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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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草 / 这个日本人曾以为中国最幸福

在中国出生的父亲，却一心想回日本，因为：“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被当成间谍打到社会最底层，现在也没付出任何努力，却被推上政协委员，大家都在利用我，受够了这种云霄飞车般的人生。”于是加入安排日本遗孤回日定居的计划，1988年回到一家子从来不曾踏上的日本土地。近年台湾电视政论节目有位日本人，口操北京腔，说话条理分明，有别于其他夸张的名嘴。除了本书，他还出版了《人民解放军的真相：中共200万私军的威胁、腐败舆野心》。他何德何能，岂有资格说这些话？看了《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之后才明白，正由于他过去的经验，他才是有资格说出这番话的人。原来，他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时于天津出生，接受中共教育，15岁才回日本念高中和大学，研究所主题为亚洲外交，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及南开大学讲师，2007担任日本产经新闻中国总局特派员，2020年转任台北支局长。其祖父早在1926年在北京经营灯泡工厂，战争期间被日军征召，死于西伯利亚俘虏营，当时他父亲才3岁，在天津被中国人抚养长大，后来担任照相馆摄影师。可是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被说成日本间谍，丢掉工作，接下来10年只能在澡堂帮人搓背维生。就在作者出生的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拜访中国，开启中日外交，父亲一夜之间身价暴涨，成为“中国友人”，想要招揽日本投资的人把父亲当成宝，把他选为天津市政协委员。（阅读全文）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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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修/从前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下）

张永修/从前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上）前文提要：养父养母不一定就对孩子不好。人与人之间的真心和感情，有时比血缘更重要。外公关了灯，说：“夜了，睡吧。” 4. “阿统的故事，和阿鹿有关系吗？” 阿汀和阿鹿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阿鹿跟丈夫说，我们领养一个吧。阿汀联络在坡底的同行，也是同宗的阿业，探探情况。阿业的妻子正怀第十胎，想把这胎孩子送人。阿鹿听了很是高兴。不过阿业嫂诞下男婴，就反悔了，她舍不得将男孩给人。 “为什么是男孩就不舍得给人？” “以前的人比较重男轻女。” “太坏蛋了。那阿鹿怎样？” 阿鹿很失望，阿汀就过继了他哥哥的第五个孩子阿富，作为他们的孩子。后来又领养了一个已经5岁大的女儿。几年后，阿业告诉阿汀，他弟弟阿统的第九个孩子要出世了。阿业说，上回说好孩子送他，临时反悔，很过意不去。不久前他去看他的弟妇，他弟弟说，养不起了，孩子是男是女，都要送人。不知阿汀还有没有意思领养？阿鹿听了万分期待，开始准备孩子的衣物尿布。农历新年过后不久，阿统的第九个孩子出世了，是个健康的男婴。喂过三天母乳之后，阿玉含泪将孩子交给丈夫，阿统再把孩子送到阿鹿手上。这个初生的婴儿从此告别他的亲生父母，成为阿汀家第三个领养的孩子，他与他的兄姐们年龄相差十余岁，很得他们疼爱，更是母亲阿鹿的心肝宝贝。 “外公，这就是您上次说的，真情比血缘更重要吗？” “聪明。”外公亲吻凉风的额头，说：“睡吧，晚安。” “晚安，外公。” 5. “今天讲阿汀家所领养的第三个孩子的故事。” 新领养的男婴爱笑，醒时咿咿呀呀，眼睛看着人，牙牙学语。阿鹿就叫他牙牙。牙牙很快长出两颗大门牙，爱咬东西。阿业在他周岁时来探望过，一眼就看出他如兔子般的门牙，像足阿统。阿鹿每个华人节日前，都会下坡到河口福田庵念经上香。即使那时佘姐已经往生，不在了，她还是把福田庵当作娘家。庵里的斋姑当她是家人，她也让牙牙随着她叫她们“姑姑”。上过香后，阿鹿总会在路边截停霸王车，带牙牙到阿统家，让阿统夫妇看看他们的孩子，让牙牙跟着长他几岁的兄姐在院子前玩。阿鹿告诉牙牙，那是他的伯父伯母，堂哥堂姐。有一年，一个叫阿雄的大哥哥到乡下新邦探望牙牙。他送给牙牙一个用木片和竹片制成的八宝盒，盒盖绘着梅花，髹上防水的木蜡油，油亮亮的很是好看。他跟牙牙说，那是他亲手做的，要送给弟弟装糖果和糕饼。乡下地方很少出现陌生的面孔，这个访客自然引来左邻右舍的注目。晚上聚在五脚基聊天时，邻居就跟阿鹿套话，说牙牙长得像下午来的那个客人。阿鹿说：是牙牙的堂哥，当然像。 “我知道，那是牙牙的亲哥哥。” “是的，那是牙牙的大哥。” 大哥长牙牙20岁，牙牙出世时他已经成年。他跟这个送人的弟弟只相处过短短三天，非常想念他，但因为知道不能再要回弟弟，又害怕跟弟弟太亲近会更增加自己的思念，所以每次弟弟随阿鹿到他们家去的时候，他总是避而不见。后来，他因为参加示威而被捕，关了几年牢，在牢里学木工，那个八宝盒，就是他在牢里做的。 “牙牙知道那是他的大哥吗？” “当时不知道，要等长大了才知道。” “他有认回他的亲生父母吗？” “有，那是他长大之后的事。” “他有离开他的养父养母吗？” “没有。他很感恩能够在阿鹿的爱中成长，他永远是阿汀家的孩子。同时拥有两对父母，就如同时拥有公公婆婆及外公外婆那样，是没有冲突的。”外公说：“时候不早了，该睡觉了。” “晚安，外公。” 6. “牙牙的大哥为什么会去参加示威？” “大哥是热血青年。当时，政府推出新币之后将旧币贬值，他觉得这样会让原本持有旧币的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就参与罢市示威。其实，那个时候有不少有理想、有看法，敢于表达不满和敢于诉求的青年，都走上跟大哥同样的道路。牙牙的家族就有几个例子。” 日本人走了以后，英国人又回来了。他们虽然答应给马来亚独立，但一些殖民地的政策，却没有完全撤销。许多人觉得，这意味着殖民统治还未结束，而他们理想中的国家，要更公正、更平等。于是，一场漫长的斗争开始了。阿汀有两名侄子，就参与了反殖民斗争。其中一个被捕，之后被遣送回中国；另一个成功逃脱，进入森林参与武装斗争，后来不幸在一次马泰边境的战斗中被打死了。而阿统也有一个侄子，也就是阿雄的堂哥，则在马来亚独立时选择放弃公民权，决定回去建设新中国。 “马六甲不是他们的故乡吗？” “好问题。”外公欲言又止，问道：“那你认为他们的做法有什么问题？” “我认为英国人很笨，不会区分华人和中国人。阿雄的堂哥也很奇怪，为什么有理想，就要放弃故乡？” “有道理。” 祖孙沉寂半晌，凉风又问：“那些去了中国的堂哥们后来怎样了？” “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两名堂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侨民，或是间谍，遭遇了很多苦难，让他们原本对中国抱存的幻想彻底破灭。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们趁着紊乱局势，先后逃到香港。父母之邦回不去了，他们只能选择留在香港，含辛茹苦，重新开创另一番生活。” 马来亚独立后的一、二十年，时局还是非常紧张的。尤其那时发生了一起族群冲突事件，更是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那时，阿汀一家躲在板屋楼上，开着收音机，调低音量听新闻，身边放着木棍和巴冷刀，一听到车声，就从板墙缝隙偷看动静，那通常是荷枪实弹的巡逻军车。幸好在那个偏远的小村，各族人民都比较单纯而友善，平日都可以在同个咖啡店里卖叉烧饭、椰浆饭和啰地佳乃煎饼，不像现在那样泾渭分明。因此，那段日子尽管提心吊胆，却终究相安无事。在阿汀的侄子被捕、失踪之后，有一段时期，常有暗牌，也就是便衣警察带阿汀兄弟到警局问话。阿汀为免惹祸上身，就将阿富从他亲生哥哥那里带回来中国画报、文艺歌曲的歌书、唱片等，全丢到烧金银纸的瓮里，烧成灰烬。印有红旗和中国首长肖像的邮票，则收进信封，藏在祖先神龛底下。红色在那时并非象征吉祥，而是敏感的颜色。很多人连农历新年都不敢挂红彩，更别说放鞭炮了，那是被禁止的。就连运载树桐的罗里后面挂着的红色警示布条，也都改成黄色或白色。阿汀警告阿富，不可再从他大伯家带回任何东西，也不能参与校外的任何组织。他不要阿富走上与他兄长同样的路。 “那么牙牙呢？他有走上跟他大哥同样的路吗？” “牙牙成长的年代，社会局势已经渐渐安定了。这让他有机会选择另一条路。他在那条相对平凡而安稳的路上慢慢长大，后来遇见了一个叫春天的善良女孩，两人结成夫妻，很多年后，他们认养了一个女孩，取名鹰，希望她可以自在而勇敢的飞翔。鹰长大后遇见忠厚老实的吉猫，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聪明的猫头鹰，叫凉风。” “喔，怎么跑出我来了？”凉风很惊讶。“难道这是关于我和我祖辈的故事？” “是的，这是你及你外公祖辈们的故事。” “原来我祖辈的故事那么精彩。” 外公摸着凉风的头，说：“从下星期起，轮到你告诉外公你上学路上的故事，好吗？” “我试试。” “很好，今天早点睡，明天早点起，我们到森林公园跑步，走一趟长长的路。” “好，外公晚安。” 相关文章：张永修/从前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上）张永修/Bluebird* 张永修/偶像五行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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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草 | 从微历史看大历史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一胎化政策”终于从城市进入农村时，他被命令安排村中“超生”的女人堕胎，怀孕6个月以下的立刻堕胎，但他跟村民都自小认识，该如何在村民的哀求、咒骂之间取得平衡？小时候听老人家说过一段惊险的故事，她从大马回福建乡下探亲，送了一只手表给亲戚，却被邻居狠狠盯住手表的目光给吓到了，亲戚赶忙将手表推回给她，叫她快点逃走，免得被邻居拉去批斗，她躲到桥下过了一夜，辗转走到香港，才成功回来。当时那儿被称为“铁幕”，因为消息都不外泄，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她去世的前一年，听着收音机报告天安门的状况，忧心忡忡的呢喃：“怎么又发生了？”老人家在英殖民时期就来到沙巴，杀地主的事她是看过的，而之后的事就不清楚了，因为跟亲戚的往来信件都被审查过，不然也不会在文革正炽之际还回去探亲。 1984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常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任教的人类学家黄树民教授，成功申请成为第一批被允许进入农村深入田野调查的少数外来研究者，前后3次长住厦门岛上的小村（对面就是金门岛），写下了这部难得又有趣的著作。他主要的研究对像是村中的党书记及村民们，经由村书记述说文革的历程、村中的人事关系、党的内部运作、政策的改变等等，我终于知悉当年我家的老人家（幸好）错过的那段历史，要是没及早跑到南洋，她肯定会被批斗。 [vip_content_start] 1984年，黄教授在此贫穷农村住了7个月，记录了许多访谈和照片，当时村书记正在头痛父亲的坟墓，如何在党的无神论和传统的风水信仰之间取得平衡。第二次于1996年再访，住了5个星期，村书记已经利用各种机会在村中建工厂为村民谋福，也赚入大把钞票，还批评另一个村的书记如何鱼肉村民，搞得人人恨他，也害得村子没有发展。第三次是2015年，由于台湾人建工厂，村民纷纷将房子改建出租给外来劳工，外来人口达到村民的20倍，村民不再耕田，专收房租，黄教授看见“近40年前那些坚毅勤劳的村民，变成在富裕生活面前不知所措的有闲阶级中人”。黄教授的每趟造访都为本书再版一次，所以这部中文版其实是美国的第三版。从第一版开始，本书就是美国某些大学的人类学指定教科书，从中可以窥见当代中国的历史缩影，也可以看见共产统治下的农村真正样貌。村书记批评政府政策的不合理，但他也屡次从里头找机会令自己在村中立于不败之地。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一胎化政策”终于从城市进入农村时，他被命令安排村中“超生”的女人堕胎，怀孕6个月以下的立刻堕胎，但他跟村民都自小认识，该如何在村民的哀求、咒骂之间取得平衡？总之，黄教授想写的是一部民族志，却写得像小说般精彩。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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