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网
星洲网
星洲网 登录
我的股票|星洲网 我的股票
Newsletter|星洲网 Newsletter 联络我们|星洲网 联络我们 登广告|星洲网 登广告 关于我们|星洲网 关于我们 活动|星洲网 活动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弱势

一个静谧午后,电话信息铃声响起,断断续续。打开一看,是个久违的母亲——9年前情感深处的记忆顿时在脑海中回旋…… 我们在“2015特殊孩童亲子营”认识,营会里的特殊儿包括自闭、过动或智力障碍、肢体障碍、语言障碍、情绪障碍等孩童,我们称之为“宝贝”。当时我和另一位义工一起照顾她的大儿子。这孩子有着一双会发亮的眼睛,但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咿咿呀呀,还在学习表达与沟通,因此,我们必须从他的眼神或声音的急促、缓慢等肢体语言来揣测他的需要。 宝贝活泼好动,抱他时,总喜欢在我们的肩上探头张望,闪闪发光的双眼,充满好奇,凡令他感到新奇的事物,都想触碰。宝贝有时咧嘴而笑,有时紧闭双唇,眼神顿时发出惊慌的讯号。宝贝一旦从我们怀中逃脱,就像刚长出双翼的小精灵,跌跌撞撞,全场飞奔。此刻,我们必须赶紧跳起来,尾随追逐,重新将他抱入怀:5岁的宝贝怎么如此精力充沛?然而,我们很快就爱上了他。 营会撼动我心灵深处的是特殊孩童的生命有许多亮点,人前人后,他们展现的都是最真实的自己,不需要为讨好谁而活,看似弱势的群体,心灵比我们还刚强,纯真一直在他们的身上发光,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都真诚自然地流露出渴望与爱。每个特殊孩童的光,都是呼唤我们心灵觉醒的亮光。 短短4天的义工生活,我无限感恩。与特殊儿童相遇,磨平了我岁月的棱角。我放下过去的经验,无论经验多丰富,更别谈自身能力有多强。当下,只需以单纯的心来陪伴他们,以温柔的心来接触家长。那几天,我完全跳脱了日常生活的框框,是他们教导了我如何耐心陪伴,如何用爱触动纯真的心,如何彼此建立信任,一起承担责任,共同经历美好。 已是懂得照顾自己的少年 宝贝母亲告诉我,迄今,孩子已14岁,基本上已经能融入普通学校了,这是何等喜悦的讯息,当年那个还咿咿呀呀,不吃一口绿色菜类,不能自我吞咽开水的宝贝,已经是一个懂得照顾自己,茁壮成长的少年了。记忆萦绕于怀,仿佛那双渴望、好奇的双眸又现眼前。 犹记得,营会结束,我们陪宝贝母亲收拾行装,母亲紧紧握着我们的手,哽咽着感谢我们让孩子感受满满的爱,每个晚上都能在没有压力下睡得甘甜。其实,我们的付出微不足道,然而,仅仅4天相伴,对一个母亲产生了微妙的回响,爱是神奇的印记,祝福可以无限。 2022年8月我被调派到另一所华小执教,奇妙的是这所学校就是宝贝的母校。原来那年刚好是宝贝的毕业年,我们是否不知觉擦肩而过?母亲说2023年学校举办义跑时,我戴着口罩,不敢确认,当她从小儿子带回家的校刊看到我时,欣喜地告诉我:早就想联络你。母亲还发了宝贝的近照,看到14岁的他,我的双眼泅湿——约定相见。 一个家庭有特殊儿,他们能健康成长,父母仿佛走过了流泪谷,每一颗泪珠都是晶莹剔透的珍珠。他们是不完美中完美的创造,能从黑暗的石缝中穿透,光芒闪烁如宝石。当我们没有怀疑,就是接纳的时候——认识特殊孩童永远都不迟。让我们一同携手前进,成为每一个特殊孩童的手和口,让社会能接纳、理解、尊重与赞赏他们。
8月前
9月前
2022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九枪》引用警员密录器第一视角的画面,让观众隔着荧幕“眼睁睁看着”遭警员连续射击9枪的越南移工阮国非(Nguyen Quoc Phi),全身赤裸,流着鲜血沾满尘土,躺在警车旁垂死挣扎……这是片中最争议、最让人难以直视的画面。 “我让你不舒服,也就是让你没办法消费这个片子。”导演蔡崇隆希望观众带着这种没办法消化的心情离开,回到现实世界再次看到移工时,眼光可能从此不同。 “因为你曾经见证过一个真实移工的死亡,而且是在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跟过程里面死亡的。然后你要不要继续让这件事情发生,你要不要再变成一个大社会的共犯?”蔡崇隆说,这是留给观众的道德选择。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受访者提供、 《九枪》脸书粉丝专页 2017年8月31日,台湾新竹,27岁越南移工阮国非遭警方追捕,被22岁的警察陈崇文连击9枪倒地,约半小时后才送医,最终失血过多身亡。事件当时引起台湾社会舆论二元对立,有者质疑警方执法过当,有者认为死者是非法移工,支持警方。2019年,陈崇文遭判业务过失致死罪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3年。 2023年10月15日,《九枪》在隆雪华堂放映,人在台湾的导演蔡崇隆特地与马来西亚观众连线对谈。他解释,以阮国非事件“借题发挥”拍成的《九枪》,还加入了几起移工工伤身亡事件,目的是探讨移工在台处境,延伸审视移工聘雇的结构问题。 两周后,与蔡崇隆连线越洋专访,谈起两地的映后座谈,观众都聚焦那个赤裸移工与一批民防人员及警察对峙的画面。他会延伸讨论,把焦点从事主个人拉抬到结构面去讨论:移工为何从合法变非法,还要逃跑?中介制度怎么剥削了移工?警察为何对已经中弹的人连开那么多枪?警政训练有什么不足? 那个对峙现场,蔡崇隆形容为台湾社会的缩影,一群人对一个移工不闻不问,甚至有点非人化。可是,纪录片拉长了时空距离,观众可以轻易对片中状况发表意见。他促请观众回看身处的环境,主流大众看到移工死于非命的社会新闻,不也见怪不怪? 当把现象集中在一个纪录片里,观众不得不面对,就会有批评或讨论出来。“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提醒大家,你批评现场那一群人没有错,”蔡崇隆说,“但是其实我们其他人也没有好到哪边去。” 他以汉娜·鄂兰说的“平庸之恶”来形容,台湾移工半奴隶的状态也是主流社会同意或至少默许的,或知道移工正面临压迫结构,却也真的没做什么。蔡崇隆拍摄《九枪》的主要目的,正是希望观众不要只把愤怒或不满留在观影现场,也要回到自己身上来想。 马来西亚同样依赖移工劳动力,同样的移工议题是你我也该思考的。 恐惧不能以“歧视”一言蔽之 阮国非事件的那场对峙也透露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主流且人数较多的一群人,害怕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移工。蔡崇隆认为不能以“歧视”一言蔽之,那种感觉混有漠视、无视、恐惧、排斥。 “那个恐惧怎么来的?”蔡崇隆的团队思考后认为是因为陌生而产生恐惧,“我可以再退一步,因为无知而产生仇恨。我们对特定族群的无知和陌生,可能带来没有必要的仇恨跟恐惧。 “对我来讲,有色眼镜跟语言跟文化有关。” 蔡崇隆还有一个身分——越南女婿。2009年他与太太阮金红结婚,还指导她拍摄纪录片《失婚记》和《再见可爱陌生人》。 2017年,两人在居住的嘉义民雄成立“越在嘉文化栈”,成为新住民(婚姻移民)姐妹、东南亚移工休闲玩乐、聚餐的地方。 因此,蔡崇隆认识很多移工和新住民朋友。即便他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越南话,双方有语言隔阂,“但是因为我相信文化没有高低,我不会因为他们文化和我不一样,就觉得高高在上。”说到吃,他也毫不挑剔,有些台湾的越南女婿一辈子都不敢吃鱼露,但他都敢品尝。 蔡崇隆对不同生活饮食文化保持开放,让移工、新住民也接纳了他。“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善意,透过长期的相处是会感受得出来的。”他认为,换位思考,愿意了解他人的文化和语言,保持开放态度去与他们互动,这些差异就可以跨越了。 制度下无声的他们 早在《九枪》之前,蔡崇隆在2000年代初就拍摄了《移民新娘》三部曲,探讨台湾移民新娘的现象。他的作品都在关注弱势群体,包括移民、劳工、娼妓、死囚。但他其实不喜欢用“弱势群体”来形容他们。 “实地访问、接触他们,我都觉得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只是因为一些制度或法令造成不公义,让他们变成结构下的弱势者。”他说太太会煮饭、捕鱼、种田,会做水泥、木工、电工,方方面面都比他强。“其实我们要反省结构造成的问题,不然的话就是一直给他们贴(弱势)标签和负面化他们。” 是怎样的背景打开他对结构弱势群体的关注?蔡崇隆想过,应该是源于自己曾活在升学主义结构下,一点也不快乐。长大后他看清很多社会问题源于制度和结构,移工议题也一样。既然有机会当记者,他又在公共电视拿着纳税人的钱制作纪录片,那就更有义务让更多人知道,移工不是真正的弱势者。不只如此,他不想只是帮移工群体代言或诠释,“我希望他们自己也能够发展自己发声的能力。” 记住这个不舒服 然后选择 “我常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你光难过或无力感其实是没有用的。”很多场《九枪》映后座谈,蔡崇隆都会这么提醒观众。移工议题是社会结构问题,背后有不合理的聘雇关系、高额的中介费用、基本人权等。 “在私领域或公领域,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蔡崇隆以自己为例,拍摄纪录片,让观者更了解移工的处境。在越在嘉文化栈,他们找来律师、心理师、药剂师合作,东南亚朋友遇到问题可以来这里寻找专业咨询。担心语言不通?他们有很多新住民姐妹担任翻译。“让他们在问题刚发生的初期就能得到一定的关心或解决,而不用到后来发生很严重的冲突或人权问题,才只能靠一些移工NGO去抗议或法律途径。” 蔡崇隆强调,并非因为他是越南女婿才能做这些事。身为大学教授,他鼓励学生开线上中文班,依不同主题教导移工关键会话,学生和越南移工也慢慢变成好朋友。“这个就是学生可以做的事情,只是刚好我这个老师媒合了他们。” 在蔡崇隆看来,台湾同志人权走得较前是有其基础的,很多大学在十几年前就陆续成立性别人权社团,年轻人参与并努力着。移工议题也一样,他认为学生可以在学校成立多元文化社,在社团脉络下去倡议或支持移工。 一个国家接受且仰赖另一个国家输出的劳动力,但回到人的根本,你我有没有意愿和动力去了解对方?蔡崇隆自认,《九枪》传播的是负能量,但他真的希望观众记住这个不舒服,看到这场死亡更多是周边人的冷漠造成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冷漠是让你不舒服的,那请你不要继续下去。” 蔡崇隆档案 1986年毕业自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是戒严时期的末代大学生。不过当时社会早已松动,他看禁书、禁片,梦想当记者,用合法身分去探究好奇,了解台湾社会和整个世界。 毕业后他如愿成为文字记者,后来进入电视台制作深度专题,再加入公共电视制作纪录片。现在,他是独立纪录片导演,也在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担任副教授。 更多【人物】文章: 马来文学家林天英/一无所有的日子 诗是逃离的出口 台湾休闲农场之父张清来/开创农场魅力 盼休闲农业能得诺贝尔 舞蹈家林怀民/别离云门 乐享云淡风轻 华文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文学或有一天变小众 但仍然存在 艺术家Bono Stellar/创作不只是在画布上
11月前
首相安华为获取支持,不惜牺牲烈火莫熄精神,与涉贪的阿末扎希所领导的国阵组成团结政府,以弱势政府的姿态上台。 安华为保政权,棋差一着,踏出放弃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引发接下来10个月的一连串错误。 阿末扎希涉及47项健康思维基金会贪污控状案,经历约4年的审讯,于9月初获高庭判决释放不等于无罪(DNAA)。 安华被影射包庇阿末扎希的举动,导致人们质疑安华反贪的决心,也质疑安华已经放弃体制改革。 安华误以为马来人在大选中转投国盟是因为伊斯兰党绿潮,所以6州州选和柔佛双补选中,安华选择与伊党竞争伊斯兰化。 安华扩大伊斯兰发展局职能,试图将伊斯兰理念深耕于政府内。 大专学府推出演唱会指南,以伊斯兰教义为指南,对学生和演唱艺人做出种种限制。 安华更公开宣称马来西亚不是世俗国,甚至送可兰经去外国,试图以宗教斗士形象挽回马来人的支持。 安华热衷于落实伊斯兰化政策,把上台后的大部分时间投放在提高自己的伊斯兰斗士形象。安华错失了振兴国家经济的良机,安华忘了自己对人民许下降低生活成本的承诺。 如果安华认真看待国家经济,一上台就应该马上重启消费税,以弥补马哈迪希盟政府废除消费税,导致国家损失税收的过失。 以目前的经济状况,安华已经错失了重启消费税的先机。 彭博智库日前的报告指出,由于家庭消费与出口的动力双双走弱,今年大马经济增长率料将大幅减速至3.7%。 此外,大马目前的政治分化现象,也造成难以吸引外国投资(FDI)的问题。在经济疲弱的情况下重启消费税,将会是困难重重的。 安华若要重启消费税,另一个先决条件是必须解决生活成本过重的问题。 日常必需品在消费税制度下是列在豁免税务清单里,这样人民就能享用低廉免税的日常必需品。 希盟执政10个月,日常必需品的价格飙升,缺米缺蛋。 如果希盟现在重启消费税,这些豁免税务清单已经失去了意义。人民无形中已经缴付了比消费税更高的花费。 政府无能,再好的税制也起不了作用。 当一个弱势政府已经很可怜了,安华政府还放弃原则,背信弃义,放弃体制改革,包庇涉贪盟友,放弃振兴经济,与伊党斗绿斗伊斯兰化。 一个诚信扣分又无法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政府,在下一届大选已没有资本可以逐鹿中原了。   更多报道,请留意星洲日报、星洲网。
1年前
平凡的星期六,我坐在前往雪兰莪沙登的火车上,返校的路途让我心情烦闷,但好在女性车厢让我可以安心地戴着耳机听歌缓解焦虑。火车走过了几站,在芙蓉站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一位马来男生走进来,张望了一会,在离我不远处的座位坐下。我摘下耳机,一方面是因为想提醒他这是女性车厢,另一方面是自身安全范围内有陌生男性我实在无法安心听歌。 “不好意思,”我说。“这里是女性车厢,你可以移步到后边的车厢坐。” 马来男生拿着手机,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其他车厢都已经满了。”说完低头继续玩手机。 我非常诧异。火车刚走了几站,每节车厢不超过10人,怎么可能满了?我半信半疑,站起身看了几眼,说:“还有好多空位呀!” 男生充耳不闻。 见他不为所动,我也不好继续劝说。我坐回座位上开始思考这位男性为何会选择坐在女性车厢。如果换个性别,我相信没有一位女性愿意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坐在一个全都是男性的车厢。 我曾在网上甚至学校论坛上看过一些男性关于两性权益的言论。男生说:女生打男生是闹,男生打女生就是暴力;公共交通设有女性车厢却没有男性车厢;男生从小就被教育要礼让女生……所有好处都在女性身上,男性很吃亏,这很不公平。毋庸置疑,给类似内容点赞的大多是男性。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老话说,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我们不妨追溯回女性获得“特殊待遇”的源头—— 女性时常处于弱势、不安全状态。众所周知,从天生的生理结构和体力上,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占优势,因此所谓“女生打男生极少被谴责”属于事出有因,试问有多少女子未经专业训练能与成年男子抗衡? 我想男性比女性更加清楚,层出不穷的家暴、猥亵、强奸、囚禁、偷拍、虐杀等恶性事件的受害者多为女性,犯罪者清楚知道女性几乎没有与其抗衡的能力,并且在女子该以贞洁为重的物化女性糟粕文化下,多数受害女性因害怕被视为“污秽之身”而选择隐忍,导致她们成了完美的犯罪目标。 女性享受的“特殊待遇” 就算有女性鼓起勇气想为自己讨个公道,各种“受害者有罪论”也会从四面八方传来:“谁让你穿成这样?”“哪个正经女孩半夜出门?”“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为什么加害者不找别人偏偏找你?”一句句逻辑错误的谴责如同洪水猛兽般,把刚从深渊里挣扎爬出的女性拍打回更深的谷底。 至此,还会有人认为女性享受着“特殊待遇”吗? 因为女性处于弱势,所以社会设置了女性专用车厢、女性健身房、女性休息室、女性专用停车位等。但如果以一个地区的女性专用公共设施数量和完整度来判断该地区就对女性非常友好,我想这是本末倒置的——越来越多的“女性专用”恰恰是女性仍然处于弱势的象征。 我认为一个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是——公共空间为真正的公共空间,不是男性、女性或其他性别群体所专用的任何空间。因为当所有所谓的“特权”不再被需要时,才是社会往真正的性别平等方向发展的时候。令人唏嘘的是,女性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远不止这些。社会对于女性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健康照顾、法律保护等基本权益的漠视,如巨石般压在女性身上,女性必须付出比男性多十倍、百倍的努力,兴许才能换来一个翻身的机会。 如果说这列载满男女的火车正往性别平等的方向开去,那么距离它的终点究竟还要多远呢?正当我在思考,车厢内走进来一位警卫,铿锵有力地说了一句“这是女性车厢,男性去后边。”话音刚落,马来男生立即起身往后车厢走去。显然,警卫的话管用多了。但警卫的话之所以管用,仅仅是因为他是警卫吗?试想一下,如果是女警卫,这位男生会否如此迅速更换车厢?火车继续开往下一站,我的思绪和离家的距离一样越飘越远……
1年前
2年前
每当观众在观看特殊儿相关的电影时,总会为片中励志的主角,无私奉献的父母感动落泪。 然而,你可曾注意到永远站在他们身后的兄弟姐妹?那个健健康康,身心健全,与你我一般的普通人。 由于普通、健康、省心,让父母能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照顾较为弱势的手足,这也意味着他们是最容易成为被家长忽略的孩子。 尽管,我们知道照顾较为弱势的孩子理所应当,可这公平吗? 报道:本刊 叶洢颖 摄影:本报 黄志汉 当家中有一个小孩经常进出医院,父母难免对他更为上心或偏爱,但也许父母从未看到过以下景象: 弟弟因病长期住院,父母常常不在身边的老大,每每从幼儿园放学回家必充满期待地奔向父母的卧室,却发现卧室里一片漆黑,孩子满脸失落地跌坐在地板上,泄气般将手中玩具扔到地上,此情此景教旁观者心疼。 小小的他,此时是不是充满委屈和不解?手心手背都是肉,父母如何是好? 粉彩画家许愿珊的长子是一名脑麻儿,由于生活无法自理,自然得到父母长辈的全身心照顾。 6年后,老二的意外到来让她倍感担忧,其忧虑也不难理解,直到老二出生才放下心中大石;8年后,老三也加入了这个家庭。 于是,新的难题产生了:要怎么做到一碗水端平? 弟弟出生后,老大“地位”不变 “只有老大时,仅需全神贯注照顾他,不需顾及其他孩子的感受。” 即便弟弟出生,依旧没有改变老大在家中格外受到照顾的地位,比如老大坐在客厅看电视,外婆叮嘱弟弟,若要转频道需先得到哥哥的同意,否则会遭到外婆的责备。 弟弟们是否会觉得长辈偏心呢? 她摇了摇头:“因为他们也不缺爱。” 由于老大的身量随着年岁渐增,移动不便,户外活动日益减少,因此出门活动成了她与弟弟的相处时光,一起看电影、出席读书会等。 在弟弟小时候,她每晚会陪伴他们读绘本、入眠;傍晚时带着他们去游乐场;上幼儿园时,为了增加母子间的亲密度,哪怕再麻烦和辛苦,她还是选择骑脚车轮番送他们上学,而非选用汽车。“骑脚车的话,他们坐在后座能抱着我。每天如此,载了一个去,又回家载另一个。” 这是她向弟弟表达爱意的方式。 “当然,我也有告诉他们,老大需要额外的照顾,因为他生活不能自理。但是,我也有制造很多机会陪伴他们一起长大。” 全家互补当照顾者 她认为一个家庭需要“互补”,她与母亲、妹妹等亲属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要照顾一名特殊儿,两名正常的孩子,真的很不容易。” 当哥哥抽搐入院,她会让弟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如抄写心经等方式祝祷,以这样的方式加入进来。 “他们也看到过哥哥发作过程,出入医院3次。我也跟他们诚实地说明,这就是为何日常需要照顾哥哥的原因。 “于是,当哥哥在后面睡觉时,基于他对声音敏感易醒,大家会放轻动作,默不出声。” 理解之后的体谅,就会变成配合。 孩子不该承担父母的责任 犹记得数年前本地中文电影《光》里那个没有名字的弟弟,在父母相继离世后,承担起照护自闭症哥哥的责任,甚至因为这份责任,改变了人生的走向,牺牲了梦想和爱情。 家境富裕者也许少了经济负担的忧虑,但是对于养活自己都有点捉襟见肘的手足,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好莱坞电影《怦然心动》里,女主角的父亲将智力障碍的弟弟送到私立疗养院以让他得到最好的照顾,而一家五口只能节衣缩食,租住简陋的房子,电器坏了只能向邻居借,夫妻俩为此起了不少争执。 这往往也是许多家有弱势手足的人们,最真实的写照。 不过,作为三子之母的许愿珊却早已提前做好了规划。她曾与孩子跟随非政府组织参观过不少疗养院,平日会嘱咐弟弟在她百年后如何安排哥哥的去处。 “有时,我跟弟弟说假设妈妈不在了,就把哥哥送到疗养院。” 她笑说,不知弟弟现在是否年纪还小,不理解为什么要分开?所以总会告诉她,以后自己的住家将给哥哥留一间房间,请女佣照顾,意即愿意肩负照顾哥哥余生的重任。 “我们听了这种话,心里会觉得很安慰,但实际上到了那时候,我也不想(哥哥)成为他们的压力。 “照顾大儿子,我觉得是父母的责任。他们以后长大了也有自己的生活圈,会结婚工作,我认为这个负担不应该落实到弟弟的身上,这对他们很不公平。” 她说,自己在28岁时产下长子,28年以前没有这些负担,那为何弟弟一出生就得背负这责任一辈子? “这个责任不应该压在其他孩子身上。所以我跟他们说,不会期待他们照顾他,如果我‘走了’,可以送他去疗养院,可是偶尔过年过节要去看他。至少让他感受到还有家人。” 她坦言已经做好“功课”,准备了一笔存款,并且物色和了解哪些是合适的疗养院以为将来做好打算。 “我甚至跟弟弟说,他们长大了,想留学可以去留学,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她亲手解开了压在弟弟们脖子上的枷锁。 把“异样”变成“一样” 很多时候,所谓的“歧视”来源于对跟自己不同的人群,或对另一个陌生文化的不了解,却产生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生活里总不乏这些人。 当老二老三慢慢长大,新的忧虑又出现了:弟弟的友人会不会因为哥哥是特殊儿童而遭到异样眼光?弟弟心里是否会因此出现很多疑问或顾忌? 于是,每当老大的特殊学校举办运动会时,许愿珊会领着弟弟去参加,从小就让他们走进特殊儿的世界。 “自小他们就跟我们一起去参与哥哥各种的活动,以便了解到这世上不是只有哥哥一个人是特殊儿,也有许多跟他们不一样的孩子。” 当“异样”变成“一样”,少见多怪变成习以为常,孩子的眼中已然世界大同。 “他们上学后,班里也有症状较轻微的特殊儿童,对他们来说就跟普通人无异。” 她鼓励弟弟邀请朋友到家里玩,让朋友认识哥哥,她也会向他们解释脑麻儿的成因,帮助弟弟坦然面对哥哥是脑麻儿的事实。   父母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尽管她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分享自己的经历,但是谈起自己照护长子的心路历程时,眼眶依旧泛红。 “我很自责、内疚把他生出来。” 直到她看杨定一的书写道:“没有受害者,也没有加害者”。 “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加害者,是我把他害成这样。忽然有一个人跟我说这样的话,也说是生命的一个安排,是两人到来之前就已经谈好了的。” 这句话将她从自责的泥沼中彻底解脱出来。 当她接触粉彩画,并且沉迷其中,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忽略照顾自己,从前的时间都给了公司和孩子,完全没有留给自己。 “在画画的半小时,我可以忘记所有烦恼,颜色仿佛在跟我对话。 “如果没有长子,我可能只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没有机会替星云大师的书画插画,没有机会用绘画做慈善。” 她说,这些曾经受过的苦,其实是一种隐形的祝福。 在许愿珊答应受访之前,我曾接触过数位家有弱势儿童的家长,他们大多表示这些是家事,不足为外人道而拒绝了。 惟许愿珊爽快地应承分享,其原因不是为了帮孩子,而是帮照顾者。 “照顾者很不容易,照顾者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家庭。”     更多文章: 多关心常沟通,与孩子一起对抗网络霸凌 家有失智者 照护有窍门 错戴耳机听力受损 请尊重孩子的隐私,性教育启蒙 从生活中贯彻  
2年前
2年前
2年前
2年前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