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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读家选书（下）：印象篇】 ❶流散、回溯❷变变变❸“地方性”再发现

编按：同往年一样，我们也请了几位年轻作者写下本地中文出版的印象文，作为你的选书参考。流散、回溯：马华故乡与身份的再思考文：李婷欣（台大中国文学研究所）在现代化浪潮推动之下，迁徙与游走成为常态。“故乡”书写逐渐超越对原生地的情感依恋，转向一种回望的本能，与文化再现的实践。2024年“读家选书”（文学类）多部作品以多重视角探讨“故乡”，展现层次丰富的叙事形态。在“空间”—“时间”双重迁徙背景中，个体的回溯映射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多代写作者在叙述中展开对话，使“故乡”成为马华文学演进的重要纽带。这些作品以多样的文学地景，承载着对成长记忆、离乡情愁与身分思考的深刻书写，构筑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图景。故乡书写必要性海凡以其马共游击队经验，透过《落香》在二岛之间穿梭书写，将生态观察融入文本，描绘雨林共生的自然景象。上次写胶林生话，这次写沙巴管理油棕园的岁月，冰谷在《荒野惊奇：冰谷自传II》透过奇谈形式串联荒野记忆，从在“风下之乡”五年的“拓荒史”，重新审视故乡与身分的复杂关系。故乡的书写因个体记忆的差异而呈现多样性，同时在反复的书写中逐渐形塑新的文化意义与认知。以槟岛为例，陈志鸿的《昔日儿童皆长大：槟岛乔治市男孩的故事》谈关于自身游走各地，但无论所见为何，“终究是从槟岛人的目光出发。”；梅淑贞在《游花园》对乔治市过度观光化的变迁提出批判，写道：“我是归人，不是走马看花的过客……” 这些文本不仅捕捉地方变迁，亦重塑个体与城市的情感联系。麦留芳自传性散文《流水滚石》写了新／马两地的流金岁月，也聚焦于霹雳北部一带：槟岛、霹雳玲珑、怡保街巷，勾勒出故乡的时空延续性。牛油小生的《写给未来情人的足球指南》虽采博物式叙述视角，仍不脱新山作为故乡符码的影响。故乡书写或许并非刻意为之，却常成为自我定位的深刻倒影，折射出个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复杂交织。从土地至故乡——马华文学的“故乡” 书写，不仅重新诠释个人与土地的联系，更为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更开放、更多元的想像。马尼尼为在台，以另外的视角批判地解构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故乡无用》再现了乡土与现代性的矛盾张力：因肉身在他乡而长期受压抑的乡愁，游子逐渐失落——“我这一代人很多离开了就再也没回来过。”乡愁在流散中被压抑，最终化为身分迷失的征象。这一书写反映出马华文学在时代洪流中的流散与重构，亦突显其对故乡议题的当代省思。以书页为介质，马华文学在流散与重构中不断探索身分与文化的多元样貌。或许，我们能进一步追问：当代马华文学中的关于地域／故乡书写，究竟是一种纯粹的怀旧回望、讲古，还是一场对身分与文化的持续重构？在流散／定居的交织中，我们如何避免将故乡过度理想化，而是以更深度的视角回应其复杂性？这些未竟的问题，或许正是马华文学未来持续需要寻找的。变变变！文：叶福炎（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在整理完2024年的马华出版品并贴在个人脸书后，陈静宜留言问：“今年的出版品较往年蓬勃吗？”以出版本数来看的话，过去一年的整体出版包括再版、再刷以及新版，大致上仍维持在既有的水平之上。不过，若分别从文类、内容及出版的版图来看，它们有着不同面向的倾斜。从文学类的书单中，这一年可以说是资深作家的盛年。从年初由有人出版社推出一套7册的《梅淑贞文选》，一直到年末以冰谷第二本自传《荒野惊奇》，颇有前后呼应、文学定调的意味。只是，这一年甚少能见新人的出现。在个人所知的范围内，只有3位诗人，包括骆俊廷《大寒以后》、覃勓温《夕惕斋诗稿》以及章楷治《凋零与丰收：致芬妮》。或许，单从一年来看无法判准文学生态的现象，但不失为一记录。不过，从内容层面来看，这一年马华文学是以儿少时光、家乡为书写主题。有别过往都围绕在政治记忆的文学书写，如此写作的集体改变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这几年来，许多马华作家都在谈论个人的写作如何摆脱马华的既定印象。我想，过去一年的文学出版提供了不少的思考点。毕竟，马华文学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极具生机蓬勃的多元及多样态发展。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能在非文学类的书单中，发现有关于华人与政治论述的减少。在过去一年里，最印象深刻的两本，即是祝家丰《政治发展和民主化征程》和冯垂华《街头的共同体》。当然，马华出版中常见的宗教讨论、地方史撰写，仍是非文学类主流常见的内容。它或已成为一种特定的出版类型，而这也涉及马华出版生产链的课题。过去，我一直都在关注普及大众的出版品。它不仅占了出版市场很高的比例，也是拉动出版业很重要的存在。现阶段来说，它一直正在积极成长中。陈静宜对饮食文化的讨论、赖昭宏以大体老师家属的自白、陈亚才对印裔社群及宗教的介绍——这一类的大众书写相当重要，也是从阅读进入思考的重要媒介。总的来说，过去一年的马华出版市场并未有令人惊艳的作品。若要细数种种可能的原因，我想可归纳为以下两个，即书籍出版也开始走向分众化，出版社能明确提供读者他们在阅读上的需求；另外，整体出版市场的版图处在一个变动的状态，或许出版社也在重新调整自身的策略和定位。无论如何，这一年来的改变也只是个过渡。我相信，不久将来就能见新的版图出现。而在可见的未来里，整体的马华出版品必然是朝向多元的发展，也将在读者与市场的主导下，带起不一样的出版市场。2025年会是一个新的起点！南洋岛屿的“地方性”再发现文：潘舜怡（马华文学与文化研究者）回顾2024年，以“南洋”、“马来半岛”及“东南亚群岛”等区域性和地方性视角为主题的马华文学作品，似乎再次掀起了一股热潮。在影视方面，廖克发的一部时长5个小时的纪录片《由岛至岛》，反思二战期间，日军、台籍日本兵、东南亚华人，尤其是新马印尼华人之间的历史创伤遗绪，试图重新梳理南洋岛屿的战争网络以及庶民叙事。此片获得2024年台北电影奖百万首奖、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等奖项，备受瞩目。而在印刷出版方面，也“由此地至彼地”，出现了不少聚焦探讨南洋不同区域的地方文化、宗教信仰、文学地理、小镇历史的叙事，散发着关于马华岛屿／地方书写的魅力。首先在北马部分，三可马凯丽的《乔治市的老店铺》带领读者进入槟岛乔治市，通过栩栩如生的建筑插画，叙说城镇老街、小巷的小铺故事，展现槟岛老建筑的生活美学气息。此外，陈志鸿的《昔日儿童皆长大：槟岛乔治市男孩的故事》，则以散文笔触，回忆在乔治市生活的童年往事。本散文集透露了作者对于祖父母、父母、亲友的抒情叙事，让读者感受属于槟岛小孩在市镇成长的记忆“温度”。转移至中马部分，朱宗贤的《霹雳地方掌故》引领读者进入霹雳州的各个县市，从教育、经济发展、新村、医疗、饮食、宗教、小镇老街等面向，探讨该区华社的文化记忆。本书内容巨细靡遗，娓娓道来，尽现霹雳华人生活的地方风情。至于白伟权的《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则回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历史现场，考察拿律地区的华人史，当中牵涉了华人苦力移民、矿工的社会日常，谈及地方瘟疫、会党帮派斗争、华人经商群体的盘根错节，打开了离散华人于南洋“重生”的史迹剖析。至于廖文辉编的《居銮老街的社区建构与发展作用》，则是本年度南马社区观察的代表作。本书属于学术研究作品集，书中收入了9篇关于柔佛居銮的华人社区建筑老街、教育、华人领袖、家族企业等探讨。另外，廖文辉的《马来西亚闽南宗族资料汇编》以及安焕然的《海洋与南洋：海南人的历史与文化》，分别考察了移居南洋的闽南、海南华人群体，讨论他们的宗族史、精神文化史，从学术研究角度进入对华人“由岛至岛”流动的历史叩问。有趣的是，留台作家兼画家马尼尼为似乎“背道而行”。她的小说《故乡无用》叙述的是一个20世纪从中国移居至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后，所产出的“无用”的家庭故事——叙述卖咖啡营生的“阿公”以及14名儿女如何面对疾病、死亡、迷信，思考原乡平凡“无用”的反讽性。而本书为第24届台北文学年金获选作品之一。整体而言，本年度关于南洋的“地方性”书写题材丰富，内容多元，无论从文学或者非文学类的出版读物而言，均发现作者们对华社地方的大历史与小叙事的关怀与想像。相关文章：【2024读家选书（上）：非文学类】《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2024读家选书（中）：非文学类】《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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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读立国】潘舜怡/ 冰谷的甘榜胶林

《胶林纪实：冰谷自传》分为26章，大致谈及了冰谷甘榜与家人生活中的饮食、种植、家畜养殖、小镇邻舍，也讨论了自身对文学创作投入的点滴，亦涉及对马华表演文化如武术、粤潮剧、马戏团、电影等观察。马华作家冰谷（林成兴）1940年在霹雳州瓜拉江沙出生，成长于一个割胶工家庭，自幼即跟随母亲参与橡胶园工作，与“橡胶林”结下一段深厚的情谊记忆。冰谷一生曾与多个胶林“打交道”，例如新源记胶园、江沙和万隆间胶园、覃家胶园、甘榜斯那洼生利园、甘榜巴桑建益园等。他与家人由此胶林搬至彼胶林，从事胶园劳动、管理相关工作。直到1986年才辞职离开胶园，挥手告别那段等待橡胶果实爆裂的时光。冰谷将这段流动于胶林深处的生命记忆，幻化成散文、诗歌等叙述模式，留住与胶林空间相处的吉光片羽。尤其从事散文写作数十年的冰谷，早在60年代开始以“胶林”为散文书写主题，抒发情怀，出版过《冰谷散文》（1973）、《橡叶飘落的季节——园丘散记》、《岁月如歌——我的童年》（2011）等散文集。在2022年，他的自传体散文集《胶林纪实：冰谷自传》正式出版，可谓集合了冰谷关键的“甘榜胶林”生命史写照。《胶林纪实：冰谷自传》分为26章，大致谈及了冰谷甘榜与家人生活中的饮食、种植、家畜养殖、小镇邻舍，也讨论了自身对文学创作投入的点滴，亦涉及对马华表演文化如武术、粤潮剧、马戏团、电影等观察。另外，本书也谈及冰谷面临战争动乱的所感所思。那是一个风雨飘渺的时代，从太平洋战争到日军南侵，马来亚尚未独立，正面临多次政治动荡危机。在1950年代马来亚紧急状态颁布期间，冰谷与家人被迫迁移至“新村”展开新生活。冰谷称之为“令家人陷入崩溃边缘”的境遇。我们可在第五章“二战的暗淡岁月”、第十章“铁蒺藜围绕的牢笼”等篇章窥探冰谷在战乱时代的惊魂遭遇。另外，值得留意的是，《胶林纪实：冰谷自传》除了收入冰谷的胶林、自然生态散文，其实也涵括冰谷对籍贯身世的溯源思考。例如在第一章的“广西人南来的历史”，收入了3篇讨论广西华人移民至南洋的史迹，重新思考20世纪中叶的马来西亚华人史，尤其广西人参与南洋胶林劳动的千丝万缕关系。而其中一篇“八桂的由来”讨论桂林、桂花、八桂与广西的字源关系，颇别致有趣。整体而言，本书笔触细腻清新，娓娓道来，带有一丝丝淳朴的感动，不失为一本值得收藏的胶林自传作品集。相关文章：【马华读立国】认识“之间”的南洋人与城潘舜怡 / 寻觅码头上的“陌生人” 潘舜怡 / 海岛上倾听《鸟的恋情》潘舜怡 / 故事从“壁虎”开始潘舜怡 / 如何阅读南洋？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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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读立国】潘舜怡 / 使节的渡海诗文

本书将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印行的《勤勉堂诗钞》手抄本，重新输入成电脑文档，另加入诗作补遗，以及学者如高嘉谦、林立、陈育崧对左秉隆文学作品、社会史的分析篇章，可谓用心良苦。四顾天连水，孤帆一片开。见山知岸近，涌月觉潮来。舟远旗能语，灯沉石费猜。飘飘同梗泛，何处是蓬莱。 ——〈渡海〉左秉隆这首五律〈渡海〉出自清朝领事官左秉隆（1850-1924，马新华文文学之父）之手，透露诗人渡海过江的感怀思绪，抒发了诗人对人生不确定性的无奈与迷茫感。左秉隆虽官运不佳，却因担任清朝使节，多次航海域外。除了〈渡海〉，其他诗作诸如〈渡太平洋〉、〈渡大西洋〉亦展现自身横渡东、西国界期间遇见陌生地理文化，所激发的惊叹与感悟。左秉隆与南洋接触的缘分，可追溯至光绪七年八月（1881年9月）。他担任清朝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任领事时期，长达10年。之后，亦于光绪卅三年七月（1907年9月）再度返新任总领事官。左秉隆作为“使节”身分，在南洋华人社会的贡献，如倡设义塾、开办文会、主催英语雄辩会、保护妇女政策等在新马华人史上已获得诸多讨论。而关于他在南洋的游历生活、以及与南来文人、官员、友人之间的酬增唱和诗作，则可从2021年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由林立校注的《勤勉堂诗钞：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官左秉隆诗全编》一探究竟。诗歌透露出南洋经验本书将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印行的《勤勉堂诗钞》手抄本，重新输入成电脑文档，另加入诗作补遗，以及学者如高嘉谦、林立、陈育崧对左秉隆文学作品、社会史的分析篇章，可谓用心良苦。本书收入左氏的七百余首诗作，涉及他分别作为“使节”、“诗人”、“迁客”的身分想像与情感表达。虽然林立于书中提及左氏的作品“诚然将‘南洋主题’透过‘炎荒’、‘荒岛’等辞带入了中原视域，但实际上他在‘南洋色彩’的营塑方面，即没有下什么功夫……”不过，我们可从诗作中探究左秉隆的南洋游历史与政治互动史，包括〈游槟榔屿极乐寺〉、〈雪兰莪途次作〉、〈游吉隆坡温泉〉、〈游吉隆坡石岩〉、〈彭亨途次作〉；又如〈柔佛王宫早眺〉、〈夜宴柔佛王宫（二首）〉、〈柔佛王御极之辰有作》等等。这些诗透露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清朝使节的“中原—南洋互动经验”，当中涉及南洋华人移民社会、皇族政治交际、地方文化建设的关系。相关文章：【马华读立国】认识“之间”的南洋人与城潘舜怡 / 寻觅码头上的“陌生人” 潘舜怡 / 海岛上倾听《鸟的恋情》潘舜怡 / 故事从“壁虎”开始潘舜怡 / 如何阅读南洋？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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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读立国】认识“之间”的南洋人与城

作者提醒我们，解读驳杂的近现代南洋历史人物的生命逸事的窍门，须关注跨学科的知识视野。 2008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历史学者梁元生的《边缘与之间》。这是陈平原先生主编的“三联人文书系”的其中一本著作，虽然已面世十余年，但书中有关南洋人物与文化的议题思考至今方兴未艾，值得我们细细品尝。《边缘与之间》共收入11篇文章，分别以“之间”的人、“之间”的城、“之间”的文化作为三大分类。在第一部分“之间的人”，梁元生讨论了两位重要的南洋近代史人物——林文庆与陈嘉庚。这两篇文章的亮点在于，作者如何思考林氏与陈氏处在中国、南洋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文化关系。作者首先根据陈维龙回忆故事，引领读者进入林文庆重要的“人生交际”现场，即“怡和轩俱乐部”的第三层楼以及第二层楼。此两层楼分别属于受英文教育的海峡华人、受中文教育或从中国南来的文人的交流聚集地。作者推测林文庆具有“文化二分性格”，生活、思想、信仰、人生观皆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与他在“怡和轩”的“上去三楼”、“下来二楼”的社交互动不无关联。我们除了从本文的叙述据点“怡和轩”认识林文庆这位南洋泰斗，如何从西学、医学、基督教的学习背景，转向推崇儒家、回归国学的历程之外，作者也聚焦讨论“怡和轩俱乐部”的建立人陈嘉庚的南来生命史。陈嘉庚一生穿越中国、东南亚各地，在两地的经济企业、教育文化、抗战均表现突出，具有多元身分。因此，如何能够“完整地”探讨陈嘉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作者建议通过“两叠法”，即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两叠进路，重新解读陈嘉庚。作者指出“两叠法”为：“一方面翻阅书本和资料，尽可能地作客观和实证知性的（empirical）分析，另一方面切身处地去观察、感受和体会，是一种经验性的（experiential）了解。” 换言之，作者提醒我们，解读驳杂的近现代南洋历史人物的生命逸事的窍门，须关注跨学科的知识视野。而本书所展示的，就是作者本身在人文地理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认知的能力与实力。通过客观的文献分析，以及亲身考察故人的生活轨迹，将有可能更贴近历史人物，通往近代中国—英属马来亚相互往来的巨人生命故事。延伸阅读：潘舜怡 / 寻觅码头上的“陌生人” 潘舜怡 / 海岛上倾听《鸟的恋情》潘舜怡 / 故事从“壁虎”开始潘舜怡 / 如何阅读南洋？潘舜怡 / 缺席／在场：文学叙事中的记忆政治潘舜怡 / 汉诗的南方论述与抒情想像潘舜怡/纸上影视花园穿梭《无本》四刊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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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舜怡 / 寻觅码头上的“陌生人”

今年3月由时报文化出版的《码头上的陌生人》，前身为2016年出版的The Face : Strangers on a Pier。本书除了保留前一版本的第一篇“脸”，聚焦叙述欧大旭父辈的南来移民经验以及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也加入第二篇“瑞意／万古千秋”，主要描述家族女性，尤其作者外婆、母亲的生命历程。 “……识趣的我不在非华人面前讲中文，渐渐在公众场合避说中文，然后甚至也不和父母讲中文。远赴英国大学深造，我才开始从远方遥望童年，在全无罗盘或地图的情况下，迷航在自我认同的汪洋中。我从何得知该怎么认同？”——欧大旭，《码头上的陌生人》自序曾经有多少人像欧大旭一样从中文教育背景出身，长大融入社会后，逐渐与中文渐行渐远？刻意保持距离？处在文化杂糅的国度，到底该如何面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各种认同冲突？离散／移民华人就算落地生根，是否终究无法回避被边缘化的命运？诸如此类的反复叩问，俨然成为华人史的一部分，亦是欧大旭的个人家族回忆录《码头上的陌生人》的关键命题。今年3月由时报文化出版的《码头上的陌生人》，前身为2016年出版的The Face : Strangers on a Pier。本书除了保留前一版本的第一篇“脸”，聚焦叙述欧大旭父辈的南来移民经验以及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也加入第二篇“瑞意／万古千秋”，主要描述家族女性，尤其作者外婆、母亲的生命历程。禁声／失语：庶民家族叙事本书的两篇回忆录特殊之处，在于非单纯作族谱史处理，读者可从叙事感受作者散发出对家族、自我乃至国籍身分的忧患意识，字里行间镶嵌着细腻的文学表述技巧。文中至少展现两条时空叙事线，即作为中下阶层的祖辈移民落地马来西亚的20世纪初中叶，另一条穿插其中的时空则是七八十年代以后作者小学至大学留学期间，与异族、异国同学相处的文化回忆。或许基于世代贫富阶级观强烈，作者从父亲口中获得的祖辈生活事迹过于稀薄、碎片化，每每对一些敏感历史议题有所保留，频频暗示“往事别再提起”、“耻于回首”诸如话语。因此，作者仍在雾里看花，对自己的身世满是疑惑。除了面对内部家族史的“禁声”、“失语”状态，作者亦在生活中不时面临“他者眼光”审视的挑战。例如，被计程车司机误认为泰国、缅甸等族裔；与英国同学交谈更是交织在精英与庶民、文明与野蛮的尴尬氛围；出版商认为自传书写无聊乏闷缺乏读者市场，不愿为他的作品买单……作者不断责问自我，陷入痛苦、焦虑的漩涡。面对文化冲突、身分疑虑，作者说道：“但愿我的家史能多一些缤纷的细节，好让我能高谈高曾祖父挥军出征外国，满载宝物和战利品而归……可惜事与愿违。我有你。你是我的历史。你是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谈的是你。”虽然充满无奈与失落，作者却在“你”的身上找到一丝肯定的希望。这里第二人称“你”所指称的是作者的外婆。作者在第二篇不断地与外婆作内心对话，通过外婆的生活经历，弥补自我父系家族史“缺席”的缺憾。明显地，作者对外婆的身世较为侃侃而谈——这位女性亦像作者的祖父一样属于贫困吃苦之辈，但作者与她之间情感关系融洽，不像未见过的祖父一样生疏、隔阂、迷惑。作者似乎从外婆身上寻得归属感，对外婆的身世可谓“了如指掌”。或许，这就是作者对“motherland”一种（母性的）认知与提醒。作者似乎一直想告诉自己、告诉读者，马华的过去、现在，其实一直存在，只是隐藏在非“大历史”系谱下的荣耀家史当中。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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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舜怡 / 海岛上倾听《鸟的恋情》

“由于学院朋友及同好不断增加，学识与视野也随之扩大，乃开始感到人际关系与社会认同的压力。愤世嫉俗便接踵而来，即对许多的事物都会持有表内两种版本，一是鸟语，一是鸟话。” ——麦留芳，《鸟的恋情》赘言我接触麦留芳的著作多为学术类，深受他的南洋华社研究成果所启发。有意思的是，麦留芳不但著有丰富的学术产出，而且亦参与现代诗创作。我们可以从2020年11月由台湾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出版的个人诗集《鸟的恋情》，窥探麦流芳作为“学者”之外，一位“文学创作者”对南洋的诗情关怀。颇具现代主义的符号玩味《鸟的恋情》原为1967年由青春出版社发行的诗集。这次再版除了收录42首旧作，也另增订了14首诗作，以及诗论3篇。《鸟的恋情》第一辑收入了同名诗作〈鸟的恋情〉，通过拟人化的两鸟之恋，透露出叙事者“我”对叙事者“你”的情思：“月亮照进巢里面／为枯草装上了金套／树下的流泉依旧在飞溅／我愿跟随你跑／任是海角天边”，诗句奔放直接，诗末“我要在你笼外嚎啕／天崩地裂／我的心永久不变”，更显得青春恋情的活力与单纯。另一首〈狂人〉也是情诗，意蕴层次更为丰厚：“爱情是坐标／权威是点／我是解析几何／甫出一个混沌深邃的世界／我乃被孕育以数世纪之下流／岂是遍野的金圆能断欲望／岂是一碑之我名能予满足”诗人将爱情与权威、金钱作嘲讽，接着指出：“我将被置于穷困与死亡的纵横线上／集智慧之结晶／集胴体之热”。之后，诗人称喻“我是第三行星主宰／注入各以十CC的理智／刮洗地球的流毒于一瞬”诗文修辞意象颇具现代主义的符号玩味，整首诗以爱情为包装，实则亦叩问了人在资本社会的存在与死亡价值。麦流芳在马来亚中学毕业后，前往台湾、加拿大升学。他的学术研究、教学生涯足迹遍布台湾、香港、新加坡、北京、广州。《鸟的恋情》或许是作者对南洋的诗情记忆，诗集中亦有多首以马来西亚海岛、沿海地区作为母题的作品——例如〈我的心在马六甲〉串联女娲神话、渔舟、马六甲海边予以抒情；〈波德申三月〉是对叙述者“你”于波德申沙滩上的深情书法、〈我来了，邦咯岛〉则是诗人对邦咯岛的生活情感记忆。另外，增订辑作品如〈云落云南园〉、〈迪沙茹海滩〉、〈航向南中国海〉等则聚焦在作者的学者经历（尤其是新加坡）的感性表达抒发。纵观整部诗作，可见麦流芳对私情的诗意编织，亦可见作者从早期至晚期的诗艺蜕变。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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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舜怡 / 故事从“壁虎”开始

故事总要开始的。那么该如何从马华文学说起？关于此问题的盘根错节，文坛与学界纷纷扰扰数载，总离不开国族、文化、身分认同议题之探问。若进一步思考，我们还可以从诸如“谁需要马华文学？”或者“我们需要怎样的马华文学？”等提问切入探究作为“小文学”（论述源自法国理论家德勒兹、瓜塔里）的马华文学故事该如何展开。值得关注的是，留台学者张锦忠教授除了通过多篇学术文章探讨上述问题，亦借由小说创作引领我们进入那片马华故事林地。张锦忠教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白鸟之幻》于1982年面世后，相隔约莫37年之久，他的另一本小说集《壁虎》于2019年由有人出版社出版。《壁虎》除了收入《白鸟之幻》时期的作品，也加入了新雨数篇。小说集按故事题旨分为四辑，共收入21篇作品：辑一多围绕马（华）时事与历史展开，颇有戏谑与嘲讽意味；辑二多通过动物寓言兴味；辑三在叙述离散往返之间，编织出层层诗意与情意；辑四则倾向后设玩味，从小说叙事语言中可见作者深厚的理论铺陈功力。《壁虎》创作时间横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可谓作者往返移动“台湾—大马”数十年生命历程间所产出的文学结晶。如壁虎的长尾巴《壁虎》辑一里收入一篇同名“壁虎”短篇，故事隐藏着对走入森林的“我方的历史”以及1969“无法告别的年代”的历史记忆。小说叙事者有一段话如是说：“时间已是七点多，阳光初艳，但是百叶窗没有拉起，晨光还没有照进室内的墙与地板。壁虎不是夜行动物吗？早上怎么还会有壁虎出没？写小说的人每次不知如何接下去写时就将某只动物放进去，这些年来他在书写途中放进去的已有猫头鹰、马陆、青蛙、山鸟、鼠鹿，这回是壁虎，谁知道他的动物园还会出现什么东西。”如此调侃的叙述口吻，却道出了马华历史故事的“难”。或许，作者之所以“壁虎”作为譬喻符号，正是因为壁虎的顽强生命力——它躲在墙壁的缝隙——那条长尾巴，断了总会再生长出来——而那些被遗忘的或者“别再提起”的马华故事，或许就像壁虎一样，夜行，躲藏，再生长。微小。怕光。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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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舜怡 / 汉诗的南方论述与抒情想像

高嘉谦教授的学术专著《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 1945）》于2016年由联经出版。本书聚焦讨论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的文人古典汉诗创作，尤其着重“遗民”汉诗于中原“境外”的书写样态，试图追问汉诗迁徙至“南方”的抒情想像，并揭示跨地域、跨文化的汉诗创作如何介入文史现代性的盘根错节关系。《遗民、疆界与现代性》的绪论开宗明义说明：“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辨析遗民诗学的正统，却是以远离正统的境外绝域，作为检验诗人汉诗写作与地域流动构成的现代主体意识。他们的汉诗实践呈现的写作危机，曝显了他们不断归返、修正或失落的主体意识。后遗民的逻辑，在这层离散的意义下，彰显遗民主体如何‘错置那已错置的时空’，让中原汉诗在离散的诗人际遇里逐渐成为遗民想象与认同的凭籍，成为诗人群体的 ‘自我遗民’化。” 换言之，本书所关注的是“境外”遗民汉诗的离散流动性，从士人唱和往返南北的历史动态之间，检视诗文的语言流变、地景勾勒、文化身分辨识等问题——属于晚清以降帝国崩坏后，旧文化传统过渡至现代时空的“遗民”文学精神史体会。本著作共分为8个章节，个案讨论包括丘逢甲、洪弃生、王松、陈伯陶、康有为、邱菽园、许南英、郁达夫等文人士大夫，讨论的汉诗文体除了古典诗，也包括粤讴、竹枝词，横跨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等地。作者从探讨文人的“身体跨域”，即乙未台湾诗人的内渡、清廷使节与士人的出访、游历和流亡，民初岭南遗民的避居香港、台湾、中原、南洋三地诗人的互动中的“南渡诗学”，勾勒殖民、流寓、遗民汉诗的抒情投射以及“存身—存文化”的“文化遗民”逻辑思维的危机感知。马华文学起点，在五四以前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关注“南洋”离散诗学部分，借以黄锦树提出的“境外中文”框架，提醒我们“作为中原境外的南洋，可以视‘华人的另类租借’。境外的离散与流动，成为马华文学更早的际遇，它的起点不在新文学，而是晚清。”就此而言，作者尝试重新追源“马华文学”起点，提出早于五四运动之前，晚清南方汉诗于马华文学史建构的意义，发人深省。循着本书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汉诗”作为“文化遗民”的指认功能，是否有其时效性？我们又如何检视马华文学史的“汉诗”或者“汉诗”中的马华文学？这或许有待读者于本书寻找答案。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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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舜怡/纸上影视花园穿梭《无本》四刊

《无本》第四刊于今年12月正式面世。本刊主题以“穿梭”为发想，灵感源自21世纪以来南洋影视传播的生产样态，希望可以引领读者趁此机会透过“线上交汇”，穿梭游移于各国电影人的影视花园，并寻访曾于马来西亚影坛结下果实的同伴们，透过他们的叙说，提供全新一个重新观看马来西亚电影的角度。过去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千禧年后的世界除了依然牵制于政经文教等人类文明规范，也受到“病毒”的支配——从科技病毒“千年虫”，到人体病毒如非典型肺炎、SARS等的来袭，均让人措手不及。当这些“病毒们”入侵后我们才发现，它正重启着人类文明秩序，而这都是大家必须面对的全新社会认知；其中能够“再现”这些时代秩序变换中的人类思想与情感的艺术媒介，非电影莫属——新时代的电影人通过电影制作来反思人性、思考社会，重新理解人跟社会的关系，创造新的电影语言。时下的疫情蔓延，对于热爱电影的观众来说影响是深远的。观众被拒于电影院之外的几近两年时光，电影人也期待透过线上模式，包括线上影院、线上电影讲座等模式，与观众保持互动连结。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艰巨的时刻。《无本》团队正是因应电影回响的渴求，在疫情期间商讨方案，希望透过实体读本的产出，叙述经历冠病疫情的电影人与观众群的心情故事，以及影视生产的专业期盼。本期《无本》邀请了多位海内外重量级作者编写文章，专题“穿梭”部分包括发掘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的重要推手荷兰电影策展人Gertjan Zuilhof 的 The Kitchen as Metaphor——New Names in MalaysianMovies，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老师的〈从槟城到KL——记陈翠梅的马来西亚电影工作〉，台湾奇才大师电影迷李幼鹦鹉鹌鹑小白文鸟的〈Malaysia Mon Amour——记翁文仁〉，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新闻系、广告系系主任王昌松老师的〈铁皮屋中的呐喊:本土泰米尔语电影的困境与诉求——访：Shanjey Kumar Perumal〉。另外，本地新晋导演Ridhwan Saidi撰写Kontur Sinema Malaysia (Dan Singapura): Dari B. S. Rajhans Ke P.Ramlee。前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主席Dato Kamil Othman的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以及Cine House Cinema创办人陈志云的〈戏院与疫情〉叙述影视业在疫情底下发展的想法。此外，杂志也访问了两位大马影坛之光廖克发、张吉安，请他们分享自身的电影创作历程以及相关的工作回忆。简言之，本期《无本》的呈现视角已跨越本土马来西亚，迈向境外国际影视视野的编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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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舜怡/口袋里的家国史

“杜甫在〈春望〉所描述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中，便意涵着在兵荒马乱中获得亲人书信报平安，喜出望外，最是无价。”——麦留芳继2014年出版的《虚拟认同：早期马来亚华人的爱国歌曲》，时隔7年，麦留芳另一部学术著作《口袋里的家国：歌曲、邮票、钱币中的国族认同》于今年2月由时报文化出版，收入于“浮罗人文书系”系列中。相较于早年的《爱国歌曲》，《口袋里的家国》除了讨论中国与马来亚华社之间的军歌、爱国歌等曲目传播与接收，也加入关于20世纪初中期的民国“邮票”与“钱币”流通文化史的讨论。那么，为何会选择“爱国歌曲”、“邮票”、“钱币”为关怀对象？这一切与作者本身自幼生活求学环境有关，前述3项皆为作者的爱好私藏品。我们可在《口袋》透过摄影图像一览珍藏。何谓虚拟认同？有趣的是，借由“爱国歌曲”、“邮票”、“钱币”的讨论，麦留芳教授欲展现的是这些作为“虚拟文化标志”与华人身分、家国认同的对话关系。易言之，本书以收藏史、物质史视角切入，探讨大众文化中“物”的政治、社会等层面的象征表述。麦教授试图告诉我们： “随着歌曲传送到华侨社会的是爱国歌词；随着邮票的是载有孙（中山）像的邮票；随着钱币传递流通的是刻有孙像的钱币。依赖机制传送的认同标志所衍生的认同，便是虚拟认同。”（《口袋里的家国》第23页）这亦是窥探华人于东亚、南洋等地的认同机制的转换模式。让华人触“物”生情本书提醒我们社会的认同分成“真实”、“虚假”与“拟制”三大类。而麦教授在书中特别强调的“虚拟”——词汇虽源自英语virtual的虚拟网络世界，但本书指涉的或许更近似文化“模拟”的方向。换言之，在民国以后的现代机械复制时代里，“邮票”、“钱币”、“爱国歌”的大量生产与流通，让本土与海外华人触“物”生情。在故乡与异乡、情与物的交融之间，“物”作为联系的中介，在不同时空移动与流传。这也恰好体现了离散华人认同以及中华文化想像的错综复杂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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