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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兼诗人杨宗翰／我喜欢刺一些最极端的问题

2024年花踪文艺营，在南方大学学院举行。台湾学者兼诗人杨宗翰，是其中一场讲座主持人。走在南院校园，他忆起首次来马的旅程，曾在南院学生宿舍落脚，“那次经历奠定我和马新朋友的友谊”。此后说的种种，似乎都绕不开他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回圈，“都是很深的缘分”…… 报道：本刊李淑仪摄影：本报陈敬晖、受访者提供 2003年，杨宗翰还是在籍博士生，首次随指导教授杨松年来到马新一带进行学术交流，旅程从新加坡一路北上至槟城，记忆犹深。往后十年间，杨宗翰与马华文坛来往密切，曾光临神州诗社的“试剑山庄”，是陪伴李永平走完生命最后旅程的其中一人，也曾两次担任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余光中、黄春明）的引荐人。还没问，他就先说了：“很常听人讲，台湾是马华文学的养分，这话其实很可笑。我的体会是，这是互相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马华文人给予的刺激、启发向来不少。马华文学没有落于人后大学时，杨宗翰在1994年创办植物园诗社；同时，马来西亚的赵少杰也在组织魔鬼俱乐部。“我没见过他，但彼此知道。我们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大马，两个在读大学的人同时出发，自主搞了现代诗社，仿佛有一种兄弟般的情感。”当年两人的事迹得到关注，台湾学者李瑞腾曾以两个诗社为主题发表演讲，给了杨宗翰很大的鼓励继续搞下去。后来投稿文学奖，“包括陈大为、锺怡雯、李永平、张贵兴，他们或是评审，或是同场竞技者。”说不上什么理由，他在硕士班开始研究马华文学，发表相关论文。 “其实我受益很多，所以我很反对所谓的母奶论，我觉得这种说法复制了殖民母国对殖民地的思维。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不可能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的起点是一样的。” 来到今天，“母奶论”还有很大的穿透力吗？ “很幸运的，台湾大多数文学系所的重要老师，都是马来西亚来的，或是对大马有相当了解，所以我们不会有这种荒谬的说法。”以往，马华文学研究在台湾，在他看来，常常止于同乡会式的游戏，“都是同乡在研究同乡，这很可惜。”乐观的是，近几年，他开始看到台湾研究生自主投身马华文学研究，“这很好，应该鼓励更多人去做，播种的结果是意想不到的。” 纵使熟识，马华文学始终不是杨宗翰主要的研究领域。 2022年，杨宗翰与孟樊耗时20年，合作出版《台湾新诗史》。这是台湾人撰写的第三部新诗史，念头起于2003年，“也是来马来西亚那一年，我跟孟樊一起来的，他也在，”杨宗翰语气变得亢奋，仿佛为自己找到多一个与马来西亚的连结而真心高兴。文学史研究拒绝排资论辈言谈中，但凡提到其他学者或作家，杨宗翰总习惯在这些姓名后边补上年龄和辈分的注释——“他比我大一辈”“他比我略大几岁”……，长幼分明，主客有序，如呼吸般自然。在《台湾新诗史》序言里，杨宗翰主张这是一本拒绝排资论辈，拒绝面面俱到的新诗史，有志破除史著历来常见的分类法，树立“文本主义”史观。两件事看似相互倾轧，其实或许不然。正是因为太熟悉了，才会有强烈意识拒绝落入自己早已看得明明白白的陷阱。他解释，研究文学作品，“学术界有分外源研究和内源研究。研究角色人物、情节意象，这些是内源研究。而我是资料控，我对外源研究非常熟悉，比如作者创作的理由、发表的地点等等，正因如此，我才发觉我们不要被外源因素绑架、遮蔽。如果你因为名气、辈分、国籍、荣誉，你就给他无上地高或无下地低（的评价），这不公平。 “到最后，难道不是因为文字感动我们，我们才会变成他的读者？” 不管是台湾的年级论，或是马华的字辈论，这类以10年为一节的竹节式分期法，他并不认同。“在文学世界里，辈分这个东西是很虚假的。年轻人可以老气横秋，老一辈也可以很前卫。生理年龄只是方便我们学者做研究、划分时期，但它不能代表什么。我比较赞成，以文学作品的诞生年，或是文学事件的发生年，这两者作为切分点。” 他笑说，自己不会带花篮，也不怕得罪人，年轻时讲话写字更冲，比如曾在国际会议举手发言，直说某某教授论文发表不足诚意，“常被修理，但都过去了。” 早在第一次来马之前，杨宗翰曾到菲律宾执教，作为兵役的替偿。逗留时长原本只有一年，“我自己又延长一年，因为太有意思了。本着研究精神，神农尝百草，自己去教一教。”两年内，他成为菲律宾尚爱中学（Philadelphia High School）首名台籍中文部主任。教书之外，“也从事行政工作、参加校园组织。临走前，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菲律宾华文学校的四大病兆〉，公开在马尼拉酒店宣读，每个校长脸都绿了。” 目前，他正着手筹划台湾文学杂志《文讯》12月号专题，“我把题目定为‘文学奖作为问题’，这很挑衅，我喜欢刺一些最极端的问题。”他想调查，台湾到底有多少文学奖，并找出各个岗位的关键人物，从得奖者、评审到制度规范者，让他们写文章、参与座谈会，直击痛点。“我喜欢做这种事，希望透过这种策略性的编选行为，改变台湾文坛现状。” 有时，犀利或调皮的神色会跑出来，都是关心的一种面目。 “我一直觉得，如果你不敢做得罪人的评论，那就不要评论。那评论工作我还做得下去，是因为至少我不是一个立场非常强硬的人，我有我的观念和想法，但我不会把它套用在所有人身上。而在必须的时候，我不会在文章中吝啬给予任何评价。” 诗要去做诗才能做到的事用了20年完成《台湾新诗史》，杨宗翰也在隔年出版个人首部诗集《隐于诗》，收录80首曾发表的诗作。自高中、大学已在写诗，为何人到中年才有心思出版诗集？长年从事学术研究，他自觉，同揽两个身分或许不妥。“我很喜欢当学者和编辑，写论文发表意见，对我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我很早就跟自己说过，先把新诗史写完，我才出诗集，不要又是裁判又是球员，这太过分了。”只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忙碌拖沓，20年转眼就过去了。快写完之际，诗人好友林群盛嚷嚷着要协助杨宗翰编辑、出版诗集。“只是很遗憾，他罹癌过世了，但我已经答应他要出版诗集，我就要做到。” 诗里隐藏的，是哪一部分的自己呢？杨宗翰笑说，“情感，不能讲的。”他一直主张，诗应是婉转曲深的文类，“水至清则无鱼，隐晦难辨、意象模糊暧昧的诗，可以给人无限多的解释。我觉得人的脑袋千变万化，只有诗才能把这个‘千变万化’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很直白很口语的诗，也许可以给你一时的愉快，但这种感觉散文也可以做到，我觉得诗要去做诗才能做到的事。” 不能讲的情感，真的不能讲吗？他又笑了，“人都有过去，各种过去，就是用诗歌去追悼各种情愫，个人小小的情爱，亲情、友情、爱情，透过诗把它放大，给更多人去感受，也许读者因此得到一些共鸣、收获，我觉得那就很足够了。” 人到中年，接手《台湾诗学学刊》主编、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等职务，几乎每周都有活动策划。接下来，杨宗翰还打算出版一本文集，“把我可以讲出来的东西都写出来”，他两手一挥，笑说，“不会藏了，把话交代清楚，该骂就骂，该批就批……” 杨宗翰简介：台湾学者诗人杨宗翰，现任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副教授、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台湾诗学学刊》主编，著有多部评论集，并在2022年与孟樊合著出版《台湾新诗史》，也在2023年出版首部个人诗集《隐于诗》。更多【新教育】：新加坡诗人林艺君／对身分感到混乱时写诗找出口游走在剧场与文字间，新华作家梁海彬：未知是坚持的动力黎乐怡《WAShhh》洗不净的血迹，嘘不静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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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17.马华新诗奖决审会议记录】诗以婉转取胜，唯须留足够线索让人跟进（下）

【花踪17.马华新诗奖决审会议记录】诗以婉转取胜，唯须留足够线索让人跟进（上）前文提要：杨宗翰评〈屎记〉：其实这首诗作，为什么我刚刚讲分数不会给最高，很简单，因为这个写法并不是独创…… ● 续谈〈屎记〉川：对于马华在地人来说，这些国家社会议题其实没什么新鲜感，而且林耀德写过一个〈马桶〉，所以他写法也不是……他的想法是很新鲜，我一看的时候，觉得他写得不错，文字都很不错，整个概念很完整，内容有反映客观现实。刚才我再看了一下，这首诗的反讽意味很强，在反讽之上又好像没有什么希望，都是整个国家走向废墟一样，所以觉得好像很悲观，如果以内容来说。可是如果以诗歌来说，它层层递进，层次分明，所以一看我挺喜欢的。这首诗的文字可以辐射出作者的内涵，供我们深思，结构、意象、节奏都不错。作者企图心很强，看法非常清醒，也有合理的现实性，虽说我认为他是挺消极的，没什么积极向上的意识，但他的文字可以反映客观现实，也与他思想感情的抒发紧密结合，我挺喜欢。陈：我们阅读的营养都差不多，都看过林耀德的〈马桶〉。林耀德的〈马桶〉后来有影响新加坡写作人，有个年轻作家照着这个情况写了散文，得到新加坡扶轮社文学奖，我还记得那时大家觉得很惊喜，但其实我们知道已经有林耀德写过。现在再看这个〈屎记〉，首先当然它是一个吸睛的题目，因为作者想要出奇。但是这个有好有坏，因为当你无法维持我这个高度的好奇心，那你就不行了，可能会有反效果，还好的是，这整首诗层层的递进，把日常对政治的批评，甚至对人生的反思，作者能够融在一起，基本上我还是肯定的。这首诗是以小见大，俗中见雅，甚至是屎中见史，从日常到宏大的一种叙述，作者都能娓娓道来。文字相当精确，也有一些漂亮的警句，在过程中融入了作者对整个政治（的看法），比如“腐蚀”、“污水”，你看得出他在批评整个大环境。当然包括一些特有所指的“艳丽的大红花”，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符号，很清楚地把它表现出来。但作者确实有尝试诗化，把人跟屎结合——“屎们排着队伍”，有些刻意的这种黑色幽默，整个形式相当生动，后面加上一点文白夹杂的叙述方式，所以是相当多元的表示。最后结尾“流去，一坨坨，书写出了祖先们一部伟大的史记”，在最后一个字才回到历史的“史”字，完成一圈，非常完整。总体而言，我觉得近年来，我们新加坡作家会特别关注到，有相当多的马华作家会写，而且敢写跟政治相关的，写得很白，或者是愿意批评，新加坡像这样的（作品）你可能没有这么容易读到，所以我们会觉得读了很过瘾。但是我因为这几年来已读到相当多类似的诗，这一首主要是因为刚才我讲的优点和强项，所以我们会关注他，要不然如果只是单独看他的内容和主题，还不够出位。 ●〈投票站接吻〉翰：这首诗我比较喜欢，因为相较于〈阿尔茨海默的雾〉和〈屎记〉，其实这两首的诗意都够，题材清楚，语言相对直入。〈投票站接吻〉呢，题材就有一点有趣，投票是一个民主行为，当然民主过往的一些不堪历史，也许是暴力的阶级，这个暴力可能是多数的暴力，人多就一定赢？正义只能给人多的一方吗？可以讨论的东西非常非常多。身为台湾读者，读这首大马作品，这首诗相当有意思。投票的意义，作者并不是以一种非常直入的（方式表达），譬如刚刚的〈屎记〉，一样是讲社会反思，我会比较喜欢〈投票站接吻〉正是因为它不是那么直接，它有一点婉转取胜，有点隐晦，用各种方式去绕圈圈谈，这反而吸引我的目光。比如第一段提到“校墙的污洁”，有“鸽与猫的散聚（就是没有狗）”，因为狗在马来这边被视为不洁之物，当然在地读者更能读出来，那对我们台湾读者来说也是一种知识的理解，是历史。再来说宗教，作者贯穿其中的是“老校工”这个身分，从第二段“他总惦记老校工，每天每天／挖地的身子弯成了土丘”，到最后一段“他早已站到老校工的位置，每天每天／挖土的身子弯成了坟丘”，这里面的呼应有一些设计的感受，我觉得蛮有意思。诗里提到几个意象，像“爱国者”、“幽灵”，对我来说都有吸引力。这首诗以投票这个行为跟作者讲的东西，并不是这么直接地披露，如果不是因为最后有一些暗示，你会觉得这首诗到底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知道狗在马来那边是不洁之物，才会知道它有所指涉，所以我想读者必须对大马有些了解，应该会有像我这样的读者因此被吸引。也许因为两位评审来自马新，我猜可能反而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可是我投它正是因为，它一样在写一种对社会、政治的看法、批评，它并不是用非常清楚、明确，而是透过间接婉转、暗示的方式来写，这很吸引我。川：我挺喜欢这首诗，比如第一段说到“过往的幽灵都已驱逐”，中间出现“过往的幽灵被驱逐”，最后又出现“过往的幽灵已被驱逐”，这三句我非常喜欢。刚才宗翰说的优点我都同意。可是作为马来西亚人，我跟〈屎记〉一起看的时候，我就排除了它。两篇同样反映客观现实和国族议题，虽然各种优点都在，可是我不喜欢它的文字，因为不能有效传达作者所要交代的东西，有时候我也有点混乱。虽然我有找到好的地方，但它运用意象的创意、选择，有时不大明确，我认为不大特出，最后我没投它一票。我认为，不管在主题、文字，还是节奏方面，都需要再精准一点。因为〈屎记〉写得太好了，层层递进，这首有点混乱。陈：题目“投票站”与“接吻”是一个很大的反差，作者刻意用非常正式的、政治的，跟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的，这两个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吸引你进去，我觉得题目不错。当然也因为这样，你知道它跟政治有关，这很明显，一开始“五年一度”，你就立刻知道是指投票，然后作者用了“返校”，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马来西亚投票站很多都是在学校？（川：对，多是在学校里面。）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进入这首诗，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这首诗经常在游移，有时你看不出它跟投票的关系，有时又很直接，比如很明显的像“改变总是好的”、“下一个五年”、“迎来新的幽灵”，这些你看得出，你可以理解，但是相当大部分其实无法跟投票、政治有较明显的关系，甚至你会觉得何必放这些，有时把整个情绪或主题淡化了。当然我也可以明白，作者可能不要太刻意、太浓墨地只讲政治，但是当你淡化或你讲其他东西时，可能还是要有一些目的，或许我读的时候并没感受出来。而且作者用满50行，从这个角度我就觉得比较游移，我没有办法赞同全首，我是喜欢好多句子的，分数打得也相当高，但后来跟〈屎记〉比较，〈屎记〉几乎是围绕着主题，没有游移的感觉，因此我就选了那一篇。【第二轮投票】评审为3篇得票作品评分，3分最高，1分最低，积分最高者为胜。〈阿尔茨海默的雾〉9分（翰3分、陈3分、川3分）〈屎记〉5分（翰1分、陈2分、川2分）〈投票站接吻〉4分（翰2分、陈1分、川1分） 3位评审达成共识，第17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新诗首奖为〈阿尔茨海默的雾〉，评审奖为〈屎记〉。【给参赛者的话】陈：当然是大力鼓励。因为你们其实已拥有文字的利器，但接下来怎样运用这个武器，耍出更精彩漂亮且独一无二的武功，以及诗歌的招数，我其实是羡慕的。因为你看，我在新加坡做评审，也在马来西亚花踪做评审，我看到这10篇，还有其他没有进入决审的那些，可能都非常精彩。现在这10篇文字都很成熟，所谓的武功招数都已具备，现在就是如何在运用、在书写题材，甚至在选择取舍处多下功夫的话，那会出现非常令人难忘的作品。我非常羡慕马华作家已做好这样的准备。川：10位参赛者水准都挺好，文字功力也强。因为我是教育工作者，还是中文教育的，所以我认为马来西亚的中文教育是不错的，这就是新马的不同，马来西亚中文教育的成功，才达成我们花踪的参赛者中文能力非常强。翰：8月份在台北是文学奖旺季，这次的10首作品，拿到任何一个台湾文学奖评比，我觉得都不见得逊色，所以创作者要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心，因为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绝对是成功的，相较于我曾在菲律宾马尼拉教过两年书，我真的很清楚知道，在东南亚之中，大马朋友们华文教育的影响，还有现在做出来的结果，应该毫无疑问是领头羊的位置。相关文章：【花踪17.马华新诗奖决审会议记录】诗以婉转取胜，唯须留足够线索让人跟进（上）【花踪17．马华新诗评审奖】辛吟松/屎记【花踪17．马华新诗首奖】丘亦斐/阿尔茨海默的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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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17.世界华文文学奖赞词｜春明，这个爱笑的男孩/杨宗翰（台湾作家）

黄春明90岁了。他还在写，还有故事要说，还有撕画要做，还有戏要编要导。每当有人问黄春明：“你怎么好像有两个脑子，能够同时笔耕小说与儿童文学不辍？”黄春明通常都这么回答：“一个顽皮的小孩，什么都会玩！”黄春明就是顽皮的男孩、健谈的男孩，也是爱笑的男孩——尽管几年前他才走过淋巴癌对身体的威胁，现在的心态就像在“日日是好日”创作展开幕时所说：“你站在没有时刻的月台，不知你的列车何时来到，活一天赚到一天，日日是好日”。黄春明对底层人物、土地自然与儿童世界的关怀，让他很早就成为享誉华人世界的文学大家，获奖无数，成就斐然。就算没看过他的小说，也多半看过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如《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莎哟娜拉．再见》。他的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散文、戏剧、诗与儿童文学；并且还在文字书写外，发展出撕画、插画、摄影、油画等各式视觉创作，皆洋溢着丰沛的热情与独特的想像。今日众人景仰的文学大家，成长过程却充满烦恼，问题不断。或许是因为他幼时丧母，加上个性好强，青春期时又长成肌肉男，竟因为太常旷课与打架，曾被两所中学跟两所师范学校退学（罗东中学、头城中学、台北师范、台南师范）。幸好都有遇到师长帮助他转学，总共5年才在屏东师范顺利毕业，恐怕也创下了空前的“从台湾头，念到台湾尾”的师范生记录。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4岁，去当了3年老师、两年兵，29岁任职于中国广播公司宜兰台时，认识了同为主持人的一生伴侣林美音女士。退学4次的他，后来获得六所大学颁赠名誉博士。2015年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前身即为令他退学的台北师范）120周年校庆，他在获颁名誉博士的典礼上说道：“教育的宽容，让像我这样有一点点才气的人，才不至于被牺牲掉了。”其实也是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一心想回到学校。每一次也都遇到惜才的师长给他机会、拉他一把，遂让黄春明得以屡仆屡起，也让他笔下的人物境遇再怎么悲惨凄凉，小说通常还会存有救赎，有希望，有光。黄春明的童话也会跟孩子坦率道出成长过程中的彷徨寂寞，诉说被歧视的痛苦和对寻求认同的渴望。但他也会用自卑的短鼻象、不抓老鼠的猫来告诉儿童读者，与众不同并非是什么罪过。敢与众不同的作家其实黄春明自己，就是一名敢于与众不同的作家。研究者或文学史家常称他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唯就像他在〈呷鬼的来了〉借由石虎伯之口提出的质疑：“为什么我是乡土？是褒奖呢？还是什么？照理应该褒奖才对。乡土又是什么意思的褒奖呢？”而他对“乡土”一词，有过属于自己的定义：“脚踩在泥土里，在泥土里开出漂亮的花”。他的创作从来就不从理论出发，丰沛鲜活的语库也多来自邻里街坊、庙口看戏或巷议杂谈，可以说黄春明是嗅闻著着脚下土地和小人物气味，自发自养自开花的一名创作者。他后来的工作经验，也跟创作相辅相成行销：小说〈小寡妇〉里很多内容关乎市场调查或顾客心理，得益于他曾在台北担任广告行销。而德国运动用品的制造商adidas的中译“爱廸达”，这三个字的译名亦是由黄春明创想而生。万幸的是，电台或广告工作从来没有侵蚀黄春明对文学创作近乎纯粹的爱。在刚搬到台北，替没有稿费的《文学季刊》写作〈看海的日子〉连载时，黄春明边写边流泪，因为他感觉小说女主角白梅的命运实在太可怜了。这部没有稿费的作品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文学季刊》也一直是他许多作品的刊登处。黄春明的作品一方面见证了时代，另一方面也更超越了时代。〈看海的日子〉源自在万华宝斗里电器行修电扇半年间，对妓女户的观察；〈儿子的大玩偶〉是主角为了生活只能扮演成小丑模样，连亲生稚儿都认不出父亲；〈苹果的滋味〉叙述建筑工意外遭美国军官撞断腿，因祸得福很高兴能拿到各种补偿。他写下了半世纪前台湾在“进步”二字下的小人物无声呐喊，足为时代之见证。而〈莎哟娜啦．再见〉里那心中“反日”却又得带日本客户嫖妓的业务，则俨然诠释了后来才出现的“后殖民”理论，堪称大大超越了时代。无论过往是见证抑或超越，从近年他出版的《跟着宝贝儿走》、《秀琴，这个爱笑的女孩》和《巨人的眼泪》来看，黄春明无疑是华文世界的瑰宝，是最会说故事的九旬作家，当然也一直都是那个顽皮爱笑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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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容我隐藏于诗——《隐于诗》本事/杨宗翰

花了20年终于写完并出版《台湾新诗史》后，我便觉得时机已至，该为自己做点事了。卸下文学史家的利刃与盔甲，回到一个理想的文学读者位置，此为其一。挣脱学院围墙与评论规范，召唤久违之创作冲动，此为其二。而在解读者与创作者两种身分之间，过去的我，未免向前者倾斜太久。未来的我，亟思回到后者队伍间，并努力寻求抵达中年以后的人生平衡。我对于诗这一文类，却从来用不上平衡二字。因为我对诗，有热情，有坚持，更有难以改变或移转的偏爱。明明从学生时期开始，自己最早在报刊上发表的是小说，首度获奖的作品是散文，我却始终无法对诗忘情。复又受其海妖般的音声形貌魅惑，遂愿全身心浸淫在诗香世界中，久久不可自拔。读诗诵诗背诗演诗，文艺青年阶段该尝试的那些，我应该一样不少。唯独写诗，曾长期被我放置在金字塔顶端位置，越是尝试，越是害怕。让我心生恐惧的，不是一首诗写得好还是不好，抑或写出来后有没有知音或伯乐。我担心的也并非是写诗的过程，或某首诗究竟写得够不够有机完整。真正能让吾人感到惶惑不安的，当属一首诗创作经发表后，其中真实作者（writer）、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叙述者（narrator）将如何被武断连结、恣意联想，最终恐将导致“我”的无处可藏，无路可出，甚至对一切无计可施。我比谁都要清楚：不，这样不对。要说不该如此，还是怎能如此？——因为写诗曾是我的躲藏，我的出路，是陪伴我从苦闷青少年到愤怒前中年的唯一战友。埋伏在字里行间，巧譬隐喻，象征系统中的诡雷与陷阱，其目的并非为了伤害任何人，只是在防止好事者的偷窥刺探。别人写诗的理由，很大部分是为了展露；我写诗的理由，绝大部分都是在躲藏。躲藏起自己，更躲藏起一度存在或未曾诞生的他人。当生活极度困顿愤懑，惶惶终日并且找不到出路时，唯有写诗才是自己的遁逃之途，隐身之术。今日我更加笃信，相较于小说与散文，写诗就是在面对真实，书写现实，曲笔诚实。它不是表演，它抗拒媚俗，像我这样的一个作者，有时就是需要它当救生筏，作氧气罩。人生至此已过中场，由不得自己再浪掷耗费。长期身处学院围墙内，吾人一向持守“小隐隐于学，大隐隐于诗”之信念。回到写作队伍，容我隐藏于诗。相关文章：【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余光中：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的诗人/杨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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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余光中：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的诗人/杨宗翰

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即使围我三重围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缴械，那绝不可能 ——余光中〈守夜人〉 2015年7月19日在吉隆坡会展中心，我受邀主持余光中“美感经验之转化——灵感从何而来”专题演讲。这是他荣获第8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后的活动，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的近距离接触。“花踪”是由马来西亚媒体《星洲日报》两年一度的文学大奖，用来肯定优秀华文文学创作者的卓越成就，王安忆、陈映真、西西、杨牧等皆曾获此殊荣。当时87岁的余光中语多幽默，听众反应热烈，让原本预定一小时结束的演讲，变成延长为两小时的活动。会后我还在脸书（Facebook）上开玩笑说：“老先生”果然功夫了得，魅力惊人。随着诗人逝世，精彩的演讲已不可能重现；但或许也是让读者再次阅读、重新定位余光中文学成绩的最好时机。我认为余光中的创作历程中，“香港时期”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1974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至1985年始离港返台定居。扣除回台湾师范大学客座的那一年（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这10年的“香港时期”诚如诗人自述，是他“一生里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这10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余光中于文革后期抵达香港这“借来的时间，租来的土地”，深知此处无论在政治、语言、地理上，皆为“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他时时北望而东顾，明了“新环境对于一位作家恒是挑战，诗，其实是不断应战的内心记录”，诗人对时局及环境之异感慨日深，加上沙田校园丽景的江山之助，诗风与题材遂又见新变。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两部诗集，正写于“香港时期”。走过《莲的联想》开启的“新古典”路线，余光中并未因此而保守持重、拘于传统，反而用《敲打乐》及《在冷战的年代》内的杰作证明，他始终怀有实验的热情，却能出之以圆熟之诗貌。之后《白玉苦瓜》则将余光中作为现代诗人的位置推向颠峰，允为其创作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诗集。《与永恒拔河》延续了《白玉苦瓜》所录3大题材：一为怀乡、二为咏物、三为述志，《隔水观音》则在一贯的抒发乡愁之思之外，增加许多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探索。《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3部诗集分别收录了〈水仙操〉、〈漂给屈原〉及〈竞渡〉，3首诗都在书写屈原，亦与《楚辞》暗相呼应。但诗人充分发挥现代诗语言及结构之弹性，舍事迹而就精神，赋老传统予新思维：“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一种高贵的绝症／把名字投在风中的／衣带便飘在风中／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水仙操〉）、“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漂给屈原〉），以及将龙舟竞赛与难民船偷渡两事并置的〈竞渡〉：“但堤岸上的观众正在喝彩／对着堤内的港湾，湾内的龙船／对着传说中的悲剧／背着上演中的悲剧”。创作力旺盛余光中不单欲以现代诗召唤古人面目，他在〈漂给屈原〉中先以“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重新定位屈原投江，继以“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诗族裔／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展现出道统继承，舍我其谁的睥睨之态。诗人的古典意识当然不会只展现在屈原上，譬如1980年余光中便在短短两周内，先后完成三连作〈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不难想见其创作力之旺盛。自《白玉苦瓜》开启了诗乐交融之途，余光中的歌谣体创作便获得读者高度认同。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之意象、节奏、声韵、词汇、抒情方式中汲取资源，再加上留学美国时期接触的西洋民谣跟摇滚乐，遂大力提倡“诗”与“歌”之结合，让“以诗入歌”成为彼时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特色。因为杨弦、李泰祥等人以余光中诗作谱曲，〈乡愁〉、〈江湖上〉、〈民歌〉、〈海棠纹身〉等作更为传唱一时。《白玉苦瓜》中多采类似民谣的诗语言，重视句型、节奏与声音效果，可歌复可吟，成功结合中西之长处，兼容诗乐之优点。以怀乡为主题的〈乡愁〉或〈乡愁四韵〉，固然长期享誉各地华文读者圈；但我以为余光中彼时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实属怀抱强烈古典意识，并愿让自己的生命形态及生存情境，叠合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者。其中杰作，率皆如此，像〈守夜人〉以此3句开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全诗收束于“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作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诗人宛如把自己置入古典长河之中，以笔为最终武器，肩负起“守最后一盏灯”与“撑一幢倾斜的巨影”重责。不是宿命，没有怨怼，因为〈白玉苦瓜〉已见诗人自行把名字刻在国宝上：“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时光之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这玉雕苦瓜“似悠悠醒自千年大寐”，中华文化菁华仿佛皆荟萃于其中，并借助艺术之力让它能够“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诗人“光中”与之交叠契合，遂能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相关文章：【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容我隐藏于诗——《隐于诗》本事/杨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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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花踪海外作家评审】余光中：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的诗人/杨宗翰（马华新诗奖决审评委）

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即使围我三重围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缴械，那绝不可能 ——余光中〈守夜人〉 2015年7月19日在吉隆坡会展中心，我受邀主持余光中“美感经验之转化——灵感从何而来”专题演讲。这是他荣获第8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后的活动，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的近距离接触。“花踪”是由马来西亚媒体《星洲日报》两年一度的文学大奖，用来肯定优秀华文文学创作者的卓越成就，王安忆、陈映真、西西、杨牧等皆曾获此殊荣。当时87岁的余光中语多幽默，听众反应热烈，让原本预定一小时结束的演讲，变成延长为两小时的活动。会后我还在脸书（Facebook）上开玩笑说：“老先生”果然功夫了得，魅力惊人。随着诗人逝世，精彩的演讲已不可能重现；但或许也是让读者再次阅读、重新定位余光中文学成绩的最好时机。我认为余光中的创作历程中，“香港时期”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1974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至1985年始离港返台定居。扣除回台湾师范大学客座的那一年（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这10年的“香港时期”诚如诗人自述，是他“一生里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这10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余光中于文革后期抵达香港这“借来的时间，租来的土地”，深知此处无论在政治、语言、地理上，皆为“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他时时北望而东顾，明了“新环境对于一位作家恒是挑战，诗，其实是不断应战的内心记录”，诗人对时局及环境之异感慨日深，加上沙田校园丽景的江山之助，诗风与题材遂又见新变。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两部诗集，正写于“香港时期”。走过《莲的联想》开启的“新古典”路线，余光中并未因此而保守持重、拘于传统，反而用《敲打乐》及《在冷战的年代》内的杰作证明，他始终怀有实验的热情，却能出之以圆熟之诗貌。之后《白玉苦瓜》则将余光中作为现代诗人的位置推向颠峰，允为其创作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诗集。《与永恒拔河》延续了《白玉苦瓜》所录3大题材：一为怀乡、二为咏物、三为述志，《隔水观音》则在一贯的抒发乡愁之思之外，增加许多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探索。《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3部诗集分别收录了〈水仙操〉、〈漂给屈原〉及〈竞渡〉，3首诗都在书写屈原，亦与《楚辞》暗相呼应。但诗人充分发挥现代诗语言及结构之弹性，舍事迹而就精神，赋老传统予新思维：“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一种高贵的绝症／把名字投在风中的／衣带便飘在风中／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水仙操〉）、“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漂给屈原〉），以及将龙舟竞赛与难民船偷渡两事并置的〈竞渡〉：“但堤岸上的观众正在喝彩／对着堤内的港湾，湾内的龙船／对着传说中的悲剧／背着上演中的悲剧”。创作力旺盛余光中不单欲以现代诗召唤古人面目，他在〈漂给屈原〉中先以“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重新定位屈原投江，继以“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诗族裔／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展现出道统继承，舍我其谁的睥睨之态。诗人的古典意识当然不会只展现在屈原上，譬如1980年余光中便在短短两周内，先后完成三连作〈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不难想见其创作力之旺盛。自《白玉苦瓜》开启了诗乐交融之途，余光中的歌谣体创作便获得读者高度认同。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之意象、节奏、声韵、词汇、抒情方式中汲取资源，再加上留学美国时期接触的西洋民谣跟摇滚乐，遂大力提倡“诗”与“歌”之结合，让“以诗入歌”成为彼时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特色。因为杨弦、李泰祥等人以余光中诗作谱曲，〈乡愁〉、〈江湖上〉、〈民歌〉、〈海棠纹身〉等作更为传唱一时。《白玉苦瓜》中多采类似民谣的诗语言，重视句型、节奏与声音效果，可歌复可吟，成功结合中西之长处，兼容诗乐之优点。以怀乡为主题的〈乡愁〉或〈乡愁四韵〉，固然长期享誉各地华文读者圈；但我以为余光中彼时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实属怀抱强烈古典意识，并愿让自己的生命形态及生存情境，叠合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者。其中杰作，率皆如此，像〈守夜人〉以此3句开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全诗收束于“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作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诗人宛如把自己置入古典长河之中，以笔为最终武器，肩负起“守最后一盏灯”与“撑一幢倾斜的巨影”重责。不是宿命，没有怨怼，因为〈白玉苦瓜〉已见诗人自行把名字刻在国宝上：“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时光之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这玉雕苦瓜“似悠悠醒自千年大寐”，中华文化菁华仿佛皆荟萃于其中，并借助艺术之力让它能够“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诗人“光中”与之交叠契合，遂能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作家简介｜杨宗翰（台湾） 1976年生于台北，现任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副教授、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台湾诗学学刊》主编。著有《有疑：对话当代文学心灵》、《破格：台湾现代诗评论集》、《逆音：现代诗人作品析论》、《异语：现代诗与文学史论》、《台湾新诗评论：历史与转型》、《台湾现代诗史：批判的阅读》、《台湾文学的当代视野》，主编《话说文学编辑》等八书，合编《台湾1970世代诗人诗选集》等八书，并曾策划“台湾七年级文学金典”等五种系列出版品。曾入选九歌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贰）》（诗卷、评论卷）及《评论30家》等多部选集。2022年出版与孟樊合著之《台湾新诗史》，2023年出版个人诗集《隐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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