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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

夕阳在海面上融化,渲染了一片霞烁波光。沙滩上寄居蟹的行色匆匆,和沿岸的风凉惬意形成鲜明的对比。乍看之下,它们像群小学生。背着厚重的书包,争先恐后挑房子。 螺壳太窄,不能住;螺壳太大,带上行走困难,也不行。 大自然教会它们,合体的完美外壳要靠自己争夺,换壳则是成长旋律不可或缺的音符。 可课文没有告诉我们,人类的成长也同样需要换壳。 母亲对妹妹的叛逆总是束手无策。 或许因为妹妹性格刚烈顽固,或许是对她自幼丧父的怜惜。看着母亲在她变本加厉下的日愈无助,我渐渐觉得妹妹的“改邪归正”里,有一份属于我的责任。我以为只要自己的介入足够强硬,以身作则就能匡正家规。可事实,却让我陷入了自责和无奈:长辈指责我太严厉,母亲一次次将她从我的责罚里救走。她屡教不改,而我活成了童话里的恶毒姐姐。 高考午后的一束盛夏,悄无声息,照进了我这座壳。 “是关于你妹妹吗?”由学生自主定题的华语口试里,老师轻松道出我的开场白。 我愣了一下。 原来一直被我当成宣泄的日记作业,有老师的认真倾听。 被看见,原来如此铿锵有力。 那一瞬间,所有的委屈都有了归属。头上嗡嗡作响,可我分不清是盘旋的吊扇,还是我哭得快要窒息的晕眩。 “你有没有想过,你母亲扮演着负责养家的父亲,而你在不知不觉中,一直扮演着一个母亲的角色?” “可是我想为母亲分担,减轻她的负担,为家里出一份力。” “你可以分担,但是必须作以一个女儿,一个姐姐,而不是一位母亲。你母亲现在依赖着你管理家事,但是她不能把母亲这个角色给你。” “那母亲就要独自承担两个角色不是吗?那多辛苦呀!” “这是你母亲的功课,唯有靠她自己面对。而你,是时候将角色还给你母亲了。” 老师在我认知维度外的提点,让我如梦初醒。我这才看见,对于纠正妹妹几近病态的执著,是因为在与母亲共情中,我将她的情绪和责任也一并背上了。可笑的是,打算背负一生的,竟是不属于自己的重量。 我们都有自愈力 《你背负了谁的伤》里写道:“背着父母,是我们为他们的喜怒哀乐负责。只要发生任何事情导致他们难过生气,那是我的错;背着父母,是因为想要拯救父母,到最后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双方都成为被对方埋怨的受害者。” 责任归还,是每个责任心过强的小孩的必修课。去卸下不属于自己的角色,将一切交还给对方。 这堂课和高考无关,可直到现在,仍然滋养着我的成长。 也许不是所有童年都完美。但没关系,长大后的我们都拥有自愈的能力。 有换壳时需要暴露自己脆弱的勇气,更有舍弃部分自己换一次彻底成长的决心。 如果你愿意,随时可以去奔赴一场自我救赎,去看见自己,找回自己,亲手治愈童年的自己。 叶凤梅老师,遇见您,我是何其幸运。感谢您看见了我,让我看见我自己。让我可以换回自己的角色,重新背负着爱出发。
9月前
你那里现在几点了?我问奈伊玛。 “当你看见太阳时,我看见的是月亮。”奈伊玛教我怎样记住我们之间的时差。 后来我就不再问了。我的脑海里会浮现一幅世界地图,从我们的乌拉港出发,一路向西行,直到世界尽头,那里就是奈伊玛的家了。 那是一座岛屿,和我们的乌拉港有着一样咸腥的海水,一样的太阳,一样随处可见的甘蔗地和香蕉园。我想像奈伊玛汗流浃背,光滑的黑色皮肤曝晒在日头之下的样子。 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记错,以为奈伊玛来自牙买加。她经常提到加勒比海的沙滩和阳光。她说她在一座岛上(“我过得很好,正在岛上享受着加勒比的阳光和沙滩!”)。在那片无边无际的海域,我能记得的只有牙买加和千里达岛——蓝山咖啡和了不起的奈保尔。 那我们这里有什么呢?(“振作起来,我们还有彼此呢。”) 我在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初春抵达巴黎。那是一个仓促的决定,虽然我早就想离开乌拉港。我想逃离这里。那时候我总是感到迷茫和孤独。我想改变生活,却又不知从何下手。 当我终于找到我的青年旅舍时,我已经浑身湿透,又冷又累。洗过澡后,我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直到被一阵嗡嗡声吵醒。 昏暗中有个女人举着吹风筒吹头发。见到我,她没有转过身,而是对着镜子里的我微笑。镜子中的两个女人相视而笑。伫立在镜子前的那个女人看起来神采奕奕,一头玉米烫张扬地顶在脑袋上,使她原本就娇小的身躯看起来更小。她精心装扮了一番,赭红色的北欧风提花毛衣,浅棕色卡其裤的大半截藏在深褐色长筒靴里。一对大圈耳环在阴影里闪闪发亮。房间里弥漫着香波和香水的浓郁气味。 我吵到你了吗?她回过头来问道,但并没有看我。 噢,没有,我只是在倒时差,我说。 你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出去找点乐子? 她叫奈伊玛。两个男孩的母亲。外贸公司的职员。香熏爱好者。只要她在,甚至是在她离开后好一会儿,整个房间都会飘散着各种香气。她说的我们是她和寝室的其他女孩,人数和成员总是不固定,3个或5个,取决于那天有哪些人在寝室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对那些乐子感兴趣。 今晚她们要去“玉榭小地窖”。这家爵士乐俱乐部曾出现在《爱乐之城》里。同行的两个女孩——娜塔莉和金是大学生,比奈伊玛年轻许多,似乎对去酒吧这件事更热衷,花更多时间在化妆上。她们的床上凌乱地放着各种东西——化妆包、充电器、睡裤、孤独星球的旅游指南、皱巴巴的巴黎地图。奈伊玛反倒显得不那么兴奋或满怀期待。不过她看起来还是很欢快。她总是热情洋溢,极少提出反对意见,极少对人冷嘲热讽或说泄气的话。 但在维持秩序和寝室的整洁这件事上就不一样了。奈伊玛精力充沛,有足够的能耐确保寝室里的公共空间——简陋的浴室和一张塑胶方形餐桌永远干净、井井有条。这会儿她果然像一个母亲,孜孜不倦,一会儿对着镜子抚弄头发,一会儿整理搁架上的洗漱用品,然后又检查餐桌上的那些零食包装袋和饮料瓶是不是空的。 我的天呐,这究竟是多少个莴苣姑娘掉的头发?她一边说,一边将一团头发扔进垃圾桶里。 哎哟喂,这是准备为老鼠和蟑螂开派对吗? 你不会怪她好管闲事。奈伊玛就是有这股魄力。即便有时她有点气势凌人。对着她,你不会生气,也不会想要较真。 我没有和她们一起去玉榭小地窖。那是我在巴黎的第一个晚上,我不想去什么俱乐部。我感到疲惫、恍惚,以及无所适从。那也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我一直想去巴黎。就像许多文艺青年那样,巴黎是我的梦想之都,那里有我为之着迷的一切——塞纳河畔,莎士比亚书店,海明威,波伏娃,杜拉斯在召唤我,我的灵魂热切渴望受到他们的洗礼。 第二天并不比第一天好过。我一上街就险些遭抢劫。在北站的地下通道,三个吉普赛女孩围堵我,将我逼到墙角,企图夺走我的照相机和钱包。一个路过的男人及时解救了我。这使我更加恐惧这座城市。这里充满了甜蜜与惊喜,却也暗藏各种危险和未知。 我惊魂未定。午后,我们一起去花神咖啡馆喝咖啡。只有奈伊玛和我两个人。露天座位已经满了,我们坐在靠近门口的桌子旁。点一杯咖啡你还会得到一小块印有花神咖啡馆标志的巧克力。奈伊玛把她的巧克力送给了我。 她能说流利的法语。看着她一边看菜单,一边淡定地和侍者说话,我心生艳羡。不只是她,周围所有人看起来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人们从容不迫地推开门,优雅、自信地用餐和交谈。我却总是胆怯、窘迫,总是感到难为情。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下子我终于能看清奈伊玛的脸了。那张脸偶尔会紧绷、抽搐,眉毛稀疏,额头有几条细纹,下巴有点松弛。惹人注目的是那只左眼。奈伊玛的左眼严重斜视。这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她总是心不在焉。 事实是她一直都在倾听。这在往后的岁月里都得到了证实。(“你说过你想成为一名作家。”“我记得。”“我看了你上次说的《午夜巴黎》了!”) 你说这是你第一次出国。为什么是巴黎?奈伊玛问我。 我想寻找一点光。 怎么了?你对生活失去信心了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我好像已经能预见我的未来了。 那你看到什么了? 一潭死水。 所以你也是来朝圣的。她用了“朝圣”这个词。 没错。今天早晨我已经去蒙帕纳斯公墓了。 那你在那堆骷髅里找到你的人生意义了吗? 没有。我苦笑了一下。 谈谈瓜德罗普吧。我对它一无所知。在那里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说。 到处都是树。还有海风。我们有无穷无尽的热风。阳光、沙滩、香蕉。我的童年就是在香蕉园度过的。剩下的就是生老病死了。 听起来很像我们那里。 C’est la vie. 人生苦短,所以我们应该找点乐子! 奈伊玛比我早两个礼拜来到巴黎。她辗转于不同的酒店。最初的几天,她住在豪华的大饭店里。然后是档次低一些的连锁酒店。最后是廉价的青年旅舍。每换一个地方,她都能结交到新朋友,和他们一起在巴黎的街头游荡,流连于各种酒吧、公园和博物馆。 我说我很难交到新朋友。她说别担心,不要害怕。要记住这趟旅行的目的。你是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你已经拥有了。 奈伊玛要回巴斯特尔了。我要回我的洼地了,她笑着说。她看起来丝毫没有不舍,虽然她说她爱巴黎爱得要命。 我们在旅舍的餐厅道别。那时我有点沮丧。我起得很早,情绪难得高涨,打算去奥赛美术馆看《隆河上的星夜》。排队取面包时,我不小心将刀叉掉落到地上,捡起来后又不小心碰掉了盘子里的香肠。一个男人皱着眉,夸张地做出“嘘”的手势。就在我转身时,他一边摇头,一边冷笑着说了句我听不懂的话。我面红耳赤,羞耻感如旋风般向我袭来。 我和奈伊玛用力地拥抱。是她先对我张开双臂的。 不要害怕,她再次对我说。在这里,你只要记住你是雪。她叫我雪。那是我的中间名。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这样呼唤我。 你只要像雪那样活着。临走时,她铿锵有力地说道。 像雪那样活着。 我就是雪。 奈伊玛走后,我失落了几天。这很奇怪。我感到更加孤独、恐惧了。 我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偶尔突如其来的阳光使我想念起赤道的阳光来。我不停地走,寻遍那些我从电影和书本知道的地方。红磨坊。丁香园。马克西姆餐厅。洗濯船。 夜里,我疲倦又心满意足地回到宿舍(现在我视我们的寝室为女生宿舍了),爬上我的上层铺位,拉上帘,睁着眼回忆白天的一切。我还写日记。那段日子我总在尝试写点什么。我被幸福感和安全感笼罩着。我感慨不已,知道这一切来得不易。像雪那样活着。奈伊玛的话盘旋在我脑海里。 很快我的钱花光了。在奈伊玛离去后一个礼拜,还是在一个阴郁,下着绵绵细雨的午后,我离开巴黎,回到了乌拉港。 两年后,我想起奈伊玛。我给她发简讯,告诉她我的近况。我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记者。我们搬到了吉隆玻,住处附近也有酒吧和咖啡馆,但这一切都远远不及巴黎。 “我真是太开心了!你一定会幸福的。真正的生活这才要开始呢。我的长子已经上初中了。他再也不哭哭啼啼,真的是长大了。我呢,一切如故,没什么可抱怨的。” “圣诞快乐!我们这儿也没有白色圣诞。” “你为什么不考虑找新工作呢?换种生活方式,未尝不是好事。” “我太想念巴黎了。想念和你一起在花神咖啡馆的那个下午。你激励了我。” “生活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可抱怨的。” “活着就很好了!” 老实说,我不喜欢她提到那趟巴黎之行。那只会提醒我眼下的生活有多乏味、绝望。这些年来,我经历了结婚、搬家、母亲病逝——那些人们说的人生大事,但不知为何,我却感觉什么都没有改变。没有。 令我愤懑的还有奈伊玛依然是那个奈伊玛。一样的语调和笑声。那个底气十足,永远乐观、积极的奈伊玛。看看那些她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的照片。那棵装饰着圣诞球和姜饼人的圣诞树。蓝天、白云和沙滩。新年的烟花。一个又一个的生日蛋糕。 那场旅行并没有为我带来梦寐以求的重生(“你究竟想要什么呢?”)。我原以为会的。一丝掺杂着甜蜜、苦涩与冒险的味道。我曾经多么迷恋这种感觉啊。在巴黎时,我拍了无数张照片,天真地以为回去后可以办一场摄影展,向所有人展示我的决心和能耐。我甚至真的尝试写了点东西。但到头来我只感到力不从心,倦怠,自怨自艾。 巴黎不过是个幌子。 奈伊玛忽然消失了。从社交媒体上消失了。了无音讯。再也没有照片,没有简讯。我们陷入到长时间的沉寂之中。 她再次出现是在去年年底。那时候,不只是我,整个世界都深陷在泥淖之中。一天凌晨,她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女人蓄着超短卷发,戴着墨镜,穿着一件鲜艳的花卉连衣裙。她的身后是一片绿松石色、清澈见底的海水。不远处有茂密的树林和山崖。 你瘦了,也更美了,我说。 她说她病了。不是新冠肺炎。多发性硬化症,她说了一个我从未听闻的词。 “已经4年了。没关系。我还活着,这已经足够幸运了。” 我在网上搜索“多发性硬化症”。我看到“感觉异常”、“吞咽障碍”、“慢性疼痛”、“抑郁症”这样的词汇。还有“单侧视力受损”。我想到了那只斜视的左眼,那只看起来漫不经心的眼睛。 “所以巴黎之旅对我很重要。那时我已经病了。我想要及时行乐。” “我想我是中了十氯酮的毒了。我吃太多香蕉了,哈哈。” 那个身穿赭红色毛衣、浅棕色卡其裤,身上无时无刻不散发着香水味的女人再次出现在我眼前。她慷慨激昂地说着话,大笑着,表现出惊人的耐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也许当时她已经开始被疼痛折磨,也许她也处在对未知的将来的恐惧、担忧之中。 那个午后,从花神咖啡馆出来后,我们还去了圣母院。尽管春天巴黎的天空总是灰白、阴郁,我们的热情却丝毫未减。我终于目睹卡西莫多的钟塔了。奈伊玛坐在靠近祭坛的长椅上低头祈祷。她祷告了很长时间。我也坐了下来,坐在她后面的长椅上。望着空无一人的祭坛,我突然悲从中来,泪流满面。那时我以为自己是那个需要救赎的人。 奈伊玛。亲爱的奈伊玛。她才是那个真正站在悬崖边的人。
2年前
我喜欢画画。雪白的水彩纸是我最惯常的作画工具。当斑斓各异的色彩遵循着水所勾勒的轮廓渲染,抑或是在干涸的色泽上层层叠叠,每一个动向都似乎拥有自己独有的灵魂光彩,无论其斑驳或清透。 这时候,我觉得白纸是灵魂的载体。 它无私包容我一切所思所想。我用劲,它会回应我以鲜明的浓墨重彩;我屏息蜻蜓点水,它便留下淡薄的、极度不明显的、一个只有我知道的秘密色块。 它擅长记录情绪与人心。不是吗?为心上锁的人、精神狂啸着不安定之人、在泪河里沉浮的人——只要拥有一张白纸与笔,人们错综迷离相互纠缠的思想迷宫将有迹可循。我们都禁不住将灵魂与最深沉的意识泻于一片无尘的纯白。因为颜色为白,任何波澜都会在它之上掀起不一般的水花。 那么,给不同的人一张白纸,它可以是什么呢? 它的两面可以装下一切色彩的构成——一匹奔腾的马、一人的侧脸、一片古老的印花、一场星辰的光辉。仅仅如此?我们可以突破二维的禁锢,将白纸扭曲折叠成美丽的艺术品,或是一只记忆中在课室如梭般砸中老师后脑勺的纸飞机。我们能将白纸撕成条状延深或编制,我们能将它单纯地捏成一团坑洼的星球…… 白纸的意义在于它能拥有不同意义。我深信虚白是灵魂的必需品——不可否认,精神的救赎与自由即是创造。
2年前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