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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佘勉旺之谜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物，虽可找到坟墓及神主牌，在其他历史文献中的记录却阙如，使得后人根本难以得知佘勉旺具体到底经历过什么，曾在历史中扮演过什么角色？新年后，承蒙宽柔中学古来分校历史科所托，引领教师同仁在新山进行户外考察培训。行至新山绵裕亭义山，参观佘勉旺大墓时，竟让我再次想起一桩看起来呼之欲出，但又高深莫测的新山历史谜案。绵裕亭义山是新山地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坟场，已知最古老墓碑年份可上溯至1861年，是新山华人历史研究的宝库，不少学人都曾就此做过文章。在众多古墓之间，佘勉旺大墓是相当独特的存在，这点从外观上即可非常直观地看出来：它是绵裕亭义山上规模最大、占地最广的私人坟墓，且居高临下，地势讲究，不难让人联想此墓主人，必是当时新山非凡之人。虽称其为佘勉旺大墓，但它实际由一大一小两座坟构成。根据碑铭，大坟主人为佘勉旺及其三位夫人，小坟则属于佘勉旺及其排行第三的夫人叶慈淑所有。两座坟中，唯独大坟的墓碑刻有年份及祖籍地可考，即光绪戊寅年冬月（公元1878年11至12月间）、潮州澄邑鳄浦都月浦乡（即今天的中国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月浦街道一带）。大小二坟的墓碑都刻有佘勉旺的官位，即“清例授儒林郎”，乃从六品的文职散官衔，当属清末海外华人买官鬻爵的产物。此外，大坟的墓手处尚刻有对联，书曰“铜陵衍派家风、柔佛封川世泽”。铜陵乃佘姓郡望，不难理解；而“柔佛封川”这四个字，则让我联想起19世纪风行于柔佛境内的港主制度，或许暗示着墓主人曾得马来统治者授权，持有港契，成为港主开发港脚？ [vip_content_start] 除了绵裕亭的大墓外，佘勉旺的名字也能在新加坡社公庙义兴公司70多座神主牌当中找到。在这批神主牌中，名为“佘勉旺”的禄位，祖籍为澄邑萼浦都月浦乡，与新山的佘勉旺相同；此外，神主牌也刻有“明勋义士”的称号，同样持有此称号的，还包括19世纪新加坡义兴公司总理蔡长茂（蔡茂春）。而我们已知道，柔佛义兴公司首领、首任华人甲必丹陈开顺，在新加坡义兴神主牌中也持有“侯明义士”的称号。因此，若上述两位佘勉旺为同一人，那么他在柔佛义兴公司内，辈分地位诚可想象。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物，虽可找到坟墓及神主牌，在其他历史文献中的记录却阙如，使得后人根本难以得知佘勉旺具体到底经历过什么，曾在历史中扮演过什么角色？巧合的是，在同时代新山的另一位佘姓人士——佘泰兴的情况，却与佘勉旺正好相反。据史籍记载，佘泰兴为潮籍人士，1871年受柔佛政府委任为华人甲必丹，1873年，他取得新山士古来河港契，并与华侨侨长陈旭年同为柔佛政府议会里的华裔代表。1884年，佘泰兴逝世，从新山邮政局到中央医院前的公路曾以其名字命名为“Jalan Tai Heng”，而据已故新山文史研究者张礼铭先生的观点，新山市区内的一条巷子“Jalan Lee Thye Heng”，也似与佘泰兴有关。然而作为这么一个人物，我们却对佘泰兴的坟墓位置完全没有线索，究竟是早已湮灭在发展的巨兽脚下，抑或是不在新山入土为安？真相为何，仍无从得知。行文至此，我倒忍不住要提出一个大胆假设：佘泰兴与佘勉旺，两者的记载如此互补，有没有可能其实就是同一人？首先两人有最基本的共同点，即同姓佘，同为潮州人，同处一个时代，且身份不简单；其二，陈开顺曾作为义兴领袖，在柔佛受委为甲必丹，那么佘勉旺的义兴首领身份，与佘泰兴的甲必丹头衔，两者或许互为表里；其三，佘勉旺墓手对联的“柔佛封川”，或可与佘泰兴“士古来港主”身份相呼应。其四，虽然佘勉旺墓碑所刻年份为1878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本人亡于1878年，墓碑上也没有刻明此为其逝世年份，所以也有可能是他另外两位太太的逝世年份，又或者这座大坟最初本来就是“种生基”？因此，上述年份与佘泰兴1884年逝世的记录，两者并非绝然矛盾。推理至此，彷佛一切都串得起来，但历史研究并非写推理小说，大胆假设固然有趣，小心论证也很重要。扯了那么多，也改变不了佘勉旺身份之谜目前仍是扑朔迷离的现实，唯有期待新史料的发现与解读，才有机会进一步推进揭开历史谜底。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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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笔记

蔡羽／砂拉越也有港主制度

因砂拉越的港主不若柔佛的港主般拥有较为崇高的地位，港主的相关记录乏善可陈，除了后期的黄乃裳和邓恭叔，19世纪末的那批港主，目前可以见到有记录的是三合兴港主陈戊辰。

2年前

古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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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西洋伯公道光匾

在柔佛笨珍县的北干那那小镇新村里，有一座名称颇为特别的庙宇——西阳伯公宫。当地人相信，西阳伯公宫里供奉的主神乃开山圣侯，香火来自西洋港，因此又可称作“西洋伯公”。1950年代迁新村，神明也随西洋港的居民一同迁入北干那那，又言“西洋”与“西阳”音近，故庙名复被转写为“西阳伯公宫”云云。西洋伯公与西洋港，听起来洋气十足。当地有一种说法，称早在柔佛港主制度发轫前，新加坡英殖民官员就曾为寻找水源，循河流来到北干那那附近勘探并驻留。因为英国人比华人还早来到此处，故称之为西洋港。此传说虽显得望文生义，但与二战前的新加坡英殖民政府在当地寻找水源，并修建蓄水池以供应新加坡的史实相呼应，颇值继续玩味。 [vip_content_start] 目前学界对于西洋港所在的考究，基本已有共识。根据笨珍文史研究者李文辉老师的爬梳，1885年与1913年的《新加坡与海峡殖民地索引》（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中皆记录到在槽（Choh）这个地方有个或拼作See Eo、或拼作See Ngeung Kang的港脚（Kangkar），其实两者都是“西洋”的潮汕方言读法，同时也侧证西洋港的“港”字，应作为19世纪中后期柔佛境内大量出现、主要由华人开辟经营、种植甘蜜胡椒的港脚来解。至于Choh之所在，结合昔日的西阳伯公宫口述资料，基本可断定为埔来河（Sungai Pulai）上游支流的而南槽溪（Jeram Choh）一带。除了庙名，西阳伯公宫还有另一件令人啧啧称奇、至今悬而未解的文物。早在20年前，由南方学院主持的柔佛潮人史料搜集计划中，便已发现在西阳伯公宫所保存一块《万世永赖》牌匾，上款为“道光丙申年腊月吉日立”，落款为“沐恩治子枋澜众等敬刊”。查道光丙申年腊月，即公元1837年1月初至2月初。单以年份论之，此在柔佛境内数一数二年代久远的中文文物。此牌匾内容载于稍后出版的《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之后鲜少被提及。究其原因，或许正如当年曾担任柔佛潮人史料搜集计划助理的李文辉写在《2018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里的<西洋港与顺天港>一文中所言：“匾额所志年份甚早，似不符合华人大规模迁徙柔佛的历史背景，加之重新漆上红底金字，失去本来面目。对这件文物，我的态度是存而不论。“ 诚然，孤证不立乃史家素养，因善意修复而导致史料失真的个案也不少见，这一切原本似乎是一条考证的死胡同，但仿佛天意弄人般，同样载于《2018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里的，尚有一篇由荷兰莱顿大学博士生（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徐冠勉所翻译、出版于1780年的荷兰文献，题为<关于甘蜜的报告：它在马六甲的种植和制作>，原作者亚伯拉罕姆斯·库佩勒斯（Abrahamus Couperus）是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驻马六甲的初级商人（onderkoopman），文中相当详细地介绍了18世纪马六甲海峡沿岸的甘蜜种植与制作方法，其中最让我在意的，是他提到了1758年，人们开始从位于马六甲南部的“Pontjan”将甘蜜种子引进马六甲栽培一事。 “Pontjan”所指何处？若在马六甲以南，最有可能的选择，必然包括笨珍（Pontian）。我们知道，在1730年代，廖内的武吉斯副王（Yang Dipertuan Muda）达因仄拉（Daeng Chelak）已开始引进华人到廖内群岛开辟甘蜜种植园。笨珍与廖内群岛仅有一水之隔，因此1758年的笨珍地区，确实有可能出现甘蜜种植园，甚至会有华人参与其中？从这点出发，1837年的《万世永赖》牌匾，或许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突兀的发现那么简单了。然而，若单凭一篇荷兰文章，便想鲁莽地证明华人在柔佛港主制度发轫前的18世纪便已涉足笨珍，或武断地认定西阳伯公宫里的牌匾便是上述铁证，显然会把人带去荷兰。我们必须坦诚面对1758至1837年之间的相关史料空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甚至连牌匾落款的“枋澜众”究竟何许人也亦待解。不过嘛，历史研究从来就不是追求一锤定音，不断推敲、摸索、求教与自省的过程，所谓正确答案或许永远不会找到，但这不也是学习历史的乐趣与价值所在吗？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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