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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前夕,避免大学选错专业就读,我做了无数份的测试,这些测试涵盖兴趣、性格等方面。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现今很流行的“MBTI”人格特质测试。 在大学偶然参加一场活动后,情绪有些失控,当下很多人觉得我是E人,我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于是便回复他们:“我是一个大I人”。 这次暑假与和许久不见的朋友见面,提到“MBTI”人格特质,他得到我的回答后,便表示认识我的时候就知道我属于那个类型。 如今,社媒经常可以看到网民会以一些标签来命名自己,如精力充沛E人的一天等。当然,除了I人或E人的标签外,还会以年龄、职业、性别等作为标签。 这些标签虽能快速让外界理解自己,也可能阻碍他们更多认识自己的机会,和限制了自己的潜力。 如果大家一直都用某个标签来定义自己,生活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这些标签的描述规范自己行为,好让自己的行为和所贴的标签内容相符合。 可怕的是,现实中的自己本来就不是那类人,但还要努力经营这些所谓的标签,这样的生活会让人感到压力,且也没有必要。 这些标签就像膏药布一样,贴上去很简单,但撕下来的时候就会伴随著疼痛。标签贴的时间越长,它就会慢慢地侵入体内,成为骨肉,成为身体不可抹去的一部分。 因与其让这些标签束缚自己,不如勇敢撕掉这些标签,卸下包袱,探索不同领域,探索不同的自己,勇于突破外界给予的定义,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投稿须知: ■来稿可电邮([email protected])至本报新山办事处; ■来稿可用笔名发表,但必须附上真实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与电话、电邮网址,以及银行帐号(汇稿费用); ■投稿内容不可涉及包括宗教、种族等敏感课题; ■字数限800字; ■编辑对来稿内容,有修整的权力; ■本须知若有未尽善处,本报有权随时增删之。
2星期前
2月前
夜里静悄悄的。窗外的夜雀偶尔发出一声鸣叫。鸣叫声便随着风掠过树叶的声音,稀稀落落地消失在夜色里。玻璃窗面反射着电脑荧幕的光和被微光照亮的脸。幽幽地,直勾勾地,眼神落在窗面映照出来的面孔。疲惫与焦虑在脸上流转,不肯离去。为大学期末考试夜半苦读已一月有余,我的体力与精神在极限边上晃荡。 手机荧幕忽然亮起来。友人发来一段很长的信息。轻轻点开,略略看过一遍,我已能感觉她的崩溃与绝望。我怕考不好,怕拉低绩点,她像就在我面前啜泣。身为从小到大未曾在学业中尝过什么失败滋味的三好学生,成绩不好对我俩来说就和天塌了没分别。只是上了大学,难度陡然提升,我们不再百战百胜。 为了学习迷失自己 “你知道吗?以前我觉得成绩不好的人都是笨蛋,都一无是处。然后现在的我真的一无是处了。”读到这里,当头棒喝。习惯了好成绩给我们带来的荣耀,于是我们拼命学习。所有的时间都在书堆里度过。我们没有自己的爱好;我们没有喜欢吃的食物;我们没有喜欢去的地方,连人生中大大小小的选择都很难自己做决定。不过在考试中却相反。考卷上总是有30道选择题。为了在答题纸上涂满那30个小圈,我们把书里的东西囫囵吞下,不批判,不思考。被刻意训练过的大脑控制着我们手握铅笔在那30个小圈里移动,渐渐填满30平方厘米。一个小圈只占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却在我们的人生里占了不止一平方厘米。 我们曾经认为只要涂满正确的30平方厘米,人生的体积便能丰满起来。但只要那30平方厘米错了分毫,人生的长度就戛然而止。我们是笨蛋,这样的标签会自然而然地被我们周围的人贴上我们的脑门。随时间流逝,这个标签会渐渐被别人遗忘,但我们会不自觉地把它一字一字地刻在心里。区区30平方厘米,便足以让我们骄傲自满,便足以让我们羞愧很久很久。 可是,我们的人生只限于这30平方厘米吗?初中时有一天放学走路回家,恰逢大雨,我与友人在巴士亭里躲雨。一只橘色的猫咪坐在长凳上,警惕地看着我们。友人伸出手,先给猫咪嗅了嗅她的气味,接着顺着猫咪的头到背部温柔地抚摸。猫咪舒服地眯上眼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友人小瞧了自己。她并没有一无是处。她的温柔与细腻,我都看在眼里。只不过那30平方厘米像鬼魅一样无处不在,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们人生的前半段,然后否定了我们除了好成绩以外的其他价值。 可喜的是当年龄渐长,那30平方厘米会逐渐失去踪影。倒也不必否定它在特定时刻带给我们的好处。只是当人生进入下个阶段,我们需要努力摆脱它带给我们的阴影。人生要由自己定义,而这又会是另一个终生的功课。 想着这些,我给友人发去了一段长长的信息。下一秒,思绪随着一声猫叫中断。我的猫咪跳上我的膝盖。我依循着从友人那儿学来的方法,温柔地抚摸它。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亲爱的朋友,成绩失利固然令人失望,但你的温柔,你的耐心与细心才是丰富人生必不可少的材料。
3月前
4月前
4月前
马华作家与张爱玲,两个关键词看似并无关联,在苏伟贞身上却像是一个连接点,究竟两者之间有何关系?身为学者、作家,同时也是老师的她,面对学生请教写作一事,她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报道:实习记者 陈德兆 摄影:本报 陈敬晖 吉隆坡第一国际机场入境口熙熙攘攘挤满了人,好像全世界的接机人都是这般迫不及待。只是接机意味着需要等待,在这等待的间隙总会让人无意识地晃神。可正是这晃神的片刻,苏伟贞便和她的学生林明发走到了入境口前,她步履轻盈,身穿黑色风衣,拉着布制行李箱就走了过来。 载送苏伟贞从机场前往酒店的路上大约一个小时。下机的旅客上了车,一般会趁机在这段时间里合眼养神,但她不是,反而一路都在低头对着手机看。我通过后视镜查看,她似乎在处理公事,一直到达旅店才真正地放下手机。 再一次来到马来西亚,是应依大文学季之邀,以《文学:这神秘的磁场,转换了时间》为题,为在地大学生分享历史如何塑造成文学经典。题目虽看似深涩,却意义深远。其中引用了各不同作家、学者的说法,以及文本来阐释,如童伟格、骆以军、陈思和、北返作家王啸平、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包括她自己的小说《陪他一段》等等。 比较特别的是,这是她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的大学演讲。 到香港念研究所 结下马华缘分 从到达马来西亚后的第一个晚餐,苏伟贞便自称是“马华之友”,接下来在依大文学季以及和马大中文系合办的两场演讲上,皆能听到“马华之友”这个代号,甚至在演讲过程中不断提及马华作家及其作品,如潘雨桐的〈烟锁重楼〉、留台马华作家商晚筠的《七色花水》、李永平《吉陵春秋》、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黄锦树《梦与猪与黎明》等等。先不论她与黄锦树、张贵兴等人的交情,从最初要到香港念研究所这一件事情,便可窥看她最初的“马华缘分”。 1986年两岸文化交流开放之际,苏伟贞和她的先生张德模多次前往大陆探亲,过程中亦结交了许多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常常待在一起聊天。如此长期以往的聚会交流,苏伟贞说,“如果有了工作,或许在交流上会有更多共同的话题。”于是想鼓励张德模到校教书,但因年龄关系,最终换成自己去念书。 关于选择去香港念研究所这件事,苏伟贞说,“毕竟香港也不远,所以后来就去了港大,那也找到指导我的老师李家树。”与香港大学的机缘,也涉及一位新马学者林绿,苏伟贞更是强调需要记得这个名字。 林绿,原名丁善雄,大学时期就与张错、王润华等人创办《星座》诗刊,后来获得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研究所。“他是到美国去学英美文学的,后来在师大教书,也会长期在港大的中文系客座。后来我知道他在那边,就跟他联络,那他就帮我牵线,所以其实是从林绿开始的。” 论文研究张爱玲 开拓“张派作家”概念 张爱玲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应运而生的则是一众私淑张腔的作家。王德威曾在《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一书中指出,张爱玲的文学技法与写作姿态几乎影响了大部分的作家,从而形成了“张派”作家群,这当中苏伟贞便是一例。 和张爱玲的缘分,实际也与写论文有关。苏伟贞说,在书写论文和研究主题上其实也遇到一个问题:基于本身也是写作者,让她一时之间要研究谁的作品成为一件为难的事情。 苏伟贞曾在《联合报》副刊工作,身为编辑,因缘际会与张爱玲通信。虽然张爱玲不怎么回信,但苏伟贞依然会照着自己职务的责任继续写信,这样的机遇也为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管道。苏伟贞说,“自己在工作过程中常与张爱玲通信,也因而对张爱玲的作品较为熟悉,在这样的契机与熟知度下,研究谁、什么文本,貌似就这样一点就通了。” 念硕士期间,苏伟贞研究了张爱玲在香港时期的小说,包括《赤地之恋》《秧歌》等;博士论文则开拓“张派作家”的概念,将之导入台湾文坛,后著成《描红:台湾张派作家世代论》一书。然而,对于“张派作家”这一标签,苏伟贞说,“我其实不是一个在乎标签的人,在进入学界之后,我很清楚必须要归纳才好研究,若没有做一个题目来归纳的话,基本上很难展开研究。” 身为学者,标签是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唯有标签,在研究上才能够更好地进一步探讨、分析。但“标签”有时候即意味着局限,“张派”一词仿佛又是两面体,是好是坏都是个人的想法。王安忆与黄碧云,前者不同意自己为“张派传人”,后者亦是反感这样的称号,作家或许都有自己的坚持与看法,包括林俊颕对初期将自己与张爱玲相提并论会有窃喜之感,但后来也表示,若时间久了还是被这类“标签”束缚着,不就说明自己并没有什么进步吗?这仿佛是一种隐喻与暗示,是大部分作家都不愿面对的结局。 但进一步延伸,研究张爱玲或是“张派作家”有何意义?过去提及张爱玲,大部分人都将之抬上神台的位置。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张爱玲”、“张派”几乎成为了重要的关键词,苏伟贞说,“1995年张爱玲过世,新世纪还会有人谈张爱玲吗?还有人是张派作家吗?这个书写怎么持续下去?”接连几道问题换来的疑惑,也印证了研究主题的时效性。 研究学术就是一路披荆斩棘,不全然是通畅无阻。念博士班期间,丈夫张德模患癌,她一边照护一边念书,直至丈夫去世,原先念研究所的目的也随丈夫离去而渐渐消散。 天稍暗了下来,我若隐若现地看到她的发丝反射着微微的紫光,仿佛岁月的递增并没有消磨那份坚持。一切看似到头,但念书这件事却一直都在持续着。 时代更迭 标签亦会更换 同样被归类为张派作家的还有朱天文,和苏伟贞皆与张爱玲有过一段戏剧性的一幕。 1994年,台湾时报文学奖设立了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分别由朱天文和苏伟贞获得首奖及评审奖;同年亦将“特别成就奖”颁给张爱玲。苏伟贞说,“去领奖时看到我们3个人的照片摆在大礼堂那里,大大的,非常的戏剧性,那一刻简直是人生的巧合。” 从“祖师奶奶”到“张派传人”,3人齐聚在那样的文学盛典上,仿佛缘聚于此,是神秘的定局。 但现如今,传奇已逝,其成就是否还会成为其他作家追捧的榜样,在现在的时代看来似乎不得而知。但若是再将朱天文放置在“张派作家”的作家群里,恐怕早已不合时宜了。苏伟贞说,“在书写程度上,或许她已经超越了张爱玲,有了自己的成就,在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她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而一时的标签会被将来的标签撕下,所以我自己是不太在意这件事的。” 时代更迭,标签亦如是更换着。 写作是教不来的 谈及张爱玲,不免提及关于写作这回事,当问到关于“如何成为作家”这件事时,苏伟贞回复“我的答案永远都是我没有办法教你。” 常有学生会拿着自己“非课堂作业”的作品给她看,但她都会拒绝学生的这一要求,看似无情,却是最真实的教导方式。作为老师,批改课堂作业是责任、本分,但要求看课堂之外的作品,然后告诉学生如何写作是自不量力的。 “写作是教不来的,我都会鼓励他们先去好好地看书,如果有写作的可能,你就会在书中找到一个你会要的东西。” 要写作,读书是本分。苏伟贞坦言,她所认识的作家个个都博览群书,若没有这样的历程,要写好小说是很难的。她也举例,像骆以军《匡超人》并非随意的借代经典,那是必须要看书看得够深刻,才能够借代《儒林外史》的“匡超人”概念及形象,而借代的同时要如何将之变成现代的书写,那就看个人的功力了。 作家苏伟贞简介 台湾台南人。政治作战学校影剧系毕业,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博士。曾任职于军队、《联合报》副刊副主任兼《读书人周报》主编,前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为致理科技大学教授。曾获得联合报文学奖、文建会优良舞台剧本奖、国军文艺金像奖、银像奖、中华日报文学奖、中央日报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评审团推荐奖、新闻局出版报导主编金鼎奖、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说奖、府城文学奖等。著有《红颜已老》《陪他一段》《世间女子》《旧爱》《离家出走》《来不及长大》《离开同方》《热的绝灭》《沉默之岛》等。 更多【人物】文章: 蔡依霖推动社区营造 串起人、土地、社区的联结 广播人兼作家马世芳/流行歌曲生动捕捉时代氛围 咨商心理师周慕姿/原来我们都把别人想得太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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