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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小时候,家里孩子众多,母亲忙于家务,一律不许我和妹妹们蓄留长发。对母亲而言,长发需要用心打理,她不喜欢看见大汗淋漓的我们披着一头散乱的头发,难于梳理。所以,她除了把自己头发剪短外,孩子们也被禁止留长发。 我还很记得,每到剪发时,我都会要求母亲让我继续把头发留长。我好羡慕朋友们拥有长发,能编织成小马尾或辫子,还绑着色彩斑斓的蝴蝶结,有时则是毛茸茸的发球,煞是好看!但是我没有那样的机会,母亲总是推搪地说:“你们小孩不会梳理头发,每次都是乱七八糟的,我没空闲帮你们绑头发,一堆家务等着我做。“逐渐地,我从开始的吵吵嚷嚷到后来的顺依,不知不觉也就习惯了短发。 印象深刻的是每每到了理发厅,母亲总是对着理发阿姨千吩万嘱,务必把我们头发剪短些,不要让头发长得那么快,免得不一会儿又要来修剪。我只有干着眼睛从镜子中看着阿姨无情地挥动剪刀,把我的短发剪得更短。偶尔,母亲还加上一句:“再短一点。” 我不敢反驳,坐在理发椅上,唯有任人摆布。理发阿姨也不敢怠慢,顾不得我同意还是不同意,紧跟着又再挥剪几下。好了,这下,我们的短发从更短变得彻底的短,没有回头路,哭也无补于事,只有抿着嘴唇,心不甘情不愿从理发椅爬下,坐到一旁的藤制沙发,默默等待。轮到妹妹,又是一轮景象,刚才的画面重新上演一轮,在母亲的法眼下,谁也逃不过短发的命运。 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手起剪刀落的快剪手阿姨,动作干净利落,有了母亲的吩咐,她开始肆无忌惮,大开剪刀戒,咔嚓咔嚓,几刀下来,直接把我的头发剪成极短,变身小男生短发,我顿时被吓懵了,还来不及反应,阿姨一声“好了”,我透过镜子望向坐在身后烫发的母亲,两眼接触,母亲脸上带着尴尬的微笑,想必她也不曾预料阿姨把我的头发剪得如此不堪。母亲紧接着就跟理发阿姨说:另一个剪平装就好了,却不忘补上一句:“剪短一点”,妹妹才逃过一劫。 我当时满是委屈,回家的路上,我默不作声,母亲试图安慰道:“还好啦,也适合你。”我就知道这是善良的谎言,我的大脸庞哪会适合这么短的男生发型,心里难过死了。那段时期,我非常自卑,不敢抬头望别人也不敢和别人正视,生怕别人提起我的头发,害怕别人看着我的头发在心里窃笑。不久后,总算等到了头发回复了平时的短平装,心里才比较踏实,逐渐恢复了信心。 发型变迁 见证成长 上到中学后,开始会打理自己,母亲对待我们头发,不再像是小时候那般的强硬态度,她慢慢放松让我们留长发,虽然偶尔还是会嘀咕几句:“天气那么热,还是把头发剪短一些吧。”但却不作太多干涉。 后来,我就一直与长发共存,时有及肩及腰的长度,多数都以清汤挂面式留着,同时,也频频为长发添置各式各样的发饰,以弥补小时候不曾拥有长发的遗憾。 出社会工作,当时开始流行染发,让人看起来时尚又潮流,我也羡慕各个女生头上顶着好看时髦的发色。但我没有跟上这股潮流,主要是敏感头皮受不起化学颜料的刺激,唯有保留自然黑发,殊不知,却不经意地成为同事羡慕的黑色长发。他们曾经以为我年少白发,要以黑色染发遮掩,毕竟染发是当时的时尚,哪个女生不染发。知道真相后,大家惊呼我可以留有一头黑发,简直羡慕不已。印象中,发型师总是告诉我黑头发很沉闷和死板,没有神采。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拥有黑发也会被人羡慕。我羡慕别人的同时,别人也羡慕我。 年龄渐长,到了不惑之年,身边同龄朋友头发开始有些泛白,纷纷染发遮盖。而我的白发也不能避免地开始几根几根隐藏式地长着。与朋友见面或上发廊时不止一次被问及要不染个发,却被我婉拒了。我告诉朋友或美丽的发型师小姐姐,虽然有白发,但难得头上还有机会顶着黑色为多的头发,这是我的幸运,这时的我还能假装拥有青春,就让我的头发自然生长直到全变白时才打算吧! 近几年,为了遮掩逐渐稀疏的发量,我把多年来留着的长发剪短,并在发型师的鼓励下,尝试烫了卷发。卷发后头发蓬松,貌似发量多了几分,仿佛被岁月眷恋,添加几分自信。虽是自欺欺人,却也自得其乐。 如今中年短发,却也意外发现短发更适合现在的自己,我不再是那个万般抗拒短发的小孩,无论是长发还是短发抑或直发卷发,我都坦然接受,因为每一个发型,都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阶段,见证了我的成长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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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能清晰地记起母亲的忌日。那是2003年12月23日,就在圣诞节前两天。尽管她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20年,她的音容笑貌和对我们的无尽关爱,依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 母亲是一个精明能干且极其刻苦耐劳的中国传统女性。父亲去世得早,我们9个兄弟姐妹全靠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抚养长大。她性格温和,待人亲切,非常健谈,说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虽然识字不多,但她的好人缘使她朋友众多。她常常告诫我:“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尤其是在我离家去新加坡升学时,她也不断地叮嘱我。 小时候,我们一家十一口依靠父亲当私人司机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父亲失业后,母亲毅然决然地开始制作糕点,糕点做好了之后,由父亲用脚踏车载到咖啡店寄卖。制作糕点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晚上早早就寝,凌晨两三点就得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母亲制作的糕点全是手工的,有七八种之多。每一种糕点从磨面粉、煮馅料、塑形到烘焙,都要经历多个繁琐的过程。靠父母两个人的力量非常吃力,所以我们几个年纪较大的兄弟姐妹就帮忙,分担父母的工作量。 每天,当糕点做好出炉时,天已破晓。父亲开始把一篮篮的糕点用脚踏车载去街上的咖啡店批发。虽然糕点送出去了,但我们的工作还没结束。接下来,我们要立即开始收拾、打扫和清理。稍作休息后,到了中午,我们又得开始准备制作新一批糕点,例如磨面粉、炒花生、煮绿豆等,一直忙到傍晚。父亲又得骑脚踏车到街上咖啡店回收卖剩的糕点,并点算收账。我们一家人就是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以继夜地工作”。 掏出积蓄坚持孩子升学 16岁那年,我初中毕业,那是1956年。母校关丹中华中学没有开设高中课程,学生若想继续升学,只能前往外州或外国。当时我考虑到家境贫困,家里制作糕点需要我帮忙,所以放弃了升学的念头。然而,母亲坚决反对,她坚持我必须继续升学,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她从房里拿出一个陈旧的包袱,交给我说:“这是我多年储存的钱,你拿去读书用吧!”我很感动,犹豫不决,但在母亲的再三坚持下,我最终接受了。 在50年代,许多关丹的初中毕业生远赴新加坡就读高中,因为新加坡有几间闻名东南亚的华文学府,而且马币与新币同值。最后,我与几位关丹同学在一班旅新同学的游说下,进入了新加坡的一间中学。 1957年,我进入新加坡一间中学的第一年。那一年,正值马来亚人民争取摆脱殖民统治、寻求独立自治的时期,民族主义思潮在各族群之间风起云涌。作为华文中学的学生,我感受到了划时代的思想冲击,对当时的政治局势非常关注,经常在课余时间与同学探讨政治议题。 处在这个风云动荡的年代,又在这间历史悠久的学府受到五四运动文化的熏陶和磨练,我从一个文静、沉默寡言的人变成了一个活跃、开朗的文青。在新加坡求学的3年里,社会动荡不安,罢工与罢课事件层出不穷。我曾亲眼目睹警方动用催泪弹驱散人群,甚至用警棍追打手无寸铁的学生。最难受的是眼睛被催泪弹的烟雾刺激,眼泪与鼻涕夺眶而出。 受到时代的感召,我也义不容辞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结果引起了警方和政治部的注意,成为他们的黑名单一员,时常被传唤到警察局问话。每次学校假期回家度假,我都会无缘无故被传唤,令母亲坐立不安。 有一晚,当我在房间收拾行李准备次日启程回新加坡时,母亲突然跑进我房间,满脸愁容地对我说:“孩子,你这次出去,要小心保重。妈妈有件事求你,这次回去要好好读书,千万不要参与任何活动。如果不幸被政府抓去坐牢,你叫我们怎么办?你是妈妈的好孩子,妈妈对你期望很高,你要听妈妈的话。”说到这里,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也流了出来。为了不让我看见她流泪的双眼,她急忙转过头去擦拭眼泪。 从小到大,我没看过母亲流泪,这是第一遭,那一刻我被吓得呆在原地,不知所措,激动得讲不出话。尽管事隔多年,这感人肺腑的一幕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为了此事,我的心里很矛盾,很挣扎。亲情与激情难以取舍,我了解母亲的感受,爱子心切,然而,置身于风云变幻的时代,我无法明哲保身,置之度外。最终,我违背了母亲的规劝与嘱咐,仍然选择继续参与活动。如今回想起来,总觉得内疚,愧对母亲的一片苦心。 母亲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无怨无悔地抚养我们长大,她对我寄予厚望,无时无刻不在鼓励和支持我。最终,我没有让她失望。在她晚年时,我也有机会尽一点孝心,让她享享清福,含饴弄孙,安享晚年。 回乡探望当年滞留中国的大儿子和大女儿(我的大哥和大姐)是母亲多年的心愿。然而,由于当时马来亚与中国尚未恢复邦交,她一直无法成行。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1992年中国开放后,我亲自带母亲回乡探亲。 我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一步出机场闸门,便看到前面有一行人拉着红布条欢迎我和母亲回国,他们是来自客家世界联谊会的代表(当时我是淡属客家公会的会长,我在启程之前曾经把行程告诉当地的客家世界联谊会),梅县的县长也到场迎接我们。 接着,他们更用专车接送我们到当地的华侨旅店下榻,全程热情款待,母亲感到老怀安慰。这一趟回乡探亲之旅,是母亲相隔47年来首次与哥哥姊姊重逢,能够与一家人团聚,算是圆了母亲多年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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