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宗翰新闻资料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容我隐藏于诗——《隐于诗》本事/杨宗翰

花了20年终于写完并出版《台湾新诗史》后，我便觉得时机已至，该为自己做点事了。卸下文学史家的利刃与盔甲，回到一个理想的文学读者位置，此为其一。挣脱学院围墙与评论规范，召唤久违之创作冲动，此为其二。而在解读者与创作者两种身分之间，过去的我，未免向前者倾斜太久。未来的我，亟思回到后者队伍间，并努力寻求抵达中年以后的人生平衡。我对于诗这一文类，却从来用不上平衡二字。因为我对诗，有热情，有坚持，更有难以改变或移转的偏爱。明明从学生时期开始，自己最早在报刊上发表的是小说，首度获奖的作品是散文，我却始终无法对诗忘情。复又受其海妖般的音声形貌魅惑，遂愿全身心浸淫在诗香世界中，久久不可自拔。读诗诵诗背诗演诗，文艺青年阶段该尝试的那些，我应该一样不少。唯独写诗，曾长期被我放置在金字塔顶端位置，越是尝试，越是害怕。让我心生恐惧的，不是一首诗写得好还是不好，抑或写出来后有没有知音或伯乐。我担心的也并非是写诗的过程，或某首诗究竟写得够不够有机完整。真正能让吾人感到惶惑不安的，当属一首诗创作经发表后，其中真实作者（writer）、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叙述者（narrator）将如何被武断连结、恣意联想，最终恐将导致“我”的无处可藏，无路可出，甚至对一切无计可施。我比谁都要清楚：不，这样不对。要说不该如此，还是怎能如此？——因为写诗曾是我的躲藏，我的出路，是陪伴我从苦闷青少年到愤怒前中年的唯一战友。埋伏在字里行间，巧譬隐喻，象征系统中的诡雷与陷阱，其目的并非为了伤害任何人，只是在防止好事者的偷窥刺探。别人写诗的理由，很大部分是为了展露；我写诗的理由，绝大部分都是在躲藏。躲藏起自己，更躲藏起一度存在或未曾诞生的他人。当生活极度困顿愤懑，惶惶终日并且找不到出路时，唯有写诗才是自己的遁逃之途，隐身之术。今日我更加笃信，相较于小说与散文，写诗就是在面对真实，书写现实，曲笔诚实。它不是表演，它抗拒媚俗，像我这样的一个作者，有时就是需要它当救生筏，作氧气罩。人生至此已过中场，由不得自己再浪掷耗费。长期身处学院围墙内，吾人一向持守“小隐隐于学，大隐隐于诗”之信念。回到写作队伍，容我隐藏于诗。相关文章：【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余光中：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的诗人/杨宗翰

7天前

星云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余光中：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的诗人/杨宗翰

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即使围我三重围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缴械，那绝不可能 ——余光中〈守夜人〉 2015年7月19日在吉隆坡会展中心，我受邀主持余光中“美感经验之转化——灵感从何而来”专题演讲。这是他荣获第8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后的活动，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的近距离接触。“花踪”是由马来西亚媒体《星洲日报》两年一度的文学大奖，用来肯定优秀华文文学创作者的卓越成就，王安忆、陈映真、西西、杨牧等皆曾获此殊荣。当时87岁的余光中语多幽默，听众反应热烈，让原本预定一小时结束的演讲，变成延长为两小时的活动。会后我还在脸书（Facebook）上开玩笑说：“老先生”果然功夫了得，魅力惊人。随着诗人逝世，精彩的演讲已不可能重现；但或许也是让读者再次阅读、重新定位余光中文学成绩的最好时机。我认为余光中的创作历程中，“香港时期”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1974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至1985年始离港返台定居。扣除回台湾师范大学客座的那一年（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这10年的“香港时期”诚如诗人自述，是他“一生里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这10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余光中于文革后期抵达香港这“借来的时间，租来的土地”，深知此处无论在政治、语言、地理上，皆为“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他时时北望而东顾，明了“新环境对于一位作家恒是挑战，诗，其实是不断应战的内心记录”，诗人对时局及环境之异感慨日深，加上沙田校园丽景的江山之助，诗风与题材遂又见新变。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两部诗集，正写于“香港时期”。走过《莲的联想》开启的“新古典”路线，余光中并未因此而保守持重、拘于传统，反而用《敲打乐》及《在冷战的年代》内的杰作证明，他始终怀有实验的热情，却能出之以圆熟之诗貌。之后《白玉苦瓜》则将余光中作为现代诗人的位置推向颠峰，允为其创作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诗集。《与永恒拔河》延续了《白玉苦瓜》所录3大题材：一为怀乡、二为咏物、三为述志，《隔水观音》则在一贯的抒发乡愁之思之外，增加许多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探索。《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3部诗集分别收录了〈水仙操〉、〈漂给屈原〉及〈竞渡〉，3首诗都在书写屈原，亦与《楚辞》暗相呼应。但诗人充分发挥现代诗语言及结构之弹性，舍事迹而就精神，赋老传统予新思维：“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一种高贵的绝症／把名字投在风中的／衣带便飘在风中／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水仙操〉）、“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漂给屈原〉），以及将龙舟竞赛与难民船偷渡两事并置的〈竞渡〉：“但堤岸上的观众正在喝彩／对着堤内的港湾，湾内的龙船／对着传说中的悲剧／背着上演中的悲剧”。创作力旺盛余光中不单欲以现代诗召唤古人面目，他在〈漂给屈原〉中先以“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重新定位屈原投江，继以“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诗族裔／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展现出道统继承，舍我其谁的睥睨之态。诗人的古典意识当然不会只展现在屈原上，譬如1980年余光中便在短短两周内，先后完成三连作〈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不难想见其创作力之旺盛。自《白玉苦瓜》开启了诗乐交融之途，余光中的歌谣体创作便获得读者高度认同。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之意象、节奏、声韵、词汇、抒情方式中汲取资源，再加上留学美国时期接触的西洋民谣跟摇滚乐，遂大力提倡“诗”与“歌”之结合，让“以诗入歌”成为彼时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特色。因为杨弦、李泰祥等人以余光中诗作谱曲，〈乡愁〉、〈江湖上〉、〈民歌〉、〈海棠纹身〉等作更为传唱一时。《白玉苦瓜》中多采类似民谣的诗语言，重视句型、节奏与声音效果，可歌复可吟，成功结合中西之长处，兼容诗乐之优点。以怀乡为主题的〈乡愁〉或〈乡愁四韵〉，固然长期享誉各地华文读者圈；但我以为余光中彼时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实属怀抱强烈古典意识，并愿让自己的生命形态及生存情境，叠合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者。其中杰作，率皆如此，像〈守夜人〉以此3句开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全诗收束于“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作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诗人宛如把自己置入古典长河之中，以笔为最终武器，肩负起“守最后一盏灯”与“撑一幢倾斜的巨影”重责。不是宿命，没有怨怼，因为〈白玉苦瓜〉已见诗人自行把名字刻在国宝上：“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时光之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这玉雕苦瓜“似悠悠醒自千年大寐”，中华文化菁华仿佛皆荟萃于其中，并借助艺术之力让它能够“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诗人“光中”与之交叠契合，遂能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相关文章：【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容我隐藏于诗——《隐于诗》本事/杨宗翰

7天前

星云

花踪

【第17届花踪海外作家评审】余光中：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的诗人/杨宗翰（马华新诗奖决审评委）

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即使围我三重围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缴械，那绝不可能 ——余光中〈守夜人〉 2015年7月19日在吉隆坡会展中心，我受邀主持余光中“美感经验之转化——灵感从何而来”专题演讲。这是他荣获第8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后的活动，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的近距离接触。“花踪”是由马来西亚媒体《星洲日报》两年一度的文学大奖，用来肯定优秀华文文学创作者的卓越成就，王安忆、陈映真、西西、杨牧等皆曾获此殊荣。当时87岁的余光中语多幽默，听众反应热烈，让原本预定一小时结束的演讲，变成延长为两小时的活动。会后我还在脸书（Facebook）上开玩笑说：“老先生”果然功夫了得，魅力惊人。随着诗人逝世，精彩的演讲已不可能重现；但或许也是让读者再次阅读、重新定位余光中文学成绩的最好时机。我认为余光中的创作历程中，“香港时期”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1974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至1985年始离港返台定居。扣除回台湾师范大学客座的那一年（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这10年的“香港时期”诚如诗人自述，是他“一生里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这10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余光中于文革后期抵达香港这“借来的时间，租来的土地”，深知此处无论在政治、语言、地理上，皆为“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他时时北望而东顾，明了“新环境对于一位作家恒是挑战，诗，其实是不断应战的内心记录”，诗人对时局及环境之异感慨日深，加上沙田校园丽景的江山之助，诗风与题材遂又见新变。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两部诗集，正写于“香港时期”。走过《莲的联想》开启的“新古典”路线，余光中并未因此而保守持重、拘于传统，反而用《敲打乐》及《在冷战的年代》内的杰作证明，他始终怀有实验的热情，却能出之以圆熟之诗貌。之后《白玉苦瓜》则将余光中作为现代诗人的位置推向颠峰，允为其创作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诗集。《与永恒拔河》延续了《白玉苦瓜》所录3大题材：一为怀乡、二为咏物、三为述志，《隔水观音》则在一贯的抒发乡愁之思之外，增加许多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探索。《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3部诗集分别收录了〈水仙操〉、〈漂给屈原〉及〈竞渡〉，3首诗都在书写屈原，亦与《楚辞》暗相呼应。但诗人充分发挥现代诗语言及结构之弹性，舍事迹而就精神，赋老传统予新思维：“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一种高贵的绝症／把名字投在风中的／衣带便飘在风中／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水仙操〉）、“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漂给屈原〉），以及将龙舟竞赛与难民船偷渡两事并置的〈竞渡〉：“但堤岸上的观众正在喝彩／对着堤内的港湾，湾内的龙船／对着传说中的悲剧／背着上演中的悲剧”。创作力旺盛余光中不单欲以现代诗召唤古人面目，他在〈漂给屈原〉中先以“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重新定位屈原投江，继以“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诗族裔／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展现出道统继承，舍我其谁的睥睨之态。诗人的古典意识当然不会只展现在屈原上，譬如1980年余光中便在短短两周内，先后完成三连作〈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不难想见其创作力之旺盛。自《白玉苦瓜》开启了诗乐交融之途，余光中的歌谣体创作便获得读者高度认同。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之意象、节奏、声韵、词汇、抒情方式中汲取资源，再加上留学美国时期接触的西洋民谣跟摇滚乐，遂大力提倡“诗”与“歌”之结合，让“以诗入歌”成为彼时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特色。因为杨弦、李泰祥等人以余光中诗作谱曲，〈乡愁〉、〈江湖上〉、〈民歌〉、〈海棠纹身〉等作更为传唱一时。《白玉苦瓜》中多采类似民谣的诗语言，重视句型、节奏与声音效果，可歌复可吟，成功结合中西之长处，兼容诗乐之优点。以怀乡为主题的〈乡愁〉或〈乡愁四韵〉，固然长期享誉各地华文读者圈；但我以为余光中彼时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实属怀抱强烈古典意识，并愿让自己的生命形态及生存情境，叠合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者。其中杰作，率皆如此，像〈守夜人〉以此3句开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全诗收束于“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作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诗人宛如把自己置入古典长河之中，以笔为最终武器，肩负起“守最后一盏灯”与“撑一幢倾斜的巨影”重责。不是宿命，没有怨怼，因为〈白玉苦瓜〉已见诗人自行把名字刻在国宝上：“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时光之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这玉雕苦瓜“似悠悠醒自千年大寐”，中华文化菁华仿佛皆荟萃于其中，并借助艺术之力让它能够“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诗人“光中”与之交叠契合，遂能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作家简介｜杨宗翰（台湾） 1976年生于台北，现任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副教授、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台湾诗学学刊》主编。著有《有疑：对话当代文学心灵》、《破格：台湾现代诗评论集》、《逆音：现代诗人作品析论》、《异语：现代诗与文学史论》、《台湾新诗评论：历史与转型》、《台湾现代诗史：批判的阅读》、《台湾文学的当代视野》，主编《话说文学编辑》等八书，合编《台湾1970世代诗人诗选集》等八书，并曾策划“台湾七年级文学金典”等五种系列出版品。曾入选九歌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贰）》（诗卷、评论卷）及《评论30家》等多部选集。2022年出版与孟樊合著之《台湾新诗史》，2023年出版个人诗集《隐于诗》。

1星期前

花踪

杨宗翰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容我隐藏于诗——《隐于诗》本事/杨宗翰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 余光中：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的诗人/杨宗翰

【第17届花踪海外作家评审】余光中：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的诗人/杨宗翰（马华新诗奖决审评委）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余光中：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的诗人/杨宗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