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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世嫉俗

8月前
1年前
已经不在所谓的火地狱里,所以可以平和地说话。 在马来西亚开始当实习医生的前几个月,受了尤其亚洲国家常见的等级文化冲击,一边适应工作量与工作时长和休假日与薪金不相符的生活,和面对比从前更艰难的未来。A对我说,以我如此愤世嫉俗的态度,怎能在这样的职场走得长远。那时我不高兴地想,错的不是我的愤世嫉俗,是令我愤世嫉俗而没人觉得应该改变的事情。 原本很长远的路,结束在一份澳洲医院的入职通知书上。 我在远方的土地,感受了另一次完全相反的文化冲击。在澳洲,医生等级顺序基本分为:实习医生(Intern),住院医生(resident medical officer),主治医生(registrar),专科顾问医生(consultant)。工作的第一天,紧急部门的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和顾问医生对我特别友善,完全超出我的预料。他们耐心地引导我电脑操作系统,各种表格的所在处,解答我的困惑,甚至确保我的身分识别卡可以感应开启职员厕所的门。工作中场休息,恰巧和顾问医生一起在茶水间喝咖啡一边闲聊。我在如今看来可笑的诧异中思考,随意和顾问医生同桌毫无意图地聊天这回事发生在马来西亚的几率。我以为这样善良的开始只是意外的幸运,还悄悄问身边的同事,称呼比我们职位还高的老板们,真的可以直接用他们的名字吗。我们和住院和主治医生交谈,像朋友一样没有等级上的负担;和顾问医生交流,可以自如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虚心接受他们慷慨的教育,没有崇高或卑微,施舍或乞讨的错觉。就连其他同事如护士或药剂师通常直接呼唤医生们的名字,也只有少数病人会用“医生”为前缀地称呼我们。 相反,在马来西亚或者其他相似的亚洲国家,医生被赋予光环,被过于崇高化,以致在等级最上层的医生,被众人毕恭毕敬地对待,而他们也可以近乎为所欲为地因为大事或小事,有理由或没理由地对下属不给颜面地数落。由于工作性质关乎人命,处事严格和不容许错误或懒散的态度,完全可以被理解,也不是这里想讨论的事情。但碰多了上司不知何故发脾气的事故,让我想起1971年津巴多(Zimbardo)进行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在实验里,24位普通人被随机分配扮演监狱看守或囚犯的职责。才没几天,他们完全融入角色,扮演看守的变得嚣张甚至展现虐待倾向,囚犯忘了这只是角色扮演而没有抗议。在马来西亚,等级较高的医生如住院医生(medical officer),可以对实习医生大呼小叫,原因可以鸡毛蒜皮如为什么和他说话前没请安。他们处于比实习医生高的位子,感受到任意把情绪发泄在下属身上而无人管束的快感,肆无忌惮对下属下命令的权力,面目随着日子的叠加愈加不好看,人人敬而远之。 机会并不从天而降 到了新环境,面对健康的工作文化,合理的工作时长和薪金,有组织性的医疗系统,我不再有愤世嫉俗的理由。偶尔回想过去的经历,我会质疑自己有什么资格拥有相对非常优秀的一切。但是有一天,一位专科顾问医生对我说,you are an excellent intern, we are lucky to have you,让我察觉自己已经太内在化自我抨击和接收抨击,连建立自信和觉醒自我价值也需要被提醒和重新学习。 从前忙着想如何存活过每一天,现在可以生活在每一天,多了精神上的空间理解病人治疗方案背后的理由,也被教导为人医者该有的思考方式和处事态度。这些条件给予我的平稳状态,间接让我理解A说的不该愤世嫉俗。既然马来西亚各种根深蒂固的问题过了多年依然存在,必须留在那个生态系统奋斗的人,就该懂得调整心态,才能面对无数不易的每一天。离开的人,也是曾经努力的人,而机会并不从天而降。成年人,不管留下或离开,好或坏,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后记| 不排除其他国家如美国也过于崇高化医生;在工作环境相对很好的澳洲,也会出现有毒文化(toxic culture)和不把下属看在眼里的专科医生,比如Yumiko Kadota的《Emotional Female》里就描述了她在澳洲Neurosurgical专科训练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不排除马来西亚有很多友善的好医生,反而觉得马来西亚的有毒文化近年似乎正在改进,倒是各种制度问题一直未被根治。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