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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3月前
1947年底,张幼仪到北平,患肺结核的林徽因刚动完手术,病得很重,恐不久于世,想见她和孩子。她带着徐积锴和孙子到医院时,林徽因虚弱得说不出话。二人第一次见面,林徽因望着他们,“头转到这边,又转到那边。她也仔细地瞧了瞧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回忆见面场景。 张幼仪对林徽因有意见。飞机失事前,徐志摩到云裳服装店,先找张家老八张嘉铸谈事,后问订做衬衫是否如期完工,话完即准备赶回北平。营运不久的中国航空公司找他做广告宣传,给免费机票,张幼仪听后紧张,她只信外国航空公司。他大笑:“不会有事的。”后来知道行程匆忙,是为了出席林徽因讲座,不免嘀咕:“为什么她在他离婚之后,还任由他晃来晃去,那叫做爱吗?” 男女之间,未能成为夫妻,是否能化为纯净交往。当事人解释了,不少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林徽因对徐志摩态度暧昧,害他单恋成空。林徽因儿子梁从诫没有因此困扰。他说母亲为人坦荡,徐志摩未去世前,是梁家常客,不只和母亲谈得来,也是父亲好友。 1920年4月林徽因随父林长民旅居英国。徐志摩和林长民一见如故,起初林徽因称他为叔叔。她聪明,有机智,英文好,善对应,喜欢文学,二人有共同话题,徐志摩不久发现脑海中尽是她影子。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说二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却不对等,即便交谈甚欢,不太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 徐志摩从美国到英国,阅历和学历都有长进,林徽因初到西方,传统思维浓厚,摆不开家庭束缚。她知其心意,敬佩其才智。不过“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徐善曾在《志在摩登》中说了大体相同话:“当时林徽因只有16岁,还是个未脱离父亲管教的中学生,因此面对徐志摩的追求,她也没有条件回报以芳心。” 徐志摩不是只沉迷于情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这是徐志摩〈偶然〉后半节,林徽因告诉孩子说诗是写给她的。念大学本科时我读《徐志摩新传》,最低回不已的是二人有缘无分一章,梁锡华引徐志摩失恋后的话:“仿佛一个在俄国吃了大败仗往后退的拿破仑,天茫茫,地茫茫,心更茫茫,叫我不掉眼泪怎么着。”如此形象化比喻,失恋立增高度。 林长民为梁启超挚友,二人有热血,希望为中国制造新气象。1917年他们支持段祺瑞内阁,分别出任司法总长及财政总长。林徽因和梁思成早已认识,1923年1月二人定亲。梁启超写信给女儿梁思顺说他“得一个可爱的女儿”,这是他留心观察看定人后才介绍给儿子的,当然决定在于孩子。梁启超得意洋洋说他“眼力不错”。 早在英国居留时,林徽因知道建筑是一门学问,在她影响下,梁思成也专注相同领域。1924年二人到美国宾州大学,却无法同系,因为建筑系不收女生。她改入美术系,但是选修很多建筑课程。本科毕业后,他到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她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布景。1928年3月21日二人在美国举行婚礼,比徐志摩和陆小曼二人结婚晚大约一年半。1928年8月二人回国,12月二人宴请徐志摩,徐志摩说林徽因“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 徐志摩不是一个只沉迷于情爱或浪漫生活的诗人,他尝试用笔改良中国社会,提高国民素质。林徽因说他性格真挚奔放,视野中尽是宽广世界。他读书认真,范围广泛,林徽因在〈悼志摩〉中引其科学知识为例,说他对天上星宿名字和部位一清二楚,并译过相对论,发表过相关论文。他对梁思成说梁启超相对论知识得自于其解说。梁启超尝试理解爱因斯坦哲学却看得糊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 知徐志摩遇难,林徽因泣不成声,梁思成带着她用铁树叶和白花制成的花圈赶往济南,带回飞机残骸木板一块,长挂家中纪念。北平文化界举行追悼会,她和梁思成布置会场。在〈纪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中她说不必担心其诗不会流传:“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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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卫塞节这周刚从斯里兰卡回来,心神至今未定,整副心思还牵念在这个无比神圣虔诚的国度之中。走在路上,随处一个转角即可见到的佛寺佛像,仿佛你在做什么,或你想做什么,皆有神灵的提示和护持,行走坐卧皆是修行。说什么也没想过,如此一个与我言语不通的地方,却有着跟我亲密相连的宗教信仰,系缚着两个不同的生命和文化。 1918岁末,梁启超率团赴欧考察,途径昔日的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并将其见闻记录于《欧游心影录》“南洋所感”一节内。他们一行七人,先经过香港、新加坡和槟城,之后到达科伦坡,即今天斯里兰卡首都。梁启超此行正逢巴黎和会召开,他原来准备会见美国总统威尔逊,争取强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侵占青岛主权,但最终却得知英、法、美等列强已决定将德国权益转让给日本,一切为时已晚。可以想像,梁启超当时万不得已的愤恨和恼怒,他即刻致电回国告知此消息,没多久,历史性的五四运动随之引发了。 时局来到了这样不可逆转的地步,梁启超等人怎是焦虑了得?《欧游心影录》难免让人不时掉入灼热的思索之中。此书记录了梁启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局势的观察,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剖析,对中国青年“民智未开”的隐忧,对世界思潮和文明的展望。如今百年过去,其思考仍见精辟。 在46岁这一年,梁启超启动了他和朋辈们的欧游之旅,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的航行像学生旅行一样,在船上学习法文和英文。每天早晨8时,他们各自拿着书在船上朗诵,直到中午12时,再彼此交换心得。其他时间则午睡、打球、下棋和写文章。日子倒也过得清闲自在。梁启超写道:“我们须知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他把建设家国的希望押注在未来二、三十年的青年身上,尽管新中国的革命运动是当务之急,但万不可着急,“其实二三十年光阴,在国史教科书上不过占一页半页,算什么呢?我们只管兴会淋漓的做去便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份气定神闲,《欧游心影录》读来仍让人心神愉悦。我从前轻易地以为此书只是一本欧游实况录,直到最近重读,还真觉得梁启超压根儿就是神预言。正如他于1902年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所预测那样,中国60年后将成为世界强国,并在上海博览会上向世界展露锋芒,这般胜景已然实现,今日看来,又何来不经之谈? 在“南洋所感”一节中,梁启超提及他们停泊在楞伽岛,当地土人称之为锡兰,即今人所知道的斯里兰卡,竟与我们常说的“南洋”共系同一条脉搏,一切亦幻亦真,直到我自己站在斯里兰卡的狮子岩上,走入古都康提(Kandy)湖畔的佛牙寺内,想到梁启超和同伴也曾走过这段路,书中的情节即瞬间立体起来,我竟身临其境。 梁启超一行人抵达科伦坡后,便租了车子前往佛教圣城康提。沿途,漫山遍谷种有椰子槟榔,椰叶婆娑,老树攀藤,路边的大象不时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口渴了,他们就在山边的瀑布舀水喝,或有当地美人剖开椰子献饮,所有景象跟我这趟游岛所见别无二致。原来我们都曾在不同时空深深被这灵境所震摄,尤其在万山环绕之中的康提湖景,美得让人窒息。梁启超说“日本的太素,瑞士的太丽,说到湖景之美,我还是推坎第”。南洋景致,如痴如醉。 当晚,他们就在这里留宿,蒋百里说道:“今晚的境界,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梁启超也一夜未眠,倚山对月,默诵了几段楞伽经文,回想起午间张君劢遇到一个当地土人,才闲聊不久就问他:“你们为什么不革命?”如此一问,怪不得人家都答不上话来了。 对啊,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
1年前
《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于一战结束后与同好游历欧洲写下的所闻所思。文章最初发表于1920上海《时事新报》,之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作了删改,易名《欧游心影录节录》(《心影录》),我书架上保存的就是这一本,也是当年读研时期游访欧洲后回来买下的。那时候我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知性散文谈不上喜欢,这年纪重读,心底却是一湖涟漪。 首先让人心旌荡漾的是梁启超这样一个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情感。他饱满的情感,让这本忧心忡忡的游记多年以后读着仍难掩对那个“觉醒年代”的激动。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一文说过:“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这是1921年他在北京高校的演讲,欧游回来以后,他的文字和思想更有灵光了。 《心影录》记录了梁启超偕同青年才俊蒋方震、丁文江、张君劢等七人于1918年12月底乘船,从上海启程前往欧洲的考察心得。这时欧战结束不久,中国是战胜国,举国无不欢欣,梁启超忧心却保持冷静,他挂虑的自然是国家的切身利益。这趟旅程对已步入中年的梁启超而言,可以说“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心影录》)。那时他当然不知道,生命原来已来到最后的10年。 1919年双十节的第二天,他们一行人已从意大利经过瑞士,回到巴黎的白鲁威公寓。这里离巴黎市中心不过20分钟的火车,但之前4个月以来的舟车劳顿让梁启超动极思静起来,他在寓所看到的景色都属于极冷的色系——“小小几间朴素楼房,倒有个很大的院落,杂花丰树,楚楚可人”,“到得我来时,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满”,“还有些树上的叶,虽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却都带一种沉忧凄断之色,向风中战抖抖的作响,诉说他魂惊望绝。” 但梁启超别无二心,只有一件功课,即正襟危坐,抖搂起精神,专心致志为这一年游历所得奋笔疾书,《心影录》就是在白鲁威这座“深山道院”写就的。 1919年的梁启超已47岁,当时写下的这部游记已可窥见他可贵的人生历练和生命抱负。我刻意再翻查他途径南洋这一章。一行人抵达南洋时,还在槟城植物园赏荷,热带气候,汗如雨下。“想起来人类受环境的支配,真是利害,你不顺应他,你能够存活吗?现时国内大多数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怀的思想,岂不都是穿着大毛游历新加坡吗?”面对那个动辄得咎的混乱时局,人人自危,你若稍不调适自己,随时可被时代洪流淹没。 当时马来亚仍是英属殖民地,梁启超来时所见处处都是南洋华侨,“新加坡、槟榔屿一带,除了一面英国国旗外,简直和广东、福建的热闹市镇毫无差别。”开矿采锡、种树胶、卖杂货,什么猪仔都有,不过是为了寻觅一方天地。梁启超一行人当时乘搭两艘船分道出发,他和蒋方震、刘崇杰、张君劢及杨维新同船。他们已有一段时日未远航,这趟远游,一为自身学问,二为国家外交,于公于私,犹如天降大任。船上的日子,但看昼夜天际,却丝毫不浪费一点时间,友人论学,志同道合,心中最在意就是中国人/华侨安身立命的课题。 那一年,梁任公途径新加坡和槟城,中国人这时已下南洋许久。他们是否该赚了钱回去报国,还是留守彼邦另开一寸方圆之地,这道选择题还在心中盘旋。对于过番客,梁任公寄予厚望,《心影录》如此写着他多年前的话—— “我敢信我们中华民国,不久定要建设起来。至于南洋新国,也是民族自决的一条正路,海外侨民文化较稚,还须内地人助他开发。从前也有过些人设法劝导华侨赞助国内运动,这个固然是好。但国内的事,还应该国内人多负些义务,华侨却有他自己应做的事。什么事呢?还是那句老话,‘我住在这地方,就要管这地方的事。因为和我有利害关系。’我想我们青年,若是哪位有兴致,去传播这种思想,拿来做终身事业,倒是男儿报国一件大事哩。” 若是梁任公在天有灵,他对我住在这地方的子子孙孙也该是由衷欣慰的。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