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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关键字

“文学关键字”每期将择一与文学创作相关的词语,邀请与那词义特质相近的创作者做客【文艺春秋】,谈谈他们的创作观与写作经验。 在近年冒头的90后创作者中,王晋恒可说是写作最拼、最频的一位,我们常收到晋恒的来稿,并且作品类型多元,举凡生活小品、散文、小说、书评、剧评、电影观后感、艺文活动笔记等,都有他的足迹。他甚至愿意接受特派任务,例如人物专访与讲座记录,说是文章多面手也不为过。更重要的是,他言之有物,慷慨,可靠。他有一份正职,并非全职写作。所以,我们想请他给新样貌的“文学关键字”打头阵,谈今日斜杠族无法回避的难题——“分身”。 1/当你知道【文艺春秋】想请你谈“分身”时,脑里立刻浮现什么? 想起病房里双相情感障碍的男患者,原是一名平凡的技工,却在一夕之间变成诸神使者,具有平息以巴、俄乌战争的超能力;也想起《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里双重人格的主角。我们都握着两本截然不同的剧本,隐藏在医者背后的写作人身分,虽然不至于像前述例子那样分不清虚实,却也像是生活中的007,尝试窃取可为书写题材的日常事件。 每次去往新的工作环境,被新同事发现书写者身分时都会慌张,当然不是拒绝与人讨论(谁出书不想得到一丁点关注?),而是怕自己回答不了他们的问题,尤其要向非华裔解释何谓“散文”,横陈在前的是文化与阅读经验的隔阂。被问及为何还有时间书写,会有一种上课被发现偷读漫画的焦虑。把文学和工作完全切开,是我实习期的自救方式,不确定那是不是健康的因应机制(coping mechanism),至少身心被生死、责骂与有毒环境磨损时,下班直奔书桌,还有另一个世界值得期待。 2/能否先分享您现在的日常?尤其说一说你的时间分配:工作、阅读、写作,与其他休闲活动是否都有定时? 说起来也许不迷人,我的作息的确满规律的,倾向村上春树那一派的时间观念。十年如一日,他早上写小说、跑步;下午搞翻译、听音乐。我大概也是如此吧——下班后精神不济,所以选择观剧、听音乐。周末,清晨是我的写作时间;下午弹吉他、游泳;晚上挪一些时间来修稿。兴之所至有灵感时通常都不方便下笔,所以我将灵感抄录在笔记本,“择日”再串联成文。生活的其他方面,我都是蛮随性的一个人,但正因为自知时间不够,“定时”成了我偷时间的唯一方法。 3/写不同的文章类型时,你会否设定自己的身分或个性?例如,会不会先想像自己是某个人?那时候的你,与工作时的你可有不同? 处理不同文体,我都会以“我该出现于那篇文章的频率”作为参数。散文无疑最亲密贴身,讲座笔记则化身听众,全然“无我”。在这个意义上,小说里被允许伪装的“我”,也许是最诚实的。至于剧评、读书笔记等文章,“我”的介入程度、“我”与作品的距离、下笔时“我”该以什么形象出场诸如此类的考量,至今我仍处摸索阶段。以前会很抗拒写评论类文章,但不知道靖芬还记得你曾指教过我,写剧评要“重评论观点”、“将作品放到更大的脉络里对比评述”吗?那些建议影响我至今,以致我每次书写时都会如此提醒自己。一篇好的知性文章,读者读毕都应该像忒修斯之船,每次更换一个木头,成为不一样的自己。 第二个问题很有趣,十分贴近我近来的心境。我发现在精神科服务,有时竟然要有典狱长的威严。护士提醒我“不要太温柔”,否则无法威慑病人,他们就不会乖乖戒毒、吃药。规训与惩戒,和我心中暗持的自由主义冲撞。文学包容了我那些阴暗,败德的欲念。这也是为何我想要清楚区分二者的原因。如果被冠上“医生作家”称号,自然给人一种阳光向上,使命感满满的错觉。而这个错觉不是我写作的目的,多少让我有点不自在,深怕辜负这一个标签随附的美好幻想。 4/你可曾感到“分身乏术”的疲惫?怎么应对? 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说:“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尝试多种文体的我,看起来像只狐狸,事实上不过是刺猬,挖着同样的一个洞。16岁开始写作,从小就是一条书虫,小学时捧读《世界未解之谜》、《十万个为什么》;初中读历史和政治;高中接触文学……口味看似多变,其实不离其宗。阅读不过是幼时养成,长大难以戒除的“嗜好”。我的人生再多斜杠,经过化约不过是“医生/书写者”而已,不似我的其他同事还可以当健身教练、业余运动员、电竞好手,甚至微型企业家。如果轻言“乏术”,那也未免有些差劲。 5/读者与作者,你更喜欢哪一种身分?为什么? 近来正好读着香港青年作家叶梓诵的《断层路径》。作者谈及波赫士的短篇小说〈皮埃尔·梅纳尔,唐吉诃德的作者〉。小说中的主人公因为学习古老语言和风土人情,最终写出“一部与《唐吉诃德》逐字相同的作品。”虽然类似,但小说主人公的文本却比《唐吉诃德》“有几乎无穷多的意味”。作者引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说法,指出“此处最精确严谨的重复,正好与最大的差异搭上关系。”叶梓诵借此谈谈他对翻译、创作实践的期待:“将原有之物重复一次,继而生出无穷的新义。” 或许写作者都面对题材重复的困扰,可是没有任何“创新”是可以脱离历史脉络的。电影《回到未来》的马丁从1980回到1955年,在当时的环境演唱〈Johnny B.Goode.〉使全场感到耳目一新,然而结尾加入的超前吉他技巧如大风车刷弦、点弦、背后弹奏,却让观众看得一头雾水,觉得他在胡闹。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作品,才是创作的规律与门道。这个问题有点难选,或许可以那样说,我喜欢成为作者,但那之前我必得是勤劳的读者。 6/书写自己,你可有困难?介绍别人,你可有不甘? 要是以前,我会毫不犹豫昭告自己是“灵魂暴露狂”,但近来我开始反思这种“不知羞耻”的姿态。上个星期参与作协讲座,有人问许维贤(翁弦尉)老师有关“散文可否虚构”的问题。他的回答有所保留,但配合当日讲题,他认为如果说现今社会是一个持续被监视的“集中营”,那么当面与作者对质,逼问其书写是否真实,会不会类似一种逼供行为?我开始放慢脚步,自问“真的有必要那么急着向这个世界招供吗?”以后我还是会继续书写自己,但是从此多了这层考虑。后来也读到沐羽对散文的再思考,尝试书写“祛除第一人称的散文”——“不以自己为本位的思考位置”、“不在自身所在之处”、“不作为自己的叙事者”——我觉得挺酷的,希望可以拜读。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套用商业人士挂在嘴边的那句“把这块饼做大”来回答。中学那年随手在“马华文学部”翻了翻李宗舜、方路、黎紫书等作家的作品,进而慢慢发现这整张网,觉得马华也写得过人家。所以我也有一份私心,希望文友的好书被发现,新收获的“野生读者”也会发现自己。有感于这几天书展讲座场场爆满,买气甚佳,“熬过严冬”的许友彬在脸书留言:“看见春天的花开出来”。既然不是零和游戏,那也无妨介绍更多好书,只要他们写得好,我推介时就不会心虚。女友一直鼓励我抢滩“小红书”,将马华文学推给潜在读者,无奈我的说书能力欠佳,搁置了。近来看到“《流俗地》讲书人大赛”那些可以把书说好的文艺爱好者,真的非常羡慕他们这一项超能力。(哈,顺便给大家推介了一场文艺活动。) 7/以上问题你都回答得很冷静,很有智慧,来一题脱轨的好了(不是说有阴暗的一面么,哈):如果你有《复仇者联盟》中Thanos那样的邪恶手套,戴上后一弹指就能让世界的一半消失,你希望哪一半消失,哪一半幸存? 如果说要留下好人,去除坏人,无疑是偷懒的答案。人性善恶本是流动的,世间尚有千百道伦理难题悬而未决,不同位置衍生不同立场,我岂能随便处决观点与我冲突之人?原想清除宗教狂热分子,但那岂不是比他们更狂热?假如选择抹杀愚昧无知的人,则怕自己也被邪恶手套点作飞沙。前面提到精神医学和文学的抵牾,有件事情却是两者一致的,那便是相信每个人今时今日的人格都由过去所形塑,于是我们摘除道德滤镜,潜下冰山至深,去发现回旋于海平面之下的暗流。 近来遇见一个重度成瘾的冰毒吸食者,从他浑浊双眼读到对人生的彻底弃绝,毕竟毒品成瘾到后期,吸毒已不再带来快感,只求最基本的好受。家人的不舍和爱,其实掺杂着多少道德、伦理和宗教的“不得不”。他们会不会想要他离开,哪怕只是一个刹那的起心动念?我的邪恶手套想要“帮助”的,是像他这样的人。这不是行刑,也并非倡导自我了结。有人提过:“自杀是以无可逆转的决定,解决一个可能只是暂时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说法冷静、理智且有力。换句话说,如果困境毫无转圜(比如癌末),想要消失的人思觉正常,深思熟虑的决定是否应该受到尊重?“毫无转圜”、“思觉正常”、“深思熟虑”等预设,凡人包括医生,又怎能精准判断?所以邪恶手套这个宇宙神器,正好派上用场。 相关文章: 【文艺春秋】王晋恒/英语诗歌节 【读家】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王晋恒访梁馨元、胡玖洲、陈凯宇 【煲剧联合国】王晋恒/《精神病院也会迎来清晨》写在我们仍未发病前
7月前
2年前
【散文创作谈 05.】 7月某个黄昏,有雨,难得进城的路并不堵塞。 拥挤的是人。为了躲雨,人人走在可以遮蔽的老街。经历数次解封的城市人气热络起来,或只是我,还不太熟悉擦肩接踵的行人身分,对迎面而来的脚步感到有点心慌。路上收到讯息,友人Y已先一步抵达,但推门进入满座的餐馆,一桌桌不见身影。转身走上二楼,赫然闯入一间挂着祖辈肖像、摆满上世纪器具的房间。 退回外部的廊道,一来一回地确认,才知道自己误入同名的地方,而他们身处街头另一端。 这家氛围相对清冷,可以放心地说话。Y是个热心劳心的青年,远地近地注视几个家乡,教职业余翻译小说、主编理论书籍,平缓上升的学术生涯相当刻苦。我们相识转眼六七年,席间聊及过往读过的小说家,近期出版了回忆录。然而关于揭露,牵涉的亲近之人颇有微词。又谈论写作的过去与现在——会不会想到有一天不写了?不写了的话,会不会遗憾? 7月的黄昏,时时萦绕心底的疑问放到桌面时,仿佛预习许久的灾难终于发生。面对危险与困滞,人们不免下意识地逃,影子随即追了上来。疏于动笔却还是汲汲地读,读取回音同样紧紧地扣在心上。或许是后来的形式训练,有时会对投入情感而迟疑犹豫。由此散文经常备受质疑,主流抒情,亦囿于抒情。比如针对私我经验,太过耽溺于某一状态,与世界距离太远;比如文学语言的有无,过多的修辞掩盖了真挚,白描的文字又少了意趣。 书写是划线,这里不说,选择如何说。在散文当中,作者主体(我)最大的体现,大概就是自传了。这展现了一个人对生活经历的思考,找到人生之初最深刻且或某个影响深远的时期,试图为个性的诞生写下的长篇叙述。菲力浦·勒热讷(Philippe Lejeune)《自传契约》罗列与自传相近的体裁,比如回忆录是作者着重外部的历史,以个人视角出发,却讲述超出个人范围的事情。有时候也很难判断,作者想写的是个人内心与成长,还是着重时代的刻印。 当然,划线并不能有效区分,而是尝试趋近散文的精神。作者始终要给读者的一面镜子,是古朴神秘的铜镜,还是塑料外壳的玻璃镜子?我回答Y,关于能不能想像不写了,自己肯定想了无数次。在还没准备好一面镜子之际—— 契约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由作者在文本开端声明意图,仍是不足的,还牵涉到对话者、对象是谁?文体上的选择能够回避矛盾与冲突吗?菲氏特别指出,关键不在如何讲究精确地还原现实与历史,而是作者是否真诚地讲述。回忆录、自传、自传小说,不管叙事人称如何改变,关乎自己的揭示,空白与倾向都有其意义。读者期待领会和理解作者的同时,应该明白这是一方面的真相。标识文类并不能自动为其取得证明,这份契约不能由作者独立完成,更长久考验着读与写的人。 仍然期待阅读散文,因为从个性的历程、个体的片段,我们意识到身分与理解是如此复杂的。在这个文类,许多常见的主题都与来历有关:故乡、父母、童年。谈及故乡,又经常与祖辈的相处有关,或是美好的田园想像。这些经验不假,但还有一些看见叫人重新思索,原乡为何。 《九歌107年散文选》其中一辑家园与栖身,收录小说家哈金〈故乡与家园〉。这篇并不是主流散文的私我抒情,他将个人见解放在三则人物故事里。要如何面对故乡的感情?有犹太人保尔、胡锦涛,另一个是“没有乡愁”的余英时。哈金为这些事迹作注,虽然原籍故乡无法选择,它们亦时时召唤个人的忠诚,但人人可以各自建立自己的家园(生命的意义),而混淆两者是危险的。读者不难联想到这位以第二语言写作的小说家,也是借此回应“不回去”的态度,又是艰难的释怀。 或重或轻,如复数的栖身之所,也可能是〈家乡们〉。在《野风波》出版之前,因编辑的缘故先读了靖芬的这篇作品(也收录在《复始之地》文集里)。家乡可以关系出生,或是住过最久的地方,也可以因为某个微小的原因而生成:第一次感到不舍的地方。许多会心一笑的叙述,在于作者对生活的独到解读,有时近乎误读,她说这是“重新建构不知有无的东西”。比起传颂既定的观念,这应该是散文写作越来越被看重的意义。以至于我近年对于目及的散文竞技——最终经常选出无可挑剔、四平八稳的作品而感到困惑。进一步说,我们只期待选出符合原有想像与标准的“文学”吗? 看别人如何照镜子,再想自己的镜子,是不是也照出了自己投下的阴影与伤害?房慧真在《单向街》写父亲主导的曲折返乡旅行(来自家庭的阴影),还有小时候与同龄人交往的深刻擦痕(天真有邪),致使或加入冷落排挤他人的经历:“我可以感觉到她怯懦的,头望向我这里的友好延伸。像一只洁白温顺的小羊,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在我学龄前,一把捏碎整笼小鸡,莫来有的恶意,此刻又蠢蠢欲动。”(〈恶意〉)如今她多了记者身分,经常分享人物报导的采访经验,自言譬如化身猎人观察猎物,卸下对方的光环、标签,才可以直视所有细节。其实她早已化身为自己的猎人,将所有真实与伤害并排于最初的内在身世之书里。 与Y暂别的这段时间,我一直想着当时毫不犹豫的回答:一定有那么一天,不写了。那么还可以尝试书写的此刻,应该如何面对呢?给你我一面镜子,毫不保留是道德的吗?想到那则古老的寓言,我们如囚徒在洞穴里面壁生活,但终将孤独地理解,日夜相对的黑影动静来自背后呲呲燃烧的篝火,篝火属于外面真实的世界。熟悉又虚假的影长久成为习惯,篝火与阳光是刺痛乃至错乱。如果造出不完美的镜子,找到适当的角度映照看看,多少能为原地的人带来缓冲的景色吧。 (编按:文中粗体关键字为编辑所标明。本系列每月第三个星期五刊出。) 相关文章: 【散文创作谈 01】卢姵伊/我为何写作之——史前生活 【散文创作谈 02】卢姵伊/透明的散文? 【散文创作谈 03】卢姵伊/成为“我” 【文学关键字 04】卢姵伊/散文的真实  
2年前
【散文创作谈 04.】 回看有关“黄金之心”的讨论,竟已10年。从那之后每每与散文相关的谈论场合,总不能绕过能否虚构的诘问。最近和为数不多的年轻朋友聊起散文创作,赫然知道她曾参与的初中文学讲座,其主讲留下一则建议:“写散文时或许可以全篇虚构,但最重要里头的情感是真实的。” 若单是以这一句来解释,确实容易引起误会。一来略过了伦理与技艺的层次,也还没厘清虚构的对立面。从争议源头梳理,才能逐步摸索非虚构的伦理问题:在文学奖散文组出现的“山寨”身分背景,而评审无法以单篇辨识,往往出书集结或公开作者才露出端倪。 这几年读中学生或大专生的参赛作品,从一些细节发现破绽:马来西亚可有冬季?一支啤酒可需要上千元?除了这些不合逻辑之处,也可以理解初学创作者正揣摩文字与生活想像,且未能把握文体与作者的关系。课堂作文如海边野餐、记一个教训等,通常与真实的情感无多关系。为了切题,无论有没有亲身经历,大多以“我”的视角完成相关叙述。让文字为自己所用,以书写叙述生活的表象,是非虚构写作的第一步。但另一常见的问题是堆砌细节,将所见所闻都尽数记录下来,力求“真实”。 散文与生活无法分离,理解经验更是一种技巧。不管文字还是画面影像,文艺作品都是“其后”——后来的理解与当时的现实产生了距离。生活譬如河道,文学语言即是标本也是船上的符号。为了看清当时的情感、因认知有限而产生的困惑,所以不断调整观看的角度,追溯回游,为那一段生活的截面找到诠释的方法,慢慢构筑出自我的系统。或许不限散文,如何审视经验对写作来说都是永恒的挑战。 既然现实无法把握,那么散文该如何接近真实?谈散文的“虚构”(伦理问题)时,并不是指运用意象等书写技艺,而是指文章中的“我”,和生活上的我是否契合。诚实对待,为的是相信审视经验所带来的发现和反馈(这些回顾未必有用积极,也可能是一处破口,无人看重、不曾留存记忆的失落之地)。那么多人与生活的碎片一同载浮载沉,而我们捡拾排序,或是乐于看其他人梳理,是要还原当时场景,确认一次已知的答案吗?书写自己的经验、观察别人的来历,并不是依附现实而已,更是介入现实。在生活的迷宫里,事后我们也未必能获取飞翔的能力,在上空俯视一切路径的形状。许多事情,“我”是唯一的亲历与目击(孤独的处境),而事情要比既定认知来得更复杂、某个价值在“我”这里是怎样的感悟——技艺为此留下主观叙述,这是文学的真实。 试着回应问题时,我总想起创作初期经常生起的疑惑:该如何区分小说与散文?对比差异,可知小说较散文来得自由——小说,甚至现代诗的主体“我”,未必与作者相同。但文类的分别一开始或许不那么重要,总要书写后慢慢掌握文类意识、自觉。身为读者,也会发现文类极其暧昧的重叠之处。比如自传或小说的分别,需要依赖作者的声明。虽然生活碎片经过技艺的转化,形成有秩序的结构,我们还是能够看见作者留下的影子和痕迹。在这个转化的过程,散文还是拥有相当自由的书写空间。 自文学奖的场域引发的争议,是在隐去作者身分即难以辨别捏造身世之作的情况下,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备受考验。借1933年的鲁迅文字回应当下:“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从〈小品文的危机〉也可以得知,“白话文学”以雅致文笔表达情致,是针对白话不能作为文学语言的反抗态度。一再提起虚构问题或界定文类,并不能消除危机,但可以避免无声息的死亡。 不管虚构与否,我们理应警惕什么样的表演与谎言呢?对创作来说,真正的死亡是如何发生的?这让我想起卡夫卡写的一则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艺术家表演挨饿,即便席上无人,也毫无松懈偷懒的迹象。公众视野断断续续,参观者或多或少,开始时风头无两,后来风潮过了,他还像是路上一座固执的问号。他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好,观众的不理解也会引起他的愤怒。由始至终,他的饥饿不只是表演,而是对抗没有选择的一种方式,不得已留下的自辩:“原谅我,我实在别无选择啊。如果我找得合适的食物的话,相信我,我绝不会故意惊动他人的,我会像你和大家一样,每天吃得饱饱的。” 对艺术家来说,倒在草地上的一刻不是真正的死亡。后来取代艺术家的是一只年轻的豹,看守员尽责喂食,丝毫没有饥饿的问题。关在笼子里的豹,手中的利爪丝毫不被囚禁减弱了威风,自由还留在它的身上。感受不太灵敏、最迟钝的观众,也能从中获取“舒服的休息”。大家应该不会再记起那个艺术家,他最后不是自豪的姿态,而是想着要继续饿下去的心意。 对艺术家来说,在视野以外的地方,哪怕取巧些许,才是真正的死亡吧。这篇小说呈现的是艺术追求的极端处境,但也是对创作最严肃的诘问。又联想卡夫卡想要自毁作品,或《月亮与六便士》那样的故事,“我”的挣扎和世界的摩擦不会结束。赖香吟在〈反书写〉也借此对书写说出关键的核心:“对自己诚实,远比对他人诚实,是更内在的问题。” 再往前一步,其实此类危机并不限于散文:虚构的对立面是什么呢?从创作技艺谈为文虚构,是为了遵循内在的追求,而不得不做的演出。造假却是“反客为主”,只要没有观众,艺术家随即就可以脱离自己的认知与身分吗?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诚实即是道德,也伴随着风险。作者揭露自我与想法,也会害怕为写作对象(包括自己)带来伤害。于是使用字母的代称,改造一些真实的细节,或以修辞技巧掩饰,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编按:文中粗体关键字为编辑所标明。本系列每月第三个星期五刊出。) 延伸阅读: 【散文创作谈 01】卢姵伊/我为何写作之——史前生活 【散文创作谈 02】卢姵伊/透明的散文? 【散文创作谈 03】卢姵伊/成为“我”
2年前
【散文创作谈 03.】 (从车窗望出去,风景一帧帧往后退,你可以看见外在,沿途记录。) 感怀偶尔离开寻常,特意游移走路的时间。固执地随身带着一两本书,想着路上打发时间,其实夜间回到住宿处才有机会翻上几页。背负想看的却没时间看的书,也带与当地相关的书籍,无论历史纪实或文学书写。这多少带着自省的目光——尽量撇除自以为的想像,自觉于入侵他人原有生活秩序,也不想粗糙地留下煞有其事的印记。 拾起一片停留在2019年尾巴的风景。11月的台北非常舒适。没有绵绵无尽的春雨,盆地不再闷热,灰色雾蒙的冬季也还没到来,空气良好,野外的风透着蔚蓝的清净,天上还留着一些云。这样的天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但大多就在窄窄的一个月里。 路上大多沉默,也有不经意的交际。 一天清晨启程,在剑潭准备一路往北、向上,到一个叫作冷水坑的站点。不必十分注意乘车方向,因候车处很多准备登山的长辈在排队了。这是他们的日常。一列列的兴致与精神,我忐忑加入,随时被拆穿似的。 山路平缓,沿路散落的灰色小房仍有住宅的气息,而我不时紧盯站名。或误认我是临近大学的在读,席间一个妇人向我探问,哪一个站点比较靠近步道入口。在异地移动,旅人之间乐于指路或解释,好像互相认出头顶的一片叶子。但是她的依赖与信任,竟令我觉得过客与在地人的身分面目朦胧起来。 到点下车,其他人都团团簇簇地散了,剩下我们二人。也许我有一些警戒,但仍然多话,为她再做心理整装——路线长短、费时多少,邀她一起进入步道。 秋里山林平和舒爽,气候使得树木较热带的沉静。步道由大多有石头木板砌成,并不难行。林间听见虫鸣鸟叫,只见几只显眼的白色飞禽。先是一前一后走着,而她慢慢不见了。山中独自前行约莫20分钟,终于看到分叉路与路牌,我决定在这里等等,间中有松鼠前来讨食。 许久,日晒渐显,一群登山客经过,所幸她们都见过,她还在路上。 转道进入七星山公园的入口,略有波折。会合以后,我们自然地交谈、交换过去。她在桃园医院当义工,领着车票优惠的报酬,独自来走走。她大约与母亲年岁相近,又觉得她可能是我的镜子。不禁想像许多年后的独行,还能不能如此有毅力? 公园一片芒草依依,俯瞰盆地的城市风景,已被日晒照得迷蒙。她轻车就熟地到处抓拍风景,与步道上的沉重姿势不同了。我以此为目的地,她则向上续行,应能抵达某个山头。稍早的担心显得多余,她更像轻盈的理想化身。彼时我们都没有名字,就此分开路程。没想到接下来世界巨变,自由的线显然收束了许多。 当然还有许多擅长认识、行走异地的旅人,不是我。然而,失去自由时,仍然怀念散逸自由的时光,以及突然降临、不可长久的美好际遇。 (然而道上忽明忽灭,窗上映着你的影子,似是照亮了某个内里的角落,更是一张役者/演员的脸。) 随之浮现的,是不擅移动的自己。但一定有什么支撑着我,让煎熬的心理不那么靠前了。 最早或是移居。与过去不同的是,新家有个梯子,阴翳二楼带来一些想像与阴影。梯子最上面就是房门,没有缓冲的空间。最初搬来的一年,打开房门就发现暴骸——大人将所有家当堆挤在一个房间,想着逗留不长,并打算再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我实在什么都不认识,甚至不懂言语,这段不安定的记忆还在身体里,就此度过多梦的童年。 或是家中无止境的公路之行,只因追逐父族遗迹,城外四散的亲戚。一年之中总有几次,父亲拖家带口穿过市中心,来到另一端城郊相接的远方。而且常常偏离原路,眼前没有导航与指南只有未知的地名,误入歧途只能凭藉直觉回去。分不清眩晕源自脾气冲动的驾驶,还是在陌生亲戚家的枯坐半日。那部老车冷气强劲,后座的只得困在半睡半醒之间,竟似人质,所有难堪不适却一次次撑过去了。 为了免于颠簸,也曾室内安坐,和房间一体双生,依靠电脑荧幕折射自我与外界。直到离开校园后的空白期,开始计划长途游荡。以铁路、巴士、脚踏车,跋涉到山海边缘——这些都不算曲折。反复出走,怎么不可能遇到逢魔时刻?夜里海岸迷人,贪恋逗留至月色清明,却不察身边悄悄聚集了野狗群;骑车到100公里以外的景点,途中瞌睡来袭。诸如千钧一发的时刻,才心生怀疑:为什么我要来到此处?可经过一段日常沉寂,还是甘愿不辞劳苦来一趟漫无边际的异地行旅。其中的苦劳与风险,并没有随着地图上路径的显现,或者远离那样的日子而变得微小。 (在寻常与散逸之间,我们有时倾斜于后者。于是一再遭逢,甚至主动投入、隐形,成为观看者,直到在那边认出另一个自己,最后回到现实的位置。) 那些夜里回到住宿处,准备歇下时拿起随身的书。阅读其他人的抒情与叙述,平实或曲折,习得言说的方式一如交换面具。面具固然是负担,一如旅路上的难题,留下的酸痛,但也是其中一种笃定的积累。试着书写,捡拾重组碎片的过程中,也顺着线索继续生活,反之亦然。 (事后回看,赫然发现,过去的你早已指出未来的秘密。)  (编按:文中粗体关键字为编辑所标明。本系列每月第三个星期五刊出。) 延伸阅读: 【散文创作谈 01】卢姵伊/我为何写作之——史前生活 【散文创作谈 02】卢姵伊/透明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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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谈 / 六之五】 最近写给小说新人的几篇杂论,不慎让作家友人感觉“被批评了”(取其意,原句不宜见报),脑中即闪现周星驰电影中“隔山打牛”的画面,想来电影也暗示了批评的技巧,受用无尽。当然练习阶段的许多基本概念、习作所需的限制如篇幅等,对“艺高胆大”的小说家是过去式了,或许也不适合有才情的新人作者,后者可能会大力反对“故事”的存在,希望在文字的哲思中建立小说的新世界,在精神上类似新诗作者打破“意象”和“语言”的尝试。自然会想到的问题是:从“小说新人”到“艺高胆大”,中间隔着的“山”有多远?恐怕要引用《少林足球》了。 若借用“山”的比喻谈小说(也适用于广义的文学作品),同一座山,在水墨画、摄影作品、油画、电影等媒介里各有风采,视野和焦点的选择有不同的取舍,如同小说中故事的“前景”和“背景”(新人常不自觉地调换了两者位置),其中最关键的是眼光的不同。若遇到高人读者,见山不是山;若是爬山登顶者,感悟天人合一,忘了身在此山中,和之前的所有曲折;遇到海明威小说〈白象似的群山〉里不知要说什么的女主角,群山是一群白象;若不明所以地问起作家本人,他可能会打发说:“都说过了,只是冰山一角。” 不同读者未必会看到相同的东西,也未必会看到作者看到的事——写着的时候,带着这样的认知,可能是重要的,但不尽然时时刻刻都需要记挂着读者,有些部分只有作者能知道(作者行使霸权)。或许我可以引用自己的诗句(如没记错),来描述读者和作者的碰面:“我们相逢在 / 岌岌可危的细线之上”,可联想地球在危险的宇宙中,竟然获得短暂的安然时光。说服不同类型的读者自是不容易的,因为作者还带着“作者”和“叙事者”的双重视角,除了常会焦点错乱,无法轻易对上眼神,当读者是学者或评论人时,则更具挑战。有人干脆就说:“作者已死(即使活着也无需多说)”。 先不提长篇,短篇和微型小说放在“练习”中,依然类似走钢索,步步为营,在高处求平衡稳定,其中需要拿捏力度轻重、缓急,精准度甚至虚实,都是难以明说、不具体甚至一直处在变化中的,我们却不得不做出相应的选择,最基本的目标是避免从高处往下掉,而不是对错的考量。就内容而言,小说情节走在过于戏剧化和完全“没戏”之间;“前景”和“背景”之间;情节泛滥、天马行空和过于单一之间;过于写实与过于虚无飘渺之间;未来与过去(历史)之间;困境与困境之间。而角色常常处在大我和小我之间;梦想和现实之间;现实与回忆之间;情感和欲望泛滥与无动于衷之间;勇敢与懦弱之间;过分完美与极度黑暗之间;生死(未卜)之间;悲喜之间。而说来有点刻意的小说形式,在下笔的当儿,多带实验性质,基本的起承转合结构(伏笔安放何处)、单线双线发展、人物刻画的程度(内心世界如何展现)、内心和场景的“对话”、修辞象征手法等都需要边写边调整,力求精准,很多时候事态发展不如预期,要不要拯救主角还难以有定论,其实很难有余力顾及其他类似“反映现实”的事。 小说内容和形式,都得在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各种“之间”移动,做各种剪接增删,只求作者眼光精准,让小说得以“自圆其说”。在理论上内容和形式需要做到融合,但现实中往往是互相牵制(可引伸为夫妻、同事关系等)。若难以用文字具体表达这种抽象关系,或许可以采用理工科的方式,在写小说之前做一道题:“试以内容为x轴,形式为y轴,各种轻重、急缓、虚实等单位为刻度,为此篇小说取一定点。”对小说新人而言,这个定点(定位)很重要,下笔前“心里有数”,甚至有个大纲,可避免写作过程中的可能发生的灾难(如放弃)。如果把“故事现实而手法写实”列在第一象限,“故事现实而手法超现实”可以是第四象限,它们都是可以成立的选择,差别在于难度。即便是“艺高胆大”的小说家的同一部作品,也不会随意在不同的定点之间移动,故事的虚虚实实或许还容易掌控(小说家的经验),文字风格的变化除非是不同叙事角度所需,很多时候会影响阅读的流畅。 尝试用“象限”的概念来表达(硬扯)小说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除了是“自圆其说”,也是某种跨界,而小说本来也是跨界的产物。小说导师们常说,要为人物做个清单,细细写下他们的个性、背景(甚至包括喜欢的颜色和星座),想像他们坐在面前接受作者的采访,把自己的一切说出来,作者还要进一步分析人物,揣摩其心理状态,十足心理医生(虽然只能在故事中协助治疗)。这个年代的小说新人们当然都非常清醒,不会问:“那么是否需要报读心理学?”(小说导师们内心独白:“做上帝比较有用”)。科幻小说作者不需要成为量子物理学家,在家写作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作者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也不需要杀人,或成为侦探,但需要知道火车上每个人的心事和来历。不同的“人设”,来自各种职业和生活背景,小说作者总是先要细看,看出关键之处,再把人物摆放在适当的时空,但人性的复杂无法轻易归类,或简单分善恶,那是小说情节需要展现的部分了。小说作者应该先是“看人的人”,并且看透,这其实不容易,特别是心思单纯的人。看透肯定是一种跨界,跨入灵魂之界,据说年轻的张爱玲早就看透了。但小说作者可以选择写,或不写透。 处理小说的各种烦琐的考量,足见更多“跨界练习”之必要,也显示了超越对“文字之美”的单一追求。只是沉溺于文字,或只是沉迷于情节,都是不足的。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能独善其身。尽管说想像力无疆界,故事可以无尽发展,尽情“跨界”,但文字载体会把它们都拉回来。一位写长篇小说的同学曾经采用“Worldbuilding”(不确定正确的中文翻译)的概念,构思小说连串场景,听起来像“造物者”的工作,让人想到游戏世界的各个关卡,甚至最近红起来的“元宇宙”(Metaverse),但这方法真正的用意是在设定场景的规则和范围,订下“界线”,后来能不能把庞大的“设计”写好,有待小说形式和文字支撑,去体验作者的各种“界定”。许多新人作者“跨界”电影拍摄手法,生动处理画面和对白,往往忽略了电影难以展现、而文字得以进入的“内心世界”。马华小说家(不是百分百确定,姑且匿名)说过,要写一部“不能拍成电影”的小说,是对“跨界”的自觉。 小说形式或文字的表达方式更被各种外在因素所左右,其中最大的是作者的“自我”,这说透了会变成宗教或哲学大哉问,但在小说的世界中,技术上而言那影响了“叙事者”的眼光,是否看得深沉,是否悲悯,或者无感。无感的叙事者如何说一个大悲剧呢?作者可能会说,“看到”和“展现”就足够了。但为何不能多一点叙事者(通常是作者)的心事呢?或许作者本就不想让读者知道太多。 延伸阅读: 【小说创作谈 / 六之一】杨嘉仁/让人心律不整的小说 【小说创作谈 / 六之二】杨嘉仁/小说之门? 【小说创作谈 / 六之三】杨嘉仁/说不完的故事 【小说创作谈 / 六之四】杨嘉仁/不再为校增光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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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谈/六之二】 当我们在文艺版谈“小说”,仍得加括号,写上“文学”,意味着括号内的事,不是无需多说,就是欲言又止。“(文学)小说”的处境牵扯了“为何文学?”的哲学问题,面对各种俗世力量的撞击,常带来“我的小说不是你的小说”的局面,以及“为何需要理会那些压抑而心事重重的人物?”、“为何故事中总有各种躲躲藏藏的暗影?”之类的问题。 校园写作新人在还没有进入文学创作的状态之前,经历“直白、流畅叙事”的作文训练,无论议论抒情,属于写作前的“非文学”准备阶段。而校园文学奖常见涉及抄袭的作品,可见对作品“原创性”的无知。这些作品多是被学校老师发现并淘汰,而不是校外评审,因前者更了解学生日常的阅读范畴。评审多年就会知道,“中国腔”很重的作品,十之八九是抄袭。故校园“文学”更急需处理基本创作观念和各种写作前的问题(包括文法、造句、分段等),多于文学之入门。 小说创作是否有门可入?在现实世界中,无论线上线下,故事无所不在,小说几乎同等于讲故事,且人人都能讲故事,推开“小说之门”似乎轻而易举。村上春树在《身为职业小说家》一书指出,小说“都呈现一种大门非常宽的型态”。在马华文坛现状而言,只要在报刊版位如【文艺春秋】发表作品,或得到文学奖的肯定,即可得入门票。若再参与小说课及文学讲座,获得作家指引,或与文友交流,在课余业余勤于书写,大量阅读名家作品,也是推门而入的过程。吊诡的是,长期下来我们很难确定自己“是否真有所得”(例如大量阅读可能仅让人成为更好的读者),往往门内依然有一扇接一扇的门(每个人遇见的门都不同)。某种“纯文学小说”似乎就在那无法企及的后方尽头。 入门的叩问,除却所有外缘,依然得回到逐字写下的文本,而文字和书写者的内心,必然紧密相连,“为何而写?”是需要常自我“观照”的问题——写小说最根本的原动力,如村上春树那种“自由且自然的感觉”,每个人都不会相同,或安顿心事,或梳理人生,或自娱,超然于文学奖奖金和版税,皆不会在文字表面轻易显露。小说文字凸显的,往往是作者引导着读者的,一种对外“观看”的方式或角度,不仅是电影般连串铺陈的画面、声光和动作。当作者凝视故事中的人物及其遭遇,或悲悯,或无助,也可能带着绝对的无情。当作者不施予任何眼角的余光,读者肯定看不到故事的褶皱、角色的内心世界、情景的交融和水到渠成的动人叙述。 初写者对于塑造自己文字的外来影响,可能不自觉。那是一种类似“业障”的存在、书写的默认设置,包括过去累积的阅读量和知识、逐步建立的创作观、创作手法、价值观等,都需要定期“自我观照”和“清理”。初写者眼下最大的障碍物,大概就是各种通俗小说的套路和类型,尤其是“网路文学”平台、社交媒体海量的故事,涉猎久了便局限了叙事视野,只求迅速“交代”和“填塞”故事情节。除了直白的陈述,这类语言欠缺想像力和“展现”人物和情节的手法,遑论文学修辞。长期阅读的书籍、观看的电影类型、网络影音媒体等,对书写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足以让年轻作者自然而然地写出“抠门”、“嘚瑟”之类的词汇(一如前人写“斗争”、“热爱祖国”)。网络世界让眼球的竞争变得直接而残酷,对文学而言,无法迅速回应“快闪”中的世界或许已是一种式微。若还能有一丝余力,任性地动用不一样的语言和手法,小说或许还能扳回一局。 有一种门可能是专为“文青”而设。常见类似人称“文青小说”的新人作品,下笔随心所欲,看来抗拒说故事,回避任何情节、技巧或结构,作者多是从写散文或新诗转而尝试小说文体,志在扩大之前无法充分展现的场景和心情故事,或借小说角色发表意见。这里头肯定有对小说的一些误会,虽不至于源自黎紫书提过的“对故事的轻蔑”,写多了却也自成套路。新人作者可能是抱持“创作是随心所欲”这观点,或不喜欢“说故事的刻意”,也有对一些大师的盲目模仿。他们也可能在追求一种“动人”的小说,但小说动人之处不只是情感上的“感动”或角色的喜怒哀乐;或尝试酝酿一种“诗意”,但小说之诗意不只是单纯的文字之美,还可包括故事整体结构的“美学”、“艺术效果”,人性和命运的碰撞和纠葛,而朦胧、松散的叙事未必是诗意的,更多的时候看来是取巧、甚至敷衍的。 回到校园文学的范畴,以上的文青风格即是常见的“散文化”或“散文思维”,依然属于从作文或散文过度到小说练习的“中间状态”,不是那种对西西、沈从文而言的成熟创作手法上的意义。这类作品为作者自身的情感(很多时候是情绪)服务,不为读者,不为人物,也不为叙事,对比“散文化”作为叙事手法,或游走在文体边界的文字实验,不是同一个写作阶段或相同出发点的事。校园文学奖偶尔会大量出现处理文化传承议题(如节日风俗)的小说,但叙事都是类似历史或文化散文笔法,角色如游客参观主题博物馆,蜻蜓点水,故事情节薄弱之余,也同时错失了原本更适合深入书写的散文体裁,以致两头不到岸。文体的选择有时不能勉强。 写作初期有意无意模仿大师,或许难免,长远而言不切实际,因小说新人眼下的素材、故事人物、背景时空等都是独特的,到头来即使风格手法类似,未必是最适合故事的选择,作者更会不自觉地远离了其他可能,这依然是需要长期“观照”的影响来源。中文意识流小说第一人(有说第二人)香港作家刘以鬯先生,使用意识流手法,是有意为之,处理大都会题材的书写策略,不完全是赶潮流(离西方文坛意识流滥觞数十年了)。红极一时的南美洲魔幻写实,能否用在此时此刻的马来西亚?自然有其可为和不可为之处(现实往往更魔幻)。适度的模仿和调动“大师”或各流派的叙事方式需要创作上的理由,但真不能依赖太久。况且当读者们能够在书店里看到某“主义”流派的作品全貌时,这些创作思潮的顶峰在西方早已过去了。 面对“出版业”的推陈出新,读者们处在“被动接收”的位置,例如魔幻写实派别,原本是南美小支流,在出版商连番炒作下才进入主流市场。除了赏析和模仿大师们的作品,背后的脉络(和机缘巧合)也不容忽视,并思考“为何阅读?”。读者们可能错过的、大师们以外的作品谱系往往是更丰富的,没有必要独沽一味。如果没有把外来元素内化成自己的文字血肉,到头来小说新人在多年后,仍会在脸上挂着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奎斯、张爱玲、村上春树等作家的头像而无法摘除,或拖着他们的影子行走,那也是一种推不开的大师级障碍。 (编按:本系列每月第三个星期五刊出。) 延伸阅读: 【小说创作谈 / 六之一】杨嘉仁/让人心律不整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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