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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梵澄

1936年夏,蒋复璁致信冯至,说上海同济大学愿意聘他为教授,冯至回复同意,7月下旬一人到上海。其妻姚可崑,同一夏天受聘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职,听取冯至父亲劝告,她婉拒邀请。家公认为天津局势不稳,非久留之地,她最后带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到上海和丈夫相聚。 他们在吴淞镇租一座小楼房,住所离同济大学附中不远。姚可崑被安排在同济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德语,校址在江湾,乘小火车往来。 不久二战爆发,同济大学迁至浙江金华。不过两个月,金华也成战区,同济大学转到江西赣州。一年不到,轮到赣州不安全。本预定迁往广西八步,还未上课,日军来袭,于是改为迁校昆明。 1938年秋,姚可崑染阿米巴痢疾,十天十夜,不省人事。冯至坐在床边,拉着她冰凉的手,日夜守护。她康复不久,冯至父亲去世,局势动乱无法奔丧,冯至读着家书泣不成声。不如意事接二连三,加上同济大学日子不好过,冯至心情坏透。他兼任附中主任,面对校内左翼和右翼斗争,伤脑筋事层出不穷。他认为领导无能且狡诈,欺善怕恶,一度辞职抗议,被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挽留。 1938年12月冯至一家抵达昆明。一住就是7年。日子一样贫苦,并且几次感染疾病,但是后来转到西南联大执教的冯至心情大好。那里文人荟萃,继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风,思想自由,各不相扰,只要把书教好,谁也管不了谁。“冯至回国已经4年,可以说是首次找到适合于他成长的土壤。”姚可崑说。 漂泊人生,淡笔浓情,姚可崑的《我与冯至》,确实好读。虽然历尽沧桑,笔下却没有悲戚控诉。出现人物,大部分是冯至益友。偶然涉及负面人事,都是蜻蜓点水。小场景处处流露温情,提供另一种维度的人生意义。 冯至才华横溢。璧华的《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是我中学时期一翻再翻的现代诗赏析集。冯至有4首诗入选,和徐志摩并列。被选中3首诗的诗人有闻一多、卞之琳、艾青和蔡其矫,大部分诗人只有1首或2首入璧华法眼,冯至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冯至是德国文学权威,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大西语系,用柳鸣九在〈回忆与思考朱光潜〉中的话,冯至和朱光潜齐名,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对众所周知的文坛和学术地位,姚可崑只是轻描淡写,多年来相亲相爱、互助互谅、休戚与共的经历才是书写回忆录动力。“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岁月里,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某些必然的苦难和欢乐。但总的看来,我们一生的旅途上并不曾受到过什么带有致命性的打击。换句活说,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 说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不过是看透生命本质。回忆录只写到1965年。若把文化大革命中离奇古怪的事迹写入书中,她说可以凑成一章,但是“她不想写”。她在结束语说冯至在十年浩劫中是双料黑货:“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反复受到批判。罪状不胜枚举,夫妇二人从容面对时局。“更寻高处倚危栏,闲看垂杨风里老。”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慌乱岁月,她说他经常吟诵老师沈尹默诗句自解。 姚可崑大冯至一年,二人相恋始于1929年。1930年冯至领取官费到德国留学,姚可崑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后,留在女附中教书。省吃俭用,每月工资大部分储蓄起来,备出国之用。1932年9月,她到德国:“我们不在一起时就是各人搞个人的学习,在一起时,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姚可崑说冯至性格温和,脾气好,是好丈夫。在赣州时,冯至有要事到武汉。赣州、武汉常有敌机轰炸。因为要理家,她强装平静,事实是夜不安眠,食不甘味。身处孤城,举目无援:“我整天悬心吊胆,怕他出事。” 姚可崑自己也是杏坛备受尊敬的人物。她本是中文老师,后来专注德文教学。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创办元老,也是该系知名教授。姚可崑2003年过世。《我与冯至》完成于1989年,但是迟至1994年冯至离世一年后才出版。 “一个85岁的女人,能有机会谈一谈跟她的伴侣共同度过的几十年的生活,自己感到是一种荣幸。”姚可崑说。“荣幸”二字,是相濡以沫,是夫妻之间相知相处的绝佳境界。丈夫点滴,她如数家珍,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细水长流,晚年说出,力道更强也更有味道。
5月前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看过去的一切都是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诗句引自冯至1991年3月25日所写〈自传〉。冯至在1979年另有文章也以〈自传〉为名,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澄清了头脑里的一些混乱思想,好像又一次明确了文章应该怎样写,学问应该怎样做,力求实事求是,不作违心之论。”一诗一文,见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道路。 1993年3月2日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念老朋友。“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恸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安息!安息!”徐梵澄说。《徐梵澄传》作者孙波说当徐接到冯至女儿冯姚平电话,被告知冯病危时,他就愣住了,随后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赶到医院,“看到在弥留之际昏昏睡去的冯至,坐下来,双手握住他这兄长的左手,头抵在床边,像孩子一样啜泣不停。” 朋友去世,掉泪正常。但是徐梵澄当时已经84岁,且有世外高人之誉,我读这段文字,不免思考何以重视冯至至此。徐梵澄说冯至当入儒家者流,其言行无佛教、道教、耶教、或道学家的点染。他毕生悔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又说他学养深纯,为人温和、诚笃。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或也见到,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其诗好,由于性情真。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冯至出生于1905年,1922年入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后担任中学老师。1930年以官费留学生名义赴德留学,1935年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二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工作,大战结束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 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 我在中学时候读过冯至的〈蛇〉,收录在璧华《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里,这首情诗以“蛇”为意象,抒发一位男生对一位女生的单恋感情。在诗中“蛇”和“爱”为同义词,“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句。冯至写这首诗时21岁,那是敢于将澎湃心绪付诸笔下的年龄。 然后读《杜甫传》。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杜甫传》前折页中说这是“一部融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于一炉的著作。”1937年,冯至颠沛流离辗转多地,途中读《杜工部选集》,切身体会杜甫漂泊心情。“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他决定为杜甫撰写传记。二战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安心动笔。利用多年收集资料,“只希望这幅画像使人一望便知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个现代人用虔诚的心、虔诚的手给描画出来的。”他说。 学术研究讲求客观和理性精神,但是有“虔诚的心、虔诚的手”,著作才有生命力,才会耐读。冯至著书译书,重视心灵感悟。他是歌德专家。研究歌德时,冷静文笔中流淌情感。他将歌德和杜甫并列,说在二战期间,他感觉更能接近他们,从中吸取精神营养:“他们遗产中的精华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给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艰难中得到鼓舞。”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这是冯至〈十四行诗〉其中一首。人的一生要领受可预测及不可预测之事物。不只酸甜苦辣,也要领受奇迹。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作好心理准备,奇迹到来的瞬间将会耀眼夺目。 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从不沾沾自喜,他对周良沛说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他“观察深刻,起点高。虽然罗石君后来到日本去了,不再写诗。可是现在提‘沉钟’的诗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历史。”冯至对待朋友完全没有私心,徐梵澄高度赞扬他,此为原因之一。冯至遗嘱简单:“希望与我有关系的后代,老实作人,认真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努力作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6月前
1979年3月16日,徐梵澄到北京。冯至临时有事,由女儿冯姚平迎接老友,贺麟由学生薛华陪同,同在车站的还有徐梵澄侄儿徐崇善以及外甥女姜丽蓉。徐70岁,冯74岁,贺77岁。这一幕,冯姚平和徐崇善分别写进〈怀念徐梵澄先生〉和〈怀念吾叔徐梵澄〉里。 徐梵澄晚年能够安定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著书立说,冯至和贺麟功不可没。他们尊重学问,不亏待老友,确保徐薪金高于他们。我最近看书常不经意流连学者和同辈人在晚年互动过程。照顾朋友是美德,欣赏朋友才华是智慧。他们本非浅薄之人,早就超越施恩图报的年龄段。 三人都是德国留学生,初识于德国西南部小城海德贝格,贺麟著有《近代唯心主义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书,是新儒家思潮中重要学者。冯至是翻译家,是歌德研究专家,也是著名诗人,他引人注目的著作还包括《杜甫传》,毛泽东读后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1985年我在吉隆坡上海书店购得此书,只卖马币5角。 冯至和贺麟同月同日生,每年二人寿诞日,三人都会小聚,颇似叶圣陶晚年心境。海棠盛开时候,叶圣陶都请少年好友王伯祥、章元善、顾颉刚、俞平伯赏花。酒饭之间,忆旧而已,设宴不过借口,在白发萧疏,历尽沧桑时仍能相聚才是重点。 贺麟1982年加入共产党,徐梵澄写信祝贺。扬之水问为何不同行,“贺不甘寂寞,而我,甘于寂寞。”徐梵澄说。不甘寂寞不含贬意,徐说贺有风云之气,他自己没有,又说鲁迅有“大大的风云之气”,于是乎我们理解风云之气指涉入世哲学,有为思想。徐说他是世界的旁观者,不积极参与社会进展,他只有“浩然之气”。 1992年,贺麟去世,徐梵澄参加告别会。他也83岁了,一路由哲学所老师蒙登进护送,回程时他一路落泪。扬之水去看他,请他写纪念文章。他沉吟半晌,摇头拒绝,说对不起贺。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徐梵澄说贺麟与蒋介石结缘,他是推手之一。蒋复璁引荐徐梵澄给陈布雷,徐拒绝,推荐贺麟。贺被蒋介石接见,拿到经费,成立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蒋介石又请贺讲课,一来一往,“成为贺麟以后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 心胸宽阔的老学者 徐梵澄和贺麟交往几十年,彼此尊重对方,见面都提前写信通知,不逾规矩。徐需要帮忙,贺施予援手,徐初回国,需要用书,贺将所藏,包括绝版书无私借出,又把一台德文打字机借予使用。 徐梵澄和冯至互动则更加从容不迫,随时敲门,想去就去。二战期间,徐经常在昆明冯家借宿,一度当冯姚平书法老师。冯姚平常到徐房里,看他刻字画画,她写他用冯至小花瓶当烛台点蜡烛,以致把花瓶烧坏。花瓶为德国好友鲍尔所送,冯至爱不释手,他骂徐胡闹,荒唐,但是徐只是顽皮地对他笑,“父亲拿他这位老朋也没办法”。 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冯至〉,这篇文章我读了好几回。徐梵澄说留学德国的人数不多,没有成派,但立身处世之节度,待人接物之作风,有形或无形,能保持中国传统美德,又能抱取德国文教之蓄华。徐梵澄说其风格“是崇朴实,不尚华靡。行直道,不尚乖巧。守忠诚,没有变诈。通物理,亦近人情。”考其缘由,类如古之儒家,近于“逸民”,又说这些人“终其身为学者,亦非全然默默无闻,似乎皆能守其专长,深造自得,亦复乐天知命。”宗白华、陈寅恪、冯文潜、张贵永、赵伯昂皆在此列。冯至也“算得一个”。 贺麟和冯至文革时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多次被批斗。徐梵澄告诉陆灏他问起“文革”遭遇,二人不说。后来从董鼎山处借巫宁坤英文回忆录《—滴泪》,徐梵澄才知大概。冯至并不在意谁伤害过他,他更在意他伤害过谁。憾事包括在“反右”中批评艾青。风平浪静以后,觉得言论过激,艾青受委屈了。此后他好几次在公众场合为艾青平反,纠正自己错误,高度评价艾青作品。艾青谅解不理性言论产生的文化氛围,冯至生前最后一次住院,艾青也在相同医院留医,冯至重病中去看艾青,两位老人高竖拇指,互赞共勉,留下照片。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诗句来自冯至〈给孩子的诗〉,读徐梵澄和贺麟及冯至关系,看到心胸宽阔的老学者,所谓学养,所谓人品,所谓善念,所谓厚谊,大概如此。
6月前
1987年11月7日,《读书》编辑扬之水为《异学杂著》出版事到徐梵澄家,徐梵澄收到誊录好的《天竺字原》序文,重新审定目录,嫌书单薄,将《行云使者》拿出来,嘱扬之水帮忙誊录其序及跋。谈完工作二人闲聊,徐梵澄说散原诗句“落手江山打桨前”,初读觉“落手江山”老套,半年以后,忽然惊悟,原来是击水时见江山倒影,不禁一笑,“细玩其意,得无妙哉”。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有此事。 静则生明,读诗如此,读哲人经典也如此。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理解力增强后,就恍然明白。扬之水看不懂《五十奥义书》,他说不急,总会明白的。他强调介绍学术,不须张扬。智慧的吸取和人的经历息息相关,自求自证,在学习过程中好处更多。又说不管什么宝典,书始终是书,是外物。到真正没有疑难之后,可将之舍弃。处在高境往下看道理,提起或放下,皆无不可。 他有过目不忘本事,1938年在湖南艺专教书,后来成为名画家的丁天缺是他学生。学期末考题为“略论魏晋思想” ,三天交卷。丁天缺连夜挑灯,完成22页论文,交卷第二天,两人偶遇,他称赞丁读书不少,可惜方法有误。他背一段丁的试卷,从头到底,一字不差,然后点评。丁吃惊。虽说是自己所写,百分之百和原文一样,重新默写,丁说他绝对没有能力。丁是中国第一位介绍毕加索的艺术家,丁在《顾镜遗梦》中说徐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被形容为得道高人,徐梵澄有接地气的凡人色彩。“学习是为了活着,不是活着为了学习”,德国老师的话,他拿来劝人,邻居詹志芳却认为他实践的是后半段。他和不少老派学者一样,不工作凸显不出自身意义。80岁时决定封笔,半个月不到又动笔。写不完的学术题目,清一事算一事,尽心尽力。他对侄儿徐崇善说,要“为国家学术稍撑持局面”,因为“后起多秀,然深造尚遥,俟其大成而已”。 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 陆灏听施蛰存说过:“钱锺书,我不说他聪明,我说他用功。”徐梵澄适合类似形容,单靠聪明,上限不高,用功才是实力凭借。人至晚年,他一样不轻易浪费时间。他视为亲人的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生活有规律。身体好时,天不亮就起床,喝咖啡,背梵文。天亮,做健身运动,抽一斗烟,吃早饭,然后写书或翻译,12点休息。看报纸,吃中饭,小睡一小时,起来抽一斗烟,又工作。晚上休息,除非赶稿。 学者生涯枯燥,徐梵澄的经历却有奇特处,留下的隽语和故事,读后难忘。1985年,社科院宗教所代表团到曼谷出席佛学会议,他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访的代表团撑起场面。他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渊博知识是强项,英语、德语及梵语的造诣更让与会者称奇。宗教所长任继愈说他“挥麈纵谈,不亢不卑,处置得宜”,孙波的《徐梵澄传》记了当时经过。 徐梵澄1984年1月出版《五十奥义书》,同年5月出版《神圣人生论》,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拍板说:“赔钱也要出”。以为曲高和寡,不料二书销路不错,都再版。因为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金克木说徐梵澄将《奥义书》译成。他和徐梵澄是同行,但是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中译《奥义书》:“我对于梵澄同志的功力和毅力只有佩服。” 虽然谢绝访客,有机会和他接触的年轻人还是不少。例如扬之水、陆灏、孙波、詹志芳、他的侄辈们以及鲁迅博物馆多位研究员。《读书》及《鲁迅研究月刊》和他关系密切,他不只供稿,也经常被咨询,在编者看来,贡献不小者获杂志赠阅理所应当。但是他坚持订阅:“我最反对中国这种乱送刊物的做法,我一定要付钱。” “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侄儿徐崇善遇不如意事,徐梵澄引《易经》句要他释怀。侄儿爱和小叔谈诗论艺,本在北京工作,后来被调到江苏泰州,他提醒侄儿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安于自己所处,讲究仁义,就能带着宽厚的爱心积极面对世间万物。 “人入暮年,可有孤独感?”扬之水问他。他说可做之事很多。手绘丹青,操刀刻石,这是业余爱好,还有一堆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又要看书读报,白天够忙。晚上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通之,批之, 都是乐事。他说:“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7月前
1990年5月,徐梵澄写信给侄儿徐崇善,说岁月悠忽,已至老年,正读《百源学案》,有感一事。邵雍病重时,程颐去看望他,问永别以前,有何劝告。邵雍说:“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乎?” 邵雍自号安乐先生,喜爱《易经》。他眼中的程颐为人严厉,一板一眼。他认为处事圆融,一切留余地,才是待人之道。徐梵澄赞誉:“此乃阅世极深后,为后人作一极佳之箴言”,并提起“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的人性弱点,要侄儿警惕。 经历越多,越能消化前人智慧。引古人箴言,不过是提自己服膺的修行之道。徐梵澄处事恬淡,对物质不讲究,也不慕名利。和他来往密切的邻居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晚年写作不要稿费。又说有一次她策划给癌症病人开办音乐会筹款,徐梵澄不留名,捐出1000元,为捐献者中最高者。他去世后,詹志芳在遗物中发现另外多种捐款收据。 徐梵澄在印度33年中,其中28年是在阿罗须多创办的修道院中,阿罗须多有圣哲雅号,和圣雄甘地及圣诗泰戈尔同列印度“三圣”。阿罗须多于1950年去世,晚年只专注著述,掌舵的是一位名叫密那的法国女人,里头的人称她为“母亲”,贵族出身,能力极强,从经费到实际管理,她一手操办。 徐梵澄敬佩“母亲”,有3次他起回国念头,都被“母亲”以中国局势不稳定阻止,其中一次大发脾气,说他躲不过反右和文革。修道院有具规模的手工造纸厂、印刷厂和发行网,“母亲”给徐梵澄经费,让他在香港购买华文铅字,印刷他认为有用的作品。徐梵澄不领薪水,生活起居由“母亲”照顾。他利用修道院收藏,完成多本著述。 扬之水不认同“母亲”作法,孙波的《徐梵澄传》依传主,沿用“母亲”,扬之水在她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则以“法国女人”称呼她。她认为她虽然重视徐梵澄才华,“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作高级雇工使用的:不开工资,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书,出版后,也不给分文稿费,甚至书也不给一本的。”她去世后,学院衰败,“梵澄先生才争得了归国的机会。” 连宾馆钱也付不起 扬之水愤愤不平有其依据。1978年,徐梵澄回到中国,临走前身无分文,只有一张机票。他到大使馆,听说他是鲁迅和毛泽东的学生,又写得一手文情并茂书信,虽无国籍,工作人员对他客气,护照办成。抵达香港,却因为1949年以后不曾入住中国,需要签证,回家日期又被蹉跎,还好香港朋友邵嘉猷资助,处理大小事,最后徐梵澄安然无恙抵达长沙三哥家。 家人不知怎么处理这位一贫如洗的归国学人,徐梵澄连宾馆钱也付不起。最后长沙市外办出面解决,将这位老侨胞安顿在市委招待所。孙波的《徐梵澄传》叙述这一段尴尬行程。 最后联络上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好朋友冯至和贺麟,徐梵澄的学术地位被抬高至大师等级。他被安排到任继愈领导下社科院宗教所,院里无权任命一级研究员,他被定为一级半研究员。虽低冯至和贺麟半级,但是两位老友对他关怀备至,以他华侨身分,将月工资定为500元人民币,成为当时社科院中薪水最高研究员。社科院也答应徐梵澄要求:不参加政治学习,不带研究生,不接受任何采访。 淡泊惯了。“先生居室的简单。大概是我所有认识的人中之最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朝南的书房内,一张书桌,两个小书架,两个沙发,还有两个上了锁的立橱,仅此而已,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电视机、音响之类的……朝北的一间,也是书房,桌上笔墨纸砚,旁边还有一盘未下完的围棋。”这是陆灏对他居所的描述。 加一则有关马新小事。1973年,“母亲”病逝,修道院停止出版工作,他的生活大不如前,闲时重温古典,以优美笔调,叙述苍凉而感伤的故事,发表在马新华文报纸上。之前编辑频频来信索稿,说写什么登什么,并且稿酬优厚。虽所得无多,但不失为小补。 他告诉扬之水,他的几组文章“希腊古典重温”、“澄庐文议”、“谈书”,都是当时书写。有一次友人将新加坡《星洲日报》剪报寄给他,发现编辑把“梵”写为“焚”,一字弄错,意思大变,真是由“静”趋“动”,由“生”至“死”了。初觉滑稽,忽而又觉此中有歪打正着理趣。他说:“善哉,此等文字,焚之可也。”
7月前
1921年泰戈尔用所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创办泰戈尔国际大学。1937年,谭云山受他所托,设立中国学院,蔡元培和戴季陶领导的中印学会协助募捐,所需基金最终到位。1945年12月,徐梵澄乘军用飞机到中国学院任教,同行者包括常任侠。郭沫若和郑振铎送行,机舱门临关合时,郭沫若喊“要取真经回来。” 此去33年,不受内战以及各种各样运动波及,何尝不是幸事。院长谭云山经历丰富,其中1924年至1928年间在马新活跃。马仑《马华文艺脉搏》有章节论其文学活动,指谭云山诗集《海畔》是新马华文坛第二部新诗集,意义特殊。不过谭云山重心始终在教育与研究,他先在新加坡工商学校、麻坡中华学校教书,又在瓜拉丁加奴中华维新小学担任校长,最终一站为峇株巴辖,帮忙创办爱群女学,后来成为其夫人的陈乃蔚为第一任校长。谭云山在印度活跃超过30年,和徐梵澄都有现代玄奘称号,但是方向有异,谭云山为募款经常中印来回,徐梵澄只专心教学和著述。 我读谷林〈醰醰多古情〉而知徐梵澄,后来又读扬之水和陆灏合著《梵澄先生》描绘他晚年生活,印象慢慢累积。孙波2009年出版,2019年再版,字数38万的《徐梵澄传》,更是一部让我有机会走近这位纯粹学者心灵的力作。 “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这是萧军诗句,徐梵澄在〈蓬屋说诗〉中说“苍生霖雨,气魄浩大,而谦谦君子,自谓身轻”,此两句让他“触目惊心”。云彩下完雨后消逝无踪,这是自然规律,人该还原做天下雨,轻盈洒脱。孙波说他写《徐梵澄传》,目的是体会“超越与会通的学术意义和人生境界”。 徐梵澄是多语学者,精通英、德、法、梵、拉丁、希腊、印度等多种语文。他的侄儿徐崇善在〈怀念吾叔徐梵澄〉说二战时在乡下,徐梵澄天天读书,晚辈不得打扰,有一段时间自修法文,“抱着一部法文字典,逐句逐字地死记硬背。”1949年底,徐梵澄转到梵文教研中心贝纳尼斯,他在海德堡大学念书时已习梵文,觉得方法不对,于是重新开始,跟小时候读经书一样,靠熟读、背诵,然后再理解。“学得苦呀”,他说。但是值得。在学问路上,不走捷径,印度古代经典50种《奥义书》,他有效地由梵文译成中文,靠的是基本功。徐梵澄另一让人珍惜的成果是翻译室利·阿罗频多所有哲学、瑜伽和社会学著作。 柏拉图式恋爱 孙波花大篇幅叙述他和游云山感情。游云山小徐梵澄3岁,广东南海人,毕业于香港丽精美术学院,后投入岭南画祖高剑父门下,二战时,避居桂林,有一次往长沙写生,将战迹画作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其中在桂林湘雅医学院速写的两幅被日军炸得稀烂的校园,感动不少人,后来她受邀在重庆举行画展,画坛地位由此奠定。 游云山于1948年到中国学院执教,她和徐梵澄一见如故。从相识到相知,话题不断,感情行云流水似增长,孙波以游云山的散文与徐梵澄的诗作,印证二人经常寄意,相伴相行。1949年国民党兵败,泰戈尔大学中国学者资助经费中断,有回大陆者,有往台湾者,有往海外者,她选择和徐梵澄同进退,二人据说曾经在加尔各答华文报登载结婚启事,但是他们在文字的互动只提及“同心侣”,未提过婚姻。孙波所叙述二人关系,更像柏拉图式恋爱。二人后来同到阿罗频多学院工作,8个月后,游云山回香港,启程那天是1951年10月4日,阴云天气。 终究有缘无分。孙波举分手原因,虽都精通佛学,但徐重视学理,游在意佛法实践。游的老师高剑父有浓厚国民党背景,游受影响,也是三民主义信徒。徐性格内向,一直是非党非帮非派非伙之人。后来游以母亲病重,需回去照顾,将这段感情画下休止符。 1948年游云山曾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过画展,我之所以跳不开二人恋情一段,因为游云山即是马来西亚不少人熟悉的晓云法师,弟子众多。她于1958年出家,1990年于台湾创办华梵工学院,后改名华梵大学。2018年12月,在她圆寂14年后,她的弟子将她38幅禅画,在麻坡展出一星期,《中国报》报导时说她“遗风长驻”。 晓云法师2000年在台湾71画龄回顾展中,展出旧作,其中有徐梵澄题诗。2007年,孙波到台湾游学,看到其80岁时所作《秋林图》中,抄徐梵澄诗句:“深林宴坐妨人觉,红叶如花乱扑衣。”
8月前
“鲁迅去世后,停放在万国殡仪馆的小房间时,梵澄一清早就去吊唁,悲伤至极,泣不成声,当时他告诉许广平,鲁迅给他的信,可以集成厚厚一本。”这是赵家璧在《文坛故旧录》所记。赵家璧在《编辑忆旧》也提徐梵澄。他说鲁迅晚年十分看重周文、葛琴及徐梵澄,为他们改稿写序。周文1952年去世,葛琴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致残,只有徐梵澄长寿平安。 鲁迅宠爱徐梵澄,他告诉许广平“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赵家璧说他收鲁迅49封信,其中8封谈徐梵澄所译《尼采自传》。徐梵澄写有〈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长2万字,眼高手高,文气飘逸,灵光处处,隽永耐读。 赵家璧说鲁迅死后,徐梵澄“杳无音讯”。原来侨居印度33年,从事教学、著述与翻译。1979年回国,受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样大隐于市,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他终身未婚,甘于淡泊,饮食起居自己料理,不收生,不立门派,独来独往。扬之水和陆灏因为编者身分,和徐梵澄来往频密,二人在2009年合著一本小书《梵澄先生》。 徐梵澄用英文介绍中国文明,著作包括《周子通书》、《肇论》、《唯识菁华》、《易大传——新儒家入门》,又用中文介绍西方文化,翻译《尼采自传》和《苏鲁支语录》等书。他在印度文明造诣更少有学者可以匹比,中译印度哲学经典有《神圣人生论》、《综合瑜伽论》、《五十奥义书》等书。悠悠人生,视一切偶然。他告诉扬之水,他并“没有匡世救国的心,不过求学问,求真理,一日不懈此志罢了,又引了鲁迅的那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徐梵澄常写古诗,扬之水爱“落花轻拍肩,独行悄已觉”一句,说“很有韵味”。徐梵澄身材瘦高,爱散步,人和诗,学问和悲喜,处处引人联想。 最可贵的是可掌握意愿 虽然担当得起重量级学者称呼,著作曲高和寡却可以预见。俗名因为鲁迅关系,稍有提升。20岁时,写杂文和短篇小说,寄给鲁迅,经推荐后刊登。到鲁迅家,目的为领稿费,却更爱听教诲。他启程到德国留学前一天,向鲁迅告别,不断出现沉默时刻。鲁迅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钞票,说是所存稿费,却比平时增加。走时鲁迅送到大门口,他鞠躬,一伸身,鲁迅突然目光辉射,执着他右手猛然一握,“我感到那手力极强。这是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我吃了一惊,便分别了。那一握,是教示,是勉励,使人精神振起,要努力,要争气,要在外国好好读书。”徐梵澄说。 1929年8月,徐梵澄入海德堡大学。鲁迅托他代购版画及书刊,徐梵澄所选,皆为精品。二人信中内容,虽有不少涉及银钱、书画汇收之事,但是讨论艺术品之余,可看到美学造诣。徐梵澄在大学选修几门艺术课,闲中学习版画创作。鲁迅珍藏版画中有6幅徐梵澄作品,其中一幅鲁迅中年半身像,用在鲁迅编译《一天的工作》包封上。鲁迅“两眼炯炯有神,突出中式长袍衣领上的两颗盘纽,刀法粗矿有力,颇有特色。”负责编辑的赵家璧说。 徐梵澄有不同常人作风,鲁迅欣然接受。鲁迅推荐徐梵澄杂文时说他“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作短评,颇似尼采”。徐梵澄要求保留原稿,鲁迅请许广平代劳,抄了几次许广平发牢骚,鲁迅只好亲自动手。他向《自由谈》编辑黎烈文求助,说抄录费力费时,“忙时殊以为苦,不知馆内有人抄写否?”徐梵澄不知自己要求造成鲁迅困扰,他以为鲁迅身为大作家必有助手,原来是两老代劳。徐梵澄说他自己“真该死”。 鲁迅的信不幸在抗日战争时,和徐梵澄藏书同时丧失。徐梵澄记忆力超强,“信中的话,格言似的,当时揣摩很久,所以记得。”〈星花旧影〉共引述14封来信内容。 第2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贫贱而肆志,富贵则骄人,中国现在嚷口号的人,大致皆有此病。”徐梵澄说鲁迅在谈话中,多次讲到有些革命人士,成了反革命者,怎样“用他人的血来洗自己的手”。鲁迅校刊过《嵇中散集》,将嵇康诗句“贵得肆志,纵心无悔”改动,嵇康原意说人生最难能可贵的是可以随心所欲掌握意愿,无怨无悔追求理想。徐梵澄说他“自抚生平,从来未尝富贵过。处贫贱是其常情,也未曾怎样肆志。”我忍不住用毛笔将嵇康诗句抄了下来,虽然知道所谓境界,常常知易达难。
8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