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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读家
【马华读立国】潘舜怡 / 使节的渡海诗文
本书将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印行的《勤勉堂诗钞》手抄本,重新输入成电脑文档,另加入诗作补遗,以及学者如高嘉谦、林立、陈育崧对左秉隆文学作品、社会史的分析篇章,可谓用心良苦。 四顾天连水,孤帆一片开。 见山知岸近,涌月觉潮来。 舟远旗能语,灯沉石费猜。 飘飘同梗泛,何处是蓬莱。 ——〈渡海〉左秉隆 这首五律〈渡海〉出自清朝领事官左秉隆(1850-1924,马新华文文学之父)之手,透露诗人渡海过江的感怀思绪,抒发了诗人对人生不确定性的无奈与迷茫感。左秉隆虽官运不佳,却因担任清朝使节,多次航海域外。除了〈渡海〉,其他诗作诸如〈渡太平洋〉、〈渡大西洋〉亦展现自身横渡东、西国界期间遇见陌生地理文化,所激发的惊叹与感悟。 左秉隆与南洋接触的缘分,可追溯至光绪七年八月(1881年9月)。他担任清朝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任领事时期,长达10年。之后,亦于光绪卅三年七月(1907年9月)再度返新任总领事官。左秉隆作为“使节”身分,在南洋华人社会的贡献,如倡设义塾、开办文会、主催英语雄辩会、保护妇女政策等在新马华人史上已获得诸多讨论。而关于他在南洋的游历生活、以及与南来文人、官员、友人之间的酬增唱和诗作,则可从2021年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由林立校注的《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一探究竟。 诗歌透露出南洋经验 本书将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印行的《勤勉堂诗钞》手抄本,重新输入成电脑文档,另加入诗作补遗,以及学者如高嘉谦、林立、陈育崧对左秉隆文学作品、社会史的分析篇章,可谓用心良苦。本书收入左氏的七百余首诗作,涉及他分别作为“使节”、“诗人”、“迁客”的身分想像与情感表达。虽然林立于书中提及左氏的作品“诚然将‘南洋主题’透过‘炎荒’、‘荒岛’等辞带入了中原视域,但实际上他在‘南洋色彩’的营塑方面,即没有下什么功夫……”不过,我们可从诗作中探究左秉隆的南洋游历史与政治互动史,包括〈游槟榔屿极乐寺〉、〈雪兰莪途次作〉、〈游吉隆坡温泉〉、〈游吉隆坡石岩〉、〈彭亨途次作〉;又如〈柔佛王宫早眺〉、〈夜宴柔佛王宫(二首)〉、〈柔佛王御极之辰有作》等等。这些诗透露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清朝使节的“中原—南洋互动经验”,当中涉及南洋华人移民社会、皇族政治交际、地方文化建设的关系。 相关文章: 【马华读立国】认识“之间”的南洋人与城 潘舜怡 / 寻觅码头上的“陌生人” 潘舜怡 / 海岛上倾听《鸟的恋情》 潘舜怡 / 故事从“壁虎”开始 潘舜怡 / 如何阅读南洋?
8月前
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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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草 / 帝国暮年的留学生
没想到,他们留学10年后,1882年被无预警召回,因为这些孩子并没进入清廷希望的军政学校,也有言论怕这些孩子学习到西方知识以外的西方文化。 两位学者遍览史料,还到美国实地考察,才整理出这段传奇。 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之后,清廷终于想解决跟洋人语言不通的问题,于1862年设立北京同文馆,招生学习西文,左宗棠也在1867年创立福建船政学堂,邀请洋教习指导外语、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天文、航海等等。然而当恭亲王要求翰林院也加入学习时,遭到激烈反对,视学习西学为奇耻大辱。 1871年,李鸿章和曾国藩联名上奏,认为派孩童到外国可以更有效率吸收西方技术,提出4年计划,由官费资助,每年派30名十到十五岁的孩子,为期15年,还请美国公使照会总统安排进入军政或船政学校。 该计划招生困难,因为出国15年形同签下生死状。南方风气早开,较多从事洋务的家庭,故4年派出的120位学童,84人来自广东。 第一批孩童被送到美国康州沿著河谷的数十个小镇,住在寄养家庭,后来有的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一流学府。(阅读全文)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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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国际
历时10年筹备 北京故宫博物院北院区终于开工兴建
中媒《中新网》报道,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总投资人民币21亿元(13.37亿令吉)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周五(30日)正式开工。有关项目建筑面积10万余平方米,建成后将是一座集文物展示、修复、保存和文化传播、观众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博物馆。
2年前
即时国际
日韩
中国化用语太现代惹议 金憓秀《王后伞下》被骂爆
韩国影后金憓秀主演的韩剧《王后伞下》用字遣词被说太现代,甚至还出现了不存在于朝鲜而是中国清朝紫禁城正殿的名称“太和殿”以及简体字的注解,引起韩国观众们的反弹。
2年前
日韩
读家
【读家说书】德纯 / 中国已经全面现代化?
中国10月1日迎来第73年的国庆日,中国经济不仅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高速发展,其影响力更是在全球与日俱增。中国在经历了这几十年的变革中,到底是否真进入了全面现代化的社会?而中国的崛起是否真如中国共产党所宣扬的一般,始于1978年邓小平掌权之后?这一切或许能从德国汉学专家余凯思的《从清帝国到习近平:中国现代化四百年》中一窥究竟。 本书是一部通史类型的历史著作,旨在从清朝兴亡、中国革命、改造中国与中国崛起这4个部分讨论中国是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所以作者并未把篇幅注重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反而从制度(institution)入手,试图以制度作为理解现代中国的切入点。对于作者来说,制度是了解社会运转的主要框架并处于变化之中。制度的改变不断会对政治和经济产生影响,甚至会影响社会的运作、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本书把现代中国的形成视为它克服制度弱点和失灵的过程,而同样的制度弱点和失灵将会是阻扰中国继续发展富强的因素。 首先,根据作者的观察,中国在21世纪期间的崛起,不只得益于开放的全球经济和内部有限度的经济改革,也得益于历史遗产。作者认为如果要彻底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就必须追溯更遥远的过去。历史的角度凸显了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今天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一场已经进行了百余年且方兴未艾的改变所致。除了如之前所提出的“中国是否进入了全面现代化的社会?”,读者或许能透过本书来回答某些十分关键的问题,如在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到底与清朝时期有什么不同?中国是否能超越美国? ◢清帝国的政治与衰退 作者把清朝作为本书的开端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对如今的人来说仿佛还是不这么遥远的过去。“制度”更是在清朝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清朝时期的土地面积远远超越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清朝政府独特之处就是在早期建立了一套有效率的制度,让地方享有自理的空间、维持尽量不侵扰社会的帝国官僚体系。 当时的清帝国治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维护体制,而不是最求最高效率”。这是由于清帝国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维护体制稳定及帝国顺畅的运作就成了主要的目标。当满人入主中原时,就使用汉人的行政体制来统治汉人的区域。然而,当面对藏人、满人和蒙古人的治理,清朝则另行推出一套体制。这里与一般认知不同的是,其实当时的北京城只是满人在汉人统治的都城,而在承德的夏都及蒙古人的几座古老王宫、西藏拉萨的都城,都是为了各族而设立的都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清朝统治者由于察觉文化差异而启用不同的多族群治理方法。 ◢与“一国两治”异曲同工 清帝国统治的核心在于不直接涉入地方社会,反而鼓励地方在社会与政治领域有主动作为,目的就是为了以相对较少的资源巩固对中国的控制。这种统治方式与后来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治”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比起如今名存实亡的“一国两治”,清帝国这种真正“抓大放小”的治理模式在帝国早期和中期确实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这种统治模式的缺点也在后来19世纪一览无遗,政府十分难以控制因经济恶化而反抗的社会。这或许是为何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虽也以维护体制为目标,可是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却比清政府更加强大。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报告指出,中国2022年在“维稳”上的预算为1,949亿人民币,而教育及卫生健康的支出仅为1,734亿人民币。 清帝国后来的消亡,除了西方贸易对农村经济的冲击并破坏清朝经济循环,还有与日俱增的人口数量对现有资源所造成的压力,如土地、水源、燃料等天然资源的密集使用把清朝的生态环境推到了危机的边缘,才有了后来的饥荒与洪灾。在经济上,货币体系由于大量的外来贸易而被打乱,则导致了经济衰退的开端。到了19世纪末,政府为了满足自身的发展开销也投入了与地方人民的资源争夺战,更是加剧了帝国的衰败。 清政府虽然想通过改革,大张旗鼓推动自强事业来改变自身的困境,可是受制于不愿从根本上改革政治程序和政治制度的心态而成效有限。清政府在面临外国威胁时只想发展陆海军力,导致自强运动期间的改革流于零碎。正因如此,一个相对繁荣、治理良善、离现代化只有一步之遥的国家在不到百年间变成一个混乱、腐败、落后以及贫困的国度。 清帝国的衰败很大程度是由于封闭型的制度和由上而下的压榨型经济造成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只不过是加速了其崩溃的过程。从当时的全球格局来说,帝国面临的困境也非清朝独有,而是19世纪各个帝国普遍遭遇的难题,只是清帝国害怕失去手中的政治权利而对改革体制以因应环境改变一事犹豫不决。 如果要深度挖掘为何帝国早期富有革新精神的政治制度会在后来变得不济,原因或许可总结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经过了盛世以后,帝国逐渐形成了由统治阶层、学界精英、商界精英和地主阶级构成的既得利益群体。这群体会阻碍任何防止他们前进的势力和改造,且历史的事实不断表明了此群体既难移除,因为这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影响力与权力来源互相依存。 ◢当今中国面临的挑战 今天有许多中国人和海外华人都为中国近年来的经济与社会进步而感到自豪。可是,中国政府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归功于二战后的逐渐全球化,中国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吸引全球多种商品将其当成最终的组装地。可是随着各种基础建设的完善和劳动价格上涨,近年来供应链已经逐渐转移到了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迟早要告终。 清朝对于当今最大的启示,是虽然经济改革能够在不依赖社会和政治改革之下前行,却会在某个时期遇到瓶颈。真正的改革必须从社会和政治层面来进行,才能鼓励经济有多方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多年来鲜少面对来自民间社会的挑战,很大程度归功于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发展。人民在得以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同时,也不会对中共的统治有任何的怨言。可是,随着人口老化及少子化的影响,这种统治模式已经失去优势。 正因眼看中国社会将会出现失控的迹象,中国共产党在面临这种挑战时与清朝一般,宁愿选择走向另一条道路也不愿意选择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中共由于担心人口老化会危及经济成长,所以于2015年末开始松绑数十年的一胎政策。此外,在习近平上台后,由于害怕无法维持经济成长和无法控制日渐多元的社会,开始通过凸显党国的伟大以及“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叙事,来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背书。 ◢对政治和社会松绑,打造新社会 当今中国或许在许多人眼中已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可是这不能掩盖由于其政体缺陷而逐渐紧张的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改革政治的情况下维持政权,并保证经济的高速发展。清朝甚至许多帝制国家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中国要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现代化国家,就必须从政治和社会改革入手,只有对政治和社会松绑,才能真正打造出那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
2年前
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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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草 / 清末的文明阵痛
光绪七年(1881年),天空出现哈雷彗星,当时报纸和杂志全都刊文讨论“什么是彗星”,让民众接受科学启蒙,说明该慧星有每76年一次的回归,所以“无关兵戈凶荒之兆也”,并预言下次回来是1911年。 打脸的是,1911年满清灭亡了。(阅读全文)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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