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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跟拍3年揭露苗族少女消逝的童年

编按：你看过纪录片吗？是否有留意过纪录片导演？这期【新教育】的主角是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她用3年时间跟拍北越苗族女子，以纪录片的方式揭露“抢婚”文化下消逝的童年。 “抢婚”文化是什么？经历“抢婚”文化的苗族女子命运又如何？现在就翻开【新教育】，看何黎艳如何用镜头说故事。报道：本刊特约叶蓬玲摄影：本报林晓慧 2021年，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Ha Le Diem）以一部揭露北越苗族“抢婚”文化的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Mist)，成为各大国际影展的新宠儿。这部1小时半的纪实长片，呈现苗族少女在抢婚文化下消逝的童年，激起各地观众共情，更在纪录片最高殿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影展（IDFA）夺下最佳导演奖。今年7月底，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单元邀请何黎艳与这部作品来马放映交流。33岁的她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谈吐间亲和力十足——初次光顾大马嘛嘛档，她兴致勃勃分享嘛嘛档与河内印度餐厅的异同、盛赞印度芝士馕饼与咖哩的味道，又主动与新识的朋友聊起对《龙猫》动画的喜爱。不难想像，她何以能赢得受访者信任，以镜头直面传统与现代的拉扯、家庭与情感的冲突，编织一部充满张力的纪录片。精准的镜头捕捉让观众误以为是摆拍 “抢婚”是越南少数民族苗族（Hmong）的传统习俗，男孩会在新年庆典期间，“绑架”心仪女孩，将她藏于家中，迫使双方家长见面谈判，促成一桩婚事。《迷雾中的孩子》（以下简称《迷》）正是记录了主角笛（Di）在雾气氤氲的北越沙坝（Sapa）度过的13岁到16岁，从天真无邪的童年，到经历抢婚的3年时光。何黎艳的镜头陪伴笛走过情窦初开的青春期、带领观众了解笛的姐姐与母亲如何因抢婚而出嫁，还有苗族父母、师长、乃至越南政府对抢婚文化的不同意见。面对苗族女性谈及性事的开放态度、见证当地的饮酒文化，乃至笛与家人激烈的争执，导演毫不避讳，如实呈现。全片高潮，是笛恋爱不久后被男友“劫走”。笛的强烈反抗，使所有人的神经线绷至最紧。《迷》最突出是它丰富的故事性与起承转合，打破了“纪录片沉闷”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导演以精准捕捉突发的抢婚过程，甚至让一些观众误以为当中牵涉摆拍。在映后座谈回应观众提问，何黎艳解释，从不要求受访者配合镜头做事；实际上，抢婚发生前，笛的家人已有心理准备，并向她说明可能的情景。这侧面反映了导演与受访者间的信任关系。有趣的是，何黎艳本身是傣族人，属另一少数民族，笛与家人混杂苗语和越语的日常对话，她并非总能听懂。拍摄后，她得向受访者确认情况与对话；作品公映前，除了聘请苗族翻译兼文化顾问，她也率先前往笛的村子播放，确保受访者能够接受这部电影。毕竟这可不是一则揭弊报道，而是攸关他族的文化与情感。自《迷》闯入多个国际影展，笛数次与何黎艳一同出席映后座谈，双方情谊一直延续至今。创作灵感源于生活周遭作为新生代导演，何黎艳无疑是早慧的，她迄今完成3部作品，每部都在国内外影展收获肯定。在《迷》之前，她的处女作是大学尾声完成的20分钟短片《I Go to School》，讲述一名感染HIV的母亲独自抚养孩子、对抗“世纪病毒”的故事，于2013年获越南电影协会奖短片类“银风筝奖”。今年，她的新作《Dear Mom》，一部探讨北越孩童思念离家母亲的短片，则入选了韩国EIDF国际纪录片影展。不难发现，何黎艳的创作主题始终聚焦在北越的社会问题，源自于她对生活周遭的观察与反思。这或许与她新闻学背景脱不了关系。 33岁的何黎艳毕业于河内国家大学新闻系，全职投入纪录片创作前，曾先后在越南国家电视台（VTV）与主流报章《越南快讯》（VN Express）担任记者逾四年，算是圆了儿时梦想。她对媒体工作的憧憬，始于幼时对村外世界的想像。何黎艳出生于越南东北部北干省（Bac Kan）的偏远村庄。小时候，她会到另一个村子与爷爷奶奶共度暑假。“他们家有个小电视，能收看多个频道。我记得有个节目，是两个记者四处采访、介绍各地的文化习俗。它让我开始想像外头的世界。我那时想，记者应该是非常酷的职业吧，可以去很多地方、接触许多人。” 这念头成了她日后离家200公里、到河内读大学的种子，也是她踏入纪录片世界的伏笔。大学时期，何黎艳在同学的鼓励下参与纪录片工作坊，自此结下不解之缘。即便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她对影像的热情不减，持续报名参加各式课程，继而结识了越南重要的独立纪录片组织 Varan Vietnam。《迷》的制作人，就是该组织创办人兼导演Tran Phuong Thao及法籍丈夫Swann Dubus。相较于新闻采访，何黎艳认为，纪录片的难，在于需和主角长时间相处，且每启动一项计划，便得研究不同课题。比如，拍摄《迷》时，她就投入学习苗族文化与历史。 “但我还是很喜欢电影，影像能在数十分钟内激起各种情感、让观众了解许多事情。” “当记者期间，我遇到很多人、听了许多故事；但媒体节奏很快，少有空间报导普通人面对的问题、我也不太有时间处理有兴趣的题材。” “我不是一开始就能有明确想法的人。拍电影时，我可以花数个月建立故事的架构、做研究、慢慢厘清自己要说的故事。所以我在2017年辞职了。” 那年，何黎艳因为一个工作坊而来到沙坝老街（Lao Cai），寄宿笛的家中，与13岁的笛成为朋友。这让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她想用影像为笛记录“童年的消逝”。更难得的是，笛和父母也同意了这个提案。她还记得，初次到访那天，笛的父亲到镇上的巴士站接她后，就直接载她到田里，“那时大家还在工作。我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帮忙种稻，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没什么吃肉，大多是米饭与蔬菜。” “笛的家人前阵子告诉我，他们是见我能在村子存活，才决定让我待下来。其实这种生活与我出生的村子相似，只是苗族住在更高更冷的山上，冬天有时会下雪。” 之后，何黎艳每年到笛的村子住上四五次，每次3周至1个月，但真正开机拍摄的时间或许只有四五天。余下的日子，她跟着笛的家人一起工作生活，偶尔还受邀出席村里的红白事。当时的她应该没料到，这会是一趟3年的旅途。探讨如何向童年说再见是拍摄初衷笛在2019年遭遇抢婚，但那并非电影终点。事件落幕半年后，何黎艳回到村里，把拍摄期间的误会摊开谈，双方冰释前嫌。她继续跟拍笛，直到2020年7月，她看到了“童年消逝”的信号。 “笛某天放学后跟我说，她觉得自己很鲁莽，有时在朋友和聚会上喝太多酒。她怕自己以后也会因酗酒而成为社会问题。以前她不会有这些恐惧。她说了那番话后，我想她已经步入了人生另一阶段。我知道我可以停拍了。” “我的初衷一直是要探讨笛如何向童年说再见，抢婚只是其中一件大事，把她一下子推向成长。” 在苗族文化里，女孩遭抢婚后，大家会将她看作成年人，她必须像个大人一样思考与沟通。所幸，何黎艳说，随着教育机会增加、网络与社媒带来的资讯流通，抢婚文化渐渐被青年世代拒绝。比起早婚，年轻人更向往完成高中、大学学业，争取到城镇工作。 “当然它偶尔还是会发生，但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父母都不再接受这传统，有些更会要求老师或警方介入。” “我想这取决于当事人所处的环境。若他们能看到生命中还有许多其他选择，情况就会不一样。笛的妈妈和祖母没有机会上学，非常贫穷。但过去10年到20年间，政府开通了许多道路，城乡得以互相衔接；也广建学校，扩大网络覆盖率，许多事情正迅速改变。” “虽然网络也带给越南少数民族新的挑战和社会问题，但我想整体情况在变好。” 很多故事想说但不适合做成纪录片一转眼，何黎艳成为独立电影人已7年。创作之余，她靠接案为生，有时会协助国外拍摄团队做研究，制作团队亦不时转介兼职机会给她。何黎艳说，河内生活成本不高，尚能让独立电影人生存。“我和朋友合组一间小公寓，父母会从村里寄许多蔬果给我，我的治装费也很低。” 现在，何黎艳正把新作《Dear Mom》的题材，即北越孩童逃家寻母的现象，发展成剧情短片。她说，这些离家的妈妈有些是到了城市工作，有些则是受不了贫穷和家暴离开了，亦有妇女逃走后已另组家庭。从纪实到虚构，何黎艳将之视为一个必要挑战，“我有很多故事想说，但有些碍于伦理界限，不适合做成纪录片。例如，我们不能去拍摄逃家的孩童、跟拍他们在外头受苦流浪的样子，我们首先就该阻止小孩逃家。” 回首创作路径，何黎艳纪录的主角多是女性及孩童，“我确实更喜欢与他们合作。他们富有能量，热爱分享生活。从他们眼睛里能看见很多东西。” 更多【新教育】：让数学有温度开启孩子的数学探索之旅台湾学者兼诗人杨宗翰／我喜欢刺一些最极端的问题新加坡诗人林艺君／对身分感到混乱时写诗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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