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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敏

1年前
文/图:林慧敏(草稿策划编辑,目前在德国从事建筑设计工作) 在这个开车是王道的城市里,会让人打退开车念头的最有效方式,是几乎找不到停车位。如果大家还是很想抵达此地,除了自主拼车,还会选择乘搭公共交通,或使用grab car。 在马来西亚生活的人大多 “人手一辆车”,大家也习惯了去哪都要开车。由于我住得离市中心较远,又没有合适的公交接驳,自从17岁考获驾照后就开始开车上学、上班的日子。姑且先不提公交方便的重要,这次想谈如何让“开车”这个选择变得非常没有吸引力。 在德国生活3年,我在迫不得已也顺其自然的环境下,彻底摆脱了开车的生活,转而骑脚车,使用11号车(意指双脚),或搭公共交通。这几年虽然也在需要搬运东西,或想去的地方换车特别不方便的时候,偷偷怀念开车的日子,但基本上,德国各大城市的公交系统、人行道和脚车道,规划还算满意。 [nonvip_content_start] 交通减缓区,路人优先 当然,我从来没有机会在德国境内开车,也就无法感受这里与国内开车体验的差异。直到最近,我去了英国自驾游,这一周从南到北开了超过2200公里的路,途经无数大大小小的高速、山路、大城、小镇后,观察到一些在当地开车的有趣现象。 首先,在英国开车限速非常严格,许多市中心尤其是步行区或学校周遭,限速直接降至20mph或大约30-35km/h。开车感知就是,你完全不需要踩油门,就让车滑行就是了。很多时候,即使只是让车滑行,还得继续踩刹车,才能让速度保持低于限速。路上还偶尔会出现测速提醒牌,就是你的车在接近时,前方LED牌子会显示你当下的车速,并以绿灯或红灯字眼提醒你做个好司机。 印象最深的是在Brighton海滩前那一段路,由于是景区中心,人来人往,除了限速20mph,一路上还特别多交通灯,车子好不容易“滑行”了一段路,又遇上交通灯得停下来,真正的实现走路比开车还快。而这样的路段有个名称“Traffic Calming Zone”(交通减速区)。在交通减速区里,所有的路人和微型交通优先,这已成为用来对抗社区内驾驶员超速和其他不安全行为的工具,并鼓励更安全、更负责任的驾驶行为,长期下来这可能会有效减少区域内的交通流量。毕竟只有当车速被迫降至司机不舒服,但路人都很舒服的速度,那才叫做行人友善的规划。 测速摄像头、昂贵停车费,削减开车的欲望 此外,英国的高速公路和主要市中心内的路上,几乎每一小段就会出现“前方有测速摄像头”的警示牌。经过几天的观察,发现超过一半的牌子是忽悠驾驶人士的,真正的摄像头数量其实没那么多。但高昂的罚款搭配这一路的限速恐吓,确实也起到了作用。车子一般都会乖乖按照限速行驶,即使是20mph也如是。 再来,能大幅度削减大家开车欲望的特有效方式,就是当地停车场有限,需要缴付高得惊人的停车费。例如,在市中心停车几个小时就得付上三四十英镑的高昂费用,从现实层面上来说,真的非常让人心如刀割。据在英国生活的友人表示,为了鼓励大家使用公交,减少市中心的车流量,许多城市如牛津在近期关闭了许多道路,也相对把有限的停车费调高。而这样的努力在火车站旁的停车场也是相应体现的,搭乘火车出城的乘客若在此停车,费用只是普通停车费的大约五分之一。由此可见,不想付好几十英镑的人,还是乖乖的选择乘搭公交出入。 这种特别难找停车位的方法,如果安放在吉隆坡也算奏效。在这个开车是王道的城市里,会让人打退开车念头的最有效方式,是几乎找不到停车位。如果大家还是很想抵达此地,除了自主拼车,还会选择乘搭公共交通,或使用grab car。当然 grab car确实不是最理想的换乘方式,但也算是在城市不断把公共空间让给停车场的课题上踏出了一小小步吧?无论如何,我想让人们减少依赖开车的杀手锏,是在规划和法律上让开车变得很不方便,而不开车变得特别方便。毕竟没有人会愿意坚持去做一件让自己变得很麻烦的事情。当马来西亚也迎来这一天的时候,何乐而不为呢? 参考资料:http://www.stokegiffordjournal.co.uk/2019/07/08/by-pass-speeding-offences-hit-heights/
1年前
2年前
文:林慧敏(草稿策划编辑和网站架构师,Hochschule Anhalt建筑硕士毕业) 城市人口就这么多,在疫情期间带来的新购物和工作模式,更进一步改变人们对商业空间的实际需求,人们对于住宅空间的可塑性要求大幅度提高,对商业空间的依赖则相对的逐渐减少。未来的商业空间需求或许已大不如前,本来就已经过多过剩的商业空间该何去何从? 我们需要那么多商业空间吗? 2021年,大吉隆坡区域积累了约2.07亿平方英尺的商业建筑空间,其中包括了0.65亿平方英尺的零售空间和1.36亿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市场每年都要大吉隆坡区域新建600万平方英尺的零售空间和13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 每一个新的住宅区域发展案子,就要配搭兴建一系列的商业空间:百货公司、办公大楼和店屋。问题是,我们需要那么多商业空间吗? [nonvip_content_start] 当新的商业建筑在城市内无限制耸立,各大商业空间之间的强烈竞争也导致各方争相推出更低廉理想的条件。过多的选择让租户容易退租和抛弃不足够理想的老旧空间。只要一朝失去人潮,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更多的租户相继离开。许多风光一时的商业空间在被新的商业空间取代后,非常难再次复苏。 疫情改变商业空间营运模式 城市人口就这么多,在冠病疫情期间带来的新购物和工作模式,更进一步改变人们对商业空间的实际需求。在疫情期间,人们对于住宅空间的可塑性要求大幅度提高,对商业空间的依赖则相对的逐渐减少。 许多公司在疫情期间发现可以减少使用实体办公空间,转而让员工分批在居家和办公室空间切换。而已经在市场上发酵好一段时间的“共享工作空间”(co-working space),也因灵活和方便而引发了一波新的热潮。 同样的,零售店铺也大多开发了网络和外送服务,甚至老一辈也被迫学会如何网上购物。在这两年的实际操作下,网络和科技的发达,让我们对商业空间从全实体转换成混合型(hybrid)的需求。 实体商业空间更像是成了“体验”空间,让人们在需要亲自体验、触摸、感受商品的前提下才被需要。或许,有了网络商店的衬托,在实体商业空间里不再需要大量展列商品,只需展示一或两个让人们感受就足够了。这与人们可以轻松在家里点外卖,品尝到与餐厅里相同的食物,但我们还是愿意着装出门,去实体餐厅吃饭的道理相似。更多时候,拜访实体商业空间是为了体验该空间的感受,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不纯粹是为了吃饭和购物。 只是在精简浓缩后,未来的商业空间需求或许已大不如前,本来就已经过多过剩的商业空间该何去何从? 商业空间的局限和可能 就巴生河流域和吉隆坡区内来看,庞大的商业建筑在失去部分租户后,更容易步向惨淡的命运。许多大型购物商场无力与强大的对手竞争,长期处于空置的情况,即使偶尔举办展览或活动也没能改变状况。这些商场日复一日的挣扎求存,长期下来花费了大笔的维修资金,却没能完整的实践其原用途。 这些案例让我们看见建筑空间在“分类”上过于清晰:办公大楼只能是办公大楼、购物商场只能是购物商场。此类的空间设计缺乏了转换为其他用途的灵活性,导致空置的商业空间难以被循环使用。 位于城市中央占据着理想位置的商业空间尤其显得尴尬,空置着等待未知的命运,却导致其他用途的空间被迫往城市外围发展。在全球提倡“15分钟城市”的当下,无法充分使用的商业空间却成为了导致城市扩张(urban sprawl)的罪魁祸首。 在此课题上,我们该更敏锐更具前瞻的去对待。目前看来,这些过剩的商业空间除了继续空置等待未来拆除的命运,还可以采取自适应重用(adaptive reuse)的改造模式。但由于前面提到的缺乏转换为其他用途的灵活性,这些建筑在改造为其他用途的道路上或许会较为费劲。除了在硬体上需要与新的用途磨合,也极需有合时宜的软体──也就是合适的内容和对的目标群体。 在许多国家,这样的自适应重用例子已不是新鲜的做法。在法国巴黎,约33%的办公空间已空置4年之久〔注1〕,为了解决城市住宅短缺问题和达到更紧凑宜居城市的目标,巴黎市政府设立了一个国际奖项,鼓励将办公室转变为住房的优秀案例。2021年4月,伦敦也宣布计划改建办公楼,希望在2030年内能提供至少1500个住宅单元〔注2〕。在美国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更有实际例子,把一座建于1828年的旧商场“威斯敏斯特拱廊”改造成住宅。 当然,改造的功能不限于住宅,也可以是学校、文化中心,甚至是公共空间。 但自适应重用只是亡羊补牢的其中一种方式,在重复使用原有建筑构造下,是较为经济和环保的方式。 最后,我们该重新思考商业空间退化对城市带来的影响,或在建造前就考虑其转换用途的可能。毕竟,谁又能预知下一场影响人类对于建筑空间用途的改变会是如何? (特别感谢:林宇旗关于吉隆坡商业空间提供数据) [1] Knght Frank (2021, June 8) / Conversion of offices into housing: a pipe dream or a real opportunity? (https://www.knightfrank.com/research/article/2021-06-08-conversion-of-offices-into-housing-a-pipe-dream-or-a-real-opportunity?utm_medium=website&utm_source=archdaily.com) [2] Cutieru, A (8 October, 2021) / The Transformation of Offices into Residential Projects: Tackling Vacancies and Housing Shortage. (https://www.archdaily.com/969821/the-transformation-of-offices-into-residential-projects-tackling-vacancies-and-housing-shortage)
2年前
3年前
文:林慧敏(草稿策划编辑和网站架构师,Hochschule Anhalt建筑硕士在读) 男女不平等这件事不是什么稀有事迹,在大多专业(和非专业)圈子里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直到上学期选修了一堂名为“Coupling Portrait”的课,探讨建筑圈子里的情侣档合作模式 (partnership),并深究同一个合作模式下的男女所接收的外界回应。这一堂课开启了我对圈内女性建筑师挣扎的认知。我很惊讶地发现,其实建筑界众所周知的“明星设计师”(starchitect)背后都有一些重要的女人。其实说背后的女人还真带有侮辱意味,她们根本是在他们成功的生涯里平起平坐的工作伙伴,却在父权社会里被硬生生地埋没了付出。 [nonvip_content_start] 建筑圈嘛,说难听一点老一辈都会说搞建筑是男人的工作,跑工地抛头露面的还要跟一大堆建筑工人打交道,这类型的工作不合适女生。说什么男女平等,但在建筑圈还真的不是这么一回事,甚至活在21世纪,不少近现代的明星设计师如: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玛德隆·弗里森多普(Madelon Vriesendorp)、路易斯·康(Louis Kahn)和安妮·廷(Anne Tyng)、密斯·范德罗(Mies Van der Rohe)和莉莉·瑞希(Lilly Reich)、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和雷·伊姆斯(Ray Eames)、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等,名留史册的只有男性建筑师。 丹尼斯曾经发表了一篇具有震撼力的文章,题为〈Room at the Top〉,里面谈起了她身为女性在建筑界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大家因为她的丈夫罗伯特是名建筑师,就只把她看作“建筑师的妻子”,亦或者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只关注于她身为“女性建筑师”遭遇的挑战,似乎她身为女性和“建筑师妻子”这两件事情,就应该盖过她的作品和能力。我们后来知道的“鸭子和装饰棚”(duck and the decorated shed),大多数人都只会说那是罗伯特的理论,但事实是,丹尼斯才是提出这个概念的原始者。 女性功劳不受重视 建筑圈著名的普利兹克奖(Pritzker Prize)是一个犹如电影圈里奥斯卡的存在,每一年都会颁于一名具有影响力的建筑师。自1979年开办以来已长达43年了,但这43届以来,女性获奖者屈指可数,而第一位独自获得此奖的女性是2004年的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自此之后,女性获奖的次数渐渐提升,可惜始终是以组合的方式提名。这件事情难免也引起了大家的议论,毕竟1991年罗伯特获奖的时候,即使他的合伙人丹尼斯在多项案子里付出了许多,却也被认为不值得并列获奖。此情况在2012年的获奖人中国建筑师王澍身上也相继发生,他的妻子暨工作室合伙人陆文宇也同样没有被获得提名。 依据希尔德‧海宁(Hilde Heynen)的一篇文章:〈Genius, Gender and Architecture: The Star System as Exemplified in the Pritzker Prize〉里提到许多关于普利兹克奖对于性别和“明星系统”制度的讨论。她表示在18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理论里有讨论关于天才(Genius)这个用词的注解,这里的genius代表的是带有高智商和艺术能力的人,而这类人能同时有女性感性、敏感和懂得爱的一面,但对于浪漫主义者(Romantics)来说,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女性化的男性。而反之,男性化的女性却不等同于genius。这理论说明女性的创意力只能启发男性,却无法立足于一个独立个体。 这类思想在传统建筑界里是根深蒂固的,有些时候并不是男性伙伴刻意夺走女性伙伴的功劳,而是媒体和社会的封闭观念会自动把女性的功劳剔除。因为在他们看来,建筑设计需要一个“明星”面孔,一个犹如英雄般的角色来代表这些设计,而女性并不符合他们期待的形象。虽然现在听起来感觉有点可笑,但那么多年过去了,却依旧有部分人那么想。
3年前
3年前
逐渐造成巴生中心北区甜甜圈化的原因有许多,除了市政府多年前把巴士总站和菜市场迁往市中心外围,导致人流分散,2000年左右巴生城市外围迅速发展也是推进这一现象的其中一个因素。 作者:林慧敏(草稿策划编辑和网站架构师,Hochschule Anhalt建筑硕士在读,曾是BOOKU的初创团队, 参与策划“Italo Calvino”建筑文学展) 近年来,在许多历史性的城市中心,开始出现严重的“甜甜圈化现象”。“甜甜圈”这个词听起来可爱无害,实际上却是影射城市中心变得空心化的现象,就像甜甜圈的形状。 当一座城市迅速崛起之时,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往城区迁移,导致该地区过度拥挤。而僧多粥少的情况自然就会带动房价高涨,大家就会因为无法在市中心中找到可负担的房子,选择退居于市中心外围。外围人口的持续增长又会把相关的经济产业引入,时间一长,外围的稳定发展就有可能取代了市中心的经济地位。 [nonvip_content_start] 城市中心甜甜圈化最具代表的例子是美国的第四大城市休斯顿(Houston)。在1960年代,休斯顿市中心由于610高速环线周遭的发展而渐渐把经济重心移向外围。1970年代末,市中心外围兴建的办公室大楼已经是市中心内的3倍之多。到了1980年代末,休斯顿市中心接近40%的建筑由于无人问津而转换成了停车场。 从南到北,60年代的战略要地 回望马来西亚,我们也拥有许多曾经辉煌的重要城市,巴生老城中心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城区。许多人可能对吉隆坡、怡保、乔治市等老城并不陌生,但说到巴生却似乎只知道肉骨茶,对于这个地方的历史与现状一无所知。 其实巴生在马来半岛的发展上曾经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席,在锡米产业蓬勃的19世纪期间,这座城市也是多方领袖争夺的宝地。巴生的位置刚好坐落在受保护的西海岸区域内,120公里长的巴生河也非常方便运输货物,甚至曾被历史学家J.M.古力克(J.M. Gullick)誉为“唯一能穿越森林的高速大道”。 在英殖民政府把其在马来半岛的统治中心于1880年转移到吉隆坡之前,巴生中心南区曾经是英殖民的统治据点,而大量下南洋的华人来到了巴生寻找生计,却因为属于低下阶层的劳工而被拒于南区外,于是靠一己之力慢慢发展了巴生北区。 60年代初,巴生中心北区的发展一时无两,一列列的店屋应声耸立,几乎取代了南区多年身为巴生重地的位置。在这么一个小区内同时开张了好几家百货商场和电影院,再加上菜市场和总巴士站都坐落于此,让巴生北区蹿起成为了巴生人必去的购物中心。 从内到外,巴生老城的今非昔比 只可惜好景不长,近10年间,市政府的多项决定和城市的向外发展,把人群推向中心外围,曾经热闹的北区中心渐渐变成了死城。每逢节庆期间,热闹非凡的巴生中心北区(或人称太平街一带)从大家买年货、月饼、布料等必去的地方,成为了即使节日将近也毫无人潮的空城。许多老店铺连接倒闭,曾经风靡一时的邵氏先得坊(Shaw Centrepoint)百货商场也只剩寥寥无几的顾客,小时候记忆中万人空巷欢庆新春佳节的景象已不复在。 逐渐造成巴生中心北区今日现象的原因有许多,除了市政府多年前把巴士总站和菜市场迁往市中心外围,导致人流分散,2000年左右巴生城市外围迅速发展也是推进这一现象的其中一个因素。自2000年起的10年间,巴生南部开始兴建了许多大型规划式住宅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花园式住宅为噱头的“Bandar Botanic”和后来在邻近开发的“Bukit Tinggi”区。南部的发展让许多本来居住在班达马兰新村和市中心的巴生人开始移居市中心外。而这些新城区也同时发展了许多在地的店屋和大型百货商场,老旧的巴生市中心无力与这些后来居上的新型购物商场竞争。 现状恶化,政策的不利好不兼容 2009年,市政府为了解决巴生中心北区的交通阻塞情况,把本来双向的道路改成了单向道,把本来已在挣扎求存的巴生中心北区,推向了更严峻的命运。改道后前往巴生中心北区的路变得非常不方便,许多民众表示只要一不小心错过一个入口,就需要再绕一大圈才能进入该区,后来就干脆不再去了。据《星洲日报》2009年的报道,改道后当地的生意额下降了30%左右,甚至导致一些商铺直接倒闭。 北区中心曾经租金上万的店屋沦落成今日低价出租也无人问津的命运,空荡荡的街道和废置建筑沦为犯罪的温床。但北区中心终归是旧城中心,直至今日还保留不错的公共交通系统,于是便宜的顶楼租金成为了外籍劳工住宿的首要选择。而在城市人对外籍劳工的偏见和安全隐患考量下,几乎没有道地巴生人愿意踏入这一区,更别说是外地人了。 目前正在修建中的LRT 3 ,其中有一站将坐落于巴生北区中心邵氏先得坊前方,这一个新的改变会不会让巴生北区中心重获当年光彩?只可惜这样的可能却没有获得民众一致正面的看法。一个城市的起源总归有其意义和价值所在。“甜甜圈化”是反自然现象的发展,却渐渐地成为了一种常态。或许,在我们嚷嚷城市已经没有新地段可以发展的同时,是时候回到老旧市中心看看,寻找活化的可能!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