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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这是陶渊明〈拟古九首〉之九。内容说在长江边种桑,指望三年后采叶。眼看枝条日渐茂密,滔滔江水忽来,江岸崩溃。树叶被摧折,根株漂浮大海。无叶可食,春蚕如何吐丝,无丝织布,寒衣何来?应将桑树种于高原,如今懊恼无用。 叶嘉莹赏析此诗提鬼谷子河边树典故。赶车的人经过河边路,信手折枝,随后狂风大浪把树根冲毁。“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非也,是“所居然也”。松树和柏树山上高长,扎根牢固,人不砍伐,非天地恩惠,一样是“所居然也”。陶渊明化用典故,他要维护晋室,可是没有力量。晋室无救,自作自受,后悔已晚。 胡适在1949年1月2日日记抄此诗,没置评语。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似是阳历前夕,先生和傅斯年在南京度岁。相对凄然。”二人喝酒,背诵此诗。“忽值山河改”是心情写照,“两人都掉泪了”。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包围北平四郊。12月13日蒋介石派陈雪屏催促胡适南下。他不同意:“外患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国内的叛乱,怎好丢开北大不管了?”他筹备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和《水经注》版本展览,又忙着撰写纪念文章。有人建议北大南迁,他说“我做的是北京大学的校长,离开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校长?” 蒋介石14日两次打电报,说时间紧迫,胡适作了决定。他给汤用彤、郑天挺留下便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已装好的一百多箱书无法带走,他拿着小提包和妻子出门,包内有几册他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以及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教育部长朱家骅从南京来电,说陈寅恪全家同行,北大校长室秘书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家找到他。在〈我与胡适〉中,邓广铭说陈寅恪提到他11月接获通知,但他不坐国民党飞机,“现在跟着胡先生走,心安理得。” 邓广铭说胡适不是因为名列战犯名单上才离开。当时传言甚盛,说共产觉要他做北平图书馆长,不过胡适怀疑:“共产党能让我做图书馆长吗?”比起共产党,他更信蒋介石。就如陈垣给他公开信所言,他认为“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 1948年12月15日晚6时半,专机降落南京,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等人接机。国民党争取到25位学者,除了胡适和陈寅恪,还有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 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中研院,遥祝北大五十校庆。“胡适讲话时,泣不成声”,耿云志《胡适年谱》引第二天《大公报》新闻,胡适说“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 回国后最伤心的事 胡颂平根据邵玉铭在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看到一段记载,说胡适在12月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他“老泪纵横”,后悔抗日胜利后,花太多时间在自己兴趣的学术活动,未在思想战场努力,以致共产主义横行。“如果还有任何事他能做而能挽救中国,他一定去做。” 邵玉铭没有提供确切时日。那一天也是12月17日,外交档案其实是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格里德(JeromeB.Grieder)在《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有详细叙述。司徒雷登说国民政府致命伤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无能为力的。”我收藏的是1989年江苏出版社鲁奇译本。对了原文,鲁奇将Tears came to his eyes译成“他的眼里噙着泪水”,邵玉铭用“老泪纵横”更有悲意,当天是胡适57岁生日。 胡适何尝不知民心大变。1948年10月28日日记他提见蒋介石。除了批评“经济财政改革草案,实有大错误”,还说“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 1946年胡适任校长,本想凭个人威望将北大引领为国际一流大学。局势不稳,一切空谈。他不仅为北大,也为整个国家难过。在南京时,胡颂平前往探望,工人在壁炉上添煤,谈起房子和煤,他难掩自责心情:“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国家花钱招待吗?”胡颂平不知如何回应,安慰说“先生如能到外国去替政府做些外援的工作,还是可以救国的。”他感叹一句:“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气氛凝固,胡颂平一下子“喘不出气来。”
2星期前
1年前
“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 这是唐朝皇甫松〈梦江南〉中句子,1953年丰子恺读词学名家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不禁“率书志兴”,“抄〈梦江南〉二阕寄奉”龙榆生。读诗读到凄馨味,控制不住激情,拿起毛笔随性而写,自然不过。梦中江南,青梅正熟。静谧雨夜,小船传来笛声,桥上驿亭边出现人语。如诗如画,江南让文人墨客沉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皇甫松是睦州新安人,丰子恺出生于嘉兴桐乡市石门镇,来自江南的人有更多难忘的闲适故事。 “从我乡石门湾到杭州,只要坐一小时轮船,乘一小时火车,就可到达。但我常常坐客船,走运河,在塘栖过夜,走它两三天,到横河桥上岸,再坐黄包车来到田家园的寓所。”这是丰子恺〈塘栖〉句子,他翻译《旅宿》,想到夏目漱石不喜欢火车。夏目漱石生活在19世纪及20世纪交接时,鲁迅和周作人都受其文艺理论影响。夏目漱石说火车是蔑视个性的物质文明:“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 丰子恺说他理解夏目漱石的顽固,体谅他的心情,因为他也嫌恶火车。他说自己和夏目漱石一样顽固是自嘲,心底比谁都清楚“走它两三天”是趣味,是理解闲适意义的人才能体会的心情。江南水乡,边走边停,大自然和人合一。他留画作,实则自己在画中,在水乡中。艺术细胞是上天所赐,应该珍惜,节奏放慢才会衍生灵感。 丰子恺有童心,纯朴的世界是他建构美学的基点。若在太平盛世,慢慢走慢慢看,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为自己建立净土绝对可能。战乱之时,一切变样变味。规划好的生活增添变数。 因为二战,丰子恺被迫离开上海,携家小内迁。丰一吟整理《丰子恺传》时说他“生平有轻财之习”,发现家中只有数十元存款,大吃一惊,幸亏6个孩子平时把生日红包储藏,共得四百余元,暂充旅费。丰一吟说丰子恺带着未完成的日本侵华史画稿,战战兢兢,担心日军发现,最后忍痛把画稿扔到水里。安定后丰子恺重画,始终达不到初稿水平。此次扔画,带来遗憾。当然也有温馨场景,逃难期间,遇到很多丰子恺漫画散文爱好者,解决不少舟车宿食难题。丰一吟说丰子恺没有停止作画,“友人曾戏称丰子恺的逃难为‘艺术的逃难’。” 艺术家逃难,艺术跟着逃难。丰子恺前后走了6000里,沿途见流离失所人群,难掩激愤,他通过创作表达波动思绪。日子回不到从前,重点是不忘初心,不弃佛心。依旧是“护生”守信者,那是他对弘一法师的承诺。 战乱中的闲适是境界 误解丰子恺的人不少。他的同学曹聚仁是其一,听说丰子恺孩子都不喜欢艺术,曹聚仁断然叫好,又说“《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原有的同学关系因为看法不同而出现裂痕。二人文章一来一往,曹聚仁认为局势恶劣,“不必要护生”。丰子恺不同意“救国杀生”。“杀敌”是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中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丰子恺说。 丰子恺留下不少反战漫画和文章,原有的创作风格还是保存,平静淡然色彩一样不减。实际生活也是如此,虽是逃难,尽量让自己保持闲适心情。“桂林山水甲天下,环城风景绝佳,为战争所迫,得率全家遨游名山大川亦可谓因祸得福。”丰子恺写信给朋友这么说。朋友将信转给《文汇报》编辑柯灵,以〈丰子恺由湘抵桂〉为题发表。署名若霖的读者指丰子恺在抗战期间不该游山玩水,忘记“千万同胞的血腥气”。柯灵读后大骂若霖说风凉话,他说丰子恺家都毁了,只因为看了风景,“就连抗战行动和作品,都给抹杀。” 战乱中的闲适其实是苦中作乐,也是境界。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将闲适分作两类:一是小闲适,即在和谐的环境中产生的趣味与自由。一是大闲适,即在不和谐或遇残酷环境,依然以有趣的态度对待。他举死为例,死是无奈何的,“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闲梦江南和战时闲适是一体之两面,境界何等珍贵,夜深读丰子恺点滴,一些小事真耐咀含。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