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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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笔记

邱立本.中国世代之变应对全球时代巨变

中國零零後在“逆全球化”時刻活出“新全球化”範兒，既自由開放，又追求良政善治，瞄準奧運金牌，也是快樂和提升多巴胺的過程。梁啟超百多年前的少年中國夢想，終在今年巴黎奧運實現。

4月前

亚洲笔记

星云

【如意安详】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 何国忠

1947年底，张幼仪到北平，患肺结核的林徽因刚动完手术，病得很重，恐不久于世，想见她和孩子。她带着徐积锴和孙子到医院时，林徽因虚弱得说不出话。二人第一次见面，林徽因望着他们，“头转到这边，又转到那边。她也仔细地瞧了瞧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回忆见面场景。张幼仪对林徽因有意见。飞机失事前，徐志摩到云裳服装店，先找张家老八张嘉铸谈事，后问订做衬衫是否如期完工，话完即准备赶回北平。营运不久的中国航空公司找他做广告宣传，给免费机票，张幼仪听后紧张，她只信外国航空公司。他大笑：“不会有事的。”后来知道行程匆忙，是为了出席林徽因讲座，不免嘀咕：“为什么她在他离婚之后，还任由他晃来晃去，那叫做爱吗？” 男女之间，未能成为夫妻，是否能化为纯净交往。当事人解释了，不少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林徽因对徐志摩态度暧昧，害他单恋成空。林徽因儿子梁从诫没有因此困扰。他说母亲为人坦荡，徐志摩未去世前，是梁家常客，不只和母亲谈得来，也是父亲好友。 1920年4月林徽因随父林长民旅居英国。徐志摩和林长民一见如故，起初林徽因称他为叔叔。她聪明，有机智，英文好，善对应，喜欢文学，二人有共同话题，徐志摩不久发现脑海中尽是她影子。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说二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却不对等，即便交谈甚欢，不太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徐志摩从美国到英国，阅历和学历都有长进，林徽因初到西方，传统思维浓厚，摆不开家庭束缚。她知其心意，敬佩其才智。不过“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徐善曾在《志在摩登》中说了大体相同话：“当时林徽因只有16岁，还是个未脱离父亲管教的中学生，因此面对徐志摩的追求，她也没有条件回报以芳心。” 徐志摩不是只沉迷于情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这是徐志摩〈偶然〉后半节，林徽因告诉孩子说诗是写给她的。念大学本科时我读《徐志摩新传》，最低回不已的是二人有缘无分一章，梁锡华引徐志摩失恋后的话：“仿佛一个在俄国吃了大败仗往后退的拿破仑，天茫茫，地茫茫，心更茫茫，叫我不掉眼泪怎么着。”如此形象化比喻，失恋立增高度。林长民为梁启超挚友，二人有热血，希望为中国制造新气象。1917年他们支持段祺瑞内阁，分别出任司法总长及财政总长。林徽因和梁思成早已认识，1923年1月二人定亲。梁启超写信给女儿梁思顺说他“得一个可爱的女儿”，这是他留心观察看定人后才介绍给儿子的，当然决定在于孩子。梁启超得意洋洋说他“眼力不错”。早在英国居留时，林徽因知道建筑是一门学问，在她影响下，梁思成也专注相同领域。1924年二人到美国宾州大学，却无法同系，因为建筑系不收女生。她改入美术系，但是选修很多建筑课程。本科毕业后，他到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她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布景。1928年3月21日二人在美国举行婚礼，比徐志摩和陆小曼二人结婚晚大约一年半。1928年8月二人回国，12月二人宴请徐志摩，徐志摩说林徽因“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徐志摩不是一个只沉迷于情爱或浪漫生活的诗人，他尝试用笔改良中国社会，提高国民素质。林徽因说他性格真挚奔放，视野中尽是宽广世界。他读书认真，范围广泛，林徽因在〈悼志摩〉中引其科学知识为例，说他对天上星宿名字和部位一清二楚，并译过相对论，发表过相关论文。他对梁思成说梁启超相对论知识得自于其解说。梁启超尝试理解爱因斯坦哲学却看得糊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知徐志摩遇难，林徽因泣不成声，梁思成带着她用铁树叶和白花制成的花圈赶往济南，带回飞机残骸木板一块，长挂家中纪念。北平文化界举行追悼会，她和梁思成布置会场。在〈纪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中她说不必担心其诗不会流传：“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

1年前

星云

文艺春秋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佛陀也到南洋来

走过这一遭，梁启超终于明白，“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佛陀也曾来过南洋，强大的精神文明就在这片净土之上呢。

2年前

文艺春秋

文艺春秋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你们为什么不革命

5月卫塞节这周刚从斯里兰卡回来，心神至今未定，整副心思还牵念在这个无比神圣虔诚的国度之中。走在路上，随处一个转角即可见到的佛寺佛像，仿佛你在做什么，或你想做什么，皆有神灵的提示和护持，行走坐卧皆是修行。说什么也没想过，如此一个与我言语不通的地方，却有着跟我亲密相连的宗教信仰，系缚着两个不同的生命和文化。 1918岁末，梁启超率团赴欧考察，途径昔日的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并将其见闻记录于《欧游心影录》“南洋所感”一节内。他们一行七人，先经过香港、新加坡和槟城，之后到达科伦坡，即今天斯里兰卡首都。梁启超此行正逢巴黎和会召开，他原来准备会见美国总统威尔逊，争取强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侵占青岛主权，但最终却得知英、法、美等列强已决定将德国权益转让给日本，一切为时已晚。可以想像，梁启超当时万不得已的愤恨和恼怒，他即刻致电回国告知此消息，没多久，历史性的五四运动随之引发了。时局来到了这样不可逆转的地步，梁启超等人怎是焦虑了得？《欧游心影录》难免让人不时掉入灼热的思索之中。此书记录了梁启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局势的观察，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剖析，对中国青年“民智未开”的隐忧，对世界思潮和文明的展望。如今百年过去，其思考仍见精辟。在46岁这一年，梁启超启动了他和朋辈们的欧游之旅，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的航行像学生旅行一样，在船上学习法文和英文。每天早晨8时，他们各自拿着书在船上朗诵，直到中午12时，再彼此交换心得。其他时间则午睡、打球、下棋和写文章。日子倒也过得清闲自在。梁启超写道：“我们须知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他把建设家国的希望押注在未来二、三十年的青年身上，尽管新中国的革命运动是当务之急，但万不可着急，“其实二三十年光阴，在国史教科书上不过占一页半页，算什么呢？我们只管兴会淋漓的做去便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份气定神闲，《欧游心影录》读来仍让人心神愉悦。我从前轻易地以为此书只是一本欧游实况录，直到最近重读，还真觉得梁启超压根儿就是神预言。正如他于1902年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所预测那样，中国60年后将成为世界强国，并在上海博览会上向世界展露锋芒，这般胜景已然实现，今日看来，又何来不经之谈？在“南洋所感”一节中，梁启超提及他们停泊在楞伽岛，当地土人称之为锡兰，即今人所知道的斯里兰卡，竟与我们常说的“南洋”共系同一条脉搏，一切亦幻亦真，直到我自己站在斯里兰卡的狮子岩上，走入古都康提（Kandy）湖畔的佛牙寺内，想到梁启超和同伴也曾走过这段路，书中的情节即瞬间立体起来，我竟身临其境。梁启超一行人抵达科伦坡后，便租了车子前往佛教圣城康提。沿途，漫山遍谷种有椰子槟榔，椰叶婆娑，老树攀藤，路边的大象不时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口渴了，他们就在山边的瀑布舀水喝，或有当地美人剖开椰子献饮，所有景象跟我这趟游岛所见别无二致。原来我们都曾在不同时空深深被这灵境所震摄，尤其在万山环绕之中的康提湖景，美得让人窒息。梁启超说“日本的太素，瑞士的太丽，说到湖景之美，我还是推坎第”。南洋景致，如痴如醉。当晚，他们就在这里留宿，蒋百里说道：“今晚的境界，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梁启超也一夜未眠，倚山对月，默诵了几段楞伽经文，回想起午间张君劢遇到一个当地土人，才闲聊不久就问他：“你们为什么不革命？”如此一问，怪不得人家都答不上话来了。对啊，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

2年前

文艺春秋

文艺春秋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住在这地方就要管这地方的事

《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于一战结束后与同好游历欧洲写下的所闻所思。文章最初发表于1920上海《时事新报》，之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作了删改，易名《欧游心影录节录》（《心影录》），我书架上保存的就是这一本，也是当年读研时期游访欧洲后回来买下的。那时候我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知性散文谈不上喜欢，这年纪重读，心底却是一湖涟漪。首先让人心旌荡漾的是梁启超这样一个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情感。他饱满的情感，让这本忧心忡忡的游记多年以后读着仍难掩对那个“觉醒年代”的激动。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一文说过：“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这是1921年他在北京高校的演讲，欧游回来以后，他的文字和思想更有灵光了。《心影录》记录了梁启超偕同青年才俊蒋方震、丁文江、张君劢等七人于1918年12月底乘船，从上海启程前往欧洲的考察心得。这时欧战结束不久，中国是战胜国，举国无不欢欣，梁启超忧心却保持冷静，他挂虑的自然是国家的切身利益。这趟旅程对已步入中年的梁启超而言，可以说“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心影录》）。那时他当然不知道，生命原来已来到最后的10年。 1919年双十节的第二天，他们一行人已从意大利经过瑞士，回到巴黎的白鲁威公寓。这里离巴黎市中心不过20分钟的火车，但之前4个月以来的舟车劳顿让梁启超动极思静起来，他在寓所看到的景色都属于极冷的色系——“小小几间朴素楼房，倒有个很大的院落，杂花丰树，楚楚可人”，“到得我来时，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满”，“还有些树上的叶，虽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却都带一种沉忧凄断之色，向风中战抖抖的作响，诉说他魂惊望绝。” 但梁启超别无二心，只有一件功课，即正襟危坐，抖搂起精神，专心致志为这一年游历所得奋笔疾书，《心影录》就是在白鲁威这座“深山道院”写就的。 1919年的梁启超已47岁，当时写下的这部游记已可窥见他可贵的人生历练和生命抱负。我刻意再翻查他途径南洋这一章。一行人抵达南洋时，还在槟城植物园赏荷，热带气候，汗如雨下。“想起来人类受环境的支配，真是利害，你不顺应他，你能够存活吗？现时国内大多数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怀的思想，岂不都是穿着大毛游历新加坡吗？”面对那个动辄得咎的混乱时局，人人自危，你若稍不调适自己，随时可被时代洪流淹没。当时马来亚仍是英属殖民地，梁启超来时所见处处都是南洋华侨，“新加坡、槟榔屿一带，除了一面英国国旗外，简直和广东、福建的热闹市镇毫无差别。”开矿采锡、种树胶、卖杂货，什么猪仔都有，不过是为了寻觅一方天地。梁启超一行人当时乘搭两艘船分道出发，他和蒋方震、刘崇杰、张君劢及杨维新同船。他们已有一段时日未远航，这趟远游，一为自身学问，二为国家外交，于公于私，犹如天降大任。船上的日子，但看昼夜天际，却丝毫不浪费一点时间，友人论学，志同道合，心中最在意就是中国人／华侨安身立命的课题。那一年，梁任公途径新加坡和槟城，中国人这时已下南洋许久。他们是否该赚了钱回去报国，还是留守彼邦另开一寸方圆之地，这道选择题还在心中盘旋。对于过番客，梁任公寄予厚望，《心影录》如此写着他多年前的话—— “我敢信我们中华民国，不久定要建设起来。至于南洋新国，也是民族自决的一条正路，海外侨民文化较稚，还须内地人助他开发。从前也有过些人设法劝导华侨赞助国内运动，这个固然是好。但国内的事，还应该国内人多负些义务，华侨却有他自己应做的事。什么事呢？还是那句老话，‘我住在这地方，就要管这地方的事。因为和我有利害关系。’我想我们青年，若是哪位有兴致，去传播这种思想，拿来做终身事业，倒是男儿报国一件大事哩。” 若是梁任公在天有灵，他对我住在这地方的子子孙孙也该是由衷欣慰的。

2年前

文艺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