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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癌

2星期前
1月前
  (八打灵再也24日讯)男子在狮城打拼,后来因为患上癌症在当地医病而花光积蓄,最后更被逼离职返马养病,当他获悉本地政府医院收费免费时,激动得当场哭了! 临床肿瘤学医生纳兹拉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分享,指自己遇到了一名常年在狮城工作的大马男子,对方虽然患上癌症,但为了生计而被迫留在当地接受治疗,结果导致他的积蓄全部花光,最终更需要离职回到大马养病。 “当他第一次前来复诊接受磁共振成像(MRI)检查时,一开口就询问花费是多少?” “当我告知是免费时,他听了当场流下眼泪,并且对政府提供的合理收费感到感激不已。” 她认为,在全球医疗成本逐年攀升情况下,大马政府医疗体系仍然提供国人卓越的医疗服务和可负担的医疗费,完全照顾到低下阶层的人民,国人应该心存感激! 上述帖文上传社交媒体后,引起网民的热议,纷纷对于政府医疗体系的收费“大开眼界”。 一名男子就分享说,自己的妻子在政府医院接受囊肿(Cyst)切除手术时,原本的医药费是600令吉,然而在付费时却只需付还16令吉,让他整个人被惊吓到了。 该男子还说,“政府没有全面把医疗体系私营化,让我们这些低层的国人受惠无穷,不然我的荷包真的受不了。” 也有网民指出,他曾经在不同的国家接受医疗服务,让他深深体验到国外医疗设施和专业的短缺,导致当地的医疗费用昂贵。 “我只能说身为大马人,让我充满感恩心,可以在合理的价格内接受完善的医疗服务。 “这些所谓免费的医疗,实际上也是感谢那些辛苦工作的国人,透过缴付所得税,才能换取人民获得如此的待遇。”   在大马的政府医疗机构,人民普遍只需支付1令吉的象征性收费,就能得到合理的诊治,免费领取药物。 虽说大马的政府医疗体系未必是最好的,但与其他国家的医疗体系相比,政府的确能够为所有国人提供“人人都可接受治疗”的保障。 不仅如此,大马的政府医疗体系曾在全球最佳医疗国家中,连续三年名列榜首。这项排名的考核与排名,是以医疗费用、医疗设施、医生与护理人员配比等各种指标为依据。 其实无论是医疗机构的硬体设备或是医生的专业技能与操守,马来西亚都可媲美各大先进国家。加上马币汇率偏低,让马来西亚成为各国人民偏爱的全球医疗旅游目的地。      
3月前
(新加坡18日讯)74岁的郑玉冰曾经因为照顾智障的儿子和患癌的丈夫而失去自我,生活压抑的她甚至患过忧郁症。但她成为义工后渐渐走出阴影,现在的她与受益人交流时笑脸迎人,和过去判若两人。 郑玉冰接受《8视界新闻网》的访问时说,她与丈夫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在小学三年级被诊断患有智力障碍,需要念特别学校。 她的丈夫在51岁时患上血癌,3年后过世;她的家婆则在过去20多年因行动不方便,起居饮食冲凉上厕所都需要郑玉冰代劳。 这些年来,守护着家人的郑玉冰似乎一直在为别人付出,渐渐失去自我。 郑玉冰说,当年发现儿子智力有障碍后,曾遭旁人冷言冷语。除了外出被路人以迟钝、傻瓜、笨蛋等字眼指指点点取笑,儿子也曾经常常被旁人欺负。 “因为他当时还不懂事,念幼儿园的时候在课堂上跑来跑去,被其他家长投诉,我只能流眼泪,除了责怪他还当众‘打’他,这些心酸只有自己知道。” 之后,丈夫突然患了血癌,原本是一名家庭主妇的郑玉冰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开始任职清洁工。她陪丈夫进行化疗后,就得赶去上班,打扫他人的住家。 “我丈夫原本是工程师,但是患癌后就没办法工作了,我靠打扫住家一周做足7天,否则生活费没有着落。” 丈夫离世后,她继续以当清洁工为生,一人工作养大两名儿女和家婆。为了供女儿念大学,她也不惜向人借钱。 到了70多岁,郑玉冰的家婆开始行动不便,郑玉冰得为她冲凉、扶她上厕所、洗衣煮饭,同时继续工作,直到家婆去年过世。 这些年来,郑玉冰生活得十分压抑,她形容自己时常闷闷不乐,整个人空闲时都“傻乎乎”地愣在那里,感觉失去自我。 直到两三年前,她偶然加入全欣社会服务(Allkin Singapore)担任义工,陪年长受益人聊天玩游戏,生活变得更充实,也逐渐变得更开朗。 郑玉冰一周会到全欣社会服务中心两三次,每次会去帮忙半天。她的儿子目前在服装店工作,偶尔会和母亲一起做义工;女儿也成家立业,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
3月前
4月前
一场癌症,让一名原本终日与缝纫机为伴的车衣女工,转换身份成为广场舞指导老师,义务性地带领着数十名新村妇女学习各种舞步,成为她自己都从未想过的“老师”。 尽管抗癌之旅已有7年,癌细胞已扩散到骨头,她如今正在接受化疗,依旧乐观地看待生活,并继续积极地带领妇女们跳舞及统筹各种活动,让大家活得更加精彩。 这位老师就是来自东甲县砂益新村56岁的李丽萍。 每天清晨7时至8时许,砂益新村游乐场的空地上总会看到数十位妇女在李丽萍的带领下,随着音乐跳起充满活力的舞蹈。 除了头上戴着一顶遮盖因化疗而头发脱落的帽子外,李丽萍在其他方面看起来与他人并无两样。她动作敏捷,言语中气十足,不时穿梭在队伍之间纠正妇女们的动作。 这一切都属于义务与自愿性质,李丽萍与妇女们还为队伍取名“欢乐健身操”团队,并在周年庆和节庆日,如母亲节、中秋节及农历新年等举办活动,让姐妹们欢聚一堂。 李丽萍甚至曾带领团员参加舞蹈比赛及各种交流活动,为妇女们在新村平凡的生活增添色彩,同时展示了她对生命的积极态度。 这支团队目前有超过40人,从40多岁到80多岁都有,惟大家跳起舞来依旧活力四射。 说起欢乐健身操团队,就不得不从李丽萍的患癌经过说起。 与丈夫育有3名孩子的李丽萍是在2017年杪,因乳房有颗粒而到医院检查,并被证实患上乳癌,她在震惊之际当机立断地选择动手术。 为了不让家人孩子担心,全家就只有丈夫知道她的情况。怎知道,当她从手术中苏醒后,却看到孩子站在床前,在新加坡工作的女儿也决定带她到新加坡治疗。 “我当时是第四期乳癌,我曾问医生我还有多久时间,医生称要看有没有钱;但新加坡的医生却鼓励我说不要被‘第四期’吓到,并指如果可以,活个20年都没有问题。” 她坦言,新加坡医生的话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她也决定辞去车衣厂的工作,专心在家与癌症对抗。 然而,她在数个月后开始感到无所事事,就约了2名朋友一起到游乐场的草场上跳舞,此决定也让她走向了“广场舞老师”之路。 李丽萍披露,在与朋友跳了一段时间后,开始有人感到好奇及要求加入,她都无任欢迎,之后队伍慢慢壮大,当中包括数名友族妇女。 她笑称,越来越多妇女加入时,大家都惊讶“原来砂益还有这么多妇女”。 李丽萍与朋友第一次到草场跳舞是在2018年10月16日,此日期也成为“欢乐健身操”的周年纪念日。 李丽萍在患癌之前是不择不扣的工作狂,每天加班加点,周末为了获得双倍薪金也选择上班,由于大部分时间都在车衣厂,丈夫就曾建议她“干脆搬到车衣厂去住”。 患癌之后,她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是受癌症所困,而是因为跳舞而变得更加精彩。 李丽萍向来喜欢跳舞,曾到东甲学习舞蹈,并掌握一定的舞蹈技巧,因此,教导广场舞难不倒她。 她披露,她与朋友开始时是随性地跳,人数增加后才比较系统化地进行,包括准备音响系统、教导舞步及举办活动等。 尽管如此,她从没有以“老师”的身份自居。“我不是什么老师,只是带动她们跳舞,我教的舞蹈也是从网上学来的,是她们相信我才跟着我一起跳舞。” 她自称从小因有自卑感,较少参与社交活动,才会一直拼命工作,然而舞蹈却让她的生命有了不同的机遇,不只更加充实,也收获了真挚的友谊。 多年以来,李丽萍都义务性带领团员们舞蹈,有团员曾建议她收取费用,但她却只想单纯地与大家一起跳舞而拒绝,也不愿注册成为社团组织。 她表示,自己非常享受跳舞的时光,看到妇女们肯一大早主动聚集一起跳舞,大家都非常开心;倘若收费或注册成为社团,或许就会影响这种纯粹的快乐。 “就如最初的时候,有想加入的妇女询问是否要缴费,我都回答说:不用,大家开心就好。” 至于活动或聚会的费用,她指大家会依能力出钱或贡献食物与大家共享,而一些经济能力较好的团员也非常支持该团的活动,包括在5周年庆时,关氏家族报效该团衣服。 除了跳舞,丽萍还会带着团员们参加各种活动及交流会,让大家扩大生活圈子,生活更丰富多姿。 “与其说我教团员们舞蹈,不如说他们也在陪着我一起健身。” 李丽萍指出,这些年有这么多团员的陪伴,是她勇往直前的推动力,所以她无须团员们言谢,只希望大家能继续一起跳舞,从中获得快乐与健康。 “我有时难免担心病况,但想到有家人和这群姐妹的支持,我就不再多想,告诉自己面对就好。” 目前丽萍每3周需化疗一次,每次化疗后的1周总会感到比较疲累,惟她还是尽量到场旁观团员们跳舞及给予指点,第二周体力及精神恢复后才会教新的舞蹈。 “我会把新舞蹈的视频分享在群组里,让大家在家也能练习,也更容易吸收。” 她表示,团员们都知道她的情况,也很体谅她,会主动分担一些工作,包括当她不在时会安排音响及一起跳舞;还有团员在她化疗期间包红包给她作为鼓励,令她动容。 她形容,“欢乐健身操”团队就犹如她的孩子,她不会也不舍得放弃,毕竟该团队已成为她的精神寄托,带给她许多满足感;最重要的是,与妇女姐妹们一起跳舞是大家非常开心的时光。
4月前
(新加坡15日讯)主仆情深13年,甚至把她当成女儿!女佣患脑癌,好心雇主不仅帮忙付7万元(新币,下同;约24万3789令吉)医药费,还请了另一个女佣来照顾患癌的她。 《新明日报》报道,雇主陈代美(60岁)与她来自印尼的女佣普尔瓦蒂(50岁)相识超过15年,瓦蒂则为她打工了13年左右。 陈代美昨天受访时讲述了瓦蒂病发前后的经过。她指今年大年初一,瓦蒂本想为她泡咖啡,但头疼得直不起身。“瓦蒂平时不娇弱,当时我吓了一跳。” 她说,那天是周末,她的丈夫李于靖(58岁,电信公司高管)把车开去教堂做礼拜,所以她打了好几通电话,丈夫才意识到情况紧急。两人随后将瓦蒂送往中央医院急诊部。 “瓦蒂脑中有颗2.9公分的肿瘤,位置很深,情况危急。她入院第二天因脑压过高做了开颅手术,后续还有一次手术、电疗和化疗。” 陈代美指出,瓦蒂的总治疗费用约13万元(约45万2751令吉),其中6万元(约20万8962令吉)可向保险索赔,剩余的7万元由她和丈夫支付。 她指瓦蒂现在病情严重,她于是请了一名缅甸籍女佣来照顾瓦蒂,同时帮忙打理家务。 继续给女佣发薪水 接家人到狮城望她 继续给她发薪水,也把女佣家人接到新加坡探望她。 瓦蒂昨天用印尼话向记者表达了对女雇主的感激之情。她透露,因为女雇主相信人在生病时最需要家人的呵护与陪伴,所以在她第一次开刀后,女雇主便将她的哥哥与丈夫接过来新加坡,让他们在家中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瓦蒂的丈夫和哥哥回乡过年,之后她指女雇主又再次将她丈夫接来新加坡。且这段期间还继续给她发薪水。 陈代美表示:“我知道家人的陪伴与支持是很重要的。我父亲生病的那段期间,恰逢疫情暴发之际,我很遗憾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去台湾看我父亲。” 女佣回印尼结婚 女雇主出钱办婚礼 当年女佣回印尼结婚,女雇主还出钱为她办婚礼,女佣称对雇主无以为报。 瓦蒂指出,陈代美十分疼爱她,甚至把她当女儿。她指2012年回乡结婚时,陈代美也特意一同飞到她的家乡东爪哇待了5天,见证了她的婚礼。甚至还出钱为她办乡下最豪华的婚礼。 当记者问陈代美为何如此对待瓦蒂时,陈代美表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她能力范围内,而且是微不足道的。 “我小时候看到外国修女和神父如何放下一切,去异国帮助弱势群体,直到生命尽头。这一场景至今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我也是一名基督徒,我希望将这种爱传扬下去。”   陈代美也对中央医院的医疗团队表示感恩,称医护人员不仅医术精湛,还鼓励瓦蒂保持乐观,早日康复。
4月前
4月前
4月前
  (八打灵再也29日讯)一名女子结婚初期过着甜蜜幸福的生活,直到她被诊断出患上第二期乳腺癌后,婚姻出现裂痕,最后以离婚收场。 根据医生的预期,这位名叫诺拉的33岁女子,经过6个月的治疗后已完全康复。 然而,因为药物不适合她,所以又要继续治疗一年。 更令人心碎的是,诺拉还被诊断出患有卵巢囊肿病,需要进行手术。 根据《大都会日报》报道,虽然现在她已经完全康复,但两年多的时间里,与病魔斗争以及遭遇离婚,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诺拉忆述说,她的前夫在2015年发现她患有乳腺癌,那时候是他们结婚第二年。 她续称,当时医生预计化疗、电疗和手术等治疗只需6个月,之后她就能康复。 然而,当医生发现所给的药物不合适,需要更换另一种药物时,导致她的治疗需要被延长。 “之后情况更糟糕,我还因为卵巢囊肿接受了3次手术。那段时间,我无法工作,5年来,我必须往返医院,接受各种治疗,包括面对癌症治疗的副作用。” 她透露,在接受各种治疗期间,当时26岁的她无法工作。 “化疗等的癌症治疗会对身体和精神产生影响,包括疲劳、频繁呕吐和记忆力减退,这些副作用导致我无法工作。” “幸好,一开始我的丈夫愿意帮忙,而且我有保险(仅限住院),这可以减轻我的负担。” 她说,癌症治疗需要高昂的费用,这是导致她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因为只能靠丈夫一人工作,帮助她支付治疗费用。 “一开始一切都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经常吵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他(前夫)不爱把问题说出来。当冠病疫情来袭时,情况变得更糟,导致他(前夫的)生意受到影响。” 同时,诺拉坦言,她无法履行妻子的责任,也是导致他们夫妻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 “我的前夫表达了想要孩子的想法,但由于我还在接受各种治疗,当时很难实现他的愿望。”       她说,一对没有经验的年轻夫妇,接受这么大的考验,当然影响很大。 “我在抗癌时,得到了最亲近的人的支持,同时也遭遇家庭问题的考验。” 她表示,为了拯救婚姻,她和丈夫在2019年见了心理医生,接受心理治疗。 “当时,我的前夫才愿意说出,他因我患癌而承受的负担,这也给他带来了压力。” “当时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努力(治疗)其实已经太晚了,因为各种问题已经出现,更无法解决。这个治疗应该早点进行,让我们在身心理上有更好的准备,来面对这个艰难的考验。” 诺拉说,在一起近5年后,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在2021年与她离婚。 “我们本来打算早点离婚,即2020年,但因为冠病疫情,只能等到第二年才离婚。我承认这次离婚对我造成了创伤性影响,但我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真主的这一安排。”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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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前
7月前
7月前
(新加坡28日讯)从事卖报生意逾60年的新加坡“最勤劳报贩”因罹患大肠癌去世,但去世前依然关心时事和生意,经常拖着生病的身体到报摊看看。 祖籍潮州普宁的何裕音(前称何昱崧,阿崧)享年73岁,他于今早在儿子位于黄埔的住家安详去世。 儿子何耀伟(37岁)在住家受访指出,父亲从小就卖报,几十年来始终在这个领域打拼,直到去年12月因身体不适,送院检查时才惊悉已经罹患大肠癌第4期。 他说,父亲生前的生活非常简单,除了关心时事外,就是热爱听歌,他原本打算在今年退休后,就返回中国潮州老家看看,如今这个心愿再也无法完成。 他指父亲一直心系生意,即使在化疗期间,也会要孩子搀扶他到报摊看看,直到2月杪因情况恶化才没法再去。 7岁当报童 卖马票报帮补家用 阿菘曾被大家评为“全岛最勤劳的报贩”,他从7岁开始当报童,帮义母卖“马票报”以补贴家用。 11岁时,他在“大坡”“小坡”(牛车水、武吉士等)一带贩卖报纸,后来和朋友合作,将生意拓展到包括宏茂桥、大巴窑、后港和淡滨尼等,全盛时期,他们在全岛有300多个报摊。 过后他和伙伴分道扬镳,他就和亲兄弟合作重新出发。每天下午将报纸派发给客户后,晚上就会穿梭歌台、联络所、宴会等人多的地方卖报纸。 甚至在红星大奖期间,他也会帮忙拿投票箱,或是帮粉丝保留报纸等,而这些其实都是额外的工作。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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