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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

胡适说中国散文缺乏诙谐风味,作家爱板面孔说规矩话,无趣文章比比皆是。他对梁漱溟说,避免烦闷,他“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 1923年,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读后感觉不舒服。文长万字的文章对梁书批评严厉,没有好话。梁漱溟说胡适“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又说二人“原无嫌怨,曷为如此?”梁漱溟生气了。 胡适为人厚道,这一回却无退缩之意。文章风格因人而异,平常不过。“如此文中,‘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一个‘滚’字,在我则为行文时之偶然玩意不恭,而在先生,必视为轻薄矣。又如文中两次用‘化外’,此在我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个Pun,未尝不可涉笔成趣,而在‘认真’如先生者,或竟以为有意刻薄矣。轻薄与刻薄固非雅度,然凡事太认真亦非汪汪雅度也。” 辩驳文字有其依据。耐读文章,内容固不可缺,但是作者灵巧文笔也是优劣衡量尺度,偶有俏皮语或加添点缀文字,更见性情。在他看来梁漱溟太过正经八百,没有幽默感。 不管是写文章或教书,胡适都注意呈现方式。张中行在《负暄琐话》说他就读北大时,胡适教中国哲学史,每周两小时,张中行从不缺课。“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五四运动以新旧对峙出现于历史舞台。胡适是新式人物领袖,是旧式或保守人物心目中的洪水猛兽。旧式人物早已隐没历史,新式人物在我们眼中也是旧式人物。百年过后,说新说旧,都无贬义。我得空时翻看藏书,寻找前人风骨,寻找智慧,做些眉批,让日子充实。 胡适得罪过不少同时代文人。政治态度、文学思想、学术理念都是导火线。将面红耳赤放一边,一些争论确实可以引发思考,让人轻松发笑的故事也随处可见。 张中行说林公铎不赞成白话文,反对新式标点,上课时常借题发挥骂胡适。“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提到他,旁边有个杆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杆子,他的气才消了些。”张中行说听课的学生大笑,林公铎才像是满足了。 往赤子之心处着墨 笑人,当然也会被人笑。季羡林有一篇感人文章〈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头提胡适一件小事。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胡适匆匆来到,却说要赶另一重要会议,将提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大有挑灯夜战之势”。季羡林说胡适一生在学术、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书生”或“书呆子”都是称赞话。季羡林敬佩胡适,往赤子之心处着墨。书生或书呆子情怀在胡适日记中经常可见。1921年6月9日,胡适说他共还书店120元,“现在只欠100块钱的中国书债了。这个端午节,还亏三日政府发了两个半月的钱,今天亚东又筹100元给我,更不愁过节了。” 胡适收入尚可,钱不够用,皆因助人或大量买书。施恩不图报,前者在日记都不说,后者他则不讳着墨。他有大学教授薪水、有稿费、编辑费,文人中收入虽属中上,每一个月还是欠下书店不少钱。 1954年10月30日,胡适寄信给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杨联升,内容是1932年1月21日旧日记一则,说故宫博物院发现许多“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的九字牌,不解何义,有人猜是从前宫人召幸的牌子。“今日在厕上看江阴金武祥的《粟香四笔》卷六,有此一条:道光朝,宫中做九九消寒图,成庙书‘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字各九画,每日书一笔,至81日始毕,宫人皆效为之,这个谜被我解答了。”旧日记后加一句,“寄给LS一笑”。 字各九画,说的是繁体字。门前垂柳与人一样,都期待好时光。宫中人无聊,在春联上一天一笔,81天前倒数迎春。“钱文忠在《末那皈依》说如厕解谜让他“大吃一惊”,胡适平时所读之书证明其“中学修养固无论矣”,钱文忠说批评胡适学问“浅”的人实在是信口雌黄。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