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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

5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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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7日讯)独立新闻中心(CIJ)等10个非政府组织指出,大马媒体理事会应在当前媒体环境下,积极应对自我审查、假新闻、仇恨言论,以及人工智能和演算法滥用等问题,确保新闻报道符合公平、准确、负责任的原则。 这些组织发联合文告表示支持2024年大马媒体理事会法案,并指出,大马媒体行业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许多媒体机构裁员、缩编,导致记者薪资拖欠和工作条件恶化。 “因此,我们呼吁该理事会优先关注媒体工作者的福利,确保媒体业主履行公平雇佣责任,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盼媒体理事会推动新闻自由 相关组织也强调,大马媒体理事会应成为真正实践联邦宪法第10条文,即赋予言论自由的机构,并推动新闻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延伸。 尽管支持该法案,但这些非政府组织仍对部分条文表示担忧,特别是政府代表在大马媒体理事会担任董事的角色。 他们认为,政府代表的存在可能影响大马媒体理事会的独立性。 促政府赋权落实改革目标 为此,相关组织促请政府赋予大马媒体理事会足够权力和资源,以落实其改革目标。 他们也呼吁政府废除一系列压制新闻自由的法律,包括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1948年煽动法令、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等,并修订2010年吹哨者保护法令,以确保新闻从业者的安全。 文告补充,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大马媒体理事会的成立应有助于提升媒体独立性,恢复大马在国际新闻自由排名中的地位。 相关组织也促请各阶层支持大马媒体理事会的成立,并推动其顺利实施,同时继续改进,以创造更自由、公正的媒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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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急欲掌控更多权力的心态已经悄悄萌芽,那么推行社交媒体执照制度、提呈网络安全法案和修改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将存在滥用的风险。 公民社会组织到国会递交备忘录,反映利益相关者与政府的沟通渠道不通,才需要到国会提出诉求。 国内3大媒体组织大马独立新闻中心(CIJ)、大马半岛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M)及独立媒体运动(GERAMM)将在周三步行到国会大厦递交备忘录,反对修订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和其他限制言论自由的法案。 让人纳闷的是,内政部至今仍保持神秘,没有披露如何修改印刷及出版法令。根据报道,修正法案将扩大对媒体的监管及加重惩罚,包括重新要求每三年更新出版准证,并扩大“出版物”的定义范畴,涵盖数字和电子内容。 如果传闻属实,将钳制新闻自由,破坏媒体监督政府的功能和角色,无疑是开倒车。纳吉政府在2012年修订该法令,已经废除每年更新出版准证的规定。 在团结政府计划向国会提呈媒体理事会法案,让媒体自行监督和保持自律之际,如果修法恢复出版准证及加强管制媒体,也是互相矛盾的。内政部长赛夫丁不应该保持沉默,必须公布法令修改的内容。 首相安华曾经在去年国家记者日媒体论坛致词时表示欢迎媒体批评与监督政府,不必自我审查,他不希望媒体延续过往的做法,即尊崇掌权者、压制在野党的异议。希望内政部遵循首相的立场,不要修法压缩新闻自由。 今年4月,国际特赦组织的人权报告批评团结政府未履行改革承诺,且言论自由空间缩小,通讯部长法米反驳说,团结政府执政期间未曾逮捕记者,也不曾关闭报馆。但是,一旦恢复出版准证,报馆就有被关闭的风险。 无国界记者(RSF)在5月发布的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马来西亚的排名严重下滑至第107位,较去年史上最高的第73位下降了34位,甚至还差过排名101位的以色列。安华最近将新闻自由排名大幅下降,归因于马来统治者会议,声称马来统治者不希望受到公开批评。但是排名剧跌,政府的责任最大。 内政部必须和媒体组织对话,消除修改法令的疑惑。如果不进行沟通,就会让人猜疑政府修令,管制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可能是要掌控权力,以满足 政治需要。这是危险的趋势,当掌权者获得不受制衡和监督的权力,他们或许会要求更多。 假如急欲掌控更多权力的心态已经悄悄萌芽,那么推行社交媒体执照制度、提呈网络安全法案和修改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将存在滥用的风险。 例如,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修正案将严惩那些对18岁以下儿童做出威胁、恐吓、冒犯、意图骚扰的行径,但是法案也纳入新条文,赋权警方要求社交平台提供用户的资料和数据,然而,谁来监督警方行使权力? 人们还记得希盟在野时坚决捍卫新闻自由,比如国会在2018年4月3日通过《2018年反假新闻法令》,这项法令被视为时任首相纳吉压制一马公司丑闻舆论压力的策略;法令赋予政府过多的权力,包括允许政府提控或扣留任何它认为是在发布假新闻的人。在希盟执政后,下议院通过废除此法令的动议。 安华高举改革的旗帜上台,不能走回钳制新闻自由的老路,但是最近的事态演变,显示改革的原则已经动摇。譬如,公正党巴西古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因为批评政府而被该党纪律委员会传召,虽然最高理事会决定不对他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已经在党内制造了寒蝉效应。 内政部除了充公彩虹手表,还充公书籍、保留煽动法令,违反了昌明大马的精神,但是安华在一年多后,才表示不同意内政部充公彩虹手表的行动,认为相关举动反应过度。现在内政部修改印刷及出版法令,会不会也要等到米已成炊才来发声?行动党和诚信党也不应该置身事外,遗忘他们的改革承诺。 净选盟给予安华“D级”评分,是根据改革绩效,也敲响了警钟。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当今最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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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款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审核和查禁的标准,在掌权者的肚子里……事实上,标准就是“Atas”的喜恶,官员只需揣摩圣意。 新闻自由是什么?新闻自由能当饭吃吗? 若有人问这两道问题,他们问的不是答案,而是表明一种态度。 什么态度? 即认为新闻自由事不关己,新闻自由也不是什么大事的态度。 从无国界记者(RSF)公布《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我国排名大跌,到传闻政府要修订《1984年印刷和出版法令》,扩大对媒体监管和加重惩罚,连数字和电子内容也涵盖其中。 对于这两件攸关新闻自由的事,不少人就抱持这种态度。 如今确实假新闻泛滥,尤其网络更是充斥造谣生事含沙射影的内容,以致让人感叹“谣言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政府要对付假新闻,无可厚非。但是,政府加重对媒体监管和惩罚,可以做的就不仅对付假新闻,而是对付不听话的媒体了。 就像学者班尼特在《新闻:政治的幻象》说的:“在民主的社会中,政治人物权力与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他对资讯的掌控!” 对政府而言,唯有全面掌控媒体,才是真正掌握权力。 新闻自由,从来不能靠政治领袖恩赐和施舍,也不能完全相信政治领袖的承诺。 就像很多人熟悉的美国总统杰佛逊名言,他大力主张新闻自由,宁愿选择“有报纸而无政府”,而不是“有政府而无报纸”。 这是杰佛逊还没当总统时的态度。等他当了总统,对媒体报纸上诸多不客气的批评日益反感,气得说“不再相信报纸上的话”。 虽然杰佛逊没有对付媒体,但这种生气乃至仇视媒体的态度,很多政客都继承且发扬光大。 即使没有法令,政府和政客都有办法让媒体低头噤声;虽然政治领袖嘴里说捍卫新闻自由,要聆听批评的声音,但现实是媒体需要看政府和政客的脸色。 有权力尚且如此,当有法令钳制,让政客官员更有机会对媒体念起紧箍咒。 《1984年印刷和出版法令》已有管制不实新闻的条款,而且还有另一条款,更是让当权者可任意拿捏媒体。 那就是――“管制不受欢迎出版物”。 资深官员若觉得出版物有问题 可扣押交由内长发落;内长有权认定其内容是否会损害公共秩序、道德、国家安全、我国与邻国邦交或抵触国家利益,然后有权查禁;不只印刷出版,连售卖和拥有的人,也一样有罪受罚。 这条款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审核和查禁的标准,在掌权者的肚子里。 李敖曾撰文批评老蒋时代管制言论自由,查禁很多书籍杂志。负责审查的官员大权在握,但不会告诉你查禁的标准在哪里;因为到底什么标准,是说不出来的。 李敖就骂了:“查禁你的书,标准在他肚子里面,他不告诉你,他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标准,打牌打输了,标准变严一点,搞不好,他买个彩票中奖了,标准就宽一点。” 事实上,标准就是“Atas”的喜恶,官员只需揣摩圣意。 《1984年印刷和出版法令》已经扩大了“出版物”定义,不只限报纸,连书籍杂志文章漫画照片影音报告都在列;如果还扩大定义到数字电子内容,又有这“管制不受欢迎出版物”条款在…… 你还单纯地认为,这只是攸关新闻自由不关你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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