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明日报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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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系德 | 从两卷大饼到卡式录音带

中华戏院附近的恩记唱片公司有为顾客录歌的服务，只需把十多首心爱歌曲的歌名交上去，恩记便像“照单执药”那样，从店里各张唱片找出你要的歌，全部录进一片新的卡式录音带给你，收费公道，录音效果完美…… 70年代在《新明日报》当电讯翻译员时，傍晚还得接听外坡记者拨电话过来报新闻，一边听一边抄录，就像小学时期的听写测验那样。馆方为节省长途电话费用，便让我们使用录音机，外坡记者报一句新闻，我们就跟着重述一句录音，收线后再开录音机听着来抄写，这样的确比边听电话边用笔抄录缩短通话时间，而节省了长途电话费。那个年代的录音机非常笨重，有两个带着盘卷宽度大约1cm的录音磁带，就像两个大饼，面积有如光酥饼（我小时候因粤语同音之误，还以为这是江苏省特产的“江苏饼”）。后来“林竹君”（黎祝金）收购了报馆，新资方购置了一台Akai新录音机给我们录写新闻，我们这班“大乡里”当时没听过这品牌，叫它做“阿楷”！科技日新月异，没过多久，这种笨重录音机和“大饼”型录音带便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型录音机和小巧便捷的卡式录音带（cassette）。趁吉隆坡谐街长兴电器公司大减价时，我买了一架小型录音机来玩录音，还可听歌，所用的卡式录音带大约只有4英寸乘2.5英寸，非常省地方，里面的录音磁带也是袖珍型，由两个卷轴卷着，不再是大型录音机那种“高大衰”的“大饼”，娇小玲珑，而且音质效果不错。有次在家里听到丽的呼声要播一首我喜欢的歌曲，便想录下来，但由于丽的呼声的播音箱子是装置在高高的墙上，我只好站上一张木凳，一手捧着小型录音机，另一手拿着录音的“咪筒”凑近播音箱去收录。可惜迟了一点开“咪”，整首歌录得不完整，连一些杂音也录下去了。 [vip_content_start] 后来才知道，中华戏院附近的恩记唱片公司有为顾客录歌的服务，只需把十多首心爱歌曲的歌名交上去，恩记便像“照单执药”那样，从店里各张唱片找出你要的歌，全部录进一片新的卡式录音带给你，收费公道，录音效果完美，不必自己录得那么辛苦。可惜恩记已于2020年冠病疫情期间结束营业了。学生周报学友会老朋友二胡高手张建志曾告诉我一个关于恩记的有趣故事，话说其老板娘当年养了一只神奇的黑母狗，竟会帮主人去买咖啡！老板娘把钱放进一个煲水的水煲里，母狗便咬着水煲的手柄，穿过中华巷菜市场，去到茨厂街著名的振东茶室买咖啡，然后又咬手柄把装着咖啡的水煲带回恩记。老板娘会倒一点咖啡进碟子里给它喝，作为奖赏……这个故事的确不可思议，令我啧啧称奇！我还曾用录音机录下我那几个小侄儿和小外甥幼年讲话和唱歌的声音，到他们长大后再播给他们听，大家笑作一团。可惜几十年后那卡式录音带已遗失了，无法让迈入中年且已为人父母的他们重温…… 此外还有一种比cassette较大的匣式录音带（cartridge），可以不断重播又重播，迷你巴士司机最喜欢用它来播歌给搭客听。但如今大家都只听音效更佳的镭射CD，旧日老古董cassette和cartridge都被淘汰，想找一片来看看也难！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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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系德 | “林竹君”收购新明日报？

大约在1975年，本来安心工作的同事们突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新明日报》已易手换了新老板，被“林竹君”收购了！……收购《新明日报》的其实是一名开饼厂的商家黎祝金。当同事们最初听到他的大名时，却把“黎祝金”的华语发音误听成“林竹君”…… 话说50年前作家梁园深夜从《新明日报》下班遇袭不幸逝世后，馆方把任职电讯翻译员的另一名作家雅蒙（亚萝夏）调升为编辑，填补梁园的空缺；我也从广告校对被调升为电讯翻译员，取代雅蒙的职位。翻译组共有5人，每天下午由国际新闻版编辑李子平从合众社、路透社及法新社选一些电讯稿给我们翻译成华文刊用。我们的另一项工作是在傍晚接听外坡记者打电话来报新闻，以听写方式抄录下来，让全国版及地方版编辑发去排字部捡铅字排版。那个年代没有电脑互联网，甚至连传真机也还未通用，各报就是靠这种最原始的老土方式接收最新的外坡新闻了。我在翻译组的座位背向着编辑部大门入口处，每天听着各同事从外面走进来的脚步声，竟练成一种“神功”，凭各人徐疾有致、轻重分明的不同步伐声，便能分辨出来者是谁，百听百灵！日本武侠电影《盲侠听声剑》系列中，胜新太郎眼睛虽瞎，但单凭听声就能觉察到敌人处身的方位而出剑攻击，我这特殊技能是否也可叫“背面听步功”呢？大约在1975年，本来安心工作的同事们突然听到一个惊人消息：《新明日报》已易手换了新老板，被“林竹君”收购了！二千多年前中国的战国时代，有广招宾客的“战国四公子”，号称“四君”，就是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及楚国的春申君。而70年代走红华语歌坛的女歌星也有“四君”，即台湾的邓丽君与赵晓君、新加坡的林竹君、大马的黄晓君。那时林竹君相当红，号称“乡土歌后”。莫非她除了右眼下面有一粒明显的痣外，还有“雄心壮痣”和“宏图大痣”，做了红歌星仍不满足，还要收购报社想当报业大亨？ [vip_content_start] 原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无头安出脚，冯京作马凉”的笑话，收购《新明日报》的其实是一名开饼厂的商家黎祝金。当同事们最初听到他的大名时，却把“黎祝金”的华语发音误听成“林竹君”，惊讶地问：“什么？我们的新老板是红歌星林竹君?!”后来虽然搞清楚是一场误会，但仍有好些人在背后恶作剧把这新“米饭班主”戏称为“林竹君”！部分员工对毫不知情下报社易主颇为不满，有被“卖猪仔”的感受。职工会与新资方开会“摊牌”商讨雇员福利时，很多问题都谈不拢，劳资关系闹得很僵，甚至要采取“照章工作”方式，差点重演《马来亚通报》1974年那场历时8个月的大罢工行动。报馆业务大受影响，几近“五劳七伤”的地步！资方意兴阑珊，兴起放手出售的念头。最终《新明日报》再度易手，1976年年底被资金雄厚的陈群川收购，并把八打灵再也旧区编辑部与吉隆坡罗爷街采访部合二为一，搬迁至吉隆坡怡保路Batu Complex购置的新厦大展拳脚。“群川汇聚”，似乎象征有大把“水头”，员工们这回看到了新曙光新希望，乐于接受这新东家，《新明日报》终展开崭新的光明一页……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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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系德 | 报馆外梁园深夜遇伏命案

《新明日报》靠报导意外新闻起家，万万料不到有一宗令人震惊的冷血命案，竟然发生在我们自己同事身上…… 我进入报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吉隆坡罗爷街《新明日报》采访部当资料室管理员，做了不足一年，八打灵再也旧区编辑部的广告校对赖瑞和跳槽去《南洋商报》出任电讯翻译员，上头便把我调过去填补他的职位。依报馆的惯例，要等到有人离职留下一个空缺，其他人才有望调升。这种犹如守株待兔的苦等升职机会，好话唔好听有点像赌扑克牌的“车鸡博十”，真的要唱一句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当年编辑组的几名编辑大多数是台湾大学毕业生，包括总编辑钱博、副总编辑陈毓翰、编辑主任郑玉祥、林宝华、李子平、林雷坤，唯一例外的梁园，是靠一支笔闯出名堂的本地作家。任职电讯翻译主任的黄国强也负责兼编一个副刊版“拼盘”，就是他给机会我在这个版写幽默专栏“吉隆坡目睹怪现状”和“有冇搞错”，才开启了我这半个世纪的“爬格子”生涯。那时每天傍晚吃了馆方供应的打包式“大锅饭”后，趁未到开工时间，同事们便在报馆前面乘凉闲聊。我见过梁园的太太带着孩子散步路经此处稍作停留，跟老公打个招呼谈几句，场面温馨，这也算是顺道探班吧？《新明日报》靠报导意外新闻起家，万万料不到有一宗令人震惊的冷血命案，竟然发生在我们自己同事身上…… 1973年12月初某天晚上，梁园下班后搭顺风车由一名同事驾摩托载他回家，怎知刚驶出报馆外面不远，突然有两名埋伏着的凶徒从路旁杀出，手持木棍向梁园的头部猛击，使他从摩托后座摔到地上去！载他的同事没想到会遇袭，吓得慌忙飞车逃脱；待他过后找人求助回到肇事现场时，已空无一人…… [vip_content_start] 后来同事们接获通知去到梁园的家，却见他已换好睡衣上床睡觉，也没透露袭击他的到底是何方神圣。大家很担忧他的伤势，便把他送进马大医院。他可能头脑内部溢血，开始陷入昏迷；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此撒手人寰，同事们都悲痛万分！梁园的遇袭过程，我是从同事口中听来的。大家对凶徒的动机深深不解，因为梁园是个好好先生，谈吐温文，从未见他对人口出恶言，很难想像他会与人结怨。以前他虽与人打过笔战，但也不至于写文章得罪人而招惹杀身之祸吧？会不会是“点错相”被误杀呢？这宗悬案50年来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对梁园的不幸惨剧最哀伤的想必是《新明》记者林放，因他一向把梁园视为崇敬的良师益友。少年时期他在吉打居林觉民中学求学时，常去梁园开设的海天书局买书，也参与该书局的好些文艺活动，受梁园影响而投身写作。梁园是个多产作家，作品常刊登于各报章和《蕉风》，还有香港徐速主编的《当代文艺》。他34载的短暂一生已出版过好几本著作，最新的一部遗作是在辞世48年后2021年出版的“枫林文丛”小说集《山林无战事》。遗憾的是林放已于2019年往生，无缘看到他恩师这部著作面世……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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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系德 | 新明日报大锅饭梦湘姐姐

《新明日报》有个专为读者解答家庭烦恼和男女爱情问题的“梦湘姐姐”信箱，颇受女性读者欢迎，读者来信询问种种疑难杂症感情纠纷，主持人梦湘姐姐都运用理性的分析，像一根“盲公竹”一样，为身陷迷惘困境的痴男怨女指点迷津…… 70年代我曾在八打灵再也旧区Jalan Kilang的《新明日报》编辑部任职，这个工厂区没有茶餐室，我们从下午工作至晚上，吃饭成了最大问题。幸好馆方体恤员工“冇啖好食”，每天提供免费晚餐。一到傍晚，包伙食的老板和工人就把白饭分配好餸菜，包成一包包，用Van车运送过来，我们所有同事便放下工作，一起开餐。还有一大煲热腾腾的汤，但汤里的猪肉排骨不多，手快有手慢冇！整个编辑部一起开餐的场面非常温馨，就像一家人同吃“住家饭”。换作在中国大陆，公社全体工人齐聚共吃的公家饭叫“大锅饭”；我们的饭餸虽已分配成一包包，但模式也算是“大锅饭”。每晚餸菜不同，如是合口味的好料，当然特别开胃；有时碰到不爱吃的餸菜，也得将就照吃不误。我最不喜欢吃咖哩，把咖哩饭戏称为“监趸饭”，因为“枷锢楼”的囚犯都是吃咖哩饭的；我年轻时也还未懂得欣赏苦瓜，边吃边跟同事说这是“人上人饭”，源自俗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唉，有老细免费请食“大锅饭”，仲“阿芝阿佐”？你想食鲍参翅肚嘅“大茶饭”咩?!） [vip_content_start] 掌管同事伙食费的是编辑主任郑玉祥，他会依当天上班员工的人数，向包伙食老板预订打包饭的数量，并将周假员工的饭钱省起来，每个月选一晚，下班后带同事们出去用这笔积存下来的钱吃一顿。我们通常是去70年代最著名的PJ十四区“四十九档”小食中心，当然没有把49个档口的美食全部叫齐，多数吃鱿鱼蕹菜、薄饼、菜头粿、Loh Bak、杂雪、糖水等等。同事们既可“食阿公嘅”，又可联络感情，相当过瘾。（不知现在还有人记得“四十九档”这个好地方吗？）《新明日报》有个专为读者解答家庭烦恼和男女爱情问题的“梦湘姐姐”信箱，颇受女性读者欢迎，主持人梦湘姐姐看似个社会经验丰富的成熟女性，读者来信询问种种疑难杂症感情纠纷，她都运用理性的分析，像一根“盲公竹”一样，为身陷迷惘困境的痴男怨女指点迷津，十分有说服力，多年来已建立起一个犹如香港女性杂志之“南宫夫人”那般深具权威地位的形象。月前我和昔日一些报界老朋友聚餐时，前《星槟日报》娱乐记者“曾妹妹”忽然问我以前《新明》的“梦湘姐姐”到底是谁，当我告诉她梦湘是郑玉祥时，她惊讶得“擘大个口得个窿”，做梦也没想到梦湘姐姐居然是个大男人！其实另一名女编辑林宝华也有参与为读者解答这信箱的问题，她也是梦湘姐姐！后来“二叔公”陈毓翰离职，郑玉祥升职取代出任副总编辑，但却没有人称他“三叔公”。他检查大版非常严谨，目光锐利，任何差错也逃不过他的法眼，使我深深拜服，立志以这位前辈作为学习榜样。遗憾的是，献身报界大半生的郑先生，退休不久竟罹患癌症不幸往生，报界痛失英才，读者也失去其中一位“梦湘姐姐”作为指路明灯！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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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系德 | 市井歌反映华文报辉煌岁月

郭炳坚那首“报纸歌”唱着：“揾三餐搏命挨得真苦恼，朝朝走去卖报纸有利图。特别介绍《光华日报》，新闻系快当堂出炉。要买趁快，喂，《通报》好；仲有杂志《新生活报》，快脆买啦，买份《南洋商报》！《建国报》有段谋杀真恐怖…… 在几十年前，街上报贩向顾客兜售华文报章时，总爱大喊：“马票报！”好些人买报纸的主因，的确是为了看马票或万字票开彩成绩，对对看是否中奖发横财！最近有读者杨先生传来一首郭炳坚的粤语小曲〈马票报〉，其旋律是借用50年代严俊和林黛合唱的华语歌曲〈野丫头〉，我小时候常听到这首轻快调皮的男女斗嘴歌：“二郎桥那个野丫头，天天跟在羊后头，撒起娇来皱眉头，做起鬼脸伸舌头。打起架来扔石头，滚球滚球一个滚球，谁爱你这个野丫头？”此曲的最大特点是，几乎每句歌词的最后一个字，都用一个“头”字结尾，显见作词人功力深厚。所唱的“二郎桥”，当然跟任剑辉白雪仙的著名粤剧《三年一哭二郎桥》无关。郭炳坚改成粤语那首，一开头就喊：“马票报！《华商报》！”接着以〈野丫头〉的曲调唱：“揾三餐搏命挨得真苦恼，朝朝走去卖报纸有利图。特别介绍《光华日报》，新闻系快当堂出炉。要买趁快，喂，《通报》好；仲有杂志《新生活报》，快脆买啦，买份《南洋商报》！《建国报》有段谋杀真恐怖，消息准确值得你二毫；另外有份《太阳报》，《星洲日报》一份三毫！要买趁快，《中国报》好；就快卖晒《新明日报》，快脆买啦，买份嚟睇《星槟报》！” [vip_content_start] 他这首“报纸歌”，把70年代大马8家华文日报《光华日报》、《通报》、《南洋商报》、《建国日报》、《星洲日报》、《中国报》、《新明日报》、《星槟日报》，以及3家三日刊报章《华商报》、《新生活报》和《太阳报》都唱出来了。这首通俗的市井歌曲，反映出半个世纪以前我国华文报业蓬勃发展，那么多家报社竞争也可以共存，同享百花齐放的辉煌岁月。相较之下近年只剩下《光华》、《南洋》、《星洲》、《中国报》、《新生活报》，再加上后来创办的《光明日报》、《东方日报》和《民生报》，这几家纸媒报章面对着消息更快捷之网媒的挑战与冲击，正在力争上游，免遭淘汰，令老报人和老读者无限怅惘！ 70年代我在《新明日报》任职时，排字房的工友暗地为编辑部高层取一些有趣的外号，把总编辑钱博称为“大叔公”，副总编辑陈毓翰则叫“二叔公”。那时报社总经理董伟强和政界强人顾兴光合资出版三日刊报章《太阳报》，初期除了聘请一批新员工，也有找《新明日报》一些同事兼职帮忙，包括主导人大叔公和二叔公，二叔公还邀我为《太阳报》写幽默专栏。排字工友阿球和阿达曾告诉我，大叔公晚上常找他俩帮《太阳报》赶版，赶完就拿出一张一块钱的钞票请他们吃消夜，叫了3碟三角钱的蛳蚶炒粿条，剩下一角钱就买两支香烟，大叔公和阿达一人抽一支，阿球没有抽烟，正好省回。可见50年前消费便宜，一块钱就够三个人吃一餐了；万一钱不够用，也可把值钱的东西拿去当铺找真正的“二叔公”应急！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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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系德｜在Batu Complex吃饭两毛钱往事

有次所有餸菜几乎都卖光了，我只凭一小方块腐乳就吃完整碟白饭，被老板娘赞为“好易话为”，那块腐乳只收我区区两角钱。怡保路的Batu Complex是70年代中后期兴建发展的一个新区，全是4层商业楼宇，《新明日报》把编采两部门集合搬到此处时，我又可以和采访记者吴世祺、黄迪、林放、蓝琪、KP曾锦标等老朋友在一起工作了。这新办事处没有食堂，还好附近有一个白锌木板搭建的简陋寮子，是为在这区建屋的工人提供简单便餐的饭堂，只得几张长枱和几排窄长木条权充板凳。我们通常来这里解决午餐或晚餐，整个场地颇有美国西部牛仔片的乡野氛围，便称之为“cowboy town”。 [vip_content_start] 经营这饭堂的是一对中年姑嫂，提供的餸菜比家常便饭更简便，价格也相对廉宜。我以前本来不吃苦瓜的，她们却常把苦瓜切得薄薄来煮汤，我试喝之下，倒觉得微苦中带甘甜，竟就此被磨练成为“吃得苦中苦”的所谓“人上人”，开始接受这“半生瓜”了。有道“有食唔食，罪大恶极”，咸鱼青菜粗茶淡饭我一律照吃（只是不至于“屎唔臭都食”）。有次所有餸菜几乎都卖光了，我只凭一小方块腐乳就吃完整碟白饭，被老板娘赞为“好易话为”，那块腐乳只收我区区两角钱。只怪我文才不足，并没有把这寒酸小故事学罗启锐那样写一本《两毛钱往事》出来。后来另一排四层店铺楼下开了一家“芳园饭店”，我们有了多一个选择，可以随意点菜，收费比cowboy town高，却更丰富好味。我不时叫炒饭吃，有次嫌太“寡”，便要求加些茄汁下去炒，果然比较美味，但却要多收两毛钱。原来这里少许茄汁相等于寮子一块腐乳的价钱，这又是另一件“两毛钱往事”。有次星期日上班，忙碌至晚上七点多才得空吃饭，可是芳园没开，cowboy town又已收档，找不到其他食肆，别无选择下，迫得在路边一个印度档摊打包印度咖哩饭回报馆吃。岂知只吃了两口就忍受不住那股怪异味道，竟当场反胃呕吐出来，再一次证明我无法接受印度咖哩！《新明日报》有好些妙人，最奇特的是一名像 “世外高人”般的office boy，平日浑噩迷糊，做事慢三拍，有一次本要从编辑部拿一篇新闻稿去字房排字，却先去芳园饭店打包晚餐，一时失魂，竟把那篇稿遗留在饭店里，害大家找个半死！不过他有时却会冲口而出创出金句连连，语惊四座。例如他想知道时间，问我：“你嘅钟几多点呀？”我纠正他道：“我呢个系手表，唔系钟。”他却以押韵式歪理驳道：“钟即是表，表即是钟；正如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华人新年期间，同事们年初二便得赶回来上班了，有一年他回邦咯岛家乡过年，却直至年初七才上班。人事部经理问他为何旷职，他说：“我搭不到车回来嘛！”经理说：“为什么每个人都搭到车，只有你一个搭不到车？”他又以似是而非的理由解释：“其实很多人都搭不到车，但只有我一个在《新明日报》工作吧了。”经理为之吹胀！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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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系德｜怡保路Batu Complex新明日报

我们翻译组下午译新闻，傍晚负责接听外坡记者拨来报告最新即时新闻的电话，一面听一面把新闻抄录下来，就像小学生的“听写测验”，写好就交给总编辑过目，分发给各版编辑发去排字然后编版。 70年代《新明日报》编辑部设在八打灵再也旧区，被陈群川收购后，1977年我们与吉隆坡罗爷街的采访部一起迁往怡保路三英里的Batu Complex一座两间铺位的4层楼新厦办公，分隔两地多年的编采两部门终于合二为一，省却了递送新闻稿的麻烦。不久后新资方在贵都大酒店（Equatorial Hotel）为报馆举办一场年宴盛会，还邀请商界出席宣传一番，在会场上放映各部门作业情况的幻灯片，展现一番新气象。当时我在《新明日报》担任国际电讯翻译组主任，每天细看路透社、合众社和法新社传真过来的英文外电，挑选重要的国际新闻分派给组内成员翻译成华文，修改后交给国际版编辑编版。那时组内的翻译员人才济济，最资深的郑君文改名为郑韵穆，后来成为出色的专题作者。张肇达好学不倦，勤于进修英文，是虔诚基督教徒，外号 “耶稣仔”；廿多年后离开报界出任富贵集团高层，著有讽刺人性小说《大中华英雄》上下册。李会琼的名字最搞笑，以华语念来就如“你会穷”。那个年代《南洋商报》也有个资深记者李必富，听来像“你必富”。这两位老李，一个“会穷”，另一个“必富”，在华文报界相映成趣。后来李会琼“啲起心肝”改名为李惠群，惠及群众，总好过穷死一世！ [vip_content_start] 来自砂拉越的刘深瑞常告诉我他在台湾留学的趣事，说国民党政府时刻不忘向学生灌输反共思想，要他们在大学里玩一个“杀猪拔毛”游戏，但并不是真的教学生如何㓥猪和拔光猪毛，游戏名称其实是暗喻“杀朱拔毛”，即杀掉朱德及拔除毛泽东这 “眼中钉”，真是阿Q精神！组里最年轻的凌秀松后来考进马大升学，不再做“报纸佬”了。我们翻译组下午译新闻，傍晚负责接听外坡记者拨来报告最新即时新闻的电话，一面听一面把新闻抄录下来，就像小学生的“听写测验”，写好就交给总编辑过目，分发给各版编辑发去排字然后编版。在那个各报还未采用传真机接收外坡新闻的年代，只好靠这种最原始的方法了。有个瓜拉庇朥通讯员报新闻有时发音不准，我们听写得颇为“忟憎”。有次他把火灾新闻的“塑胶厂”误读成“涂胶厂”，真是听到“八只耳”，还以为那是一家专门涂胶水黏东西的工厂。他后来改行当风水师，取名“铁笔子”，似欲向吉隆坡三间庄著名的“罗铁笔”看齐。还有人把“浑身浴血”念成“滚身谷血”，害我们把一股血气“谷”到冲上头顶脑门，变成“谷气”！最要命的是有次槟城一名悍匪逃脱，警方发通缉令四出追捕，他只好东躲西藏。我却把记者报来那句“东躲西藏”误听为“封锁机场”，忍不住追问：“什么？为了捉拿一个通缉犯，居然要封锁整个槟城机场那么大阵仗？有没有搞错呀?!”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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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国际

《联合晚报》年底并入《新明日报》许文远：华文报将否极泰来

配合媒体业重组，新加坡两家夜间华文报将进行资源整合。创刊38年的《联合晚报》今年底并入《新明日报》。整合后的新明将在12月26日以更多版面和内容跟读者见面。晚报一些内容会继续在新明刊出。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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