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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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

記一位文友——張久美/潘玉芳（牛汝莪）

《星洲日報》從我少年時一直陪伴著我，在我成長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通過報章，我交了一些文友，這些文友影響了我，不僅因此常投稿發表文章，達到磨鍊文筆學好華語的目的，還因此開拓視野，豐富了因出生貧瘠鄉區的中學生活。我因出生在一個偏僻，沒自來水沒電流供應，沒有通訊郵址的鄉村，所以一直到上初中時認識一位住鎮上的同學，她願意讓我借用她的住址當通訊地址，才學會給報章投稿和交文友。那時我把認為寫得不錯的文章寄去《星洲日報》的【新苗】和中馬版的【少年園地】，但稿件常不被錄用，很傷心。記得當時（1974、75年左右）有位名叫張久美的文章常常見報，而且文章很長，讓我很羨慕，於是想向她討教，就給編輯寫信，請他幫忙轉交信給作者。編輯竟有求必應，我因此和她成了文友，頻密通信，分享生活點滴。她寫的字很端正很美，看她的信是一件快樂的事。她也有其他文友，通過她，我也和他們成了文友。現實生活中我很少朋友。我住得很偏僻，當年交通不發達，我上學踏腳車獨來獨往，在學校因是學長也沒時間和同學交流，沒上學的日子我又要幫忙家裡農作。因為這群文友，後來我寫的文章進步了，也常被刊登。記得有一回，我們仰慕的作家馬漢老師去波德申度假，會和幾個當地的文友會面。我和張久美約好一起去見他們。久美的家在雪州的雪邦，離我家幾十裡。哥哥前一天用摩托送我去她家，第二天我們兩個才搭巴士去波德申。那是我這鄉下妹長到17歲第一回搭巴士出遠門，跟一個小我1歲的文友！還記得我們從雪邦搭巴士到波德申必須先到一個叫朱湖的小鎮轉車。眼見時間分秒地過去，我們在朱湖這陌生的小地方等了好久，還搭不到去波德申的巴士，就想到搭順風車。於是我們伸手攔了一輛車。車上是一對友族男女，他們讓我們上車，載我們到靠近波德申的一個地方，再教我們搭巴士前往目的地。那一次真是人生中難忘之旅。我們終於見到馬漢老師，當年的文友，“波德申四劍客”——祝家華、林健國、張健安和石得發，還有來自永平的許育華。也許就是這樣的經驗，讓我開始有膽量走出鄉村，中學畢業後自己申請到都門的大學升學。中學畢業後，我和久美還有斷斷續續通信。後來我結婚了在檳城工作，她理大畢業後在雪州獨中教書。相隔幾百裡，再見面時她帶著兩個孩子，在檳城。原來她因為第一個孩子早逝，決定放下工作，迴歸家庭，後來更因要照顧家翁回來夫家檳城。相信有緣我們會再見我們靠一年一次的賀年片互通信息。2019年初收到她的賀年片才知道她已經搬回雪州，原來她家翁已經逝世。她說她重回以前的獨中執教，我為她開心。在這個年紀要重回職場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她以往的工作服務紀錄應該是很好的。看得出她很珍惜這次的機會。 “2019年開始重執教鞭，就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今年繼續教書，有同學問我什麼時候退休——退休？好像很怪了，之前我已在家21年了，現在完全沒想這，只是覺學電腦沒很快上手（我一直都不喜歡電子產品，更不曾去學電腦）……”那是2020年1月久美寄給我的賀年卡上的文字。不久，冠病席捲全球，我國也經歷了學校停課、轉上網課這重要的轉折。無法想像這對不太會操作電腦的人是多大的壓力。幸好我剛從教職退休，所以逃過了這考驗。隔年她寫信給我賀年，因為政府的行動管制使她買不到賀年卡。她告訴我她因冠病期間學校給學生上網課，自己也學會了操作電腦，還蠻開心網課也有好處，尤其在改考卷、作業時。我看了也替她開心。我知道那挺不容易的。 2022年是因前一年的冠病不可跨州跨縣回鄉過年後，終於可以回鄉的一年。我在過完年後想起還沒收到她的賀年卡，於是給了她一個簡訊：“今天才記起今年沒收到你的賀年卡。沒有MCO大家到處忙拜年，特忙哈……”她馬上回我簡訊：“這個新年我完全沒外出，也忘了賀年卡了——因為這一段時間我在進行化療——我得了肺癌……”什麼？這消息太震撼了，一時間我不知如何回應。這種病蠻難醫的。今年1月9日，久美走了。第一個出現在腦海的感受是“志未酬”！賀年片漸漸走入歷史，那個每年為我寄賀年片，在賀年片寫信的文友也離開了。我相信有緣我們會再見的。

1年前

星雲

星雲

我的文藝前輩馬侖先生/李開璇（新山）

黃貴文先生問，有沒有空喝茶？我說有。以為中東的戰爭和以色列會是大家關心的話題，來到咖啡館，見馬侖先生也在那裡，就不約而同，換了一個題目：馬華文藝。馬侖是馬華文藝的一面旗幟，看見這面旗你就知道自己走近了文壇。他總是隨時隨地讓人們接近文壇。他走向喝茶地點的時候，總是提著一個塑膠袋，裡面裝著準備送人的文藝書。有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其他文友的著作。他替那些很少出來打交道的文友們送書。馬中斷交那些歲月，中國好像在地球上消失了，關於它的被轉述的消息都是些壞消息。中華文化成為國家的棄兒，中華兒女淪為二等公民。關於它的任何一件事都講不清楚，即便是純表演的舞獅舞龍不也被罵了一通？還有誰要跟你談馬華文藝？還沒開口，就覺得眼前彷彿站著一個獨裁者，你說什麼他都立刻反對。然而我們憑著簡單的喜愛接近著它，感覺上是偷偷摸摸地進行著，彷彿做了一件很不應該的事。華文課開在下午放學後，其他同學都回家去了，全校已經一片肅靜，唯有我們這個華文班還有一點聲音。喜歡新詩和華文刊物的幾個同學，私底下進行討論和分享，卻不讓學校和老師知道。書包裡的華文刊物，上正課時不能讓老師或巡察員看見，看見了是要被沒收的。我們的眼睛也就自然而然往學校以外的地方看。那時，幾家華文報的文藝園地，每個星期都會開出兩三朵文藝的花。好像開在沙漠上，非常的豔麗。我讀書的時候要幫父母親做農事。家裡有幾畝橡膠園，“收膠”後的下午，有一點空閒的時間，便一面擦著手背仍舊發出臭味的膠絲，一面到住家附近一間雜貨店找報紙看。武俠小說和新聞往往已經握在別人手裡，文藝版卻鮮少有人問津。只要找到準沒有人跟你搶。可有時它無端端失蹤，因為店主認為這張不重要，拿去包東西或墊蔬菜去了。通常也只有武俠和文藝我能好好讀上幾段，然而要從頭讀到尾卻很少能夠做到。一來環境吵雜，二來總有人邀我下象棋。儘管如此，作家們的名字被編者放在顯眼的地方，掠過眼簾又一再被提起，留下深刻的印象。譬如易梵、雲裡風、原上草、一介、陳雪風、夢平、芭桐、馬侖、高坤鎮、凝秀等，隨便列舉便有這好幾個。感覺上他們是一群人，散佈在各地，有著共同的理想。我那時不知道馬侖、夢平、芭桐、丘岷和邱子浩原來是同一個人，至於作家們寫了些什麼我也沒有特別的印象。不似高爾基、魯迅、巴金的印象深刻。然而他們將道地的生活寫了出來，說出了父母親們的心聲，我們少年的感受，這一點卻是沒有東西可以代替。連篇累頁的新聞是特權人物的傳聲筒，而那些聲音都是些沒有營養的怪音，看了總是令人氣憤和不安，武俠小說則是逃避現實的麻醉藥。只有文藝的園圃裡散發著純真的生活氣息。它是一條涓涓的流水，我們在裡頭滌盪卻渾然不知。夢平先生就坐在我的前面，我還保留著對他的仰慕，所以向來稱他為“前輩”。夢平寫小說很快，什麼題材似乎都可以應付，手到擒來遊刃有餘，雖然不怎麼在乎文字的雕琢。他談到好友高秀的時候，說高秀的文筆非常好，在他之上。然後說，他寫了大約200篇小說，當年在黃梨鄉的10年最為多產。然而並不是因為他特別有才華，而是由於勤勞。嚴歌苓女士也說過同樣的話，當時她在發表一場演講。她說，寫小說不是有沒有才華的問題，而是取決於你付出多大努力。這是一項勞力密集的工作，作家是另一類工人，他們進行著腦力的勞動。一隻孜孜不倦的工蜂馬侖已達望九之年，顯得有些疲憊。但是他不願意呆在家中，老是要到處走動。我的兩個寫作的朋友黃貴文先生和宋銘先生都曾經載過他。有時候，他的兒子丘量棟先生把他載到聚會地點。他說，有一次他的一個親戚載他到吉隆坡，經過一個花園時，他想起，碧澄先生就住在那個花園，趕忙按照地址尋上門去，果然見到了碧澄。他們就這樣成為好朋友了。前些年，碧澄來到新山，特別叫馬侖安排一桌文友互相認識。他們的圈子以這樣的方式不斷擴大。他講話時聲量很低，周遭稍微有點吵，就會被蓋過。他又患有青光眼，給他的腦力勞動帶來不小的困難。然而他在青光眼的蹂躪下，竟在疫情期間完成了一部關於這個瘟疫的長篇小說。這許多年來他寫了不少關於作家的事蹟，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似乎使他更加看透人生。他很隨意地談論著文壇的幾件趣事，估計我們認識哪些文友，就談誰。想起當年馬華文史界有“三劍客”，就是方修、趙戎和馬侖，後來黃梅雨也加入這個行列。姑且不論成績如何，光是願意下放文史界的爛攤子當苦役，就已經叫人肅然起敬了。如今只剩下馬侖一人，可謂奇貨可居。他可是一張藍圖畫到底，緊握著馬華文藝的旗幟，不曾做過逃兵。馬侖把一本新出版的《馬侖序跋導言及其他》推到我面前。這麼快！又出新書！我說，旋即看見封面內頁他揮灑的簽名，還是一貫的稱我為“李開璇兄”。真不好意思，我小他十多歲，應該是“老弟”了。馬侖自然不會在這裡混淆，然而他溫文儒雅的氣質總是經常無緣無故外洩。寫新詩的黃貴文先生也拿著一本，正在翻閱。集子裡有四十多篇文章，是他多年來給文友的新書寫的序文、獻辭或俳句。他在這些文章裡暢談他們交往的經過，給這些同道適當的鼓勵和肯定。附上圖片也是出於這個目的。字裡行間也隨處可見他對文藝的評論和觀點。曾經有人把這種現象評為文藝界的互相吹捧，責為不健康的風氣。當然，過度的和不符合事實的褒揚可以被這樣詬病，然而我們確實無需對這種現象過於呵責，實際上從這些所謂“吹捧”中寫作人並無什麼利益可圖。馬華文藝既得不到國家的認同，也缺乏系統性的支持，每個作家都是一根自生自滅的野草，彼此之間要是沒有一點感情，不是這樣互通聲息，單有藝術的評論又有何用？這三尺文壇能夠支撐到今天嗎？寫作人通常都很脆弱，沒有幾個生來就是百毒不侵的勇士。總覺得馬侖先生在寫作人之間的溝通串聯，正是好比一隻孜孜不倦的工蜂，呵護著它的巢。馬華作家在華文文藝界大抵都稱不上“頂尖”。一來，這裡不是中華文化的中心，而是邊緣。邊緣大抵不會被中心看重，更不會被選為標杆。我們的作家的確也只是做些傳承的工作，扮演一個外國作家的角色。再多的“吹捧”，料想也不會改變這個認知。對於“名聲”我們無需過於追求也不宜完全漠視，至於自己為什麼獲得那樣的名聲，或者為何失去了，又或何以受損了，都應該給與認真的對待。自己心中有把尺，不是別人一句評語就可以左右的。正因為平凡，我們這裡的寫作人沒有頂尖作家那樣的思想包袱，不怎麼受“名譽”的影響，而是看破了天命似的寫生活拋給他們的題材，按照自己的能力走自己的道路。“頂尖”需要“平凡”襯托，綠葉牡丹，相得益彰。而平凡作者的付出也是付出，有同樣的意義和價值。我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馬侖。他所做的，何嘗不是我們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幾個文友經常互相聯繫的版本？只是，馬侖把它變成了自己畢生的使命，而我們只當它為一種社交活動。

1年前

星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