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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医生

1月前
3月前
母亲自4月开始身体感觉不适,主要是胃口不佳,食欲不振。起初我们以为就像过去一样,是一般因高龄和三高所引起的毛病,就带她到普通的诊所就医。经医生诊断是甲状腺功能异常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开了一些药回家遵照服用,我们都乐观地以为,服药后就会痊愈。可是看了数次医生,也服了一段时间的药,病情依旧没有好转,且精神状态明显下滑,我们就将她送进专科医院检查并留院就医。 就这样开始了住院的治疗,四个多月内进出3家医院四次,看了7位专科医生,用了医院几乎所有有关母亲病情的治疗仪器,从抽血验尿,全身X光检查,磁共振造像MRI,超音波扫描Ultra Sound Scan,电脑断层扫描CT Scan,正电子发射断层加电脑断层扫描PET-CT Scan,抽取骨髓 Bone marrow,内窥镜endoscope等等,可是结果仍然是无法检查出母亲的病因。 最后医生同意让母亲出院回家养病,同时建议寻求心理医生的治疗。 母亲身体虽然肥胖,喜爱甜食,又不爱运动,但一向健康,可以长时间行走都不觉疲倦,上3层楼的楼梯也不会气喘,食量也大。 正如几乎所有亲戚朋友都说,爸爸突然离世带给妈妈的打击,是打从心理所引发的健康问题。我们把这些都交给医生。医生的经验和专业更胜于众口一词。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心理医生也认为这纯粹是生理上的疾病。 当食欲下降到最低点时,几乎就是靠吊点滴维持着身体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我们也找中医针灸,推拿,远红外线等的治疗,依然无法找出病原。所有的努力最终尽是徒劳,换个束手无策。 眼见食欲每况愈下,连行动都受到了影响,站立与行走逐渐困难,到了令人担心的地步。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醒来我都担心妈妈的病情变得更严重,更害怕她无法站立,每天都是一次心理临界的冲击。 过多关心反而是负担 期间很多亲戚朋友给了很多说法和意见,在这个时候家属本身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并听从及配合医生的治疗,而切忌病急乱投医,或接受一些偏方治疗。 陪伴母亲抗病的过程也让我们理解到,除了医生和药物,家人的陪伴非常重要,让妈妈心情得到安慰,聊天和倾听更是精神良药。病情固然无法在短期间好转,但逐渐会往正面的方向发展。 回想起母亲住院期间,舅舅阿姨等亲人说要来探访,可是她一口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而且态度坚定。母亲的拒绝让我了解到,病者未必喜欢有人探访,或许是不想让人看见自己的病容,或避免对病情有过多的踹测和意见;又或是对病情改善其实没有任何帮助,徒增打扰,病者更需要安静疗养。 而我想起近期许多朋友生病需要进院留医,作为朋友,我们难免会关心一番,而且都希望亲自前往探病,以为这就是给予最好最温暖的关心。从母亲的反应来看,其实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再者,我们去探访病者,应该带着怎样的态度?又如何面对病人?尤其是重病患者。用语言安慰吗?给有关病情意见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太多非专业的道听途说反而干扰治疗)嬉笑哈哈一番然后潇洒离去吗?还是纯粹只是打个照面表示我曾经来过? 其实每次去医院探访生病的朋友都是一次心理考验,总是觉得如果可以也尽量避免这么做,除非是自己的亲人。因为我知道自己面对病人的时候往往不善于控制情绪。真情流露是不是会给病人或家属带来更大的情绪困扰?对病情是否有影响,或让病情恶化?对此种种我只持有保留的态度,或距离。 另外有一种令人更反感的情况,就是有些人去探病之后,就对外界大肆形容病人的病情,其实这是对病人与家人的极度不尊重,更是伤害。更可怕的是还有人上载病人的病容,以为这样叫作关心,以为这样公告天下就是功德无量。 病人其实需要保护,须多留一些空间。家属陪伴就是最好的治疗方式,外人过多关心反而是负担。 或许这就是年龄的领悟。
8月前
10月前
12月前
1年前
某亲戚感染Covid-19,身体无碍,倒是心理状态濒临崩溃,食不下咽,夜不成眠,每天鬼画符般练习签名,说是要临死前赶快把财产过户给子孙。多日以后出现吞咽障碍的症候,我们赶忙先领他去看肠胃科,确定没有肿瘤硬块,再半哄半骗带他看心理医生。 医生向他递出一张白纸,再涂上一粒黑点,问他这张纸的颜色。 亲戚毫不犹豫回答:“白色。” “你的人生原本也是一大张白纸,为何非得紧盯那颗黑点不放?”亲戚听罢,渐次豁然。在场陪同的家人,仿佛也上了一堂宝贵的心理疗程,解开各自的心结,亲戚当日虽被诊断患上恐慌症,回到家,却在沙发上睡得特别沉。适逢雨季,雨声轻柔得像一首摇篮曲。 多思多想的性格在我们的家族血脉中流传。那些说予亲戚的安慰话语,其实也适合说给自己听。也许同类间能彼此感知,成长路上,总是有易焦虑的灵魂向我吐露心声。我们彼此取暖,深知对方都只是想要有一个人,来支持心中那些较为乐观的想法。 岁月多磨难,偶尔厌恶那颗黑点,偶尔又惧怕交白卷。但日后再见一张白纸,我总会想起那个医生说话时自带的沉稳,避免重坠那个渺小却噬人的思维黑洞。年末,时光再度递来一张新纸,希望多思多想的性格,转而助我在空白纸页挥洒线条与色彩。 白纸于我,竟有了安慰剂的疗效。
2年前
闹钟响起,将手伸向一旁,一阵摸索后找到手机,贴到眼前,眯着眼寻找关闭闹钟的字眼。耳朵舒坦后接着闭上眼睛,赖在床上,半晌后才缓缓起身,将脸贴近床头柜,详细地寻找。终于找到了! 戴上我最亲密的伙伴,世界模糊的面貌变得清晰,这就是我每天起床的打开方式。我是其他人口中的书呆子,自小学一年级开始,我的脸上就挂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由于高度近视,我的目光变得十分呆滞,看着就是呆呆的,这是他人对我的统一评价。 我是一名中三的学生,今年我的近视度数达到了1070度,镜片的厚度更是厚得出乎我的意料。也许是视力模糊不清的关系,我从小特别怕生,尤其是父母离异后,我一度被怀疑是自闭症,甚至被安排与儿童心理医生预约。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有趣,毕竟年幼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知道一直有许多模糊的脸孔在逗我,当下的我感到十分恐惧,因此更加抗拒,越是抗拒,大人们越不理解我的行为。 发现我近视是在6岁的时候,粗线条的母亲仍旧带着我四处奔波,希望遇上一个可以让我开口说话的贵人。6岁那年,妈妈的贵人没有出现,我的贵人却出现了。我在外地工作的舅舅回家过年,由于舅舅对此颇有研究,考虑到家中大部分成员都患有近视,他当即建议妈妈带我去检测。 当验光师一遍遍的询问:“1还是2比较清楚?”我紧张得不行,但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检测结果出来时,妈妈吃了一惊:“哇,度数怎么那么高!”6岁的孩子患有790度的高度近视,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们要用怜悯的眼神望着我,只知道眼镜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很多时候大家总是用自己的观点来解析别人,甚至是将自己的看法强行套在其他人的身上。一如母亲认为我患有自闭,更如大家对我表露出的怜悯。我生性害羞,搭配上厚厚的黑框眼镜让小学的老师对我格外注意,害怕我被其他小学生排挤。而事实上的确如此,但原因却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毕竟小学生的心思总是难以捉摸,而人的本性亦是叛逆的。 答案就在我们的心中 开学不久,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特意安排我坐在课室最前面位置,老师的桌子旁边。碍于我当时遗传了家族的优良基因,小学时已是全班最高的学生,老师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大家认为老师偏爱我,精英班里的孩子就是这么的敏感。现在回想,老师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善意,带给我更大的不幸——六年的小学生涯中被其他学生孤立。这也许听来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小学教师常常会不小心伤害了学生,这就是好心办了坏事啊! 说来,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会有好心办了坏事的时候,毕竟人的一生如此漫长而古人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初中时初次学习这名句精华,我不禁动容,这何尝不是我们的写照?我不免佩服起古人的智慧竟然能将人生看得如此透彻。回想这度过的岁日,我不免泪止不住的滴落,这曾经我又伤害过了多少人啊? 幼儿时期,妈妈不断循循善诱,希望我可以参与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做游戏,作为回报,我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不肯离开母亲,一直持续到小学,这期间母亲为我操碎了心。哥哥姐姐与我去附近巴刹的小卖部买零食,小小的我在小小的广场乱窜,哥哥和姐姐着急地找我。傍晚时分,他们战战兢兢地回家想着如何告诉妈妈我失踪了,回家后却发现,邻居的马来姐姐见我迷了路,将我带回了家。我没敢告诉妈妈,这是因为我自己乱跑导致的迷路,妈妈责罚哥哥姐姐,不许他们吃晚饭,我心虚得不敢抬头看他们。 多年后,一次偶然提起,我发现他们早已忘记,而这沉重的回忆压在我的心底,使得我几近无法呼吸。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当年的行为,竟会让我背负如此的心理负担,彼时道歉已不受用了,我情愿被当事人责骂也不想换来一句轻轻的“算了吧,我已经忘了。” 多年后想起,也罢,人的一生注定会犯下或大或小的错误,亦是这些错误造就更好的自己。但是每一个犯下的,无心的,有意的,都应该被原谅吗?透过厚厚的镜片,我仿佛看到了我的心,彼时,我轻叩我心门,聆听着心底的答复。也许这个问题,早已有了答案,答案就在我们的心中,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妨静下心来,细细倾听心里的话语,闭上双眼,你会知道答案的。只是我想这个答案,我怕得用一生的时间去探讨了。
2年前
坐在我面前的她,身子修长瘦削,头发理得特别短。在陌生人眼中,她应该是个神秘帅气的中年女人。尤其那双历经风霜的眼睛,透射出坦然沉静又坚定执着的眼神。 但证件照片上的她和现在是完全两个样子。我翻译过她的资料,清楚她的来历,所以理解她外型上的变化,而且不免动了恻隐之心。 她在申请难民资格的文件中以洋洋数千字记载了一段戏剧性的故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一件事故引发另一件更严重的事故,堆叠在一起,像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般将她的人生推向无从逆转的结果,最终甚至被处以监禁的判决。 愤怒吞噬心灵,满腹怨气无处发泄,累积久了,或化为病因。她在监禁期间被诊断患上癌症,第三期。那利落平头,正是化疗的后果。 今天的面谈开始,她说起她的故事。我可以感受得到她在说每一句话时的愤慨,她对体制的怨恨,对加害者的仇视,对身世遭际的不平。 我记得上司曾在培训期间告诉我,“如果发言人语气不好,你得把‘他有些生气’的意思转达出来,让别的人知道他很生气,甚至说了脏话。” 不过,脏话不必翻译。 身为口译员的我一贯冷静,但过程中差点失神,甚至幻想自己紧紧抓住她双肩,劝她说天地何其大,穷一生愤恨不平,除了把负能量丢给别人,自己也不能因此减轻痛苦。何不放下执念,挥别郁结,这样或许才有痊愈的可能,和孩子展开另一段新的人生。 面谈结束。她依旧愤懑,我的心情变得很糟。 读过一篇研究论文,探讨口译员和发言人的情绪同化,以及口译员如何接受并传达发言人发言内容所夹带的情绪。口译员若天天接触情绪化内容,也容易产生职业过劳。情绪处理,是口译员必须掌握的心理要素。 联合国难民署曾经给员工安排心理辅导课程,请心理医生来教我们如何排解情绪压力,其中一个方法是冥想,以此放松身心,摆脱负面情绪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负面情绪时而像波浪,一波浪来,一波浪去,但来得快也去得块。但更多时候它们像连绵阴雨,把人笼罩于一片湿气之中,潮湿久了,会留下难看的霉斑。 今天下班后,带着一身湿气,我在回家途中毅然决定下车,到访曼谷一家叫汤之森的日式温泉馆。我和一群穿着短袖衬衫深色领带的日本上班族,在更衣室里逐一褪去身上衣物,然后赤裸裸地沉浸在水池氤氲之中。忘了向心理医生询问冥想的方式,但或许这样可以让我身心被淘濯清净,重拾干爽轻盈。   更多文章: 彭健伟/最后输在脾气 彭健伟/选择的余地 彭健伟/落难的诺贝尔奖夫妻档 彭健伟/一种语言,一种世界观 彭健伟/这长廊看不到尽头  
2年前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