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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杜牧的〈江南春绝句〉。千里江南,黄莺歌唱,绿树红花,相映配搭。傍水村庄,依山城郭,酒旗迎风摇曳。杜牧爱酒,出现酒旗正常,“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他官场不顺,经常无所事事,空闲时间都在醉梦里度过,自问愁有多少。 这一回出现“酒”字,只是信手拈来衬托春景,喝不喝不是重点,诗兴才是关键。水山同现,动静对比,声色交融。杜牧捕捉的是一瞬间体悟,画面是辽阔江南,没有特定地点。 本是晴空万里,突然就下雨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让人凄迷的是这两句,既深邃又有韵味。寺庙交错,在迷蒙烟雨之中,走近江南,一边想起当下,一边怀古,既是渺小人间,又是浩然人间。 南北朝佛教兴盛,渗透政治、经济、社会、民俗。梁武帝执政期间,大肆修建佛寺,门阀士族纷纷仿效,寺院数量大增,全国当时共有寺庙2800余座。他4次穿起法衣,入庙修行,最长一次为37天。 杜牧自小接受儒家熏陶,认为“知经义儒术”,才有益社稷。他感叹精通儒学,雄才大略者,不得重用,批评执政者“不知儒术,不识大体”。杜牧对佛教意见很多。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说“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他认为君王若溺于佛教,终成歪风,百姓蒙蔽,危害经济,国家灭亡。 “日暮千峰里,不知何处归。”这是杜牧〈池州废林泉寺〉句子,和尚突被勒令还俗,生活艰难。他虽起同情心,却认为应该从大局看社会变迁,他质疑很多人信佛不过是私心作祟。“有罪罪灭,无福福至”,不惜财力佞佛者,多是德行有亏之辈。百姓受“买福卖罪”思维愚弄,收入有限,却给和尚供奉。杜牧支持唐武宗毁佛政策:经济和民力是国家繁荣基础,人民吃饱比什么都重要。 不过“四百八十寺”出现诗中,与其说非议佛教,不如说他将当下注入历史洪流,天地之间运转循环、日月交替是永远不会变的。杜牧有强烈历史感,叶嘉莹在《说中晚唐诗》讨论杜牧诗〈赤壁〉、〈泊秦淮〉及〈将赴吴兴登乐游园一绝〉都有同一特色:流露对盛衰的感叹。 身在混乱时期志难舒展 杜牧祖父杜佑曾任宰相,杜家地位显赫。杜佑去世后,各家分开。杜牧父亲杜从郁不善理财,名下三十多间房子在他死后全归债主。杜牧当时最多不过15岁,奴婢四散,只有一位老仆人不舍,留下照顾他与小他4岁的弟弟杜顗,天天吃野菜度日,但是从不荒废学业。杜顗自小患有眼疾,当了几年小官后,因为眼睛失明辞官,杜牧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告假超过百日,弃官数次,兄弟情在杜顗45岁时过世告终。杜牧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本性潇洒,又重情意,为人有谋略,也懂兵法,但在牛李党争混乱时期,夹于其中,志难舒展。但他毕竟是通达之人,了解盛衰之道,对不如意事不斤斤计较。 当然还有不少笔记可做。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说杜牧写诗爱用“数目垛积”,如“汉宫一百四十五”、“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南朝四百八十寺”等都是,当然可为〈江南春绝句〉加另一注释。《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四百八十寺”应是“五百余所”演化而成。 杨慎另一番话也可一引:“十里莺啼绿映红,后人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有不同看法:“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他说“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看前人评诗,确能提高鉴赏能力,有趣味处比比皆是。 杜牧诗作创作年代不详者不少,〈江南春绝句〉是其一,我好奇该如何置入杜牧传记中。张锐强的《诗剑风流:杜牧传》将此诗引在846年杜牧转任睦州刺史,途经杭州时。他说“这首描写春景并感慨佛寺林立的诗作,自然不可能写于这次赴任途中,必定写于唐武宗毁佛之前”,含糊说法,不引更好。猜想作者喜欢这首诗,不舍在力作中丢弃。
5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