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任平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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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外游

光头佬／会下蛋的母鸡

某年前曾在实兆远初晤画家农夫，疫情前曾经向他留了一张小画，于是盘算不如就半途顺道驻步The Farm Cafe约他喝一杯咖啡叙叙旧吧。结果事与愿违，农夫老早下去吉隆坡……

7月前

物外游

星云

髣髴有光——温任平诗集《髣髴》序/李瑞腾（台湾）

温任平将2014年以降的诗作编成《髣髴》一书，他在信里头说：“这应该是弟的最后一部诗集。”看得我心惊！任平兄出生于1944年尾，所以说本集所收，全是他七十以后的作品。我佩服他持续不懈的创作，从中读到他人到暮年，面对时局及思潮的忧怀。 1 〈髣髴〉一诗收在第一辑，写在2014年五四前夕：髣髴是那个文武兼备的岭南旅客，行李里有干粮水囊，刃首与几册线装尘暴刮起，蓬帐晃动，狂风刀子似的刮着汉子的胡髭与大地他要去北方，倾斜的北进想像茶楼酒肆在世界的范围对于一个过客并无两样都是吹着口哨走进客栈不外一两白干送牛肉干文的搞文牍武的当守卫髣髴—— 我是被史家抹掉的南洋这是一首人物诗，以第三人称“他叙述，从岭南、南洋、北方、北进、大地、世界等空间词汇看来，“他”即诗人自己。这应该是认同问题，他在南方，却以一种“倾斜的北进想像”，“要去北方”，这注定他成为“旅客”。是“旅客”，就得带着“行李奔走于途，行李中就那么简单的备着“干粮∕水囊，刃首与几册线装”，吃的喝的，是翻山越岭之际，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用的，刃首是防身的，那“几册线装”呢？不就喻示他的文化身分吗？也呼应着他的“文武兼备”；但北漂之苦还是必须忍受，当尘暴刮起，客宿的蓬帐晃动不已，狂风“刀子似的刮着汉子的胡髭与大地”，有时即便走进客栈，用餐于茶楼酒肆，但永远是个过客，只能吹着口哨，故作潇洒兼壮胆，吃不到家常菜，喝不到家乡水，而是“一两白干送牛肉干，这些都还可以忍受，只要在外漂泊，“并无两样”，但是啊，既是“文武兼备”，要能出将入相，为王前驱，或代君化行天下，岂料是“文的搞文牍武的当守卫，不只是才不为世用，更严重的是：“我是被史家抹掉的南洋”。他把“要去北方”这种蕴含理想追寻的念想与行动，说成“倾斜的北进想像”，“想像”是必然，生命的动向泰半由愿景出发，能谋定而后动的人，旅程相对顺畅，而“倾斜”喻示未能“谋定”，则失衡矣，前途也就多艰了。 2 “倾斜”可以纯是视觉意象，前此的〈躁狂十四行〉：“我骑着500cc的摩托车，在镜头前出现∕又隐去，倾斜如醉，如此反复三四次∕用手比一个V字∕……”；后于此的〈移动〉：“远处有一野铺，都在望啦∕透过望远镜，野铺的店招摇晃∕时而倾斜……晃动不已的∕朦朦胧胧的灯笼，烛火∕在入夜前燃点，……”，其中“倾斜”都是肉眼所见的状态；比〈移动〉晚一天完稿的〈倾斜〉，“车窗外的阳光∕——倾斜照进”之“倾斜”，则更有“你”和“我”、现时代的“我们”和电视宫廷连续剧中的“清朝”人，乃至于清宫的人彼此“斗争与悲怨”的倾斜感。温任平有一本诗集即以“倾斜”命名（台北：秀威，2018）：“路在倾斜，树与梦在摇晃”，大大的“倾斜”二字印在封面上，这和他的“北方想像”有关。立足南洋，北方何其辽阔，温任平潜心自学，在南洋读中国书，用现代新体诗对话历史和文学，《髣髴》开篇即〈光绪之死〉，接着是〈历史研究〉，温任平写光绪之死，先让被软禁于瀛台的光绪帝喊冤自问，然后让第二人称“你”拿着皇帝“密诏去找袁世凯与荣禄，在总督衙门的石阶上被枪杀，背景是雪无声的下着，“美丽的雪花铺了一地”。温任平没正面考掘史料，但“密诏”和这里出现的袁世凯与荣禄，在这场对于大清王朝影响非常巨大的宫廷斗争中，都很关键；但诗人重新想像了历史，就像〈历史研究〉中写的“雨和泪在战争的年代∕一样血腥，一样分不清”，面对历史的风风雨雨，诗人说：“我们不如拿把油纸伞∕去蹓蹓戴望舒的雨巷”。 3 古典故实，他写的实在够多了。古往今来，多少人、多少事，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因缘才在温任平诗中出现？整体来看，那又说明些什么？可惜我无力也不能在这篇小文中一一探索，然用晋人陆机的话说，“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那些人、那些事，都有原典，必然是他所熟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博古通今，既积学以储宝，当诗心萌发，“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在诗意流动过程中，有情境相近或相类者，援引入诗，这当然是一种诗法，旨在表达情意或思想。阅读的时候，就要找到那衔接处，有时费解难解，从前元好问谈李商隐诗，说“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三十〉之十二，就是这个道理。温任平也用诗表达了他的五四情怀，〈民国新诗史：奈米版〉，从胡适、何其芳到纪弦、痖弦、余光中，总计点评了十余位诗人，另拉出一条史线，特别是大陆民国时期诗人之于台港诗人的启发，仿佛真有一条绵长的线牵着。〈百年五四〉写于2018年五四当天：醒来发觉尿少带黄，难免不安阳光呐喊着闯进书房所有的旧杂志，都可能是当年的《新青年》，所有的图片，都可能是当年的示威海报一九一九年到二零一八年的底裤等着检查验证究竟有没出现阳性反应一粒小石，嘭一声掉进马桶温任平病了，他在Messenger中告诉我：“我的肾脏有5粒0.34-0.96cm的石头，膀胱的石头1.23cm相当大，这十多年来，我一直为内器官生石、小便困难、疼痛而苦。” 他把疾病“艺术化”“升华化”为诗，时值五四，醒来的疼痛连结了影响现代华人世界钜大的五四运动，“阳光呐喊着闯进书房”，是想晒晒书房中老旧了的《新青年》和当年那些示威海报，温任平没有因疾病而丧气绝望，最后的二句是玩笑话，以诙谐转化疼痛，一如期待“阳光”照耀。 4 我因温任平的健康而黯然。在这本诗集中，他有时只是“微恙”（〈微恙〉），从小病写到重症，有〈肾石通关〉、〈肿瘤〉、〈七颗石〉等。〈肾石通关〉以瀑布倾泻为喻写排尿之苦，以女娲所炼五色石、老眼昏花看成宝石来形容结石，然后回到排尿，以栈道喻尿道，将最后之血尿说成是海战之后杀出的一条血路。〈肿瘤〉以违章建筑喻肿瘤，说肿瘤系日渐积累而成。〈七颗石〉以“老人”第三人称“他”叙述，最后写他身后：没有人知道老人的体内埋伏着七颗石七宗原罪可以组成骑队他在街头表演，口吐七彩的泡泡众人惊呼：那是舍利，那是舍利！把猝死街头写成“街头表演”；把口吐泡泡的死状用“七彩”形容，让众人惊呼“那是舍利”。“七颗石”如何引出“七宗原罪”？“七彩的泡泡”又如何引出“舍利”？“七宗原罪”本是天主教教义中对人类恶行的分类（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食、色欲），“舍利”是佛家语，不无矛盾；情景原本堪怜，却营造成这般荒诞，嘲讽意味浓厚，字里行间存有悲悯。 5 温任平说：“百年之后，所谓∕炎黄子孙，仍旧是一群庸众”（〈看戏〉）；这时代之“浮夸”、“险恶”、“背叛”，“嗓门大到“出一言而天下景从∕放个屁而江山轰动”（〈方向看风向〉〉）；“世界不是一夜之间败坏∕世界一个世纪以来都在败坏”（〈败坏〉），纵是如何的一种不满，“这一生会过去”的（〈这一生会过去〉），他仍然期待：“这世界只有萤火，没有战火∕这世界只有挚爱，没有伤害”（〈黄色潜水艇〉）；“雨过天青，车子∕开灯，把路照亮”（〈雨死在水里〉）历史甬道，人间行路，髣髴有光了。 1. 李瑞腾主讲：星云大师一生行佛的足迹 2024年4月10日（星期三） 8PM – 9.30PM 柔佛佛光山新马寺大雄宝殿 2. 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瑞腾、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评审委员作家杨锦郁演讲主题：从文学角度谈《星云大师全集》暨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的时代价值及意义 2024年4月12日（星期五） 11AM – 12.45PM KLCC海外华文书市主舞台 3. 讲题：马华作家在台得奖的意义──以「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为例 2024年4月13日（星期六） 8.30PM – 10PM 八打灵再也佛光文教中心

8月前

星云

花踪

【花踪线上讲座摘要】黎紫书——旅人和居民：谈各国小说里的文化和身分认同

〡2022年第16届花踪文学奖 ‧暖身线上讲座系列三〡第16届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的第三场暖身线上讲座已于7月16日举行，主讲人黎紫书的讲题为“旅人和居民：谈各国小说里的文化和身分认同”，主持人为彭美君，本文为讲座摘要。在马来西亚的多语文化中成长工作，旅居过东西方不同语境的城市，目前身在美国的黎紫书，或就是旅人与小说这个题目最合宜的分享者——特别是，当她走踏过地球的许多角落，回到她文学的起点——花踪，分享这个多少有点切身的题目。伴随她移动的是创作者的锐度和思考，旅人和生活的感知，从这样的目光看去，她更能深入那些文化和身分认同的挣扎与囿困，识别出创作者在自己多元的文化身分中，书写同样在文化上错位惑困的角色，以及时代轨迹突变、归属崩塌后的破碎自我。她以留学台湾、怀想中国的马华作家温任平，祖籍福建、台湾出生而一辈子致力两岸统一的陈映真，以及日本出生、移民并落籍英国的石黑一雄，观看三种不同形态的离散——自我流放为离散者、被离开被选择成了离散者，没有离开但也成了离散者——这些复杂的身分认同。怀乡与认同——离散者的乡愁在黎紫书看来，对文化母体、意识上的原乡或自我认定之故乡的怀想，有时候架空于肉身经验之外，“你不需要肉身离开一个地方，你才会怀念它，事实上有时候你怀念的是一个，在地理上在物理上你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地方。” 在她看来，马华文学中大量的主题书写都撇不开文化身分认同与离散，她举天狼星诗社为例，“那他们怀想的、心里面念兹在兹的，都是他们并不在那里出生、也不在那里成长，甚至那个时候他们也还没有机会到过的中国，他们心中的祖国。”她看天狼星诗社的成员作品，字里行间都流露浓郁而巨大的乡愁，“他们的认同跟怀念都不是马来西亚，他们思念的是中国大陆，也即是文化的母体。” 〈流放是一种伤〉温任平我只是一个无名的歌者唱着重复过千万遍的歌那些歌词，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那些歌，血液似的川行在我的脉管里总要经过我底心脏，循环往复跳动，跳动，微弱而亲切熟悉得再也不能熟悉我自己沙哑的喉咙里流出来的一声声悸动在廉价的客栈里也唱在热闹的街角也唱你听了，也许会觉得不耐烦然而我是一个流放于江湖的歌者我真抱歉不能唱一些些，令你展颜的歌我真抱歉，我没有去懂得，去学习那些快乐的，热烈的，流行的歌我的歌词是那么古老像一阕阕失传了的唐代的乐府我的愁伤，一声声阳关我的爱，执着而肯定从来就不曾改变过纵使你不愿去听，去关怀那一下下胡笳，十八拍可曾偶尔拍醒了你躺在柔垫上的梦？它们拍起掮在我胳膊上的那个陈旧的包袱的灰尘胡笳十八拍，有一拍没一拍地荒腔走调地，响在我暗哑的声音里，我周围哄笑的人群里然而我还记得走我的路，还在唱我底歌我只是一个独来独往的歌者歌着，流放着，衰老着…… ……疲倦，而且受伤着比如温任平的〈流放是一种伤〉，以中国古诗词意像入诗，“像客栈、流放、江湖、唐代乐府、一声声阳关、包袱这些词，我们在现代其实都不用这些词吧，这首整首诗表现出来的是就是那种巨大的，明显的文化上的中国认同。 “流放这个词就有一种被自己的文化母体流放出来、被驱赶了的样子，被离开了你原来那个母体的一种无奈的感觉，一种离散的意思。” 黎紫书说诗中“江湖”一词饶有意思，天狼星诗社对于中国文化母体的想像，“基本上都是从古典文学甚至从武侠小说里面吸收得来，然后自己去想像这个文化母体，想像一个中国文化的社会。自己创立起诗社，每天去练拳，就把它想像成一个江湖一样。” 这批她喻为马华文学的顶梁柱、重要的写作者，他们的文化认同，“可能不是一种逻辑上的，不是想要成为中国人这个事情，不是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而是想念祖辈的故乡，在文化母体中建构巨大的乡愁；而作品中马来西亚符号和色彩的缺失，“说明那个人的文化认同、或他在文化上的错位跟迷失，就是从来不是真的。” 在她看来，那是文化焦虑，因为担心失去这个向往的文化，以致想抓得更紧，更极欲亲近这个不属于你的文化。以此为书写题材的作品数量不少，成了马华文学乡愁焦虑的时代风景线。黎紫书觉得这个时代现象，“其实是没有什么可笑的”，也并非文人才有，而且“几乎有一种必然性”。她只有3年上学背景的母亲，同样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怀抱着对祖辈故乡的想望，那即是一代人在时代历程的印记。我是谁？——家乡与归属文化认同不是只有一种，离开也有各种离开的样态，种种复杂的现实成因，黎紫书分析，或造就不同的“被离开”，这样的被离开，在时代里被人为选择的命运，建构另一种复杂错乱的离散。她以台湾左派作家陈映真的《忠孝公园》为例，说明萨依德所言，“人类身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建构的”，而当人位处时代的离散与迁徙中，“一个人从这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从这个文化去到另外一种文化环境里面生存，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我是谁。” 《忠孝公园》中在大时局里漂浮的两个主角，一个叫林标、一个叫马正涛。林标非自愿的被日本人征召当兵，到菲律宾打战，与日本军队生死与共，小说借由3次林标说日语的场景，展述林标荒诞混乱的身分认同：年轻时受到的日军屈辱、年老时无法获得日本政府公平赔偿，种种愤怨，却都能在听到“日本话”的瞬间顷刻消弭，赔上大半人生却依然认同日本语。说不出什么原因，林标自己也常纳闷，一看见日本人，不管怎样，就油然地感到亲爱，心情畅快，一听见日本话，就自然地调转舌头，即使结结巴巴，也充满热情的讲起日本话，这时的林标早已把日本在补偿问题上的铁石心肠引起的忿恨，抛到九霄云外。 “整个小说说的就是这种身分认同的错乱性，就是一种你觉得很难去定义你自己是谁，甚至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你就变成了一个人。”林标帮日本人打战时，军队强调台湾兵也是日本天皇的忠臣良民，战败后他瞬间被划入中国人身分，他的认同跟不上命运的被动选择，“整个时代就把你翻了一翻，你就去到了另外一个身分，所以这也是一种离散。” 而相对日语破落的林标，日语更好的马正涛有着更复杂的身世，出身旧满洲政府，帮日本人做尽坏事，辗转弄到国民党身分、被中共短暂逮住后出卖国民党友人，后来又流转到台湾在国民党庇护下活到老年，却在民进党当选后自杀。当时代突变，马正涛的人生也被时代揭底，“这个揭底不是你自己可以预想、也不是你可以选择的，那当然一下子你就被迫要抽离、你要离开你自己认定的那个身分、你最认可的那个身分，就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跟错乱。” 这部黎紫书誉为台湾文学重要的作品，是身分认同题材中的代表作，小说中非物理的离散，让她窥见离散的被动与无奈，“你曾经跟日本人一起生死与共、你会说日本语，那或者都不在自己可控的、可以选择的范围，它是一种人为建构，而这个人为是你周遭环境所造成、所构建出来，但那个人为当中里面，可能没有你自己的成分在。” “人在这个世界生活，你总是时代里面的一粒沙尘，你的身分不见得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身分认同　自我欺骗还有一种离散，不是离开与被离开，也不必然跟国族相关，“你可能永远都成长在一个地方，可是你也可能有这种离散的经验。”当时代更迭，一个人所依附的价值或归属随着时代崩塌，他的认同也流离失所，即也是另一种离散。黎紫书以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的作品《长日将尽》为例，凝视身分认同中的“时间、记忆、自我欺骗”，也是建构石黑一雄作品的关键要素。英国没落贵族庄园中的老管家史帝文斯，一生引以为傲的管家专务，却在英国盛世已过、庄园易手美国人后，他所依附的骄傲逐渐凋零。他一辈子冷敛克己，日理万机，服务他心中能改变世界、庄园的贵族们，连父亲的死、心爱女人的离去都漠然以对，专志于当一个最好的管家。当时代过去，但他没有跨步前进，他在美国新主人面前，说不好俏皮话；在多年后想和心爱的女人重续旧缘，也被拒绝。 “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可是你要怎么去面对明天？你不会是一个新的人，你带着自己的历史、个人的价值追求的时代已经过去，可是你过得去吗？”黎紫书说，这就是小说一直在追问的、身分认同的问题。当时代已经不需要大管家，史帝文斯“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离散的人，你所信奉的东西、追求的价值都突然没有了，等于说这世界就是一个大骗局”，他处在长日将尽、黄昏日落的时间点上，在自我欺骗中被自己的信仰抛弃。这也是石黑一雄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他的创作“在具有强大情感力量的小说中，揭露我们与世界连接的错觉底下的深渊”。黎紫书点出，“自我欺骗，在这个关于身分认同这个课题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所认定的事情、身分、追求的人生价值，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最终是一场自我欺骗。 “离散，可能就是你离开了一个你所信奉的、一种自认为的家乡，可是很多时候你是回不去了。当你离开你自己的家乡几十年以后回去，你会发现，那个家乡并不是你一直想像的、回忆中当中那个家乡。在某种意义上，你的家乡也会离开。” 在时间与时代的更迭中，有一种离散即是，“即使你没有离开一个地方，你也是会成为一个离散者。” 【黎紫书讲座问答】主持人彭美君问：为什么这些人物，不管是《忠孝公园》里面提到的两位，或是管家史帝文斯，花了很长时间、也不断的经历失去，却都没有走出这个令他们着迷、同时又让他们很苦恼的认同感？是不是说要改变、把这些认同感根拔起那样去除，会比起留下来面对苦恼更好？答：所谓的身分认同，就是你生长、生存在这个社会里头，你必需设下的、追求的一种归属感。你归属于某一种、依附于某一种权力或理想，然后你就归属于这个理想和权力，去追求那个价值。这虽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可是我觉得有两个字——像《忠孝公园》里的选择，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选择。小说里的这两个人物，在这个时代身分的不断变换当中，最后当他们年老，你要问他们，忠谁？孝谁？向谁去尽忠尽孝？我觉得身分认同是有这种忠孝的追求感、价值感在里面，你认同了一件事情或一种身分，不管它是国族的或是职业的，那总是有这种忠孝的一种道德，或一种责任义务，它就是有这个追求在里头，有一种尽忠或者尽孝。而这种价值观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忠如果可以轻易改变，几乎就不叫忠了，也不叫孝了，这跟中国人的忠孝观念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小说里用忠孝公园这个地方，就是特地要强调，最后在这种时代的变换当中、在世局的变换当中，人的身分改变了，当你怀有这么多身分的时候，你过去是日本人，然后现在你是台湾人，你曾经是中国人，你到底要向谁去尽忠？你要向哪一种身分认同去给出你自己的忠跟孝？史帝文斯这个男管家也是。他对雇主的那个忠，还有他对自己身分选择认同的这个忠，都是一样的，都必然有一种坚持在里面。那种坚持可能就会在你人生当中，替你蒙蔽掉、屏蔽掉了其他的选择；如果你可以轻易选择其他人、做出其他选择，就不会是一种坚持，就不是一种忠一种孝。所以我觉得人在活着的时候，身分认同必然会造成很多的盲点。要排除这些盲点、或是自己给自己设下的屏障，当然不容易。人当然会被自己的成见所困扰，所以我们要尽力做到，可是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持人彭美君问：老师所选择的文本，包括刚刚的诗歌，跟两部小说里面的人物，他们都是经历过战争或动乱的时代。对于文化与身分认同，是否都在日子过得不安定、不安稳的时候，才会触发我们去思考这样的事情？答：当然不是。我觉得我们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原因跟理由去离开。比如我们今天，可能相对来说，不用面对战乱的问题，可是离开的人没有少。可能马来西亚很多人会想着要移民要离开，比如很多的马华文人，就算是过了温任平那一代，也还是有不少的文人往外走后就不再回来。比如很多的马华留台作者，并不是因为战乱而离开马来西亚去台湾，却可能是因为文化的认同跟追求的原因而去到了台湾。这些文人留台生，很多可能原就在独中受教育，就是在一种文化认同底下才去台湾求学，当然也是因为实际的客观情况——我们马来西亚的不容许，使到这些独中生后来到台湾升学，然后就自然的认同了那个环境，进而住下来，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台湾作家。可幸运的是，台湾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同时既可以是台湾的作家，你也是马华的作家，一点也不妨碍你成为马华作家这件事情。你可以用很马华的方式，来写作很多很马华的作品，可是依然是在台湾生存与发表。这是一种幸运的、跟灾难无关的离开。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在美国这里就加入了一个——因为有一次某个作品被收录在中国大陆某个编辑编的海外作家小说选里头，这个编辑就把小说选里的作者，都招到一个微信的聊天群里，所以聊天群里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海外华文作家。我也没有退群，虽然我跟他们没有什么话说。这些群里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海外的华文作家，我没有退群，因为我很好奇，这个群挺活跃的，这些群友经常聊天，我就在一旁看他们聊什么、他们关注什么。很多群友其实离开中国大陆很多年了，有一个曾经在新加坡上学后来随丈夫移民到美国，可是看他们谈的话题，当然平时谈的是一些美国啊，有时因为政治，比如说拜登跟特朗普在斗的时候，他们就谈美国的政治情况，然后两边还吵起来；也会谈一些华人亚裔在美国生存的状况，比如有个亚裔又在地铁被黑人打了，这个消息一定会分享出来，就让我们大家知道，华人在美国生存要注意的事。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谈论的焦点还是中国大陆的各个事情，例如最近发生的事、铁链女之类的。他们已经离开中国大陆很久，比如说20年，最后在这个地方生存这么久以后，他们的整个关注点，还是离不开他们原来出发的这个国家。可是我觉得他们很困难。困难在哪里？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有一套西方的价值观在里面，用这个视角去看中国大陆，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意。从我眼中看来，有一种自高于大陆本土作家的那种态度，觉得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他们的难处就在于，当你选择成为一个作家、当你选择用中文写作的时候，你就会面对很大的那个身分认同的问题。当你选择用中文写作意味着什么呢？你可以忽视中国大陆的读者吗？你的书都是发表在那里的，你的文章写好了都是发表在中国大陆的刊物上，就是你的作品其实是用中文写作，这些中文大陆出来的这些作家，你就算离开了中国很远以后，你在写作的时候，你想像的作者也仍然是中国大陆的读者，因为你知道是要在那边发表，是要在那边吃饭，那你要写什么？当你选择用中文写作，你知道你的读者基本上都是中文读者，都在中国大陆，你不是想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或台湾出版，你知道就是在中国大陆。好吧，那你不认同这个国家的政权，不喜欢那边的人，可是你要写作品给他们看，要用中文，然后你要用西方的视角，可是你又不能都在写移民的故事，你在写你美国的生活跟故事，在中国大陆没有什么市场，因为没有读者，认可度很低。那好吧，你去写中国大陆的故事吧，可是你离乡已经很久了，你跟那个社会已经脱节了，今天你读了很多社会新闻以后去写一个小说、两个小说，按这些社会新闻去写小说，然后发表在中国大陆，那个认可度也是很低的。因为当地的读者会觉得，这根本不是我们，我们已经不是你那个时代，你已经跟不上我们了，我就是读了就隔了一层。我觉得这个就算是在不同情况之下，不是在战乱之下，事实上这些我认识的海外作家，他们其实生活得很好，比我好多了，也比我有钱多了，可还是会面对一种文化跟身分认同的难题——不是你认同就可以了，你要得到别人的认同，你的读者认同你吗？觉得你是中国作家吗？他们把你当海外作家，你就是一个国外的作家。可是当你在国外、在美国用中文写作的时候，美国不是台湾，不能够同时把你当成一个美国作家，你还是一个中文作家。所以在这样情况下的离开，虽然跟战乱无关，在这个新的时代、在这个和平的时代，你会依然面对各种各样复杂的、这种时代跟市场的影响，造成你的身分上认同的困难。听众陈芳问：黎紫书被称为马华作家，本人怎么看？马华作家独特处，写作使命，有何不同？答：被称为马华作家，我其实不是很在意。我没有自称、没有特别把马华作家，当成是我自己的一个身分认同。当然别人标签我为马华作家有合理的理由，因为我就是出生、成长在马来西亚，我写的小说基本上都以马来西亚为背景，可是我向来就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不追求这个标签。我也没有特别想要去用这个身分来作为写作生涯的追求。自我认同本身就是会给自己界定“一个好的马华作家要怎么样”，那其实是危险的。马华作家过去，或向来经常面对题材选择上的困难和困境，就是因为我们太在意自己是马华作家这件事。马华小说，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得奖作品，经常处理的都是相同的题材，我们都在写马共、写雨林——我们认为马华作家应该写这些，如果你是马华作家，你就应该处理这段历史。你写513、写马共写雨林，你就先给自己界定了马华作家应该怎么样，应该写些什么。但事实上这是危险的，它使得本来就没有很多人在写作的马华文坛、马华文学，出现了题材的局限性。大家都孜孜不倦的在处理相同的题材，那使到我在外国，像中国大陆，发表出版作品时发现一件事：很多中国大陆的作家，只要想起马华作品，讲到的就是雨林跟马共，然后居然发现你写的不是雨林跟马共，便好像都很惊讶。为什么应该惊讶呢？其实在别的地方，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都不会只限制于写某种东西、某种题材。我觉得“马华作家”这个身分认同本身，向来给我们造成了太大的困境，我想要的是跳脱这个困境。如果人家把我当成马华作家，我要让人家看到马华作家不是只有一种，不会只懂得去写雨林跟马共，或者是写橡胶林这样的作品。我们马华这个社会，比你们看到的，或我们过去所呈现的，要丰富，要多层次。马华作家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是更开放一些的。总的来说，你就不要太给自己去界定“马华作家”这个身分是长怎么样的，应该怎么样的。其实当初《流俗地》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时候，我就问出版社，你们在宣传这本书的时候，可以不要这么强推我是马华作家吗？我觉得我用中文写作这么多年，我已经配得上被称为“中文作家”，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中文作家，不是一个马华作家。其实这个马华标签，对推这本书到底有什么好处，也没有看出来。所以我其实不会管别人怎么样标签我，我觉得首先，我是不会拿马华作家这个标签，来贴在自己身上的。听众Mseek问：黎紫书老师应该会在美国定居，不晓得有没有打算以美国视角写小说，甚至用英文写作？20年后，黎紫书会成为美国作家吗？您如何看待自己以后的身分认同？答：前些日子有家广播媒体给我做了个访问，访问者问我，马来西亚对你来说是一个有着什么意义的地方？我当时给他的回答是，马来西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渴望着有一天，我能够在那个地方老、能够在那个地方死的地方。我去过很多地方，待上三两年，中国大陆、英国、德国，现在在美国。我是一个很容易适应生活的人，在哪个国家我都很容易适应下来。可是那是一种生活上的适应，你若问我身分认同，就是自我认同上，没有一个地方我自己觉得认同。我总是想着不管怎么样，我的老跟死都在马来西亚。所以到今天，比如我在申请着美国的绿卡，我跟我先生说明我只申请绿卡，我是永远不会放弃我的护照的，我永远都是马来西亚人，就是需要我回去投票的时候，我要回去投票的那种。我觉得就是有着那个护照，你觉得那个地方你随时回去，可以在那个地方终老。人的离散很多时候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不是说这里的生活不好，这里生活太好了，可当然不是全部的美国，我说的是这个环境很好，我每天出门看到绿油油的一片，有很多小生物，松鼠啊，野兔啊，看到啄木鸟在树上在啄木啊，然后我最近又看到狐貍啊，就这些自然界的小生物在周边跑，你现在找不到一只流浪猫、一只流浪狗，我觉得这个环境太好了。如果人生存只是为了追求这个好的生活，这个地方可能就够了。可是我觉得我的生存可能不止这样，我其实怀念，我非常想念我在老家怡保的时候，每天喂养那些流浪猫跟流浪狗，我想念它们。我也没有孩子，我不会生孩子，我没有那种要为下一代找一个好地方，让他成长的顾虑。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就算只是为了流浪猫跟流浪狗，我在马来西亚比较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用之身。我觉得那个地方需要我，远比这个国家需要我更多。我永远不会成为美国作家。不是说我不会用英语写作，就算我用英语写作，我相信我在写的也是马来西亚的故事，马来西亚的背景。不是我要成为一个马华作家，我只是觉得，我只是随遇而安，就随自己的性情吧。到现在这一刻为止，马来西亚还是我刚才说的那样一个地方，我想在那里终老，想死在那里。我在那里，自己的价值远比在这里要高，在那里，我是一个有用之身。听众Dogakei问：请问：一方面马来西亚华人已经在马来西亚居住好多代，年轻人对中国的认同和祖辈已不同，但另一方面，现今马来西亚华人留学偏向中国大陆多于台湾；而在前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马来西亚华人似乎又偏向中国大陆多于香港。请问现今的马华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认同的情况是如何呢？答：我不能说我对这个很有研究，或有特别密切的观察，没有的。但是我觉得，因为过去我们知道的，马华对中文有兴趣的或对写作有兴趣的，很多都到了台湾去念书，基本上所有都在台湾，所以就出了很多很出色的台湾作者；好像写小说的李永平到张贵兴到黄锦树，那都是留台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台湾给栽培出来的，很出色的马华作家。可是后来中国大陆开放，马华年轻人到中国大陆去深造、去念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作为“马华”——马来西亚华人的这个身分，我们本身不应该，我们本来就没有受到两岸的政治上那种氛围或争议，我们本来就不卷在其中，为什么要设下立场？结果就站留台派或大陆派，然后你整个人的思维就会被那个立场牵引。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我们马华本来的长处、优势，就是我们本来就不站在这个战场当中，我们可以隔开一点距离去看这个事情，用我们马华人的思维去思考、去判断、去看。我们本来占有这个距离上的优势，我们不能只是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念的书，你在这个地方待过，就选择了立场。这根本就是一种没有经过很深入的思考之下的选边站，我们应该保持马华人的优势。刚刚谈到香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香港因为反送中这两年出现了各种很剧烈的改变，我们看到很多香港的作者已经迁居到别的地方，好些都到了台湾，我在想，以后这些香港作者大概也很能够去谈身分认同这个问题。因为虽然台湾也是一个中文环境，可是跟香港根本是很不一样的世界，而这些香港作者到了台湾，不见得是很自愿的，多为时势，被各种情况所逼，去到了一个虽然也以中文为主的语言环境里，他们所面对的选择，如他们还是香港人吗，要怎么书写，要写什么，可能在短期内还不会看到太大的冲击跟变化；可是长此下去，长久以后，它也一定会造成身分认同的困境跟危机的，我觉得这也值得我们好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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