比尔·加德纳尔(Bill Gardner,1954-)在自传里写道:“足球暴力无所不在。那就是足球世界。那就是一种生活。大多数那个年代的人,1970、1980年代的人,不会称之为‘足球暴力’。那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比尔回忆1960年代末球场看台的日常:人太多、厕所太远,球迷随便撒尿。想像看球看到一半,温热骚臭的水柱当着你的头顶浇来。相声大师侯宝林(1917-1993)讽刺民国时期看京剧的混乱场面,装女人的声音尖声道:“怎么下雨了?唉,楼上的,你的孩子撒尿!”这就打起来了。 为何打架,比尔有自己的丛林法则,他批评其他一些足球流氓只为打架生事而活,他动手只是因为热爱球会,要保护家人,如今他已经是西哈姆球迷圈的传奇人物。 比尔有自己的辩解:暴力的家庭环境、14岁出走打工、17岁匆匆结婚生子,只有西哈姆带给他家的温暖,流氓文化就是他的认同政治。 帮派与行帮横行 “摩德族”(mods)、“光头党”(skinheads)这些英格兰的足球“帮派”(gangs)与“行帮”(firms)席卷整个欧陆,形成失控的球迷文化。暴力问题在1980年代达到高潮,并于1985年5月2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海塞尔球场制造了人间地狱。 在那场万众期待的欧冠决赛开踢前,聚集在X看台的狂热利物浦球迷趁着酒兴向Z看台的尤文图斯球迷发动攻势,年久失修的看台砖墙不堪重负倒下,最终压死39人,数百人受伤。在狂乱的氛围里,欧洲足联以担忧取消球赛会使暴力加剧为由,继续比赛,镇暴队全副武装在球迷制造的狼烟里迷茫,当法国传奇球星普拉蒂尼(Platini,1955-)为尤文图斯射入致胜的争议点球,被压死的球迷仍尸骨未寒。 球迷的流氓行径、不合格的主办场地、管理不当的主办方以及懦弱的欧洲足联合力写下这现代足球历史最黑暗的一页。 英格兰球迷惹得人神共愤,英格兰球队全数被禁止参加欧洲赛事,当时的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1925-2013)顺势整治足球流氓问题,《足球支持者法》于1989年诞生,此后几经演进,被奉为治乱的法典。 足球迷文化在世纪末日渐仕绅化、国际化,但一些暴力因子仍根深蒂固,以种族主义、反移民、厌女等症状侵蚀这个世界。恨铁不成钢的球迷甚至会骚扰自家球会的球员,资讯发达的当下,球迷随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辱骂甚至恐吓球员,骚乱在虚拟的世界蔓延。 足球既美又丑 足球是集美与丑于一体的运动。 球迷暴动就像是集体难以抑制的本我冲动,甚至可以推想到更幽微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就曾借用足球流氓来探讨日本战后复杂的存在主义式课题。 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主人翁根所蜜三郎的弟弟鹰四在高知山村里组织足球队,借此号召青年加入暴动。鹰四想要复制百年前,也就是万延元年(1860年)祖父辈在村子里发动的农民暴动。鹰四通过英雄主义寻求救赎的道路,最终在乱伦与死亡的氛围中消亡。 蜜三郎与妻子育有一个天生智障的孩子,在小说的开场里,他的好友更以激烈的方式自杀,周遭的一切让蜜三郎绝望。不过当蜜三郎目睹了鹰四的挣扎与沦落后,他不得不打起精神面对智障儿子,同时背负起整个家族的阴暗记忆走向劫后的人生。根所家仿佛就是现代日本的缩影,野心勃勃发动侵略战争,英雄主义的号召其实是自我毁灭之道,智障的新生命则象征原爆的长久影响,大江仿佛在说,战后的日本必须直面自身历史的黑暗面才有能力去呵护带着原罪的未来。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在颁奖词中会形容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戮力描写光”。 大江小说的温暖之力最终体现在1992年出版的《静静的生活》,那个智障的小孩长大了,并为我们献上另一种对待生活的方式,提供另一种救赎。 回到足球流氓的现象:无论那是纯粹的原始冲动、人性之恶所催生的文化,抑或是充满个人命运之坎坷社会环境历史景况之幽微的复杂产物,都应当审慎反思。   更多文章: 牛油小生/罗马的日与夜 牛油小生/心魔 牛油小生/两个人的童话故事 牛油小生/东京奥运  牛油小生/镜花水月 牛油小生/不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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