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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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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前
今年是马中建交50周年纪念,应加以隆重纪念。 两国是在1974年5月31日宣布建交,当时国际形势仍处在冷战之“冷风”在各地频吹之际,马来西亚独具慧眼,逆流而上,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东南亚国家,新加坡排在最后。 这是具前瞻性,且要有勇气的重大决策。不过,50年来的实践证明,它是对马来西亚绝对有利的规划,随后东南亚各国相续跟随马来西亚的步伐与中国建交。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柔佛能成为中国看重与最先立足之地,发展碧桂园金海湾及森林城市,除了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占优外,还与当年马来西亚最先伸出友谊之手不无关系。 自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后50年,历届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基于维护国家的利益,都是萧规曹随,没有太大的不同。 不过,在安华的团结政府上台后略有改变。他第一次率团出访中国,并得到习近平的接待,继而在不到9个月内,又到中国南宁参加第2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开幕礼。首相安华这两次的造访,为马来西亚带来了硕果累累的成果。 从日前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靖在庆祝马中建交50周年,接受中文媒体联访时所提供的数据,即可说明马中现今关系之不寻常。 第一,自去年12月1日两国相互落实免签证以来,至今年3月访马的中国旅客将近100万人。 第二,马中航班每周已达350个,基于增开航线、加密航班、加大机型、并拓展包机新模式,访马的中国旅客将超过疫情前的水平。疫情前的2019年,两国人员往来近300万次。 第三,大马在今年春节期间,接待约5000个中国旅游团,中国旅客同比增加了53.9%,而在5月1日至5日假期期间,中国旅客增长了80%。 欧阳玉靖在讲话中重申,中国将坚定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在和平共5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中两国将于今年5月31日,在马六甲隆重庆祝马中建交50周年纪念大典,中国莅临参加的主宾将是总理李强。 展望两国未来发展远景,相信在现今基础上将会更上一层楼。 在马中两国即将隆而重之的纪念50年前达致建交这一日子到来之际,回顾“敦拉萨与毛泽东握手”那张照片的出现与发挥的作用,仍是一件有趣的事。 之所以有这张照片,是时任首相敦拉萨于1974年5月28日破天荒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中南海与毛泽东相会的结果。 之前敦拉萨抵达北京机场时,即受到热烈的欢迎,随后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签署建交协议,宣布两国于1974年5月31日建交。 这张“敦拉萨与毛泽东握手”照片,于1974年8月24日举行的大选中被充份利用,在大街小巷中,到处张贴这张海报,华人家庭几乎都收到这张照片。 大选结果,打出“中国牌”取代以帆船上阵的国阵大胜,反对党惨败,国阵得到了总投票数的58%,马华胜得更标青。 50年前,首相敦拉萨在安排与中国建交后宣布大选打出“中国牌”,意在大选中取得胜利,结果他的目的实现了。50年后首相安华出任首相后,一年内造访两次,意在向中国打开大门,欢迎更多中国人前来马来西亚投资与旅游,从欧阳玉靖公布的数据,安华的目标也实现了。 “中国因素”,绝不能忽视,合则两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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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泰斗余英时去年8月1日辞世,享耆寿91岁。当时【读家】曾邀请本地学者魏月萍撰写〈书都写好了,将来一定有用——追念余英时先生〉。 转眼间,余英时去世一周年了。前几天收到这篇〈余英时19岁的抉择〉来稿,正巧可以刊登,让各年龄层的读者再认识余英时——他19岁那年,究竟发生什么事? 如果当年没到香港,他会是怎样呢? 1949年4月21日,共军攻破南京。一个月后,同样的命运落在上海。拿下上海的两个月之初,中共对当地的控制由松而紧。余英时之父余协中因与国民党陆军中将杜聿明有一段关系而被当局纳入紧盯名单。6月初,留下长子余英时在上海善后——顶出房子、收拾杂物运送北京住宅,余父携继母与幼弟匆匆登船逃离。6月底,19岁的余英时参加燕京大学在上海的招生考试,考取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后,离开上海,回到已经转换政权的北京就读,万料不到只读了一个学期。 以学术研究为人生道路的他,当时一心一意以为只有中国本土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从未动念离开首都转往他处谋求出路,就那样沉浸在乃父的母校燕京大学幽雅环境里吸取知识,琢磨学问,一心走上学者之道。书中〈燕大学人〉一节即可见作者的深刻回忆——在系上老师授课下所受到的潜移默化。比如翁独健讲授的“历史哲学”,影响了他日后走上“思想史”的研究路数:探究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思想形成及影响时,并不专重抽象观念,而往往寻求观念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因素。 ◢“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 然而,余先生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却在这一年寒假里发生。父亲一家辗转迁居香港,着他寒假去探望。赴港探亲时,依旧一心一意想着只在寒假一个多月里与父母重聚后便回燕京继续学业,完全没有留港定居之念。他当时仍坚信,自己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就在归京之志甚笃之际,回程途中去广州的火车竟然故障,耽误了四五个小时,导致无法连接返京班次,只能改乘隔天的火车。正是在这短短几个小时里,他忽然改变了想法,使他从根本上怀疑回北京的决定是错误的。 “我一意要回中国本土,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留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么为中国尽心尽力?” 余氏这段自白,可视为日后他所说“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这句名言的发韧。 余英时先生当然是中国人。他生长于马列主义主宰中国以前的中国。他掌握及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深于任何一个中共管制下被洗脑、只会喊爱国口号的中国人。他的“中国人”,乃是文化概念上的认知,而不是对政治党派的认同——中共此一政党所认同的其实是一个德裔犹太人混合前苏联独裁者的思想理念,并非讲究君子之道与宗族精神的中国传统思想。因此,他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这本充满争议的大著便说: “文化不是挂在嘴上的空洞口号,而是体现在个人的全部言行之中。……平时尽可以持论极高,现在到了实践关头,便不是空谈能够搪塞得过去的了。” 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被司马迁尊奉的治史律则便是这一精神的最早呈现,而这段话除了可视为余氏做研究的基本立足点,亦可看作其个人的夫子自道,更是“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的简明注脚——他留下的等身著作,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关怀与人文精神的思辨,更成为意欲了解中国的读者,一盏又一盏的指路明灯。 ◢毛泽东时代,老学人受迫害 余先生曾序巫宁坤《孤琴》,回忆了他19岁入读燕京大学一学期的事迹,可与前面所提〈燕大学人〉一节互补。尤可注意者,序里提及在读了不少毛泽东时代老学人留下的日记、书信后,深刻感受到他们在那样高压铁腕的环境下扭曲了的心理状态: “中国知识人尽管受尽了迫害和侮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却始终在共产党的精神枷锁的笼罩之下,不但摆脱不掉,甚至失去了摆脱的意志。所谓‘精神枷锁’是指知识人,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党’是决定他们存在价值的唯一精神权威。每一个知识人的评价及其正或负的程度最后都完全由‘党’的一句话来决定。如果‘党’给他‘定性’为‘反革命’、‘右派’或‘资产阶级’,他首先便会自觉罪该万死,羞愧无地;如果‘党’为他摘去上述任何一顶‘帽子’,他又立即如获新生而且感激涕零。不用说,如果他竟能批准‘入党’,那更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不但家人亲戚为之欢欣鼓舞,生平相知,特别是带有‘帽子’的,也都不尽要‘弹冠相庆’。” 这一精神权威现在当然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民族主义情绪可供“党”操控和玩弄,以及因高科技的兴起和运用来加强严密监控,在“社会群体性事件”火苗蔓延以前就以“维稳”之名碾压扑灭,而后继续掩耳盗铃地天下太平,日月清明,风雨如晦的“四月之声”也变调成和谐的奏鸣曲。 ◢如果没遇上钱穆,没留美…… 当年毛泽东回答如果鲁迅还活着会如何的问题,曾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如今也且来假设,要是余先生当时成功北归,没遇上钱穆、没留学美国,而是经历了今天众所周知一连串入魔般疯狂的斗争“运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上山下乡、劳动改造、土法炼钢、破四旧、反右、六四……他大约亦会被“党”套上深冷的“精神枷锁”,受到极大的精神乃至肉体的折磨;不然就是当上社科院御用研究员,言皆玄远地口不臧否当代人事。 说起来真是大幸。余先生今天遗留下来的煌煌著述,都有赖于他19岁那年卡在北归火车厢里思想的“天人交战”,最后决心南渡自由空气浓厚的香港所致。这一转捩点,成就一代历史大家,让吾等有机会奉读他对中国精彩的研究与观点,厘清自身文化之由来,以及其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体系的特征所在,而不会党国不分地盲目沉浸在“大国崛起”——以牺牲掉个人尊严为前提——的泡沫幻象里,甘当“党”的旗手而不觉。
2年前
1966年9月14日,听说教育部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叶圣陶吩咐孙子叶三午抄下内容。大字报4000字左右,标题为〈坚决打倒文教界祖师爷叶圣陶〉。72岁的叶圣陶读后忍不住大哭,叶三午慌了,本想找叶圣陶好朋友王伯祥相劝。王伯祥却泥菩萨过江,家里有6人被标签为右派,早已忧心如焚,“现在只好是个人头上一爿天了。”他对叶三午说。 那是一个荒谬的年代。报刊上的批判文章,自〈论海瑞罢官〉起,叶圣陶一篇都没放过。都是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叫局外人没法怀疑,也不敢怀疑。叶圣陶感觉自己真老了,语感迟钝。大字报揭露的问题尖锐又现实,他却看不出来。灾难降临,所批内容, “都是自己嘴上常说的,笔上常写的,赖是赖不掉的。 ”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记叶圣陶哀叹。 叶圣陶以毛泽东思想为圭臬,努力跟上形势。从1966年开始,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时间都花在阅读毛泽东著作或党报党刊。1966年8月2日叶圣陶不当副部长后,不只将毛泽东著作逐字逐句精读,民间流传的有关毛泽东讲话、诗词和批注,他也没有放过,并且抄在宣纸上,每天少则3000字,多则5000字,文字最后被装订成册。其中所抄《毛主席语录》后来由叶至善捐献给全国政协,被视为“珍贵的文物”。 难能可贵的温情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批判运动不停,直至无一人幸免,叶圣陶开了眼界,就随遇而安了。被指责的“祖师爷”帽子,相对其他朋友,煎熬算是温和。老舍的下场比叶圣陶不幸。老舍原本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他沾不上边,最后发现自己天真。1966年2月23日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执行中央指示,对付思想有问题的“牛鬼蛇神”,文联同事都被拉出去,作为主席的老舍最后一个被点名。学生将所搜罗的线装书、戏装、道具焚烧,老舍和其他“牛鬼蛇神”被强按着跪倒在火堆前。老舍心痛文物被烧,以理相劝,结果换来一顿暴打。 叶圣陶和老舍交情深厚。1966年2月24日,他找老舍聊天解闷,正待出门传来噩耗,老舍早一天已经投太平湖自尽了。 上一个世纪的文人故事经常牵动我心。叶圣陶的日记、书信留下不少珍贵记录。排山倒海的运动将人性扭曲,无数人被席卷,独立思想荡然无存。在人和人之间缺乏信任度时,叶圣陶不断散发难能可贵的温情,读叶圣陶传记最大收获莫过于此。 张中行在《负暄续话》中说叶圣陶是 “完人 ”,他惊讶批判叶圣陶的大字报可以贴满长墙。又说在自我批评和批评他人时候,叶圣陶只做前半部。当面指责他人短处,叶圣陶是做不出来的。“这是儒家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张中行说。 笑脸变成横眉竖眼,好友变为路人,在乌烟瘴气的时代树立光辉的榜样确实不易,商金林在《叶圣陶全传》中举了很多例子。俞平伯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红楼梦研究被点名批判后,叶圣陶仍然年年约他共赏海棠,一起赋诗论文。1957年丁玲被大肆批判时,虽然被点名参与,叶圣陶却拒绝说丁玲的不是。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病逝,不只追悼会被禁止,“同志”的称号也不允许采用,叶圣陶不舍冯雪峰遗憾离世,坚持在骨灰盒题写“中共党员冯雪峰”。萧乾在1957年被批为反动分子,周围的人对他张牙舞爪,睁眼撒谎时,叶圣陶见面或写信始终称他“乾兄”,没有和他划清界限。  “江山满目开新卷,大放酒肠须盏干,莫欺九尺须眉白,百围已试雪霜寒。”叶圣陶80岁时,佛教领袖兼书法家赵朴初集陈后山句为他祝寿。前人诗句一经转化,竟贴切捕捉到叶圣陶神韵。前面两句说眼前的江山开启新篇章,是时候放开心情,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后面两句表达叶圣陶眉毛和唇髭皆白的面貌特征。“九尺”指身材,纯是艺术夸张,不是叶圣陶的实际身高。“莫欺”指别瞧不起,虽然白透须眉,却像需百人合抱的大树一般,早就有和寒冷霜雪较量经验。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纪念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年,叶圣陶感叹说为俞平伯平反的工作应该来得更早。他始终耿耿于怀朋友遭受的折磨,一些记忆于他清晰如昨。1984年北京文艺界举办老舍85岁诞辰纪念大会,眼睛几乎全瞎的叶圣陶坚持赴会,在会上不断流泪。我读叶圣陶传记,确实为这些枝枝节节感动不已。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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