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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

“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只17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 1922年5月30日见溥仪,胡适在日记中这么写。两个星期前,溥仪致电邀约。胡适有些怀疑,约庄士敦见面。庄士敦来自英国,二人结识于文友会,先后担任这个国际组织的会长。 庄士敦教导溥仪英语、数学、地理等西方学科,著有《紫禁城的黄昏》回忆宫中岁月。溥仪见胡适,庄士敦是始作俑者。他叮嘱溥仪注意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化和思想界动态,选了文章当课外读物,当中不少是胡适作品。 胡适送庄士敦《胡适文存》时,也送溥仪一部。庄士敦说溥仪不受宫中人牵制。把辫子剪去是一例。老师陈宝琛病重,宫中人认为出宫不妥,他不听,雇车探望,又是一例。溥仪见胡适,也是自行其意,连庄士敦也不知。知道宫中不必行三跪九叩仪式,胡适放了心,对溥仪不眷恋辉煌过去的作风起了好感。 当天溥仪派太监接他,胡适是“危险思想”传播者,怕受阻挠,事先没通知内务府人。胡适到神武门,护军不让进。几经交涉,溥仪才出面。见到溥仪,胡适行鞠躬礼,称他“皇上”,溥仪称他“先生”。溥仪说他们做错许多事,如今还是糜费民国钱财,心里不安。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宫里老辈反对:“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二人闲聊文学和人生,因为在神武门耗时太多,胡适只留20分钟,便匆匆赶赴另一约会。“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胡适回去后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小诗。 二人见面被媒体得知,谣言四起,指胡适想做皇帝老师,又说胡适当面跪拜,忘记自己身处民国。胡适写〈宣统与胡适〉澄清,认为不应该将小事放大:“清宫里这一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他批评造谣者脑筋死板:“一件本来很有人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同理心 庄士敦说他在皇宫经历3次小地震,胡适和溥仪会面,宫中人不满是其一。外头的非议不比宫中轻微,几年以后鲁迅还拿此事嘲讽胡适。 1923年11月,胡适又牵扯清室另一宗案件。北京政府修改对清优待条款,要求溥仪出宫,暂住醇王府。舆论普遍赞同,胡适却持异议:“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为清廷辩护,再一次让他处在刀口尖上。多位朋友公开表示不满,他们认为面对封建遗物,无需温文尔雅。周作人的话最有代表性:“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眼光来看,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误解了。胡适并不是因为对溥仪有好感才发文,对民主制度的认知才是他不平则鸣的原因。胡适说他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但优待清室,牵涉国际信义,有条约依据。条约可以修正或废止,前提是政府必须先和清室讨论,达成新的共识。 见溥仪是人情味,反对强逼溥仪离宫则是对契约意识的坚持。胡适对腐朽文化极力批判,背后有学理支撑,他从不信口开河,不打落水狗,也不因人废言。对民主制度、对人权、对科学、对自由,他紧追不舍。平日生活,则不离温情。所谓人味,不过是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同理心的存在。“要知处世似临阵,终想做人如作诗。”这是胡适名句。处世不难,坚守原则不易,大体如人临阵,不可行差踏错。充实人生可求,有感情者自会像诗人般悲苦领会,从中找到生活意义。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也有记录和胡适见面片段。溥仪被刚引进中国的电话吸引,翻着电话本,先是打给京剧演员杨小楼,不等他回应,把电话挂上。又打给杂技演员徐狗子,开了同样玩笑。又打给餐馆,用冒充地址,订上等酒席。最后打给胡适,后来见面纯属玩笑结果,并非认真。书出版于1963年,胡适仍被视为洪水猛兽,戏谑文字不过是因时而制,前因后果还得和胡适、庄士敦的回忆共同比较,才见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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