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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

1月前
5月前
决定到台北生活,意味着我必须暂时告别马来西亚的工作、车子、房子和家庭生活。 提出留学申请时,我将一切都想得非常简单,觉得应该和当年到韩国工作、北京留学的情况差不多,拖个行李潇潇洒洒上飞机。收到录取通知后,才惊觉自己不仅是个“大人”,并且还是个“已婚女子”,拖拖拉拉处理工作、车子和房子,还要背负上“抛夫”的恶名。“已婚女子”的枷锁比我想像中要沉重许多,许多人无法理解,认为我身为某人的妻子,又怎么能有“个人”的生涯规划?幸运的是,张生愿意将这段离别看作是各自努力的假期,假期结束后,彼此一定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我还是拖个行李,不怎么潇洒地独自飞往台北开始新生活。 炎炎酷暑,我在红绿灯和斑马线编织而成的和平东路徘徊了4天,像在海上茫茫然漂流,我果然是低估了台北。早知道学校宿舍没有单人间,我出发前在网络上查了许多租房信息,拿捏着不算少的奖学金,以为至少能租个像样的单人房。现场看房才发现,在台北租房就像吃Omakase,昂贵、分量小、不能选自己想吃的、容易踩雷,踩雷还不许投诉。 找房子的时候发现有个非常可爱的术语:“蛋黄区”,想像敲个蛋覆盖在台北市地图上,最主要的中心就在蛋黄部分,旁边就是蛋白部分。蛋黄区的房租动辄天价,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往往潮湿发霉破旧不堪,就算条件糟糕也还是十分抢手。我实在不想住多人宿舍,旅店的费用也非常惊人,只好果断放弃靠近学校的蛋黄区,转向距离较远的蛋白区了。蛋白区的房租并没有比较便宜,只能说相对环境好一点点,比较宽敞干净。好在台北公共交通十分便利,就算住远一点也还算方便。 我独自将沉重的行李扛上文山区溪口街三楼一间小小的套房,喘着粗气打开门,披头散发为我在台北的第一个小窝亮起灯,是这岛唯一为我亮起的灯。套房很小,是房东重新“劏”出来的,像旅店格局那样的一房一厕,没有窗的四面墙,像山中的洞穴护住我这个闯进来的野人。 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小衣柜、小冰箱、折叠桌、椅子、鞋架,如果在地面摊开一个大的行李箱,便没有行走的空间了。我添置了小风扇、小电锅和一些零碎家具用品,虽然实在没多少空间能放得下新家具,但还是想要一张像样的书桌。 书桌还是不能少的 我尝试在有限的空间里整理出一张书桌的位置,最终在门和床之间挤出一席之地,说是一席之地,确实只容得下一席。手边没有测量工具,我用台湾的床架尺寸换算,那一席之地不到半个床架宽,大概是不超过100公分。网购平台上的书桌尺寸选择不多,我想90公分的书桌实在太短,不方便使用,还是决定冒险试试看100公分的书桌。 考虑到需要独自搬书桌上楼组装,于是挑了一张看起来比较轻、桌脚纤细的简易书桌。书桌的组装比我想像中要艰难,需要固定的范围和螺丝的数量非常多,木板的固定处只是简单打了个孔,需要十分用力才能将螺丝锁进木板内。然而,最让人担心的还是书桌的长度,我简单固定后赶快搬到房里测试。 果然,100公分的桌面正好挡住了门框。桌子放在床和门之间,床架已经完全靠墙了,完全没有空间。桌子放进去,门打开以后就没办法关上,门关上以后也没办法打开。我怔怔看向房里的四面墙,这里半扇窗也没有,如果连门的开关也不自由,这哪里还叫生活?这叫漂流。思考间,我继续努力组装桌脚,无论是生活还是漂流,书桌还是不能少的。扭了半天,我手心都磨出了水泡,还是无法锁紧螺丝,右边的桌脚有些松动歪斜。开始想念张生厚实有力的手掌,想念我住过的所有房间,密闭空间里的灰尘让我鼻酸。 算了,就这样吧。 我索性让书桌松动的右脚往床边倚靠,倾斜的桌脚找到一个舒适的角度竟然稳住了,倾斜的角度让桌面往内靠了两公分,房门竟然就刚好能关上了。 房门一关,我的岛屿漂流在这无窗的房间里揭开序幕。
9月前
早晨出门办事,惊见白茫茫的浓雾笼罩空荡荡的大马路,唯有拨雾前行。难不成中午会阳光普照,酷热难当?怎么可能,4月入秋以后,下了好些天的绵雨又湿又冷,太阳老早放寒假去了。 好久没见到这种景象。大概十余年前吧,晨间的雾笼罩老家屋前原是米田的茅草丛,伴随热带凉快的晨风袭来。母亲对着白雾愁叹:“下午要热死了。”吉兰丹气候非常热,我不止一次从外地朋友口中听到这种说法,仿佛吉兰丹境外的大地都罩上一层滤网,唯独这半岛的东北角向热浪赤裸裸地敞开胸怀。或许自己是怕热体质,面对微热酷热闷热,一律按出油大汗淋漓统一处理,觉察不出任何区别。只要人在这赤道半岛,无论去到哪里,擦汗的手帕都是我随身必备。 从吉兰丹出走以后,曾经不以为意的许多寻常事,变得值得深究起来。在雪州沙登上大学那会儿,各种新生见面会总逃不过“你来自哪里”的开场白。 我是吉兰丹人。 你不像吉兰丹人!对方惊呼。怎样才像吉兰丹人呢?还以为吉兰丹的华人皮肤都比较黑呢。 我母校倒是有好几位皮肤黝黑的同学和老师,外人乍看常误以为是友族同胞,却拥有华人姓名。我的这些老师们多为国语老师,马来文造诣绝好、浓稠的吉兰丹土语张口就来、课后口操福建话,因为将自家孩子送华校念书自己也会几句华语。后来才渐渐知道,这些过去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师同学,竟是被称作福建暹的群体——早期从唐山南来的华人与当地暹罗妇女通婚的后裔,与驰名海外的峇峇娘惹一样,都是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然而宣传力度却远远不及后者。 前些年,吉兰丹好不容易出现一家民办文物馆,专门推广吉兰丹土生华人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物。母亲对其嗤之以鼻,感叹她奶奶当年的一套kebaya没保存下来,一串胸前扣饰都是纯金的,比馆里的展示品精致多了。我笑她说,谁叫你们只当它是旧东西,可惜这保留文化的远见和毅力,赶不上你们抛弃它的速度。 得知我的原乡后,马来同学和老师两眼发光。来,说句吉兰丹话看看!面对一张张兴致勃勃的脸,实在不忍叫他们失望。 Nok kecek gapo?(要说什么呢?)我从有限的词库里挑出最有把握的一句,故作轻松脱口而出,就此糊弄过去。 有!有!有那个味道!对方总是不吝于拍手叫好。 我的吉兰丹话说得不好。小时候上学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行我素,家乡话都是在离乡后才开始练习。初时还将标准马来口语和吉兰丹话混淆不清,sama说成supo(serupa),对方一听立刻看穿底细。哈,你是吉兰丹人。吉兰丹土语像一门密语,在境外的花花世界里辨识同乡,口音一对上便是ore kito(orang kita),心里莫名一股暖意。后来侦测密语变成我的日常消遣。 某次在大学杂货店里听见店员在高谈阔论某人的八卦,说的是这门密语,店里学生人来人往,只道没人听懂。我抓了面包到柜台准备付钱。Hok ni jual lagu mano?(这个怎么卖?)终究忍不住自揭身分。收银员先是一愣,露出浅浅的尴尬的微笑:ore kelate jugok?(orang Kelantan juga?)结完账走出店门,背后的密语声量明显小了许多。 毕业后在吉隆坡工作,侦测游戏越发玩得起劲,拓展到侦测吉兰丹式华语。如果在公认的lah、loh等马来西亚华语语助词中探测到loi,同乡便近在咫尺。你好了吗?还没有loi。没有独立意义的尾句,去掉也不影响句子的表达,却为“还没有”增添无奈与不耐烦的色彩。 记得曾经在高中华文老师面前,同学向我要回她的笔,我还在奋笔疾书,随口应了句“还没有loi”。华文老师一脸严肃,语带讪笑地批评我:loi(囡)什么loi,我还zai(仔)咧!若能回到那个当下,我定会告诉她语言体现地域文化,并无优劣之分。 每每搭机回乡,一踏入飞往哥打巴鲁的登机口,还没上机仿佛就已回家。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口操熟悉的腔调,马来话、华语,甚至是福建话,都充满浓郁的吉兰丹乡音,尤其在福建话的对话里,听到“你”(li)不再是loo,还掺杂了吉兰丹话用词,便更确定自己没走错登机口。 年少的时候,我曾为自己说得一口“标准”的华语,而莫名沾沾自喜。来自中国的同事甚至感慨,一个马来西亚人的普通话竟说得比中国人好。我如今只是礼貌浅笑,心里再无波澜。切换口音仅为对方听懂,促成有效沟通。嘴上字正腔圆说多了,心里却渐渐懂得唯有乡音,才是最终的归属。 走出家门,习惯了放大镜般查视外面的大千世界,回头看自己的家乡,竟看得比以往真切。既看见了乡音的稀珍,曾经只为果腹的日常食物也不再平平无奇。出发南下上大学之前,在升学网站见到不少留言,都在担心公立大学食堂里没有提供华人餐,就怕吃不惯。我当时还心存侥幸,想着我这自小给不少马来餐喂饱的胃,出远门上大学至少不会水土不服。可当我从大学食堂点来一碟nasi kerabu,米饭刺目的蓝色素直接扎穿我的眼球,配料全是苍白的豆芽和包菜丝,怎么都找不到炒椰丝和鱼肉碎的踪迹。这蓝花饭,一碟惨白发蓝的面相,着实病得不轻。 我小时候从不挑食,长大后挑的都是小时候的味道。某日课后,到讲堂后方的小食肆解决午餐。醇厚的吉兰丹土语飘然而至,隔壁桌的两名马来女孩撕下印度煎饼蘸咖喱,两人歪着嘴角显然不太满意。要是有白糖就好了,蘸白糖才好吃!她们自以为打着暗语,定没料到桌边有个不像吉兰丹人的同乡全听进耳里,还如捣蒜般点头。在外乡浸渍数载,总算习惯了蘸料的不同。可后来漂流到南马和新加坡,roti canai却易了名叫roti prata,我差点没认出它来,还道是另类的印度煎饼。 前两年迁到南半球的城市,我的挑食症越发严重。遍寻当地独有的美食,只有炸鱼薯条吃得下口。尽管有不少小区汇集各国的地道美食,专治外乡人的胃,可13澳元吃曾经3令吉就能吃到的蓝花饭,手指的肌肉记忆始终不让我掏出钱来。天价的外食不是天天吃得起啊。我潜藏的做菜人格因此被迫激发出来,香米白饭配荷包蛋、枸杞炒大白菜、焖茄子、鱼露小辣椒炒蕹菜、肉骨茶搭配蒜米辣椒酱油,在异地搜罗熟悉的食材,躲在厨房里刷开视频捣鼓老家的味道。 将成品的照片发到群组里。看起来还挺像模像样,母亲在底下云淡风轻地回应。你现在住的地方有了厨房,吃方面就方便很多,不过回来还是别想进我的厨房。文末配上一只小兔大笑的动图。谁回家了还想进厨房啊?我发文回怼,再附上吐舌的表情符号。 十年一路南下,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远,家乡的面貌却越来越具象化。从前不曾在意的细枝末节,在回忆的镜头里不断放大再放大。这些年同外地人一样,透过各种媒体看自己的故乡,才知道能否吃猪肉和上电影院竟是件大事,没有电影院的吉兰丹更是匪夷所思的传说。 小时候每个周五晨早,随母亲到哥打巴鲁市区的大巴刹采买,总要绕过两三条街,到旧车站附近一个俗称“肉店”的菜市,打包一包卤猪头皮给午饭加菜。沿着贩售干货的商铺走到尽头,角头间垂挂各种血淋淋的猪肉躯块敞开着卖。一旁雨棚底下的小巷人来人往,前头有泰裔或华裔大婶在卖菜,后头有马来大婶在卖鱼。 “肉店”对街也十分壮观。穆斯林同胞们在柏油路上铺席而坐,虔诚地面向伊斯兰党总部大厦,静心聆听扩音机里的宗教师讲道。五彩斑斓的人头和密密匝匝的白帽,在四行宽的大马路上盛放。比起吉兰丹能否吃到猪肉,我更好奇扩音机里一波波激昂的声浪蕴含什么养分,滋养着这片花海。 在雪隆独自生活的那段时间,日子过得索然无味。到电影院看电影,只是为沾染一番人间气息找来的借口——穿越人山人海的商场,再躲进电影院里继续与孤独相处。从前看电影特别有仪式感。小弟二妹总要提前几周向全家宣告某某电影即将在电影台首播。电影首播一般在周六晚——吉兰丹周末的最后一天。傍晚的厨房饭厅亮起了灯,我们一边吃着晚饭,一边目送门框外慵懒的黄昏一点一点消逝。饭后,母亲把餐桌一收,直接把碗盘给洗了;老爸如常到庭院里浇水,一边抽他饭后那根烟。我们姐弟仨,该写的功课赶紧写完,该洗澡的赶紧霸占浴室。9点钟一到,一家人准时挤在小小的客厅,坐等电影开播,随时进入讨论剧情的状态。 有次电影播到一半突然停电。两眼一黑,全世界骤然陷入万籁俱寂。这时候能清晰地听到墙上挂钟的秒针愈敲愈慢,时间仿佛坠入一条悠长的甬道。身在暗处,门外的夜色竟敞亮如昼,能看清老爸停得歪斜的老车和邻居家的屋脊。月光本就足以将一切映照得明明白白,但人们更习惯仰赖灯火照耀的方向,去窥探不熟悉的暗角。我看着烛火燃烧时光。烧融的蜡聚积底座的罐头顶,再无容身的罅隙,眼看有些窘迫。新融的白蜡终于沿着罐身,涓涓淌向广阔的桌面。那时或许便已预见自己终有一天会如那新蜡溢出狭小的罐头顶盖,可究竟将流向何方?我盯着安静跳动的火苗,心也跟着忐忑。 停电中,空气在墨色里静止了。毛孔渴望凉风纷纷敞开,不料却渗出油汗。老爸忽然一声吆喝:走!去坐车吹冷气!全家浩浩荡荡上车,驶出黑暗的地界,朝甘榜小路昏黄的路灯驶去。我倚着车窗,目送一盏又一盏孤傲的路灯掠过,互不打扰的间距之间,偶有甘榜屋微弱的灯火穿插其中。 看灯,仿佛是从小养成的消遣。更小的时候,每逢苏丹华诞,总少不了到哥打巴鲁市区看花灯牌楼。三个不大不小的小屁孩窝在老爸幽暗的车里,抬眼看那五彩斑斓的灯牌,仰望车窗外华丽璀璨的夜晚。后来在城市里看灯,吉隆坡的夜景将繁星迁到大地,可那些星星看着像是一只只闪着悲泪的眼睛。每每搭车路过,前方的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我前去的方向。 于是,我又走了。年少时未曾妄想改变世界,却也不愿妥协而选择远走。十年漂流,漂到如今这个位置,回望来处,时而感觉自己总算能像个旁观者平静地观望,时而却不尽然。母亲在电话里哀叹天气实在太热了,我裹紧厚毯,竖耳倾听远洋另一端熟悉的人事、亲戚令人愤懑的行径,还有从政客嘴里吐出叫人啼笑皆非的言论。与母亲煲上两小时的电话粥,也不知何时褪去毛毯,挂电话时还差半刻钟才到午时,火辣的阳光已然透窗涌来。蛰伏在深冬之中,谁能想到早晨离奇的浓雾一散,竟扫清一切障碍,任烈日肆意蹂躏大地。那灼人的痛,并不陌生,赤道的艳阳终究还是找到了我。 相关文章: 李淑雯/一手普蒂亚,一手蓝种子 李淑雯/月下慢行的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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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港17日讯)4名印尼籍船员因货船引擎故障在海上漂流了2天,由于期间遇上大风大浪令他们焦虑不安,在船只靠近丰盛港的柏芒吉岛(Pulau Pemanggil)时决定跳船逃生自行游上岸,最终获大马海事执法机构人员救援。 大马海事执法机构丰盛港分局指挥官苏海占披露,上述4名船员乘坐的KLM JAYA MAKMUR 88货船,是在本月12日傍晚6时左右,于印尼的丹戎槟榔(Tanjung Pinang)水域遇上主要引擎出问题的状况,由于船只无法控制,4人被迫随波逐流。 他透露,有关船员当时因通讯中断,无法和外界联系,只得任由船只漂流,不过,期间,他们遇上了恶劣天气,海浪也很大,令他们感到担忧。 直到船只漂流到丰盛港柏芒吉岛4海里处的水域时,他说,该批年龄介于22岁至57岁的印尼船员,未免情况恶化,届时将危及性命,遂决定跳下海,弃船游往岸上。 苏海占指出,大马海事执法机构柔佛州分局是接获民众的投报后,将相关情报提供给丰盛港分局,以查证柏芒吉岛水域出现可疑船只的消息是否属实。 “我们随后调派了一艘巡逻船Perkasa 44到有关地点勘察。” 与此同时,他说,当地警方也接获柏芒吉岛岛民的投报,指岛上的海滩上出现4名陌生人,因此,循著有关线索,救援人员过后也顺利寻获了该4名印尼船员,并给予了相应协助。 他透露,遇难船员都很健康也没有受伤,他们过后已被带往水警行动部队(PPM)码头并移交给大马海事执法机构丰盛港分局以采取后续行动。 “在印尼大使馆方面完成相关文件处理的程序,以及修复该损坏的货船引擎后,所有船员会被送返丹戎槟榔码头。” 在今次的事件上,苏海占非常感谢柏芒吉岛的岛民,因为他们不仅第一时间通报当局,并且迅速给予遇难船民协助。 他促请民众,一旦发现任何海上犯罪活动或紧急情况,可立即拨电07-219 9404或拨打999大马紧急反应系统(MERS 999),以便当局可迅速回应并采取相应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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