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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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阅世/何国忠

1990年5月，徐梵澄写信给侄儿徐崇善，说岁月悠忽，已至老年，正读《百源学案》，有感一事。邵雍病重时，程颐去看望他，问永别以前，有何劝告。邵雍说：“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乎？” 邵雍自号安乐先生，喜爱《易经》。他眼中的程颐为人严厉，一板一眼。他认为处事圆融，一切留余地，才是待人之道。徐梵澄赞誉：“此乃阅世极深后，为后人作一极佳之箴言”，并提起“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的人性弱点，要侄儿警惕。经历越多，越能消化前人智慧。引古人箴言，不过是提自己服膺的修行之道。徐梵澄处事恬淡，对物质不讲究，也不慕名利。和他来往密切的邻居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晚年写作不要稿费。又说有一次她策划给癌症病人开办音乐会筹款，徐梵澄不留名，捐出1000元，为捐献者中最高者。他去世后，詹志芳在遗物中发现另外多种捐款收据。徐梵澄在印度33年中，其中28年是在阿罗须多创办的修道院中，阿罗须多有圣哲雅号，和圣雄甘地及圣诗泰戈尔同列印度“三圣”。阿罗须多于1950年去世，晚年只专注著述，掌舵的是一位名叫密那的法国女人，里头的人称她为“母亲”，贵族出身，能力极强，从经费到实际管理，她一手操办。徐梵澄敬佩“母亲”，有3次他起回国念头，都被“母亲”以中国局势不稳定阻止，其中一次大发脾气，说他躲不过反右和文革。修道院有具规模的手工造纸厂、印刷厂和发行网，“母亲”给徐梵澄经费，让他在香港购买华文铅字，印刷他认为有用的作品。徐梵澄不领薪水，生活起居由“母亲”照顾。他利用修道院收藏，完成多本著述。扬之水不认同“母亲”作法，孙波的《徐梵澄传》依传主，沿用“母亲”，扬之水在她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则以“法国女人”称呼她。她认为她虽然重视徐梵澄才华，“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作高级雇工使用的：不开工资，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书，出版后，也不给分文稿费，甚至书也不给一本的。”她去世后，学院衰败，“梵澄先生才争得了归国的机会。” 连宾馆钱也付不起扬之水愤愤不平有其依据。1978年，徐梵澄回到中国，临走前身无分文，只有一张机票。他到大使馆，听说他是鲁迅和毛泽东的学生，又写得一手文情并茂书信，虽无国籍，工作人员对他客气，护照办成。抵达香港，却因为1949年以后不曾入住中国，需要签证，回家日期又被蹉跎，还好香港朋友邵嘉猷资助，处理大小事，最后徐梵澄安然无恙抵达长沙三哥家。家人不知怎么处理这位一贫如洗的归国学人，徐梵澄连宾馆钱也付不起。最后长沙市外办出面解决，将这位老侨胞安顿在市委招待所。孙波的《徐梵澄传》叙述这一段尴尬行程。最后联络上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好朋友冯至和贺麟，徐梵澄的学术地位被抬高至大师等级。他被安排到任继愈领导下社科院宗教所，院里无权任命一级研究员，他被定为一级半研究员。虽低冯至和贺麟半级，但是两位老友对他关怀备至，以他华侨身分，将月工资定为500元人民币，成为当时社科院中薪水最高研究员。社科院也答应徐梵澄要求：不参加政治学习，不带研究生，不接受任何采访。淡泊惯了。“先生居室的简单。大概是我所有认识的人中之最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朝南的书房内，一张书桌，两个小书架，两个沙发，还有两个上了锁的立橱，仅此而已，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电视机、音响之类的……朝北的一间，也是书房，桌上笔墨纸砚，旁边还有一盘未下完的围棋。”这是陆灏对他居所的描述。加一则有关马新小事。1973年，“母亲”病逝，修道院停止出版工作，他的生活大不如前，闲时重温古典，以优美笔调，叙述苍凉而感伤的故事，发表在马新华文报纸上。之前编辑频频来信索稿，说写什么登什么，并且稿酬优厚。虽所得无多，但不失为小补。他告诉扬之水，他的几组文章“希腊古典重温”、“澄庐文议”、“谈书”，都是当时书写。有一次友人将新加坡《星洲日报》剪报寄给他，发现编辑把“梵”写为“焚”，一字弄错，意思大变，真是由“静”趋“动”，由“生”至“死”了。初觉滑稽，忽而又觉此中有歪打正着理趣。他说：“善哉，此等文字，焚之可也。”

6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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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书生凄馨/何国忠

分别亲了早睡的两个孩子，没有留话给妻子，睡了一觉。半夜醒来，周遭低微鼾声。轻轻坐起，下床不复瞻顾，到廊上，转身拉紧卧室房门，跨进厨房，把厨房门推上。门后有一瓶敌敌畏，“拿过瓶来，摇晃一下，剩下不多的一点儿，一仰脖子喝下。火油味有点恶心，也就忍住。移过一条凳子，坐在煤气灶前，俯身将脸庞贴在煤气孔上，一手捻开气管。” 谷林在2002年1月致沈胜衣信记难忘泪痕，信收录在《书简三叠》里。事后琢磨，还好自杀不成。“我在医院中清醒过来，便向妻忏悔，要她放心，再不会有下一次了，我太自私了，竟然一丝一毫没有为她设想，走我自己的路。”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悲剧。陈原为《书边杂写》作序时说谷林是“为书而受难的天下第一傻瓜” 。无书不欢，爱书如命，“迷上了‘黑’书，‘黄’书，或者还有‘灰’书，在那疯狂的年代，这就够了。他受了难，可他没有听从死神的召唤，但从此他就降到牛鬼蛇神那一档。” 工作单位被点名时，谷林首当其冲，只觉得走投无路。他有一男一女。女儿健康，儿子患视网膜母细胞瘤，出生后不久摘去双目，是个盲童，听觉灵敏，在谷林从煤气灶前倒下之际，独自摸到门边，太太以及和儿子睡同一寝室的母亲被吵醒，谷林得救。谷林说儿子经过手术后“居然生存了20年，我们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又过了数年才去世的。” 读后迂回再三，情涌心动，印证我们身居福地。谷林《书边杂写》有两篇文章提萧乾，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垒块之意。萧乾〈我这两辈子〉记相同经历。虽然惜命，却无法继续坚持，“安眠药全从嗓子眼儿倒下去”。被医生抢救回来后，命就不可再度糟蹋。“上半辈子死里逃生”，萧乾说下半辈子就要“活得像个样儿” 。欢欢喜喜地再度人生早识苦难滋味。念完中学已算大幸，谷林不敢妄想进入大学。父亲长期失业，身为长子，生计压在肩上。1937年高中结束，到杭州中国银行当练习生，换了几个地方，不同单位，跌跌撞撞，1950年到北京，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任会计科长，1954年调任文化部出版局，任财务部副处长。工作圈子让他有丰富书讯，方便买到想读的书。会计事务是工作，不是精神需求。他习惯在下班后留在办公室看一小时书，找新印书本错别字或可商酌标点，把意见告诉出版社熟人，乐趣外人难以理解。一度出现离开账房转换校对的念头，结果挨上司批骂。不求显达，爱书竟成苦戏。1969年被安排去湖北咸宁干校，母亲回宁波老家由弟妹照顾，妻子和女儿则跟他到干校。政府收回北京住房，楼下开来一辆卡车，七手八脚把床头屋里的书搬走。母亲喃喃说：“这么着，屋里倒是宽敞了。”书全都当废纸处理，“以每公斤7分钱消化”。谷林著有《情趣·知识·襟怀》、《书边杂写》、《答客问》、《淡墨痕》和《书简三叠》，去世后止庵将他早年文章结集，出版《上水船甲集》和《上水船乙集》，我断断续续购买。单行本不多，读之惟恐易尽。这两年先后出版的《杨之水存谷林信札》和《谷林锺叔河通信》，给我另外惊喜。谈往事不涉险奇。被批被骂，浓浓苦痛淡淡着墨，没有长吁短叹，没有宏论谠议。谷林说从干校回北京，被调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和杂览稍趋一致，“欢欢喜喜地再度人生” 。下半辈子仍然离不开书本。有益无益，大益小益，了然于心。陈原说谷林“从所迷恋的书中得到了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向上的理想，一种人生的乐趣，一种奉献的品格。”这种人世间难找，他“是宁静的，淡泊的，与世无争的，绝不苟且的，诚恳到无法形容。” 单纯心思有始有终。看他写周作人、胡适、萧乾、台静农、胡风、沈从文，提他们沧桑时皆无浮言，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大体还是幽默练达的。其中引萧乾话说他们这类人，“照例是不提往事的，过去那些年，仿佛是空白” ，偶尔破破例，冒点风险，写亲身经历，让后世了解历史，庶几“珍惜自己享受到稳定的日子”。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止庵在《书简三叠》中作跋时引《论语》句，他和谷林通信10年，常以文章请益，“我所学者亦在做人也。”止庵有感而发。2022年底多雨，我有意避开社交纷扰，漫读谷林文章，未见过其人，却感受相同温度。

2年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