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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猷荃

公正党虽然看似比较“民主”,但安华手握相权后,党内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出现。如此,仰赖安华扶持,至少在这几年,会是赛夫鲁延续政治生命比较可行的方式。 贸工部长赛夫鲁,传出要出走巫统,转投公正党。消息一出,人们注目,团结政府的合作,是否波澜泛起。 在马来西亚,许多谣言最后没有成真,谣言可能原本就是子虚乌有,或有心人放风声,意图引导政治结果之策略;也可以是部署原本存在,但风声走漏,利益被影响的各派,有机反制,计划被迫搁置;又或者主角三心两意,犹豫不决,借风声投石问路,再考虑下一步棋。 传言看来有一些不合理之处,但不合理之中,又有我国政治微妙的合理解释。 赛夫鲁据说选择跳槽公正党。我国当下首相,就是来自公正党。内阁制原本是共同负责。但白礁岛争议白皮书揭露一个事实:如果愿意,首相还是有很多可以“先斩后奏”之事。安华实际上也有许多宣布,成员党最高层也“从媒体获得消息”。 赛夫鲁加入公正党,加入国内最高领导麾下,看似乃拓展政治发展的明智之举。 然而,细看团结政府上台后的局势,公正党的民间支持,趋势似乎没有很乐观。安华努力取信保守马来选民,但种种趋势显示,年轻马来人大多似乎依然心属国盟。因为与国盟竞争保守,公正党也流失自身开明选民,包括非马来人的支持。 过去数场补选,除了能吉里,其他朝野政党都基本守住地15届全国大选,或六州选举的胜利。但这些补选,都没有真正考验公正党。 公正党竞逐的双溪峇甲,输得难看。不过那原本也是属于伊党的议席。公正党选票流失,说明非马来人对公正党的不满。这个趋势,到今天有否逆转? 如果非马来人不满,而选择惩罚性的投公正党对手,或是只是选举怠惰,公正党在大部分的混合选区遭遇惨败的几率,不可谓不存在。 赛夫鲁加入如此前景不明的政党,也需要赢下议席,恐怕就不那么明智。反之,赛夫鲁身处的巫统,在能吉里以及马哥打的漂亮战绩,更令人看到谷底反弹的势头。 赛夫鲁摒弃上升的巫统,跳到日渐没落的公正党,选择看似不合理,却又个人的合理依据。 巫统能否回归主流尚有变数,但更重要的是,即使重新壮大,这是否还有赛夫鲁的一席之地? 赛夫鲁身处雪州,与州巫统无法合作,能否被赋予在党内发挥的平台,就成疑问。 传统政党,虽然高层钦点很关键,但经营基层依旧是要上位而不可或缺的一环。赛夫鲁应该尝试过,但看来成效不如所愿。 所以,考虑出走,或许巫统方面的“推力”,大于公正党的“吸引力”。 公正党虽然看似比较“民主”,但安华手握相权后,党内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出现。如此,仰赖安华扶持,至少在这几年,会是赛夫鲁延续政治生命比较可行的方式。 赛夫鲁上议员两届任期即将届满,一年后已无法再任部长,如果不及早安排出路,仕途恐怕就此终结。 人走茶凉,赛夫鲁也看似没有凯里那种以持续论述维持曝光的能耐。等到卸任部长后再寻出路,虽并非绝望,但难度较高。 不过,现在部署,毕竟还是更容易引发巫统的不满。赛夫鲁目前担任贸工部长,是巫统的配额。现在就跳槽,等于夺走巫统的部长职位。 政治跳槽最引人诟病的是,在一党旗帜下中选的议员,投靠往往是选民要唾弃的敌对政党。赛夫鲁是上议员,倒是没有这种包袱。他所当的上议员固然也是巫统的配额,但毕竟任期行将结束,巫统也可以和公正党进行另外的政治交换。 然而,如果赛夫鲁在退下部长与上议院职位后才跳槽,无疑能让 [vip_content_start] 群众或巫统的反弹更少。没有官职后才退党,甚至有个缓冲期后再加入其他政党,反弹可以降到最低。 基于理念换党,是个人的结社自由。何况赛夫鲁,向来也不是巫统内的核心人物。巫统的种族主义特质,以及贪腐的历史,也或许不是一些人所可以接受的。 更何况巫统近来还热衷推动让纳吉居家服刑,不仅不与贪腐切割,还有意回到过去。至少站在非马来人立场,脱离巫统,反而会为马来政治人物的形象加分。 赛夫鲁担当部长,形象不错。良好胜任技术官僚的角色,但作为政治人物,赛夫鲁魄力不足,也未必可以历经更大的政治考验。 有人提出,赛夫鲁加入公正党,可以壮大公正党二线领袖阵容。这个说法,当然是基于当下公正党二线领袖,在团结政府上台后,表现差强人意。 赛夫鲁加入或许可以有丁点的加分,但公正党缺乏大将的整体格局未改。提出赛夫鲁可以成为安华接班人的,更是过分高估了他。 安华公开回应,确实有讨论让赛夫鲁加入公正党。这种坦荡的宣布,与马来政治幕后操作突袭成功的做法有别。 但巫统是团结政府的友党,制造既成事实的突袭,虽然可以成事,但却被迫付出撕裂公正党与巫统关系的代价。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赛夫鲁跳党意愿被事先公开,也并非安华与他所为。但现在公开,让子弹飞了过后,待反对声浪风头过去,或许那时他卸下部长与上议员职后,加入公正党的举措,阻力更少。
10小时前
安华如果继续展现“不畏强权”的姿态,继续在以巴课题上剑走偏锋,还协同金砖国家高调反美,这肯定提高马来西亚面临特朗普针对的风险。 特朗普宣誓就任在即,部署治国马不停蹄。委任美国内阁方面,特朗普好几位重大的任命,都引起争议。 虽然需要面临参议院批准,但是,在总统制国家,任命治国团队,总统确实有巨大的决定权。 选民理应也是在充分理解总统任命权力的情形下投票。因此,对于一个获得明确票选胜利的总统,任命自然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早前,特朗普尝试任命前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Matt Gaetz)为司法部长。盖茨被指涉及性丑闻,包括与未成年女性发生关系。 争议声中,特朗普公开宣布对任命盖茨决定,且不会动摇。但盖茨最终还是主动退出任命过程。 盖茨退选,看似个人行为,但明显也有特朗普幕后的授意,甚至指示。这个过程凸显特朗普并非每时每刻都作风狂狷。 此次退却,让掌握参众两院共和党人,认知到总统还是可以有谈判空间,强化议员与总统的合作默契。 顺道一提,美国的司法部长,英文称谓Attorney General。在马来西亚,这就是总检察长。美国司法部长,具有联邦法律的检控权。 体制上,总统任命司法部长,操纵其左右刑事检控的权力,也没有体制上的具体制约。多年来美国看似存在检控独立,更多是总统与检察官僚专业的自我约束。 在特朗普治下,这种检控独立能否持续,会是看点。这或许也是推动马来西亚总检察长和检控官分权改革的另一提醒。 没有明确的制度限制,单靠权力的自我约束,检控独立会是脆弱的。只要政治权力易手,新任领导插手检控,有时很难避免。 特朗普此时对内的人事任命,属于上任前部署的常规操作。但特朗普对国外事务的宣布,有人认为似乎过早行动。 还未上任就对墨西哥、加拿大以及中国宣布提升关税,这应该是前所未有之事。不过,作为启动经贸谈判,特朗普的预先宣布,或许是想更快进入谈判节奏,争取时间更快落实施政目标。 在地缘政治、区域和平方面,特朗普保持相对静默。特朗普在竞选期宣布,会在“上任后24小时”终结俄乌战争。泽连斯基在特朗普胜选后拨电祝贺,并同时与马斯克交谈。 这则新闻后,特朗普就没有更多关于俄乌战争的公开宣布。俄乌战争的发展,更多是被拜登宣布允许乌克兰运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决定,以及后续所主导。 特朗普静观俄乌战事升级,看来也是想先厘清,新战局下,各方筹码如何转变。对于自诩“谈判能手”的特朗普,这是蓄势待发,部署而行。 另一国际冲突热点,当属中东地区的动荡。最新,特朗普在社媒账号,平地一声雷,宣布“倘若不在特朗普就职日(1月20日)前释放人质,中东以及实施暴行的人们,将面临“地狱般的代价”(ALL HELL TO PAY)。 特朗普在帖文中还指出,全世界都在议论中东人质面临不人道以及暴力的对待,但却都毫无行动。这似乎也预示,特朗普会以雷厉行动回应。 11月30日,哈马斯公布一位以色列裔美国人质的录像,恳求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帮助确保他能得到获释。从时间点看,特朗普的帖文,看来是在回应哈马斯公布视频的心理战。 有趣的是,特朗普在竞选期对加沙战争的态度,远没有对俄乌战争来得明确。特朗普只是笼统的指责拜登发动,或未能阻止全球各地区的战事,而特朗普却自认可以“结束战争”。 在竞选期,特朗普不对加沙战事明确表态,或许有策略考量。美国阿拉伯裔社群对 拜登政府纵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极为愤怒。特朗普对加沙战事不明确表态,可以吸引阿拉伯裔的抗议票。 实际上,原本是民主党大票仓的美籍阿拉伯裔选民,此次也真的大幅度转而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以及共和党,显然不比美国左派更公开明确的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但为了“惩罚”民主党,阿拉伯裔选择了罔顾特朗普可能的中东战略,而抛弃民主党。 情绪主导了决定,倘若特朗普对哈马斯采取强硬措施(连带加沙人民也会遭殃),阿拉伯裔怒火中的决定,与其希冀的加沙结局,可能适得其反。 以目前走势,特朗普承诺在上任24小时,终结俄乌战争的说法,看来难以兑现。同样,特朗普要哈马斯付出“地狱般代价”的豪言,也未必可以成真。 特朗普自认善于谈判,以及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以上豪言,包括提高关税的宣布,可能只是获取更大谈判筹码的部署。 数次荣获美国普利兹奖的政治评论人,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上个月对纽约时报发表看法,提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曾推动以巴和平,具体也订立了两国共存的框架。 虽然和平计划无法落实,特朗普却得以促成“亚布拉罕协议”,正常化以色列与阿联酋以及巴林的关系。 弗里德曼认为,特朗普还是可能在第二任期,延续之前的未竞之业。因此,弗里德曼认为,特朗普甚至有可能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在特朗普新的人事布局当中,他任命了前阿肯色州州长迈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为新的驻以色列大使。赫克比多年来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共存,属于挺以强硬派。 加上最新扬言,要哈马斯承受“地狱般的代价”,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中东局势的政策,未必与第一任期雷同。 马来西亚原本,可免于这些遥远,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纷扰。然而,安华高调挺巴勒斯坦(其实,以经是挺哈马斯了),却把我国卷入这些纷扰之中。 民主党当权时,由于多数左派都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极度不满。安华能够以此,站在人道的高姿态指出,维护加沙,在美国内部,也有坚实的民意基础。 特朗普大胜,加上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虽然背后因素复杂,但却可以视为对左派总体议程的一次否决。 特朗普当然还是可以追求中东和平,创造不朽功业。但倘若特朗普选择力挺以色列,强硬打压巴勒斯坦,安华持续高调的挺巴反美,恐怕会令国家面对实际后果。 特朗普提高关税,马来西亚会否面对贸易冲击,状况还不明朗。安华如果继续展现“不畏强权”的姿态,继续在以巴课题上剑走偏锋,还协同金砖国家高调反美,这肯定提高马来西亚面临特朗普针对的风险。 政治领袖因为个人宗教情怀,以及想在国际扬名立万,成为发展中国家“英雄”的渴望,可以理解。然而,这如果是以国家经济面对冲击为代价,这对人民,显然极不公平。
2星期前
医疗保险如此发展下去,未来或许只能保障部分高收入、相对健康的年轻人与中年人。对其他可能更急迫需要医疗照护的人群,医疗保险就不是医药融资的稳妥方案。 《马来西亚前锋报》数日前报道,许多保客接到医疗保费将于明年涨价的通知,甚至高达70%,幅度相当惊人,不少保客遂考虑断保。 此报道再次引发医疗保险的议论。然而,医疗保费涨价并非新鲜之事。 11月11日,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就召集了数名国会议员与国家银行会商,讨论医疗保费连年涨价的课题。 国家银行代表提出批准涨价的理由,当然在预料之中。保客索赔个案数目与总体理赔金额增加是不争的事实,保费自然水涨船高。 这里需留意一个细节。马来西亚保险业受到高度管制,所以,保费涨价并不能由个别保险公司擅自决定。保费的调整,需中央银行批准。 因此,比起绝大部分领域的涨价,医疗保费涨价恐怕更有“坚实的根据”。保险公司需要提出具体数据,中央银行才能批准调涨。 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胡乱涨价的自由。但有人提出,保险公司整体上还是赚钱,似乎暗示,涨价就不合理。 然而,保险公司是盈利机构,也从来没有假装开发经营医疗保险是为了慈善目的。 如果在知情的状况下,购买原本就是商业合同的医疗保险,保客当然无法在之后要求保险公司,即便再亏本也不能提升保费。 何况,倘若涨幅不合理,保客也有断保的自由。因价格“不合理”终止交易,就是自由契约精神当中,客户或合约方可以恰当行使的权利。 看来,直接实施保费涨价的保险公司,在保费连年巨涨的议题上可以有效甩锅。 不过,有保险业界人士提出,保险公司的一个内部操作,可能是监管单位可以关注的。 保费的涨幅即使在同一家公司内,也会因保险配套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国家银行会根据每个保单配套的理赔数据,批准其具体的涨幅比例。 保险公司在医疗保单方面往往会“推陈出新”,以新配套取代旧配套进行销售。更新“产品”并推出更多价值,是商业世界中的常规操作。 更新、更多特征的新产品,才能在商业竞争当中脱颖而出。这和智能手机型号频繁更新是同一道理。 此外,医疗保险的新产品,通常也有更高的年度以及终身索赔限额。这被视为更符合当下医药费暴涨的需求。 当较为年轻的新保客都采购了新的配套,没有进入旧配套的“风险池”,这就意味着,旧配套只剩下年龄老去、病痛率增加的原保客。如此,旧配套的理赔率及数额,理所当然的更高。 此外,保险公司也会鼓励,在旧配套当中的保客“升级”至更新、更多利益、更高索赔额的新配套。但有意“升级”的保客还会再次受到保险公司评估健康风险。 结果是,能够“逃离”旧配套,成功升级至新配套的保客,自然会是最健康、最低索赔风险的那一群。如此,留在旧配套的,就会更集中的“老弱病残”群体。 简单来说,年轻健康的族群,不会进入旧配套的“风险池”。原本身处旧配套当中最健康的那批,又可能脱离,加入新配套。蜡烛两头烧。所以,旧配套的平均索赔经验,自然非常糟糕。 旧配套的延续方式,自然是向国家银行申请提升保费,幅度惊人,但却是有坚实数据作为依据。 倘若国家银行拒绝,保险合约又无明文,要求“断保”的,恐怕不是保客,而是保险公司:通过整体终结保险配套(portfolio withdrawal)来 “断保”。 这是商业医疗保险的结构性缺陷,不易解决。倘若强制保险公司用单一“风险池”,这会导致新配套的价格一开始就更高。 按下葫芦浮起瓢。旧配套保费涨价缓解,新配套价格就会更高。新配套保客当然也可以质疑:旧配套保客的索赔由新配套保客(局部)买单,是否公平? 何况,在提高赔偿限额后的新配套,原本就价格昂贵。如果定价还要吸纳旧配套的理赔数额,新配套恐怕就更难负担。这对于提高国民受保率,会是一大阻扰。 保费大幅调涨的另一层面,就是私立医院医药费高涨的问题。保险公司等等多方,都指责私立医院的高额医药费,才是保费被逼上涨的原因。 马来西亚寿险工会(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Malaysia)首席执行员马克奥戴尔,在今年八月,因疝气手术入住私人医院一晚,医药账单高达大约一万九千令吉。马克奥戴尔向媒体公开账单,并指责私立医院收费过高。 一万九千令吉当中,只有约两千六百令吉缴付给医生。此外,马克奥戴尔选择入住的套房,就占了两千五百令吉。 奥戴尔公开账单过后,没有业内业外人士能够指出,高度透明化的账单,到底哪几项是暴利收费,或是不当使用。这反而说明,私立医院“胡乱开价”的印象,未必是事实。 当然,奥戴尔进行的“简单”疝气手术费用如此高昂,主要因为这是“微创手术”,需使用许多昂贵的器材。 疝气手术是否可以不用这类器材,甚至不用微创手术而成功进行?可以。但是新技术与新器材,自然有他相对的优势。只是,为了新的技术缴付高额费用,是否值得,当然见仁见智了。 对于索赔的保客,既然有保险公司买单,治疗当然要选择最好的。医生使用最新最贵的器材,也可以减少医疗事故后面临追责。 其实,马克奥尼尔的揭露,恰好说明现代医疗的本质。许多新进技术,价格都极为高昂。这是医疗往高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们对自身健康高度重视,希望获得最新、最优的治疗方案。付了高额保费的,更不可能为了保险公司节省索赔,而要求医生用次好的医疗方案。 但商业医疗保险如此发展下去,未来或许只能保障部分高收入、相对健康的年轻人与中年人。对其他可能更急迫需要医疗照护的人群,医疗保险就不是医药融资的稳妥方案。 最简单粗暴的解决建议,就是要求政府“管制”保险公司,以及私立医院。但是,保险公司、消费者、医疗服务提供方均是影响保费变化的重要因素,应综合分析其中的复杂关系,而非单一归责。 前面分析,保险公司提升保费,原本就是受到严格管制。私立医院所谓的“漫天开价”,也很可能只是反映现代医疗价格的现实。 在马来西亚,到私立医院就医,并不是唯一选择;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同样也只是选项。 妥善社会安全网的存在,必须意味着,不到私立医院就医,以及没有商业医疗保险的人们,也可以获得具素质(未必最佳)的医疗服务。 有鉴于此,公立医疗体系的强化,乃是确保所有国民保健权益的最佳方案。与其过多去管制私立医院以及商业医疗保险,为公立医疗体系注入更多资源,提升管理效能,才是更直接,也更能行之有效的方案。
3星期前
动用核武,当然是“晒冷”式的回应,足震撼寰宇。但换个角度,以此终极式的威胁回应,恰恰显示俄罗斯没有其他比较可行的、程度相应之方案。 特朗普在选举竞选期屡次提出,倘若当选总统,势必在上任后24小时,结束陷入胶着的俄乌战争。 战争旷日持久,俄乌人民皆需持续付出生命与生活的代价;世界欠缺和平稳定的氛围,间接让各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挑战。 倘若特朗普真的能说到做到,无论是否支持特朗普,结束战争,都是众望所归。 俄罗斯一开始低估了乌克兰的抗战能力,陷入两败俱伤的战争泥潭。及时抽身止损,最符合俄国家利益,但在没有获得显著战况的情形下,鸣金收兵,强人普京肯定难以接受。 乌克兰得以抗拒俄罗斯的入侵,主要还是从美国为首的北约,获取军事物资作为援助。 特朗普有何妙招,迅速结束俄乌战争?正如其他竞选承诺,特朗普只提出笼统的方向,具体步骤阙如。 参考他第一任期的作风,以及多年来的言论,特朗普虽然给人作风强硬的印象,但实际上抗拒战争。 或许是生意人个性,特朗普认为战争,甚至是非战斗性的军事部署,都是耗费巨额金钱的浪费。 特朗普本身数次以各种名义,成功逃避加入越战的征招。对于战争,个人甚至有一定畏惧。 俄乌战争,已经演变成错综复杂的地缘纠葛,北约与乌克兰的利益捆绑,中国与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援,都令人们对迅速解决战争的豪言壮语,有所保留。 特朗普以在地产界谈判达成有利交易而自豪,因此可以预期,他同样想以“谈判”以及“交易”,结束俄乌战争。 特朗普的谈判立场建立在排除或回避军事冲突升级的前提上。原本,模糊的军事底线可能是谈判策略的一部分。然而,特朗普主动摒弃军事筹码,这是否会使谈判更为顺利,确实令人质疑。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曾表示,如果当时他是美国总统,普京就不会出兵侵略乌克兰,因为普京会对特朗普这种“强大”的领导产生敬畏。 特朗普也多次扬言,他与普京关系良好,也可借此更好的斡旋,尽快促成俄乌停火。 特朗普在美国的信徒,更多是关注美国国内民生经济。对于特朗普能否真的落实调停各地烽烟,或许根本不太在意。 但各国,尤其乌克兰,则会是特朗普国际行动的利益相关方,面临其行动所衍生的利弊冲击。 实际利益相关方,大多认为特朗普能凭自身“威望”,简单解决俄乌战争,不过是鬼话一通。 特朗普真正能够快速解决俄乌战争的方式,无异于逼迫 乌克兰向俄罗斯让步,割让领土,换取和平。 其实,这种妥协,也并非特朗普个人的独到创见。乌克兰妥协,换取和平,是各方预计终结俄乌战争的方案。战争持久,俄乌双方都吃不消。停火止战,符合双方利益。 在此前提下,即使不是特朗普,而是贺锦莉当选,通过和谈,让乌克兰牺牲部分领土,换取和平,相信也会是最终的方案。 差别可能在于,特朗普大概率可以为了迅速终战,而没有意愿,也没有耐心,再进行更多的博弈,为乌克兰或北约盟国争取更有利的停火条件。 倘若乌克兰成为美俄合作停火的牺牲品,美国的国际盟友必定心寒。靠拢美国,换来在危难时的支援,不再可靠。各国对此的觉悟,对于美国建立全球联盟的努力,当然是致命性的打击。 特朗普当然不介意各国不再仰赖美国保护。实际上,其理念正好是打破美国领导全球的国际战略。对特朗普,美国为了维持全球领导权所“耗费”的金钱与军力,从生意人的角度,是不可理喻的。 美国能否在进入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时代后,得以在国内休养生息,独善其身,当然可疑。疏远旧日盟友,最后结果可能是国际次序的大洗牌。 中俄联盟崛起,美国是否就能单独应对?这还要看特朗普治下,美国经济何去何从。特朗普上任,没准会是人们见证美国霸权陨落的历史性转折。 在此大框架下,拜登在任期还剩两个月,批准乌克兰运用美制长程导弹袭击俄罗斯的境内目标,就有特殊的意义。 特朗普正式就职,进入倒数计时。强迫乌克兰接受停火条件的时间也会迅速到来。 倘若俄罗斯能够掌握时机,近期内迅速扩张占领范围,实际谈判日就能以“现有掌握领土”作为谈判割地的依据。 在此关键时间窗口下,提升乌克兰的战斗力,在有限的时间内抵挡住俄军的猛烈进攻,甚至将俄国占领军驱赶至国门之外,就是维护乌克兰利益的必要之举。 这将会为乌克兰在停火谈判提供更好的筹码,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 另外,倘若俄罗斯境内受到威胁,俄军全力长驱直入乌克兰,自然就投鼠忌器,有所收敛。 面对拜登的临别之作,俄罗斯当然也不可能乖乖就范,祭出“放宽动用核武原则”就是其最即时的强力回应。 动用核武,当然是“晒冷”式的回应,足震撼寰宇。但换个角度,以此终极式的威胁回应,恰恰显示俄罗斯没有其他比较可行的、程度相应之方案。 拜登行将下台。特朗普在上任后,也极可能旋即逆转乌克兰运用长程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的批准。 俄罗斯在俄乌战争获得可以接受的条件,体面下台阶的机会仍在,而且近在咫尺,犯不着在和平将至的最后时刻,让自身再陷泥潭。 只要乌克兰使用长程导弹时没有造成过度伤亡或涉及平民,且俄罗斯能保持理性,战火突然升级、危及区域安全的发展,大概不会发生。 兵凶战危之下,各方即使精密算计,擦枪走火的几率不会全然不存。全球人民只能希望,偶然事件引发大战的历史,不会在我们的时代再度重演,涂炭生灵。 我国首相安华,近期明显在外交上靠拢中俄。特朗普上台后,会有更多不明朗的局势,利弊也更难预料。 俄乌战争如何发展?西方阵营如何回应?马来西亚对外围动荡,看来还真的需要有更大的准备。
4星期前
神秘人选择分段式的发放消息,展现一定的策略性。反贪会可能忧虑,反应过快会掉入一个具政治目的的局。 神秘人向网络媒体爆料:某州众多州议员,甚至州领导,涉及贿赂。爆料不仅是口头说说,还有视频以及短讯通话为证。 据神秘人的说法,他已通过律师,数次向反贪会举报该贪腐事件。但反贪会似乎不紧不慢,所以才通过媒体爆料。 在马来西亚,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各部门的大小问题,有时若无媒体朋友的协助曝光,或通过网络疯传,不少高官犹如小拿破仑,更多是懒得理会,或是架设障碍,让举报者,知难而退。 神秘人也希望,能够获得《2010年吹哨者保护法令》的保护,以免举报不成,反被检控,或者与他所指责的贪官一锅粥。 吹哨者法保护,一般比较常用于工业关系(雇佣关系)法律,保障雇员检举企业内部的不当以及非法行为后,不被秋后算账。 马来西亚的吹哨法令,是有明确保障针对官方机构的举报者。法令的导言就明确指出,法令的目的,就是要“鼓励针对公立与私人机构的不当行为”。 当然,相对“企业吹哨”,涉及公家机关的“政治吹哨”,法令内文就有致命性的限制。法令第6条,列明人们可以针对不当行为进行举报,但是:只要这些举报 “不被其他法律明确禁止” 。 在马来西亚,《1970年官方机密法令》就明确禁止任何人透露被列为官方机密的资料。此类资料,往往是“政治吹哨”的关键性内容。看来吹哨法在最关键的领域,还是无法保障吹哨者。 此次爆料的神秘人,看来希望获得法令第7(1)(b)以及第9条的保护。该条列明,吹哨者享有民事与刑事免责权。 根据目前消息,神秘人是行贿方与被指受贿州议员的中间人。倘若属实,此人在现有吹哨法的条例下,似乎就难以获得他所希望的免责权。 这是因为,吹哨法第11条明确列明,免责权在六种情况下不适用。其中第11(1)(a) 列明:如果发现举报人本身涉及所举报的案件,其免责权可被撤除。 吊诡的是,涉案人士往往也掌握最多不当行为的内情与证据。以目前的案例,人们可能认为,如果吹哨法没有明确保障涉案的举报人免责,不当行为团伙“内部起义”,举报案件的动机就降低。 举报者最终如果还是同样受罚,举报行为对自身利益自然是弊多于利。但吹哨法明确排除保护涉案人士的举报,有其制度的考量。 倘若犯罪团伙成员以率先举报逃避刑责,犯罪主脑就有机会让 手下顶罪,自己却可以通过吹哨法逍遥法外。全覆盖的免责,可能会破坏刑罚的相应性原则。 比较合理的做法是,依然允许涉案人士举报,但让检控机关决定是否免责,或以较轻的刑罚检控涉案者。法官在判刑时,也可以基于涉案者协助破案,选择轻判被告。 以上各手法,显然比单纯通过吹哨法让涉案吹哨人全面免责更具灵活性。然而,如果投报对象是执政者,举报者担心检调部门不仅不会合理减轻刑责,还可能进行政治报复。如果检调机构公信不存,这个担心,就非常合理。 此次案件的另一看点,正好就是反贪会。反贪会表面上看来反应缓慢,甚至不作为。这相对于之前雷厉风行,高调调查陈年旧案(敦达因案件),以及国盟领袖案件(吉打稀土、雪州挖沙等等),反差更是明显。 反贪会调查收网过慢,实际效果就让任何可能的犯罪行为,有灭证、串供、潜逃的风险。这对最后检控的证据收集会有莫大的影响。倘若人们认为,这种拖延是策略性的帮助贪腐分子,实不为过。 神秘人选择分段式的发放消息,展现一定的策略性。反贪会可能忧虑,反应过快会掉入一个具政治目的的局。但神秘人目前公开宣称,案件证据已经早前通过律师提呈反贪会。反贪会不作为,才选择通过媒体公布。 如果论述属实,反贪会的做法就对团结政府的反贪形象构成重大打击。国盟以及其他政治势力,向来抨击安华的反贪更多是政治性报复。 其实,国盟领袖涉及的案件,好几宗进入司法程序后,控方确实提供了足够的证据。然而,倘若团结政府治下的反贪会,给人严厉对待政敌,宽松对待自身的印象,这自然让人对整个团结政府打贪的诚意,有所质疑。 将反贪与检调成为政治武器,恐难吸引中间选民的支持。国盟也更有借口,跳脱贪腐的包袱,向支持者扮演恶意检控被害人的形象。 即使觉得目前呈交到其手上的证据不足,反贪会也应该基于公众关注,主动积极并透明化的介入调查。这不仅关乎此个案的是非曲直,也关系到我国当下反贪机制的公信。
1月前
美国大选的成绩显示,非白人还是可能投给在言语上,甚至具体施政时,展现种族主义、白人至上的候选人。可见,种族因素,未必是少数民族投票时,唯一的,或无可动摇的考量。 美国大选纷纷扰扰,选前民调显示选情激烈,胜负难料。甚至有预测说明,选举正式成绩可能无法及早宣布,需要等待数日,甚至数星期。 然而,事实上,本次选举胜负在选举日就有定案。此外,特朗普几乎横扫所有摇摆州的胜利。 2016年,特朗普虽然凭借选举人票赢下总统大位,但却在全国总票数方面落败。 但此次,特朗普也赢下全国总票数。此外,共和党在同时举行的参众两院部分议席选举,也大有斩获。截稿前,共和党已知掌握参议院外,也有可能拿下众议院、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多数的绝对强势。 对于民主党支持者而言,这当然令人吃惊。特朗普参与此次选举,背负一个重大的包袱。他在2020年败选后,被指鼓动支持者冲击国会山庄,酿成人命伤亡。对于进步派而言,这是对民主制度的大不敬,也预期重视民主的选民必定难以接受此类候选人。 共和党籍的前加州州长阿诺舒华辛力加,跳脱党派,此次公开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贺锦莉。阿诺提出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特朗普冲击国会山庄,蔑视民主制度的这个因素。 特朗普支持者来自美国右派。对比进步派,保守派显然更多限制女性权益的扩张。特朗普的价值取向,早在2016年就已经十分明显。 在接近2016年大选投票日不久,还爆出特朗普的私人对话录音泄漏。对话当中,特朗普自夸因他的名气,可轻易玩弄女性。即使如此,2016年也见证大量的女性选民,舍女性总统候选人希拉莉,力挺特朗普。 但民主党认为,本次女性选民有更迫切的理由反对特朗普。特朗普在上次任期,委任三名保守派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导致保障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Roe v Wade)判决最终被逆转。许多州属乘势立法强硬限制堕胎。 对自由派,堕胎权是女性生育自主的重大标杆。此外,实际上许多妇科急症治疗,也会受到严格堕胎限制的影响。在特定州属,医生治疗危及女性性命的子宫外孕等急症,可能还需要担心事后要承担刑事责任。 为贺锦莉站台的前总统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就花大篇幅,呼吁女性以选票捍卫自身身体主权,以及健康的权力。米歇尔也呼吁,在乎家中女性的男性选民,要以选票保护身边的妻子与女儿。 对比2016年特朗普本身的私生活问题,自由派认为,特朗普上台执政,实际危及女性切身的健康,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课题。因此,这必能大大鼓励女性选民,甚至可以动摇之前支持特朗普的白人女性。 选前民调胶着,民主党支持者认为,不愿表态的白人女性,或许是会在开票时带来惊喜的“沉默支持”。但选举成绩,显示事与愿违。 投票前不久,在特朗普的一场造势大会上,受邀的喜剧讲员提出“波多黎各是个垃圾岛屿”。这被视为是对波多黎各裔的侮辱。特朗普并没有显著为言论灭火。评论认为此番失言,特朗普的漠视也会触发波多黎各裔,甚至整个拉丁裔选民的不满。 拉丁裔向来倾向支持民主党,但近来对民主党支持率下降。特朗普阵营选前“失言”,一般认为足以冲击特朗普选情。但结果还是否定了这个揣测。 美国选举的一大特色是民调数量众多,并始终主导着选举过程中的新闻报道。2016年,民调预测希拉莉能轻易当选,但结果令人跌破眼镜。此次选前民调显示,贺锦莉没有任何优势。 以2016年为准,民调结构上会低估特朗普支持率。如此推断,倘若贺锦莉没有在民调大幅领先,就可能会落败收场,目前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民调机构也有可能进行改进,注入更多的参数来改善模型,提升民调的准确性。 此次主流民调预测特朗普在七个关键州,小幅领先五个,只有密西根与威斯康辛例外。最后的成绩,特朗普横扫七个关键州,那民调也不至于错得离谱。 选前有民调显示,面对提问,大部分的选民认为当下的生活比四年前糟。投票日当天的出口民调,也有类似提问。民调成绩类似:大部分的选民,认为现在不如四年前好。 之前一直有报道显示,有群众认为,特朗普执政时代,个人经济状况比较好。特朗普执政后期,世纪瘟疫新冠病毒来袭,各国经济面临重创,产业链中断,造成严重的通膨,重创中下阶层的经济。 客观经济数据显示,拜登执政,已经大体恢复美国经济。经济成长、就业,甚至通膨,在今年都有亮眼的成绩。只是,宏观经济,要落实为中下层人民具体的生活改善,需要时间。在对经济状况不满的主观情绪下,属于目前执政成员的副总统就被迫面临人民的怒火。 贺锦莉在经济方面,不能说毫无主见。但身为原执政政府的第二把手,此时任何激烈的经济改革主张,就等于宣布 自己过去执政的不作为。 而女权、民主议题又是攻击特朗普最张扬的武器。整个选战,很自然会倾向专注于此。此次选举的各人口背景投票取向研究,将有助于判断贺锦丽的选战议题方向是否存在偏差。 民主党向来在非裔以及拉丁裔族群当中获得高度的支持。这与我国希盟,获得非马来人,尤其华裔大量支持的状况,有些类似。 目前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民主党是保住传统非白人的支持,却因为白人支持率崩盘,所以依然落败 第二,民主党既流失非白人选票,也无法拓展白人选票 民主党执政,在族群与文化议题上,向来采取进步的政策。这在社会上体现为“觉醒文化(woke)”、“政治正确”等现象。无论以上哪种可能性,进步政策的落实,或是“矫枉过正”,似乎在选票上,不能帮民主党胜选。 如果出现的是以上第二种可能,这更说明非白人对族群平等的进步政策不领情。那他们可能更重视的,就还是民生经济了。 目前希盟常被评论,上台后在族群平等方面毫无建树,甚至还有倒退的现象。这些评论警告,希盟如若没有及时推动族群,或其他层面的进步政策,来届大选,牢固的非马来人选票可能会动摇。民主党的今天,就会使希盟的明天。 然而,美国大选的成绩显示,非白人还是可能投给在言语上,甚至具体施政时,展现种族主义、白人至上的候选人。可见,种族因素,未必是少数民族投票时,唯一的,或无可动摇的考量。当然,美国与马来西亚的情况大相径庭,未必可以做简单的借鉴。 美国大选成绩真正警示:倘若选民感受不到经济的提升,纵使宏观经济数据受专家的认可,也无济于事。 从此角度,安华执意推动的“85经济学”,或许就想以经济重组的震荡疗法,以“矫枉过正”,改变85%选民的经济观感。 事先张扬的劫富济贫,是否就能放大经济改善,对中下阶层的良好感觉?这会是一个伟大的实验。然而,治国真的应该以胜选为最大考量?
1月前
1月前
就国旗问题大做文章,言论又充满种族主义意味,说明关注捍卫国家主权,不过是美丽的借口。 有人在安顺斜塔前挥舞五星红旗,就是威胁马来西亚主权?这要看脉络。如果在马来西亚国境之内,舞旗意在宣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威,可能不妥。 但舞旗时间延烧多日,多方多次澄清,事实已经明朗: 对此事件首先发难的,是伊党霹雳州主席拉兹曼。此人不明就里,就急于在网络出现挥舞红旗的画面,往行动党泼脏水,点名房地部长倪可敏,以及行政议员吴家良,为舞旗背后黑手。 这种言论,含沙射影,指行动党暗地里在效忠中国大陆,危及马来西亚主权或马来人。这是卑劣的政治污蔑,赤裸的种族性操作。 如果有一些廉耻,课题真相明朗后,如果不能鞠躬道歉,至少也要停止炒作。然而,有人竟然再次指责行动党甲州行政议员郭子毅,参与了新山站的国际关公文化节。 新山站也出现挥舞五星红旗的画面。但是舞旗的脉络与安顺基本一致。理解实情者,皆可能认为这与国家主权,有何相关。 但在多番澄清后,国盟还是执意炒作,显然明知故犯。其意图也不难揣测:如果安顺与新山站都有行动党领袖的踪迹,行动党“不尊重国家主权”,就不是单一案例,马来人就不应容忍。 伊党从种族主义立场炒作此事,也可以从另一事件佐证。拉兹曼参与(他拒绝承认主催)在安顺斜塔进行,挥舞马来西亚国旗的“反制游行”。 在游行当中,拉兹曼提出,目前只能靠“同样眼睛、肤色、血统”的人,团结捍卫国家。这言论意思如何?当然还有一丁点的模糊。公仔没有画出肠。 但是,难道长篇大论,那句话的意思,是要指马来西亚全民,都在捍卫国家?如果是要指马来西亚是要由全民不分种族、宗教、肤色、文化,共同捍卫,那“眼睛、肤色、血统”就变成多余的言论。 政治上说出的“多余”话语,当然不会是无意之间的失误。既然不是不分种族的捍卫国家主权,又特别提到种族的表面特征,极为合理的解读就是:拉兹曼提出只有单一种族在捍卫国家,其他种族,如果不是危害国家主权,也是无意诚心捍卫国家主权。 再放在此处争议是针对五星红旗,不是泰国、菲律宾或是越南旗,含沙射影没有捍卫国家主权的,就是与五星红旗,有那么些血脉文化关系的,马来西亚华人。 1948年煽动法令,第3(1)(e)列明:“促成各族人民之间的敌视与不和”的言论就符合法令当中“煽动倾向”(seditious tendency)之定义,可在法令第4条款面对惩罚。 拉兹曼的言论是否符合以上定义?人民可以自行判断。然而,煽动法令毕竟是钳制言论自由的法律。 政府如果动用此法取缔拉兹曼,当然大快人心,也实际上维护了多元社会的和谐。然而,在言论自由的大原则下,对言论加以激烈辩驳,而非动用 法律对付,应该还是比较合理。 只是,国内保守势力(包括在朝的巫青团长),屡次过界,煽动种族情绪,人们还是需要报案处理,凸显此事件毕竟还是属于违反现有法律的行为。 累积足够的报案与调查记录,也可以成为往后再犯,需要检控时,这些记录就能在法庭上证明这些政客冥顽不灵,屡错不改的证据。 马来西亚与中国,在南海课题上确实有所矛盾。但矛盾的程度,远不如菲律宾,或越南与中国的冲突来得尖锐。 这当然与马来西亚自身决定的外交政策有关。回避与中方冲突,对国家利益、损益比和衡量,也确实是深具意义的政策辩论。 倘若国盟更具体的在南海课题方面,提出有别于团结政府的替代选择,这就是履行反对党应尽之责,对国家更有裨益。 小国的外交选项,往往有限。与区域大国的关系,除非全面靠拢西方,仰赖其撑腰,否则很难采取过为强硬的姿态。 在国盟执政的年代,南海课题也早已出现。当时国盟也不见有更为强硬的姿态,与中国对抗。 目前,马中两国领袖,频频互访。马来西亚成为金砖之友,也在美中博弈当中,选择了靠拢中俄联盟。 这些政策,利弊参半,国盟以及保守势力,如果真的有任何真知灼见,大可以开启政策性的公共舆论与辩论。 然而,就国旗问题大做文章,言论又充满种族主义意味,说明关注捍卫国家主权,不过是美丽的借口。 保守势力舞剑,看来是意在污名化马来西亚华人,指他们不效忠国家。这种无根据的仇恨政治,当然令人反感。 团结政府的此次财案,对中产阶级,极可能造成经济冲击。反对党,以及一些执政党成员,对此没有履行监督职责,却荒腔走板,对不存在的问题无中生有,只能说是烂泥扶不上墙。
2月前
卫生部以及政府必须理解,付费病人计划的初衷:留住专科医生,以及提升卫生部经济资源。做到这两点,公立医疗的素质就得以维系,甚至提升,进而惠及一般病人。 2025年财政预算案,成功塑造一个印象:安华政府想要 “劫富济贫” 。 在贫富悬殊的社会,“劫富济贫”被人们视为社会纠正“不公”的一个手段,立意良好。 更为激进的左派,甚至认定“劫富济贫”就是政府的首要职能,展现压制“万恶”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 预算案被视为“劫富济贫”的部分,包括:政府将对超过十万令吉的股息收入,征收2%股息税。 此外,正如安华早前宣布,富裕家庭的孩子要就读全寄宿学校,以及公立大学,将必须缴付较高的学费。 以上手段,涉及面相对小。虽整体上促成人们对预算案“劫富济贫”的印象,但也不足引发更大的反弹。 人们比较关注的是,政府宣布将在2025年中落实的RON95汽油津贴重组计划。 安华提出,全国85%的人民,将依旧享有现有的汽油津贴。只有T15才需要缴付不被津贴的汽油费用。舆论关注的是,所谓的T15,如何界定? 倘若界定不当,一些虽然看似收入较高,但却面临高生活费用的家庭,就可能不公平面对津贴被撤销的状况。 麻玻区国会议员赛沙迪更抨击政府,在没有清楚界定T15定义的情况下,就仓促宣布汽油津贴重组的计划。 其实,政府较早提出,重组的方向与思维,反而允许人们预先对可能的架构有所检验。 政府虽有专业的经济专才规划补贴重组的细节,但他们往往从“宏观”视角出发,对真正受计划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未必能感同身受。 政府这次预先透露汽油重组细节,极可能不是要刻意引发议论。但这却是人民积极加入重组计划讨论的契机,远比在落实后,米已成炊的情况下才来抗议,来得有效。 财政预算案当中,一个相对被忽略的宣布,就是政府将在2025年拨款2500万令吉,推动“卫生部之友”计划。 “卫生部之友”是在卫生部体系之下,设立部门,为愿意付费的病人诊病。结合上述教育、交通领域之外,“卫生部之友”容易被误认为在健康领域也撤除富人津贴的一个例子。 然而,“卫生部之友”与其他撤除津贴的例子有根本不同,也并非崭新的计划。卫生部早在2007年,就推行 “全付费病人” 计划,让部分医院提供全付费服务。 此外,“卫生部之友”与其他津贴重组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各方参与此计划都属志愿性质。 汽油重组计划落实后,富人没有选择,必须缴付更高的燃油费用。然而,富人到政府医院就医,还是可以不选择“卫生部之友”计划,与一般民众享有政府大力津贴的低廉医药费。 根据卫生部的资料,“卫生部之友”的首要目的,乃是遏制政府专科医生外流至私人领域。这与“全付费病人”计划的目标,基本一致。 这个目标,虽然看似没有什么高大尚,但对维持政府医疗体系运作却有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政府无法吸纳新进医生,必须以没有保障的合约方式聘用。观感上,公立医疗体系,医生过剩。 即使非专科医生出现过剩,专科医生也肯定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专科医生数目对公立体系的服务素质,起着关键的影响。 卫生部强化“全付费病人”计划,意图扭转专科医生流失,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计划无需全面扭转大势,但只要足够影响那些有意奉献,却基于经济因素,犹豫是否要转战私立医院的部分专科医生,就已值得。 那么,“卫生部之友”是否仅是“全付费病人”计划的再包装? 卫生部的解释是,“全付费病人”的费用,主要付给负责治疗的专科医生,但“卫生部之友”则是让其他医护人员也从病人的给付分得一杯羹。 非专科医生、护士、助理等等,如果也加入付费病人的照护,原本就应该享受付费的相应报酬。 如果专科医生维持之前计划的收入,提供给其他医护人员的费用,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额外的费用,就会来自付费病人。 卫生部提出,“卫生部之友”的收费,将会低于私立医院的费用。因此,即使费用比原有的全付费计划来得高,病人却还是获得了私立、公立体系以外的第三选择。 此外,通过“卫生部之友”,病人可以先通过特定领域的顶尖专家,迅速确诊病情。 诊断的延误,往往导致恰当的治疗无法及时展开。因此,“卫生部之友”就可以让部分病人得到更快获得准确诊断的管道。 确诊过后,倘若不愿在同一计划下进入花费更高的治疗环节,病人还是可以要求转诊,进入公共医药体系。 “卫生部之友”可成为善于利用系统病人们的“旋转门”。这“旋转门”甚至可以是双向的。 比如,原本在公立医院体系的病人,有些需要进行昂贵的 扫描(如电磁共振),但基于病人量过多,扫描预约等待期可能太久。 此时,倘若愿意给付扫描费用,病人可以选择到“卫生部之友”计划之下,付费进行更快的扫描。扫描过后,病人还可以重回公立医疗体系,尽快进行治疗。 “旋转门”概念,几乎肯定引发部分人士的攻击。倘若得以付费的病人可以选择特定的专科医生,而其他公立医院的病人却不能选择,这是否公平? 此外,如上所述,病人可以利用“卫生部之友”先让特定专科尽快确诊,然后更快重回公立医院开启治疗,这是否等于用钱就可以插队治疗? 卫生部显然明了这些可能的质疑,所以确立了医护人员不得在一般工作时间内,提供“卫生部之友”的服务。卫生部也承诺,不会将公共资源转入“卫生部之友”计划。 这种承诺,原则上确实对付费与一般病人更公平。然而,这也会大大削弱计划对于医护以及付费病人的吸引力。 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不仅是薪资待遇不高,工作时间过长,也是形成生活压力的主因。倘若在提供“卫生部之友”计划的时间不具伸缩性,医护人员未必有兴趣加入。 对付费病人而言,倘若在运用医疗设施方面与一般病人一样,需要面对冗长的等待,那也会对焦急的病人欠缺吸引力。 卫生部以及政府必须理解,付费病人计划的初衷:留住专科医生,以及提升卫生部经济资源。做到这两点,公立医疗的素质就得以维系,甚至提升,进而惠及一般病人。 医疗的优先顺序,应该是以病情的急迫性为大前提。倘若属于非紧急的疾病,付费病人获得更大的医疗优先权,确实非常政治不正确。 但如果局部的不平等,能换得整个医疗体系的素质提升,更多一般病人就会间接受惠。 素质与平等的平衡拿捏得当,“卫生部之友”就可能进一步发展其潜能,更大的优化我国医疗体系。
2月前
非穆斯林要大力反对宗教司法案,原则上还是正确无误。然而,考虑到反对的难度,倘若需要保留筹码,在其他族群权益方面博弈,这是否是一个值得抛开一切,全面抗争的战场? 当前面临热议的《2024年宗教司(联邦直辖区)法案》,其实早在今年7月就在国会下议院一读。有人质疑,华文媒体没有及时报道,乃是自我设限,或是“收到指示”,有意掩盖议题。 这当然是无的放矢。法案绝大部分内容,牵涉穆斯林宗教层面的事务。多元族群社会,大多数议题超越族群宗教,影响全民。这类议题,各语文媒体都会共同报道。 然而,倘若长期参考各语文报章头条,不难发现,也有不少议题属于各别族群各自关注。比如,华社最新关注的优大面临追税与罚款事宜,马来文报章就比较少,也比较迟报道。 今年7月,正是爆发华教义演课题的时间点,华教课题获得极大关注。同时间在国会提呈一读的宗教司法案,自然难获相等关注。 表面上看,宗教司法案,几乎全面属于穆斯林社群信仰管理的层面。华社不太关注,似乎也合情合理。 然而,经由华社喜爱的人权律师西蒂卡新发视频批判,以及东马非政府组织公开反对,宗教司法案,才获得各族社群的关注。 其实,反对宗教司法案的,不仅是非穆斯林社群,穆斯林社会也有反对的声音。穆斯林社会的反对,有两大角度: 第一,反对“独尊逊尼教派” 第二,反对“过度管束穆斯林个人的信仰实践” 宗教司法案第3(2)条款列明:宗教司必须是“逊尼派”的成员(Ahli Sunah Waljamaah)。第3(4) 条款更详细定义 “逊尼派” 在具体领域的信仰原则,目的看来是撇除针对 “逊尼派” 教义诠释的模糊。 马来西亚穆斯林,大部分是“逊尼派”的信奉者。官方钦定主管宗教事务的祭司,来自主流宗派,并不稀奇。 而反对独尊“逊尼派”的穆斯林领袖,有被指其实是在人脉与信仰上倾向“什叶派”。这或许是以此角度,反对宗教司法案的背后暗流。 广泛而言,不只宗教信仰,世俗学说,甚至各领域的知识与实践,只要在法律与普世价值的范围内百花齐放,让不同意见看法碰撞辩论,才是发展进步之道。但伊斯兰能否发展进步?毕竟,主要是宗教内部事务,非穆斯林可以期许,但很难置喙。 也有人提出,独尊逊尼派,并且赋权宗教司,得以抑制极端思想的发展。这说法在全球伊赫万事件爆发后,或许有一定的吸引力。 逊尼派一般被视为伊斯兰教当中比较温和的派系。目前中东地缘政治主角,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就来自什叶派。 然而,产生哈马斯的加沙地带,信徒主要还是逊尼派。而逊尼派也产生过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主义”(Wahabism),被视为是极端的支系。 所以,抗拒宗教极端,看来不是独尊单一教派般简单。这或许需要整个宗教整体自省,非穆斯林也只能点到为止。 穆斯林反对宗教司法案的第二角度,是反对“过度管束穆斯林个人的信仰实践”。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人权律师西蒂卡欣。 教内的主流思想是,伊斯兰教不仅仅局限宗教仪式与膜拜,而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模式。这原本也没有问题。 在生活当中实践,贯彻宗教理念当中的良善价值:真、善、公义,确实意味着,信徒不是成日膜拜,行事却又违反道德的伪君子。 但基于宗教本质,以及历史的因缘,伊斯兰教对信徒生活实践的控制,往往有许多保守的成分,以及对其他宗教具有敌意的部分;而且也往往不局限于笼统的价值观,更多是对衣食住行的形式限制。 如果对信徒生活的保守要求,制度化为公权力“执法”的对象,信徒的自由必然大受影响。倘若信徒的生活实践,比如穿着,违反保守派对于伊斯兰的诠释,就不存在“和而不同”的空间,而是面对国家权力制裁的可能。 在尊重个人生活选择的现代社会,这当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由于执法对象局限于穆斯林,非穆斯林如要反对,又再次面对“插手伊斯兰事务”的指控。 如有政客炒作,非穆斯林社群的激烈反对还可能引发穆斯林的同仇敌忾,对反对保守化的最终目标,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 西蒂卡欣反对的,不仅仅是宗教司法案,而是其背后代表的宗教监控建制化的大框架。这远比争取教派自由更有 价值,但挑战也更为艰巨。 伊斯兰体制化由来已久。各州宗教当局勤发“教令”(fatwa),已是牢不可破的惯例。在联邦直辖区,《1993年伊斯兰法管理(直辖区)法令》第34(1)条已经列明,宗教司可以依循最高元首指示,或自行在宪报颁布教令。 对比宗教司法案第10条,宗教司要颁布教令,还需要召开教令委员会。委员会通过后,宗教司就可以提呈教令,请求最高元首御准,教令方能生效。 宗教司虽非民选议员,但却可颁布具法律效应的命令,严重违法议会民主原则。这是抨击宗教司法案的一个重大依据。 然而,参考《1993年伊斯兰法管理法令》,这个权力早在1993年就已经存在。甚至,宗教司法案还架设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步骤,理论上对宗教司颁布教令更具制衡力;虽然实际制衡效果是微小的。 此外,宗教司法案第11条列明,身处联邦直辖区的穆斯林,有遵循教令的宗教义务。所有法庭也必须承认(recognized)教令。这也成为人们批判法案让教令具备法律效应的根据。 再次对比《1993年伊斯兰法管理法令》;1993年法令第34(3)和(4),与宗教司法案第11条,基本雷同:都提出穆斯林须遵守教令,以及法庭须承认教令。差别在于1993年法令列明,教令适用对象,是联邦直辖区的穆斯林 “居民” ,而宗教司法案列明的是 “身处” 直辖区的穆斯林。后者涵盖面更广。 提出宗教司法案与《1993年伊斯兰法管理法令》对比,并非为此法案护航;而是感叹,反对伊斯兰教体制化,早应在1993年就开始,目前亡羊补牢,是否真能为时未晚? 从伊斯兰教建制的角度,目前的反对者,并不仅仅是反对伊斯兰体制“扩张”,而是要根本否定与下架多年来执行的伊斯兰教令制度。 倘若西蒂卡欣带领穆斯林开明派,以反对宗教司法案之势,借机发难,不仅防堵伊斯兰化的扩张,还得以收复国家原本世俗性的“失地”,非穆斯林当然乐见其成。 马来西亚建国,各族共识,这是个世俗的国家,伊斯兰只是具备仪式意义的官方宗教。说白一些,在多元社会,各族信仰宗教应该属于私人活动范畴,宗教应该滚出公共领域。这才能确保多元社会的和谐安定。 伊斯兰化虽然看似止关乎穆斯林,但在日常生活,穆斯林并非与其他族群隔绝,效应几乎肯定影响非穆斯林。何况,伊斯兰体制化在穆斯林社群全面落实后,往非穆斯林领域挺进,就没有任何缓冲地带了。 明乎此,非穆斯林要大力反对宗教司法案,原则上还是正确无误。然而,考虑到反对的难度,倘若需要保留筹码,在其他族群权益方面博弈,这是否是一个值得抛开一切,全面抗争的战场? 教令的法律效应,其实并不在宗教司法案,也不在《1993年伊斯兰法管理法令》。法律效应,来自违背教令后的惩罚。《1997年伊斯兰罪行(直辖区)法令》第9条列明,任何人(没列明必须是穆斯林),如违反宗教司教令,可被罚款不超过三千令吉,以及监禁不超过两年,或两者兼施。 据闻,宗教司法案,是联邦直辖区伊斯兰法制系统重组的其中一环。团结政府会否加强伊斯兰罪行法,对违抗教令者施予更重的刑罚?令人细思极恐。
2月前
行动党与马华,这次共同“灭火”成功,开拓了未来议题性合作的可能。如果再接再厉,共同努力,完善化非盈利机构税务规则,这就是比单纯“灭火”更上一层楼。 近日,优大面临内陆税收局追讨所谓欠税,并且面临罚款。 据报道,在交通部长陆兆福建议、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批准后,财政部决定撤消高达8300万令吉的欠税与罚款。 事件迅速降温解决,体现团结政府理解该议题已经引发华社焦虑,而且可能上升为更大的政治风波。 希盟首次执政时期,财政部宣布撤销对拉曼理工大学拨款,引发华社反弹。这甚至被视为希盟在丹绒比艾补选遭当地华裔选民唾弃的原因之一。 而土团党在丹绒比艾补选中败选,也被视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土团焦虑政治未来,决定出走,触发喜来登政变,以及长达数年的政治动荡。 团结政府应该是看到类似事态发展的可能。不过,在反跳槽法落实后,要想发动喜来登式的政变,门槛已经提高。 加上,第15届全国大选绿潮壮观汹涌后,若华社大量唾弃希盟,只会让国盟执政,带来更灾难性的后果。关键时刻,华社应该不会重演当年程度的抗议。何况,马哥打补选过后,团结政府短期内似乎不需要面临其他的选举。 所以,团结政府应该不是基于急迫的政治压力而迅速解决问题,更多的是安抚华社情绪,长远性的重建华社信心。 议题得以迅速解决的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陆兆福相对收敛的特质。马华与行动党同样身处团结政府,但对后者的攻击不减当年。 如果站在政党角度,行动党没有太多动力积极协助处理马华创建、掌握的优大。此次能够放下成见,从华族教育的角度客观处理,展现较好的政治风度,但也原是应尽之责。 倘若现在身处内阁的是林冠英,以其“斗鸡”式的作风,应该会与马华死磕数回合,但最终可能仍会推行解决方案。 近来行动党缺乏“斗鸡表演”,以致加强其上台后过于沉默的印象,成为一些人批判的借口。但问题如能解决,比过多表面纷扰逞强重要太多。 一些人士抨击政党“静静”,鼓动愤怒,但华社确实也要静观实事进展,而非过于关注政治喊话。 内陆税收局早在今年六月就提出追税与罚款通知。马华没有一开始就将议题政治化、大肆炒作,而是循体制程序,提出上诉,也与财长安华讨论。 甚至,马华总会长魏家祥以“神通广大”形容将议题曝光的媒体。基于此,可以合理解读马华没有主动散布课题,甚至不希望课题过早公开,令情况复杂化。 事后看来,议题曝光后,陆兆福旋即就宣布课题可以“短期内”解决,过后安华也真的迅速拍板撤销追税和罚款行动。 所以,曝光的时间点恰当,配合各方有政治上的善意,加上此课题不太受马来社会关注,解决方案就较容易水到渠成。此议题得以解决,马华整个过程的处理方式确实也应当记上一功。 优大是马华推动华人教育成就的丰碑,弥补马华无力挽救多年华文教育节节败退的失落。因为如此重视优大,加上马华在体制内多年,深谙解决 问题之道。克制炒作,务实力争,大局为重,方能成事。 但在其他没有如此被重视的课题,马华如果也能够采取这种应对方式,就更能展现解决议题的诚意。 比如华教义演课题。禁止酒商赞助学习的通令,在国阵时代就发布。行动党争取,虽无力令其撤销,但依旧维持“华小例外”的惯例。这确实还不理想。 但眼下要确保的是,进行当中的义演得以达致筹款目标。但马华仍有领袖攻击行动党,针对有啤酒商标的义演,校外进行的个案,大做文章。 这最后可能引发保守势力更关注往后义演场地,更用力”监督”通令的执行。马华这种攻击是否助于解决问题?还是只是为了攻击政治对手? 倘若不满意国阵时期就订立的通令,身为团结政府一员,马华可依循优大议题的处理模式,内部争取。 马华可在团结政府内,统合各党共识,寻求各派善意,务实力争,大局为重。 这里的大局,是事情能否实质解决,而非任何政党利益的维护。所以,毋庸赘言,按下党内“战狼”式政客的出征,会是统合行动的前提。 内陆税收局撤回此次的追税,各方皆松了口气。但撤除追税,是财政部长以裁量权定夺,乃政治性决定。议题当中的数个原则问题,似乎也因此悬而未决。 倘若财政部与税收局不撤回决定,优大最终与税收局对薄公堂,法庭反而有机会厘清所得税法以及优大法定地位的数个问题。 这也能为其他具备类似机构设计的民办学府,甚至医院,提供指导性原则。 不过,兴讼毕竟劳心伤财。要优大承受法律鏖战,换取征税原则的确定化,有点过于苛求。何况,完善化税收原则,还有成本较低的处理手法。 身为团结政府一员,马华在获得首相撤回追税后,可以进一步收集税务专家意见,提呈财政部,完善化非盈利机构征税的规则,甚至修法提供更大的确定性。 这才算是建设性的问政方式。令人担忧的是,追税被撤,优大再无近忧后,党内有人开始故态复萌,大肆攻击团结政府“胡乱征税”,甚至扣上“意图毁灭华教”的帽子。 行动党与马华,这次共同“灭火”成功,开拓了未来议题性合作的可能。如果再接再厉,共同努力,完善化非盈利机构税务规则,这就是比单纯“灭火”更上一层楼。
2月前
行动党其实到了部署“出埃及记”计划的时机。这不仅是对团结政府内盟党不满的明确宣示,也是对时局变幻的未雨绸缪。 巫统在能吉里的胜利,是过去两年补选当中唯一逆转之前战绩的胜利,意义非凡。接连,在马哥打州议席补选,以惊人多数票胜出,同样也是多次补选当中,比较亮眼的一次。 能吉里胜选,有东故拉沙里的因素,巫统不可能期望在其他选区复制此胜选方程式。但人们注视巫统,有否被胜利冲昏了头,然后改变作风。实际没有。 马哥打胜利后,是否又有冲昏头的现象?情况看似有所不同。马哥打选区,有将近半数的非巫裔选民。巫统延续在第15届全国大选,比以往一党独大时期,相对中庸的形象,应该是比较合理的策略。 但在选战开打前,出现强制清真认证风波。不过,风波在补选选战当中,算是相对缓和。 阿克马可是有到马哥打的马来地区助选。毕竟,赛福星是巫青团成员,团长完全缺席助选,很难解释。但整体上阿克马在选举期间,还算低调。 然而,选举成绩出炉后,阿克马面临警方传召问话,再次大方厥词,声明“不道歉、不畏惧、不投降”,(不点名)指责郭素沁,“挑起事端”却“假扮受害”。 政客面临警方调查,往往是彰显自己为了“斗争”而“牺牲”的炒作良机。警方传召阿克马,不过是回应他人报案的标准程序。面临正式举报,如果郭素沁被传召问话,阿克马当然也要被传召。 然而,阿克马之前在“真主袜”事件也有被警方调查,但没有后续。所以不过是问个话,就要发表戏味十足的发言,不惜“牺牲性命”捍卫族群,到底是谁在“假扮受害”? 最新,阿克马还炮轰行动党柔佛州主席刘镇东。阿克马脸书上的截图,显示刘镇东指出,马哥打华裔选民因为“阿克马与郭素沁争执”,感到愤怒与失望,所以缺席投票。 刘的解读,简直就是真理。华裔选民缺席,当然就是不满阿克马。但是刘提出华裔选民愤怒的是“阿克马与郭的争执”,对阿卡马来说,其实已经是过于客气的说法。华裔选民不满的,就是阿克马的嚣张,郭其实是受害者。 阿克马还特别提出,行动党应该学习马华,在马哥打补选“成功动员”华裔选民支持国阵。这说明,巫统内部还是有人希望,伙伴政党,当如马华那般“温顺”;即使目前的行动党已经收敛得令人愤怒,似乎也未能满足巫统部分人士。 如果整个巫统只有阿克马叫嚣,那还可被视为例外。但,巫统柔佛州联委会署理主席诺嘉兹兰也加入发布争议性言论。他在马哥打投票日前,就提出华人投票意向,是为了方便“找吃”。 选民票选决定政府,考量自身损益以及“生计”之影响,原本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总比整天种族宗教没完之徒,层次高得多。但诺嘉兹兰却选择用一些鄙视性字眼侮辱华人,看来别有用意。 诺嘉兹兰在选举成绩出炉后,再次在脸书发长文。其中提出,希盟应该为多年污蔑巫统道歉,似乎也有意让团结政府内部争执升级。 诺嘉兹兰提出,希盟多年“污蔑”巫统充满贪腐、裙带和滥权,目前又得“依赖”国阵组团结政府,所以应该道歉。 希盟与国阵合作,对后者过往的斑斑劣迹,要做到既往不咎,已经是宽容大量。如今重获新生,巫统最应该做的是痛定思痛,痛改前非,往健康政治发展。 巫统现在竟然还有脸面,要求希盟道歉,洗白过去?是可忍,孰不可忍?希盟党领袖如果真的道歉,就是否定过去反抗威权与贪腐的斗争,“烈火莫息”再次沦为笑话,也可以等待支持者对希盟的全面唾弃。 巫统高层领袖,虽然没有如阿克马或诺嘉兹兰的发言,只提出马哥打成绩,显示选民对州政府的支持,也提出选民对联邦团结政府的认可。 可惜,没有巫统领袖在选后明确提出国阵与希盟结盟,乃选战成绩的胜选关键,也是未来选战的可行策略。 巫统内部,与希盟继续合作,上阵来届大选的意见,应该还是主流。这主要是基于利益考量,并非认可希盟理念。巫统能够靠华裔选票从国盟那里重夺失地的议席,比行动党需要巫统来巩固的议席数量多得多。 但,持续结盟无可避免会影响个别领袖的利益。反对结盟的势力,目前是乘马哥打马来票回流之势,企图煽动党员,敌视友党。 从这些政客个人利益的角度,这种做法,稳赚不赔。倘若希盟或行动党,“大局为重”而认怂了,巫统就更能主导联盟,榨取取更多利益。 倘若希盟暴走,政客打破联盟格局的目的就能实现。这对因为结盟而失去上阵机会的巫统政客,当然最有利。诺嘉兹兰原为埔来国会议员,如果国阵希盟再度合作,他也只能继续丧失上阵机会。 即使不认怂,也不暴走,联盟在对立局势当中延续,政客还是可以继续扮演民族英雄,获得党内,以及种族主义群众的支持。 巫统党内主张与希盟结盟的派系,倘若继续沉默,让风向被主张不结盟的势力狂带,最后可能骑虎难下。 华裔选民在选前发起拒绝投票“教训阿克玛”的呼吁,基本做到。华裔投票率估计只有三成多。但整体的大胜,掩盖了华裔选民罢投策略的效应。 阿克马不仅没有面对教训,还基于华裔选民低投票率,更猛烈的教训行动党。对出来投票,或拒绝投票的华裔选民,这个结果,都是非战之罪。 事后看来,不管华裔选民如何投,抑或不投,种族政客都可以炒作。 如果华裔投票率高,大力支持国阵,种族政客可以诠释,自己之前极端的行径,能被华裔选民接受。 反之,若华裔选民大力支持国盟,导致国阵只能微差胜选,胜得难看。如此,种族政客还是可以提出,既然希盟支持者没有投桃报李,巫统无需热脸贴在冷屁股。 综上分析,无论如何面对,华社似乎很难有效反击种族政客。可以理解,部分华社成员开始将怒火转向比较容易被发泄的对象: 行动党。这些人的逻辑是,行动党对嚣张政客没有同类反击,等同纵容,所以应该面对抨击。 这种愤怒,极有可能在未来的选战,转化为行动党亲自上阵选区时不投票,或投选对手,以惩罚行动党。这种行为,可令怒火难遏的华人,快意发泄。但对种族政客,这举措又确实正中下怀。 倘若希盟国阵不结盟竞选,行动党的落败,就意味着阿克马更属意,更温驯的马华获胜,或是让推动神权的国盟渔翁得利。 当然,行动党不能一再要求华社,深明大义,大局为重。这个大局,其实是华人人口下降,政治力量日薄西山,马来民族所有党派又拒绝开明的无奈。 大局之下,华人政治势力集中于团结政府的框架,再不完美,也是最坏当中的最佳。非万不得已,任性摔破一切,非负责之举。 然而,种族政客步步进逼,毫无回应也同样非明智之举。这些日子的诸多事端,行动党肯定有进行内部斡旋。但团结政府其他盟党如果认定:行动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离开,那他们便可以继续肆无忌惮,行蚕食华社权益的事。 行动党其实到了部署“出埃及记”计划的时机。这不仅是对团结政府内盟党不满的明确宣示,也是对时局变幻的未雨绸缪。
3月前
如果选民行动,不过是针对个别事件人物,只看“面子”不顾“里子”的情绪宣泄,抑或是被误导错读事实的结果,实为大不幸也。 从之前几场补选来看,华社关注的全国议题,并不必然左右华人选票走向。 “真主袜”事件风风火火,甚至实际引发了纵火事件,以及被华社视为选择性的刑事检控。当时华人社会的不满情绪,极为强烈。但,“真正袜”事件爆发后不久举行的新古毛补选,团结政府还是漂亮胜出。这当然还要归功于行动党高素质候选人彭小桃、前任议员李继香的服务记录、雪州政府的优良表现,以及公务员加薪的初步宣布等等。结论是,一些看似引发激烈情绪的事件,未必能成为决定选票去向的最关键因素。 双溪峇甲补选,见证华裔选民投票率低落,导致国盟以更高的多数票胜出。当时选前的全国议题,乃民怨四起的柴油津贴重组,议题跨越族群,属于民生课题。众多华裔选民放弃投票,似乎也并非出于任何单一攸关华社的议题。 能吉里补选,是在又一引发华社强烈情绪的事件后进行。华教义演课题,虽然内阁最终做出了“维持现状”的决定,但过程肯定也引发部分华裔的愤怒。然而,能吉里华裔选民人数太少。这场选举,不能检视义演风波对华人选民的影响。 很多时候,选区外的非选民比当区选民更关心选举成绩。但是,这种关心,往往也和区外选民自身较关注的议题挂钩。然而,当区选民可能会更多考虑地方性因素,或是州政府的表现。 在后威权时代,每一场选举似乎都充满变数,没人能在开票前对结果充满信心地做出预测。按照过往趋势,地方性议题主导投票意向。因此,马哥打补选当中,掌握州执政权,表现又不错的执政党候选人应该可以获得各族选票,漂亮胜出。但,到了选战下半场,一股“教训阿克马”的风向似乎成型。从选区外的视角来看,这股暗流似乎不容忽视。马哥打华裔选票出现超低投票率,传递“教训阿克马”的讯息,大概率会发生。 不过,这预测是否又是来自墙外观看的盲点?毕竟,无论是全国性媒体的报道,还是区外人士主观的聚焦,阿克马似乎比任何地方性课题更引人入胜。所以,区外人自然会自我投射,认为阿克马凌驾其他议题之上,投票当以“教训阿克马”为最高考量。 实际上,阿克马在此前引发华社愤怒,是在强制清真认证事件中无礼辱骂郭素沁。只看阿克马与郭素沁的争执,忽视强制清真认证议题,这本身也是失焦的。 换个角度,阿克马的无礼,牵涉到的主要是面子问题。这种无礼的辱骂直接侮辱的是郭素沁,但基于其用语“老娘惹”,人们也可以合理的联系,阿克马也侮辱了女性。 但,侮辱郭是否就等同侮辱整个华社,还需逻辑延伸。这种感受主要基于两点:第一,行动党是无可质疑的华人代表;第二,郭此次反映的是华人的心声。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能推论侮辱郭,就是侮辱整个华社,蔑视华社意愿。 特别要谈这个,主要是因为:如果阿克马侮辱的只是一位政治人物,那就不过是他个人展现自身低劣教养的政治口水战。如若如此,目前华社对他言论的重视程度,似乎就不成比例。 此外,“教训阿克马”是否适合作为惩罚国阵巫统候选人赛福星(包括自愿成为被惩罚对象的柔佛大臣翁哈兹)之手段?这背后的逻辑,具有思辨的空间。 阿克马言论没有面临巫统内部制裁,乃不争之事实。过气政客如东谷拉沙里,甚至还捍卫阿克马的发言。但以此认定,整个巫统都如阿克马般嚣张跋扈,依旧是背离事实。 事实是,本届巫统大会,是史上释放最多中庸思想、拥抱多元的一次。历经巫统霸权时期的(老)人们应该还记得,当年如果有种族性议题,积极加入战围的领袖不会只是三三两两的边缘政客。 对比当年,阿克马今天相对而言更像是“孤军作战”。而且在“老娘惹论” 后,除了回应郭起诉的宣布,阿克马没有明显的后续攻击。 巫统党内没有严厉制裁阿克马是事实,但阿克马的后续表现,看来受到党,或是 自我的约束,虽然这种收敛可能只是暂时的。 有人提出,行动党掌握比巫统多得多的国会议席,不仅没有碾压巫统,甚至允许阿克马出言不逊,令人难以接受。 这种“战狼”式的政治评论,具备一定的鼓动能力,但也罔顾本国多元民族的现实,同时忽视友族对华人政治主流的观感。 然而,这些评论者多以华文发言,主要面向华裔受众。在享受粉丝顶礼膜拜的同时,他们似乎也可以不受多元政治现实的束缚。 可是,在需要与各方博弈的实际政治场域中,少数民族政党咄咄逼人,固可赢得自身族群的喝彩,但是否就是精明的政治策略? 如果在强制清真认证议题的整体框架之下,阿克马言论,更多是“面子问题”;那议题真正的“里子”就是强制清真认证的最终决策。 华社在此议题,“面子”与“里子”的得失,可以有几个组合: 1,阿克马被严厉制裁(开除/被严厉训斥)+强制清真认证建议被否决。 2,阿克马被严厉制裁+强制清真认证建议被接纳落实。 3,阿克马被“纵容”+强制清真认证建议被否决。 4,阿克马被“纵容”+强制清真认证建议被接纳落实。 如果能获得组合一,既赢“面子”也赢“里子”,表面上,从华社角度来看,当然最好。然而,巫统高调制裁阿克马,始终会面临自身支持者的反弹。行动党也会因为强势“压制”巫统得逞,可能引发马来选民不安。 组合四,则是华人全盘皆输,但这却是在巫统霸权在握时(或者未来任何强势马来政党掌权后),可能发生的局面。 如果总要有所妥协,组合三则优于组合二,因为只赢“里子”显然比只赢“面子”更值得,虽然“战狼”评论者或网络酸民未必如此看待。 强制清真认证课题,内阁迅速又明确的决定也获得大多主流评论的赞许。 然而,有人还是传扬,内阁其实没有“正式决定”不强制清真认证,一切消息不过是媒体捕风捉影。这当然是对各主流媒体以及评论人的侮辱,也与事实不符。兼任马来西亚清真理事会主席的副首相阿末扎希,在9月18日的文告,白纸黑字地明确列明,内阁议决,清真认证维持志愿性的制度安排。 马哥打的华裔选民,当然有权选择放弃投票或投国盟,以表达不满。如果这一行动是抗议团结政府整体改革的缓慢,以及伊斯兰化的整体大势,方才师出有据。 如果选民行动,不过是针对个别事件人物,只看“面子”不顾“里子”的情绪宣泄,抑或是被误导错读事实的结果,实为大不幸也。 马哥打华裔选民的抉择,对接下来的选区重划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抗拒绿潮的一个方法,就是划出更多反映我国多元种族现实的混合选区,正如马哥打选区。 马来种族主义者当然会对此誓死反对。如果让巫统理解到,在当今政局下,他们更有机会在混合选区获胜,那么即使不加入推动,也不至于大力投入反对增加混合选区的动作。 倘若华人选票在行动党大力推动下,还是无法协助巫统胜选,后者对混合选区的看法,变数就会更大。
3月前
国盟本可以利用对团结政府的不满,吸纳拒绝体制改革的民意,但,前提是国盟明确表态,扛起体制改革的大旗。然而,国盟对选区拨款真正的议题轻轻带过,却去鬼扯种族宗教。 选区拨款课题的最大原则是:朝野国会议员应获得公平的选区拨款,这点本应是无条件的。 由于我国实行“单一选区多数决”选举模式,因此,选民的选择也与选区绑定。如果选择的政党没有成功执政,选区就无法获得应有的拨款,这惩罚的不是议员,而是选民。执政党通过其他管道拨款,无法弥补不足,因为实际被剥夺的,是政治选择自由。 团结政府迟迟没有落实朝野选区公平拨款,此政治污点已难以洗脱。若不尽早亡羊补牢,团结政府,尤其希盟,可能在关键时刻面临足以动摇大局的唾弃。 团结政府万不可因补选的局部胜利,或经济数据看似正面发展,就认定选民的支持为理所当然。 在全国大选中,地方议题固然仍被重视,但是,政府整体施政也会面临严厉的检视。何况,一些措施创造的观感,可能在大选时才会引爆。 团结政府提出的在野议员选区拨款备忘录,严重迟到。有人预期团结政府应该会在备忘录列下国盟不能接受的条件,乘机再次拖延或拒绝,提供相关拨款。 果不其然,国会反对党领袖韩沙再努丁于9月15日发表声明,宣布国盟拒绝选区拨款备忘录,并提出四大理由。 这四大理由,简单说就是: 一,违背联邦宪法 二,违背文化、道德与宗教价值 三,可被错误诠释,与导致滥权 四,钳制自由 四大理由,个个都是严重指控。朝野双方谈判许久,出来的竟然是充满缺陷的备忘录?可惜,韩沙文告,对于四大理由的解释,太过简短。 在第一条目“违背宪法”下,韩沙倒是提出,国盟认为备忘录内容威胁宪法保障的马来与土著特权。所以,标题似乎没有很好概括,因为重点不是宪法,而是马来特权。国盟反对排序第一的,就是马来人特权。 一个备忘录,尽然可以威胁建国以来不见削弱、日益强化的马来特权?非常有趣。不过,人们隐隐然感觉到,国盟似乎回归常规作业模式,将议题“种族宗教化”。 这种作业模式一般的论述就是,“政敌正在危害族群利益,情况危急,团结支持国盟,族群利益才能受到维护”。 9月17日,土团党主席慕尤丁发出文告,对韩沙的声明做出进一步阐释,也就是针对“违背宪法”的拒绝理据。慕尤丁质疑:团结政府“有何权利限制,国盟议员在国会发言,捍卫马来人在宪法当中的特权?” 慕尤丁的句式是质问。不过,这个问题隐含的前提是:备忘录“限制国盟捍卫马来特权”。这同样非常有趣。国盟支持者,以及基于种种原因敌视希盟的人们,当然轻易信以为真,认定这就是真相。 既然备忘录有白纸黑字,回归文本,才是谨慎解读之道。可喜的是,负责与在野党协调备忘录的副首相法迪拉,9月17日就公开了备忘录草拟版本。 备忘录整体不出预料,没有任何具体明言威胁马来人特权,或阻止捍卫马来人特权的条款。最接近慕尤丁形容的,是2.1.g), 到2.1.j)条款。 这四项条款简化内容如下: 2.1.g) 国盟必须认可,全民有义务促进与推广,不分种族、宗教、语言与文化,尊重与遵循人民的人权与自由权。 2.1.h) 国盟必须认可,无论种族、肤色或宗教,所有人民都享有免于歧视的平等法律保障。 2.1.i) 国盟必须谴责任何煽动种族或宗教仇恨、引发紧张关系、鼓吹歧视的言论,以及任何煽动对王室憎恨的言辞。 2.1.j) 国盟必须承诺,其议员会避免发布仇恨性言论,基于宗教、种族、肤色、出身、性别、国籍或其他身份特质,贬低或歧视他们,导致他们面临歧视、憎恨甚至暴力;以及避免发言贬低或冒犯王室。 慕尤丁可以认为,以上四项条款没有过多提及“捍卫马来人特权”。但是,这些条款的限制性具有一定边界。如果备忘录中没有明文禁止议员捍卫马来人特权,那么这些条款实际上并没有阻止这种行为。 因此,误导公众认为此备忘录禁止国盟议员捍卫马来特权,显然是在刻意将问题炒作成种族课题。这也是一种极为廉价的政治操作。 慕尤丁可能无法接受:四条款提了太多“平等”、“不分种族宗教”,所以认定:这就是威胁马来人特权。 然而,实际上联邦宪法第8条就明确列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被法律保障的平等权利。虽然,宪法也有特定条款给予马来人特别地位,但在具体条款之外,平等、反歧视就是更广泛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 回到上述四条款。倘若四条款限制国盟捍卫马来特权,这是否说明: 捍卫马来人特权,就要罔顾他族的人权以及自由权?(2.1.g) 捍卫马来人特权,是否就必须剥夺他人平等的法律保障,以及免于歧视的权利?(2.1.h) 捍卫马来人特权,是否就必须煽动族群仇恨,引发紧张关系?(2.1.i) 捍卫马来人特权,是否就要发布仇恨言论,引发他人面临歧视、憎恨或是暴力?(2.1.j) 以上疑问,对一般人民,答案明显是否定的,国盟及支持者就未必。 我们可以此合理推断,这种政治势力如果得以状大,非马来人处境必危机四伏。国家安定、族群和谐,同样没有保障。 慕尤丁的文告,也特花篇幅宣告,备忘录禁止国盟发言歧视性少数(LGBT)社群。慕尤丁读到备忘录第2.1.j条款,不能基于“身份特质”发言歧视,就斩钉截铁的提出这包括了LGBT社群。 原则上,国盟议员如果不能接受LGBT,不去成为LGBT就行,有必要发言歧视,导致他们面临歧视、憎恨与暴力? 此外,指责团结政府连彩虹手表都要不放过,还以备忘录约束国盟发言反对LGBT,同样根本是无的放矢。说穿了,这不过是保守政治消费性少数社群,制造保守主义面临危机的政治表演。 马来西亚政治的悲哀之处,在于即使团结政府施政拙劣,人民也没有可以接受的替代选择。选区拨款问题,原则上是团结政府先行不义。 国盟本可以利用对团结政府的不满,吸纳拒绝体制改革的民意,但,前提是国盟明确表态,扛起体制改革的大旗。然而,国盟对选区拨款真正的议题轻轻带过,却去鬼扯种族宗教。不难理解,有人可能真的不会对他们无法获得选区拨款有太多同情。
3月前
3月前
3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