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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錦忠

許多年前在貓城古晉與《學報》(《學生週報》改版)故人相聚,其中包括劉貴德、林國水、廖玉櫻、陳碧原、李景光。起初我並不知景光當年投稿給我時用什麼筆名,我記得國水,他以“沙其”、“林離”的筆名寫散文,寫那種愁緒濃郁,卻又平易日常的抒情散文,幾乎是典型“學報體”的散文,若非《學報》讀者恐怕無法領略箇中文藝情懷。沙其有時也寫詩。景光呢,他說他當年投的是詩稿,後來提起“火兒”、“張濤”的名字,我就想起來了。 於是我想起來了。那些年我在馬來半島西海岸八打靈再也217路10號編《學報半月刊》與《蕉風月刊》,編得最多的是詩版,一直到離職才交棒給其他編輯同仁。然而編詩並不是太快樂的事。彼時收到的詩稿大多是充滿古典文化鄉愁調調之作,既不現代,也無詩思,更沒有我向往的搖滾。回想起來,那的確是馬華文學的轉折點,詩的危機時刻。 文學,尤其是詩,在20世紀下半葉那個動盪的時代邊上,尤其是在1970年代的政治風雲與政策氣壓之環境世界,寫詩究竟所為何事?朋輩中人難免有強調社會效用者,以為歌詩當回應“此時此地”的現實,為民族發聲。詩當然可以為時為事而作,書寫宏大敘事,但是詩也有權利保留其小樓的空間——詩人獨上小樓,寫小詩“坐看落花空嘆息”也是一種旋律。 詩是生命經驗的吉光片羽,理當從日常生活出發。於是我改版《學報》的〔詩之頁〕版為〔詩朵〕,徵求語言明朗口語化、修辭清新平實、題材生活化的詩。一時之間,也頗有一些寫詩的新人來稿,如洪翔美、沙其,火兒或張濤即彼時冒現的其中一個新名字。〔詩朵〕遂得以新貌展顏。不過,馬華的“日常生活”詩學,要等到若干年後《椰子屋》詩群的莊若、韻兒、李志雄、翁華強、桑羽軍、紙紙、蘇旗華等崛起,才算發揚光大。 古晉之行過了許多年,7月底的一天,我在收到景光附在媚訊者(Messenger)的詩稿之後,請影印店印出、膠背裝釘一份“試印本”,打算在炎熱的港都夏天,在早上的陽光還沒移動到窗外陽臺牆壁的時刻,趁潮溼暑氣還沒漫滲室內,開始閱讀景光的詩,讓詩行的移動勘劃時間的流逝,就像退潮後留在船舷的水痕,或其標記。 我的想像來自景光的詩〈大藍河柏林蘇志(備忘錄)〉。景光用航行與輪船意象(“午睡時總是把一道藍河/看成一艘航向遠洋/的巨舸”),思索生命經驗與家國變遷。詩從“TF 熱帶、淡水”寫起,敘述(後)離散族裔的開端(“大藍河濫觴”),Plimsoll marks所志者,即人生航程不同階段的舊事歷經與時空。詩中的“說話者”經過“多年曆練,年歲增長”,已不需翻閱通書以觀天之運行,但求“把心繫在/無風無浪,無雲/港灣”。 那是景光2024年的作品。詩中的“大藍河”實有其河。Sungai Dalam為美里河(Sungai Miri)支流,詩人音譯為“大藍河”。集中以“大藍河”為題的詩或組詩有9首之多 (全部也不過11首),其重要之處可見一斑。大藍河,不就是: 天地之間 邊陲鄉寨 一條西去的小河 還是不能否認地流注 其勢有待…… 從這小河西望,詩人在赤道無風帶的午後時光,瞭望“抒情的風景”——“每一道藍河都是抒情的風景”。這就是了。“抒情的風景”,在景光的詩歌世界裡,誠如那首〈大藍河濫觴再塑工程〉的詩題所示,是一項再造工程。景光的詩要由小河見大海,由抒情的風景回望史詩的年代,那個先輩世代越渡七洲洋到南國以南莽林深處篳路藍縷的年代,再一次,像船舷的柏林蘇標記那樣,想像“風行過的痕跡”。這些貿易風行過史詩年代的痕跡,見諸集中的〈大藍河母親〉、〈大藍河系列〉、〈後離散的大藍河〉以及〈砂拉越版悠悠藍河流向〉尤其明顯。 於是我們知道,每一道抒情風景都是一首詩的桃花源,那個詩的國度,定位於NCR。尋找抒情風景的寫詩人,泅泳於“盛唐的五四的現代的現實的結構的”等詩學汪洋許多年之後,終於體會,“雎鳩之音”源頭就在“原來的叢林”。以此認知,詩人—— 在最初的小徑 重新踏青 豎耳聆聽最原始的 抒情聲音 那就是景光回到那條向西流注的小河去重新定位“大藍河”的情由。 2020年春,我為任教學校的人文研究中心網刊《西灣評論》新闢〔海岸線副刊〕時,剛好讀到景光的〈後離散的大藍河〉,覺得頗有新穎奇特之處,遂知他還在寫詩,於是向他要來刊載。〈後離散的大藍河〉儼然是一首後離散宣言。“後離散”之“後”,在於其“完而未了”。離散族裔及其後代的身分與文化屬性之變易,與家國政經社會環境脈絡之變動,其間傳統與現代的交纏糾葛何其複雜,景光以重複修辭敘說譬喻,展現詩的歷史關懷與當代思索。集中之〈雪梨冬晚〉,寫得也正是這種“去國回家,去家歸國,再去國”的“後離散狀況”,可見離散的辯證乃景光一貫的關注,這在當代馬華詩人裡頭可謂少數。 回想起來,景光寫詩投稿《學報》,已是四十七、八年前的事了。而景光的這些“大藍河詩”則多寫於千禧年之後,其中尤多近年作品。我不確定他是四十多年來筆耕不輟,還是1990年代以後重拾彩筆,但翻閱這卷詩稿,對其詩興勃揚,行筆自由,語言平實感到驚訝,想系當年小鎮書店的港臺文藝書刊,《美里日報 · 竹原副刊》,以及砂拉越現代詩前行者方秉達(劉貴德)在美里的“現代啟蒙 ”工作,給少年李景光打開現代主義視野,所形成的詩學底氣受用之處以迄於今,故有此卷諸詩作。 前文所追憶的,70年代末的日常生活詩學,在過了近半個世紀,那最初的小河,在景光走下小樓之後,湲湲流注到社會與生活的大海洋,筆下的抒情瞬間已向史詩時刻趨近。景光讀過T.S.艾略特詩論名篇〈傳統與個人才具〉,當知歷史感之於詩的效用。當抒情的風景轉換成歷史場址與事件時,史詩的時刻遂湧現。而那抒情的瞬間,遂保留為諸篇章之前短句;於景光而言,那是往昔時間的定格,歲月的刻痕,一種詩的柏林蘇標記。 相關文章: 【陳瑞獻特輯】張錦忠/看七種重彩的雲朵── 陳瑞獻及其詩歌英譯集 張錦忠/感傷的旅程,荒野地的呼喚——給中年詩人木焱的信 【讀家說書】張錦忠 / 成為真正書寫的人——僵局、困境與賀淑芳的小說
5月前1.2千点阅
“賀淑芳的《蛻》應該是第一部直面五一三慘案的馬華長篇小說。”本期【讀家說書】導讀人——張錦忠這麼評價。 《迷宮毯子》在2012年出版,標誌了賀淑芳進入一個在說故事成規與寫實、現代歧路之間的“新小說”空間,一個不“老老實實講故事”(賀淑芳語)的敘事方向。《迷宮毯子》可說是馬華“新小說”的一個新起點,或者賀淑芳“成為一個真正的書寫的人”的開端。不過,那個開端不是2012年,而是2002年。 2002年,賀淑芳寫了〈別再提起〉、〈黑豹〉與〈牆記〉。〈牆記〉後來改題為〈牆〉,收入2014年出版的《湖面如鏡》,於是將《湖面如鏡》的開端拉回2002年——賀淑芳的“新小說元年”。從2002到2011年,她不斷修改/重寫《迷宮毯子》裡的12個短篇,那是書寫的人無絕期的功課。 ◢《迷宮毯子》離不開夢境 《迷宮毯子》寫一群常人與弱勢者,如受害者、父親捲款走路的女兒、火車服務員、霸王房客、返鄉的女兒、被搶劫者、瘋婦、不想上學的女孩、夢遊者、採訪編輯、編織的女孩,以及寫小說的人,他們在僵局與困境存活尋路。他們沒有時間與空間“講故事”。他們活在時間隙縫與空間邊境,講話通常像獨白、夢囈。 更多時候小說離不開夢境;夢境至少出現在《迷宮毯子》的6篇小說裡。夢境是真實/現實的對照組,也是賀淑芳解決小說問題的方法,例如讓人物夢遊。在夢境或現實世界,小說中的溝通對象並非他者或讀者,而是“我”自己,或“我”的分身(doppelgänger),如〈月臺與列車〉裡的疤痕臉或〈時間邊境〉裡的房客。即使是書信,收信者也無法回覆,只能寫給自己看。 這些存活者的空間,多半是偏鄉小鎮,以及鎮上破舊房屋。〈日夜騷擾〉裡父親捲款走路,祖父失智,大伯疲弱地微笑、姑媽老在抱怨、沒事持柺杖的叔叔咄咄逼人,無法離開小鎮的“我”只能逃到屋頂,像小說開頭屋頂上的獸般在那裡苟存。這篇“變形記”可視為向七等生〈我愛黑眼珠〉致意之作。〈重寫筆記〉被搶走的未完稿寓言了書寫困境,但小說的現實困境卻是生病的母親。〈消失的陸線〉也書寫類似困境與人物關係,不過被偷走的不是文稿,而是象徵溝通管道的電話線。小說裡的女兒從遠方返回飽受霾害的家鄉,帶回一大批書,不確定是否將永遠困在小鎮,與那些書為伴,繼續無盡的書寫。 《迷宮毯子》最後一篇是反映“此時此地的現實”的改教議題小說〈別再提起〉,頗具“馬華文藝獨特性”,很難想像世上還有哪裡會搬演如此滑稽荒唐的鬧劇。改教議題在《湖面如鏡》中更是重要焦點。 ◢《湖面如鏡》“老實講故事” 《湖面如鏡》中最早的一篇是2002年的〈牆〉(重寫的〈牆記〉)。兩篇改教議題小說〈Aminah〉與〈風吹過了黃梨葉與雞蛋花〉和涉及踩宗教紅線的〈湖面如鏡〉都發表於書出版前兩年,為作者以“小說對當前的思索”產物。〈湖面如鏡〉寫兩位不同族裔女性講師教學踩了“踩不起的火線”,分別受到校方關注與解僱。敘述者陷入僵局,就像送馬來女講師回家後車輪陷入爛泥凹溝,無法脫困。兩個阿米娜/張美蘭/洪美蘭在“信仰之家”的故事背景是90年代。阿米娜申請退教失敗後發瘋,成為裸體夢遊者,彷彿活在一個看得見的平行空間。另一篇阿米娜小說是一個分身的故事,也是書寫與自由的寓言。 《湖面如鏡》裡的人物多有名字,跟《迷宮毯子》敘事方式顯然不同,故事元素多,作者也比較努力“老老實實講故事”。書中風格貼近《迷宮毯子》的是〈箱子〉與〈牆〉,可見作者偏好處理這類空間與物件。〈夏天的旋風〉與〈天空劇場〉近似通俗劇。〈十月〉結尾的腹瀉怪誕鬧劇,其嘉年華式狂歡風格,不下於〈別再提起〉以搶那坨黃錦樹許為馬華小說史上最著名的大便收尾。相形之下,〈小鎮三月〉是寧靜、抒情的安魂曲。小說寫90年代初,某年3月的記憶。情竇初開的翠伊在鎮上老舊的南天旅社幫姑媽打雜,3月多雨,小鎮時間過得慢,如幽靈般詭異的房客每天下午重複出現。 〈別再提起〉當然不是叫讀者“別再提起”。這篇小說也收入2004年出版的同名馬華小說選,編者序文題為〈一九六九年,別再提起〉,其實是並置兩個短篇題目以反諷之,而不是希望讀者選擇遺忘。1969年5月13號的種族流血慘案,影響國家民族個體多少個世代,豈可忘懷 告別?過去馬華文學書寫者往往自動噤聲消音,不碰禁忌議題,賀淑芳的《蛻》應該是第一部直面五一三慘案的馬華長篇小說。 ◢《蛻》重啟513記憶 《蛻》的〈楔子〉寫女畫家作品總是呈現“世界和祥寧靜”的畫面,但是“五月過後,不再是了。天翻地覆。她不能再那樣畫,手會拒絕那樣安好的世界。”這句話令人想起阿多諾那句名言——“在奧施威茲之後寫詩是野蠻之舉;甚至有損何以今時無法寫詩的認知。”五一三過後,世界已不那麼安好了,個人與族群創傷難以撫平,詩人已很難像以往那樣寫詩了。 1969年5月13日,當然不是“此時此地的現實”,但恐懼與創傷永久長存,不去面對就永遠無解,它總是“缺席的在場”,陰魂不散地在人間作祟。《蛻》重啟記憶,一再地復返創傷歷史的原初現場,俾以“在傷口重生”。賀淑芳終於抵達之前小說中諸多僵局與困境的源頭——那場五月暴動及其後遺症。對生於1970年的賀淑芳而言,五一三不是她的記憶,而是“後記憶”。就像《蛻》中1970年生的“蘿”,她們都屬“後記憶世代”。 小說從陳桂英一家開始敘述,也寫阿清姨,以及其他五一三家屬、見證者或倖存者,寫的是1969年5月13日,前一晚,前幾天,以及過後幾天,隔年,一直到新千禧年,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他們都是社會底層庶民,以卑微的存有方式,在城市以及城市邊緣求生。在5月排華暴動中,他們一夜之間成為“裸命”,成為暴動見證者或五一三家屬,從此活在創傷與集體記憶的陰影下,直到老死。小說前半部聚焦在桂英與阿斑、陳父陳母、阿清姨與阿烈身上。然而,不管是敘述誰的故事,五一三的殺戮場景總是重複出現,那是揮之不去的夢魘。小說第三章結尾,美姬死了,桂英趕不及送她最後一程,就像在五一三失去的親友一樣。 《蛻》第四章回到1969年,插入阿未與百花劇團的故事,他們是另一組五一三倖存者,其中杜麗娘復活的戲總是喚起五一三家屬的心願,然而人生並不如戲,現實中死者無法重生。小說末章以蘿為中心,旁及經歷五一三的不同族裔與其後代,寫他們如何回應1969年在國家檔案局缺席的當代現實。結尾以戲劇控訴依然傾斜的房屋。最後穿過2021年,2015年,回到文良港,回到1969年5月,那是小說帶我們復返的創傷記憶所繫之處。 【讀家說書】劉雯慧 / 記憶與遺忘——談賀淑芳的《蛻》
2年前4.0千点阅
在張錦忠的導讀中,他認為《迷路蝴蝶》是詩人晚期風格的開端,而《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蟬聲》也延續了前一本的詩觀與詩語言。 在2018年出版《迷路蝴蝶》之後,詩人李有成相隔4年再推出其新詩集《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蟬聲》。在詩集題名如此具詩意的背後,詩人在〈自序:在危機時代寫詩〉中卻是如此總結,自己過去4年以來的詩創作——“在這樣一個攸關存亡生滅的危機時刻,詩能做些什麼呢?”不僅是來自於詩人在新冠疫情下的省思,更是李有成一直以來對文學創作其淑世功能之用的實踐。 這本詩集所收錄的詩作共計30首,並不算多。但是,大部分詩作的創作時間重合於疫情初始到結束。故此,詩集中有不少回應疫情期間的作品,其中〈新冠病毒徹夜未眠〉即是如此反思人類的生存、存在與他者之間的關係:“在共生的世界,讓記憶像群蝶/那樣色彩斑斕,每一個色彩/都繪寫著純真美麗的敘事”。這無疑吐露出詩人期待和嚮往的美麗新世界。只是,我們仍需要“愛,需要學習,據說這是/最後的機會”。 以詩記憶,以詩寄意 在疫情所帶來的失序世界裡,詩人藉由創作重新連結建立自己的新秩序——以詩記憶,以詩寄意。宛如〈掃葉人〉寫的,“他弓身把落葉堆成時間/把時間堆成記憶,留下的/竟是幽邈難解的空寂”。詩人表示,或許詩那薄弱的社會性用途,不足以撼動坦克、阻隔病毒,但它尋求的是人們“純粹的專注”,乃至於其根本上的超越。此為寄意。 記憶則是如〈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蟬聲〉所述,“因為失聲,節奏隨之失序/就像早秋的落葉,枯黃之後/只能勉力拼貼零碎的記憶”。然而,記憶總是夾帶強烈的情感,或有共鳴、或有批判,因為“雨落在城市的巷弄/只是雨不會,不會落在——權力的迴廊”(〈哀歌:很多孩子走了〉)。於是,在〈我寫詩的理由〉一詩中,詩人模仿谷川俊太郎〈我歌唱的理由〉,記下老年婦人、中年男子、年輕男人、水電工人、外賣小哥,因疫情間不遵守規範的行為、活動,被開罰單了。情與景流蕩在詩文之間,也寄意了疫情時代的人類處境。 晚期風格的延續 在張錦忠的導讀中,他認為《迷路蝴蝶》是詩人晚期風格的開端,而《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蟬聲》也延續了前一本的詩觀與詩語言。只是,《時間》(包括《鳥及其他》中馬來西亞時期的作品)與《迷路蝴蝶》所收錄的詩作是以時間為主要命題,而《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蟬聲》卻是秩序。儘管如此,這也能見詩人在冷戰年代的少年抒懷,一直到疫情期間的淑世寫作,替讀者們見證了一個跨時空且不同處境的危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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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總要開始的。那麼該如何從馬華文學說起?關於此問題的盤根錯節,文壇與學界紛紛擾擾數載,總離不開國族、文化、身分認同議題之探問。若進一步思考,我們還可以從諸如“誰需要馬華文學?”或者“我們需要怎樣的馬華文學?”等提問切入探究作為“小文學”(論述源自法國理論家德勒茲、瓜塔裡)的馬華文學故事該如何展開。值得關注的是,留臺學者張錦忠教授除了通過多篇學術文章探討上述問題,亦藉由小說創作引領我們進入那片馬華故事林地。 張錦忠教授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白鳥之幻》於1982年面世後,相隔約莫37年之久,他的另一本小說集《壁虎》於2019年由有人出版社出版。《壁虎》除了收入《白鳥之幻》時期的作品,也加入了新雨數篇。小說集按故事題旨分為四輯,共收入21篇作品:輯一多圍繞馬(華)時事與歷史展開,頗有戲謔與嘲諷意味;輯二多通過動物寓言興味;輯三在敘述離散往返之間,編織出層層詩意與情意;輯四則傾向後設玩味,從小說敘事語言中可見作者深厚的理論鋪陳功力。《壁虎》創作時間橫跨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可謂作者往返移動“臺灣—大馬”數十年生命歷程間所產出的文學結晶。 如壁虎的長尾巴 《壁虎》輯一里收入一篇同名“壁虎”短篇,故事隱藏著對走入森林的“我方的歷史”以及1969“無法告別的年代”的歷史記憶。小說敘事者有一段話如是說:“時間已是七點多,陽光初豔,但是百葉窗沒有拉起,晨光還沒有照進室內的牆與地板。壁虎不是夜行動物嗎?早上怎麼還會有壁虎出沒?寫小說的人每次不知如何接下去寫時就將某隻動物放進去,這些年來他在書寫途中放進去的已有貓頭鷹、馬陸、青蛙、山鳥、鼠鹿,這回是壁虎,誰知道他的動物園還會出現什麼東西。”如此調侃的敘述口吻,卻道出了馬華歷史故事的“難”。或許,作者之所以“壁虎”作為譬喻符號,正是因為壁虎的頑強生命力——它躲在牆壁的縫隙——那條長尾巴,斷了總會再生長出來——而那些被遺忘的或者“別再提起”的馬華故事,或許就像壁虎一樣,夜行,躲藏,再生長。微小。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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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Muyan: 2005年,那是多久以前?2005年,你人在臺灣,給在馬來半島南方的楊邦尼寫信。那一年,你寫了18封伊媒兒,18年後,18封信有了題目,叫“靈光之書”——那是一個令人想起卞雅民(Walter Benjamin)“靈光消逝的年代”的題目。那些電子信箋於是有了新的功能,作為你的《魍魎/靈光之書》“代序”。 隔年,2006年,楊牧詩集《介殼蟲》出版的年份,你在給邦尼的信中哀文學之式微,說市場流於媚俗。你還在寫詩讀詩,還在尋找詩意,對某些詩人“讀不到一種精神,沒有美了”的作品頗有微詞。當然,你指的不是楊牧,彼時你還沒細讀《介殼蟲》。許多年後,2022年,你依然堅持“文學創作最大的驅動力是美”,並指責某些學者作家“離美太遠了”。(楊牧詩集出版16年後,某個冬夜,我找出我的《介殼蟲》,再一次,從〈後序〉讀起,然後駐目詩集裡頭的那首〈介殼蟲〉,眼光聚焦最後一行的“地上一隻雌性蘇鐵白輪盾介殼蟲”;就像我現在從你的〈代序〉讀起,然後翻到書稿裡頭的〈魍魎之書〉,跳島般跳過2006年以後那5年的〈由島至島/島嶼隨筆〉,尋找消逝的靈光。) 那已是2010年了。可是〈魍魎之書〉不就是楊邦尼寫給你的信嗎?收在這裡的11封“魍魎之書”是你寫給邦尼的信,而邦尼回覆的信簡,並不在這裡,這裡不見(我們預設曾在、此不在的)邦尼覆函,因此,這些書信不是魚雁往返的兩地書,但也不是胡品清的“深山寄簡”那樣的抒情散文體式,而是一面面的單音牆,留下無盡的自由與想像空間,沒有迴響。 Dear Muyan,我要講的,是我對書簡體的話語、現象或空間,以及說話者與受話者身分的勘察。 〈魍魎之書/靈光之書〉的受話者/收信人在哪裡?到了2017年初,人在中國某個城市或小鎮,你寫下本書最後一則書簡,〈時光一粲,我們皆是塵埃〉,依然沒有Dear Benny的回信。只有Dear Benny,沒有Dear Muyan。然而彼時,是的,彼陣時,應當是有的,《魍魎/靈光之書》的〈後記〉說擱置這個出版計劃的時間是2019年,所以我們假設那一年你回到臺北,寄出最後一則信,邦尼也回了信。也許這束寄簡當年在《南洋商報》的〈南洋文藝〉副刊發表時,受話者邦尼也以說話者的身分,送出他的話語,並且期待受話者/收信人的你收信、覆信,因為這個書寫計劃也有個收信人“木焱”。讀者會發現,I-You,我-你人稱結構的主客體總已交互重疊如魍魎,在這裡或那裡易位共存。因此,《魍魎/靈光之書》其實不是一本“沒有回信的書信集”。正如你在〈後記補遺〉寫道:“正如邦尼在信中所言:我重讀我們的書信……”,邦尼總已“在信中”,邦尼的信一直都在,這些信,總已是“我們的書信”。因此,這是一本沒有回信但其實不是沒有回信的書信集。 不過,如果我們再多想一點,就會發現,受話者邦尼不在這裡、不在書裡、不“此在”的同時,受話者“木焱”也“被”不在這裡、不在書裡、不“此在”了。這是你這本書的“書簡體弔詭”——不在場者總已在場,在場者也是缺席者。你作為受話者的身分的缺席,一如作為說話者的邦尼的缺席,其實是“在場的缺席”。這許多聲音的缺席,造就了你的“荒野地的呼喚”——Dear Benny, Dear Benny……,在山林之間的暗影處迴響,它們就是暗影處的魍魎,是為“魍魎之書”。 另一方面,既然受話者/說話者邦尼或受話者的你都不在這裡、不在書裡、不“此在”,書信集就不是往返書信集了,甚至也不是書信集。只有說話者“木焱”的聲音——我們不是習慣用“說話者”來表示一首詩裡頭詩人的假面嗎?你本質上是個詩人,從慘綠少年“為賦新詞強說愁”以來,你即“將自我形塑作一名詩人”,書中文字其實多是你的詩路歷程自述,故多談文學,像一段“感傷的旅程”(sentimental journey)。少年時你抄寫泰戈爾的《漂鳥集》、讀巴金,在臺灣或在馬來西亞讀西西《候鳥》、余光中《五陵少年》、白先勇《臺北人》、里爾克《時間之書》、波特萊爾《巴黎的憂鬱》、米蘭·昆德拉、辛波絲卡、周夢蝶、木心、蘇紹連、保羅·策蘭、韓波、狄倫·湯默斯,那幾乎是一份詩人的書單,記述了一個詩人的自我養成的標記,以及詩的啟蒙效用。書簡,正是一種敘述與抒情之間的文類,頗適合“詩人木焱”的你用以自述的體式。 跳島閱讀的讀者終究得回讀先前(因對書簡體的靈光的追尋)跳過的書稿文本。在你的《魍魎/靈光之書》裡,書簡的語境與回憶文本交錯,文字生活與現實生活重疊。穿插在兩輯書信集之間的是兩輯回憶與鄉愁(“由島至島/島嶼隨筆”與“靈魂的居所”):你自身離散多鄉的生命經驗,父親的病,以及傷太婆、外婆、父親等親人之逝。2017年,寫信的人,你們一因喪母,一因“被生活瑣事困住無法脫身”,魍魎遂不再隨行,靈光消逝。表面上,這解釋了上述說話者與受話者的在場與不在場問題。不過這只是表象。The real當然不可道。到了寫〈後記〉的2019歲末,魍魎已化而為疫鬼,作祟人間迄今3年,3年以來,時空場景早已面目全非,Dear Muyan,你移除了此曾在的給Dear Muyan的魍魎文字,一再補遺〈後記〉,而且誓言還要燃燒三把火,然後繼續在荒野地呼喚——Dear Benny,以示一本書之終於完成。 14 Jan. 2023 寫於高雄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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邡眉寫作15年後,於1997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蠟染炎天》;從1982年算起,迄今40年,算是資深散文作者了。她開始寫作的1980年代初,彼時散文當然已是馬華文學的重要文類——說不定還是數量最多的文類,蓋許多寫作者的起手式不是詩就是散文,甚至寫散文的新秀可能比寫詩者多。所以邡眉成為散文作者並不令人意外。 邡眉的散文平淡明朗而別具情韻,讀來令人回味。散文面對、回應一個變動不居的世界;這個現實環境即書寫的參照座標。散文抒寫現實世界的日常質地,往往表達直接,筆觸平易,情意自然流露。邡眉的散文大體上也是如此。她選擇寫散文——而非小說或詩——來表現她的生命經驗與生活觀感,表示她願意顯露自我的現實面向。 《一樹花開:邡眉散文選 2001–2021》選自邡眉過去二十年所寫的作品。書寫的時間幅度不可謂不長。2021年,作者從“南風和暖的北婆羅洲”沙巴移居馬六甲海峽北端的檳榔嶼也超過二十年了。換句話說,儘管散文有個現實世界的座標,“凱風過郡”與“總角之宴”二輯文字的現實書寫場地,早已不是作者生命經驗發生的真實世界了(她寫道:“深淵歸來,再回想,已經過了二十多年”;“這些年月,根本就與藤本植物同系生長”)。因此這兩輯散文,是作者的“記憶書寫”;她記憶中的故人舊物,昔時舊事,在書寫這些散文的雕字時刻,紛紛化作“今朝都到眼前來”的吉光片羽。 於是我們看到邡眉寫某個陽光炙熱的下午,長屋裡年輕女祭司(Bobohizan)在召喚稻神班巴拉雍(Bambarayon)之魂,族人在歡騰彈跳。別一個五月天的午後,她遇到一個祖師奶奶級的女祭司,快八十歲了,“已經記不得與神通靈的經文咒語”。她寫她稱之為“太陽部落”的巴望村一位老婦人,採集許多“被太陽的手照料過”的野菜,挨家挨戶分派,村民各自煮成菜餚後大家共享;這個保留理想群體生活的巴望村,在邡眉筆下,近乎樂土。“凱風過郡”文字多描寫田間黃昏、樹屋夜色,緬懷北婆羅洲故鄉的大鳥(黑鸛)大花(萊佛士花)大橋(丹波羅利河),作者寫記憶中的梧桐樹鬼女蘭,也寫海角魚村之行與山林荒野之旅。邡眉書寫之際,自然鄉野或許已在消失之中,二十年後,那個客家話華語馬來語卡達山-杜順語眾聲喧譁的世界是否猶在?就像格雷颱風過後,沙巴西岸景色蕭條。“不盡傳經意,難言作賦心”(李攀龍句)。 “總角之宴”為一輯憶兒時作品。邡眉回到更早的時光,寫“美麗的童年”的空間與記憶。當自然消失,環境改變,我們失落了曾經安身立命之處,唯有理想化童年,回到記憶裡的最美好時光。作者寫八歲時的秘密天地,寫六七十年代的舊園老宅,寫老家菜圃,寫校園、雨天冒泡的鞋子,最後是休業式,童年的終結。詩云:“總角之宴,言笑晏晏”;時光已逝,宅院猶在,“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其中寫親人的篇章筆下感情自然流露,尤其動人,值得細細品讀。 邡眉在〈遇上蠄蟧〉寫她祖母。彼時89歲的嬤嬤“為人嚴謹,起居定時,樸實節儉,穿著傳統守舊”,每天穿著客家婦女的藍衫黑褲。嬤嬤有個拳頭大小的煙罐,爺爺當年下南洋時攜帶身邊,煙罐不知為何有個小缺口。後來作者到嬤嬤家,發現她不抽菸了,煙罐也消失了。以物抒情手法也見於〈想起父親〉。她想念嬤嬤,也想念作風像嬤嬤的父親。接著寫五歲時父親帶她到修車廠對面歪歪斜斜的茶餐室老店吃早餐,喝奶茶,吃烤麵包、及第粥,粥很燙,父親耐心地等她慢慢吹涼,“一湯匙一湯匙送進嘴巴里”,邡眉寫道:“現在回想起來,父親怎麼就從來都不曾催促我呢?彷彿時間本來就是應該這樣地過。父親讀他的報章,我吃我的粥,我們在人來人往的快鏡裡靜止,畫面就是如此簡單”。不過,現實時間不是散文時間,最終,父親還是離開了人世,沒有抵擋得住時間侵蝕的力量,“像那棟歪歪斜斜的老店”,早已不在了。老店成為作者筆下感情的載體。 到了第三輯“島嶼流光”,空間已是現實生活的空間,時間也貼近“此時此刻”,來到疫情肆虐的眼前當下(“新冠疫情。三月天。椰腳街,冷清,一逛就過了廣福觀音亭”)。散文與書寫者的距離已從漫遊者的視角拉近到浮生日常,近乎是袍子上蝨子的特寫。她寫檳城的街弄、皮巷、椰腳街、色蘭乳巷,寫街上的芋飯鋪子、手工香鋪、戲班子、夜店,寫老理髮師、洗眼女師傅、印度小夥子盛羊奶的銅壺、象樹,也寫峇峇孃惹文化、夢境、泡湯。 邡眉的散文世界由這些尋常歲月裡頭的事物人情,藤本植物般交織而成,像她自己說的,“每件事都跟另一件事休慼與共”。這些書寫“吾家日常”的散文呈現特有的淡淡情意與念舊情懷,面對逝去的流金時光,惆悵而非憂傷,惘然而不渲染。二十年來,她的文體變化不大,文字是一貫的簡潔洗煉,隨意輕鬆,但意味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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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黃錦樹得第13屆花蹤文學獎馬華文學大獎,獎金2萬令吉。他向大哥黃金正募得2萬令吉(母親的手尾錢),二姐黃彩雲也捐了1000令吉,他想把這些錢都交給我,“支援出版工作”。 交錢過程可以一記。錦樹2017年2月13日返馬,應中文系主任許德發邀請往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講課,抵步後託接機的德髮帶給我一罐茶葉──那是他臺灣居處埔里附近的日月潭紅茶。雖然心中有數,但打開茶葉罐後還是咯噔一下。兩個厚信封,分裝新幣和馬幣。第一個信封,是錦樹扣稅後的獎金──星洲日報以美元匯入錦樹戶頭,他取出新臺幣後,聯同二姐的1000令吉,再添些錢摺合成新幣7000元。第二個信封寫著馬幣2萬,細算只有一萬。那信封也裝不下2萬令吉啊,想來是弄錯了,通知錦樹,他說應該是大哥抽掉一半,回臺後會匯款給中學同學廖宏強,託他補足。 隔天我把新幣換成馬幣,把錢都存到銀行,加上後來宏強轉交的8300令吉,合共4萬。 2月16日,原本在吉隆坡月樹書店為錦樹安排了分享會,但他那時還受重症肌無力之擾,意興闌珊,只好作罷。我們下午到同善醫院探望林金城,駐院年輕中醫師竟是錦樹書迷,我為他們拍了照。晚間約了朋友飯聚,順道談談錢的用途。那晚出席的有梅淑貞、彭早慧、方路、許德發、張惠思、黃俊麟、張麗珊、楊嘉仁、方肯和周若濤,大家都看見錦樹上一句話剛說完,下一句眼皮已經垂了下來。飯聚地點在八打靈再也馬大醫藥中心對面、金城家後邊的Sri Paandi印度餐廳,以前和金城來過多次,他的新書印好後還在這裡簽過書,引來侍應央他合照。我們把masala tea喝成masalah tea了。 錦樹出錢又出力 飯後,我載錦樹到白沙羅Uptown一間嘛嘛檔與方路喝茶。送錦樹回Somerset酒店後各別驅車回家,途中方路來電,說出了車禍。地點在白蒲大道通往SS2的隧道,我到達時看見方路的車被撞得掉轉了頭,幸好人無大礙,只是頸項不太靈轉。對方不認錯,一起到了警局,星洲總編輯郭清江還來支援。完事後我陪方路看醫生。這些診所那些醫院,還真是都越來越靠近了。 扯遠了。 我的原意是辦個出版基金,除錦樹錢,有人出版社和另外三家出版社各出4萬,共20萬令吉,每2年一屆以利息(那時定存利息有4-5%)籌辦“新書文學獎”,得獎者除了有獎金,該著作可獲出版社重金打造。 可惜奔走不果,只有大河出版社的宏強願意以私人名義出資,加上有人,合共12萬令吉,經有人出版社發行人楊嘉仁協調,成立了LLP公司,到銀行開了戶頭儲息。錢少事難為,輾轉數年,2019年大河出版社歇業,宏強抽身,計劃中止。錦樹的錢轉入有人出版社,轉作資助出版。 張錦忠新書《查爾斯河畔的雁聲──隨筆馬華文學二》是第一本獲得資助的書籍,此記,謝謝錦樹,這是出錢又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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