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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食记

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刻画、故事情节、氛围渲染和丰富的想像力去搭建一个叙事空间。在小说里面,作者可以嵌入宏阔的社会主题,亦可描绘人性的深层情感。不过,学者型作家葛亮笔下的小说却是虚实交织,充满丰富褶皱,并隐藏了很多历史细节和行业知识。 以他的“家国三部曲”收官之作——《燕食记》为例,为了复刻粤港茶楼的饮食文化史,葛亮耗了约6年时间,走遍粤港等多个地区,做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口述史采访、文献考究。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笔都细入毫芒,通过岭南文化美食见微知著,挖掘出隐藏在料理后面的历史与人情世故。 “(这样)你的读者才可以有情绪上的共鸣,因为它的细节很真实,特别是有关于日常的部分。” 报道:本刊 林德成 摄影:本报 陈敬晖 部分照片:受访者提供 历史最为丰满的地方在于细节,而细节往往散落在旮旯之处,需要仰取俯拾,才能将各种脉络呈现得具体和细致。翻阅《燕食记》时,一股人间烟火气息便扑面而来,语句间有很多粤语词汇,读起来有一种旧时代的代入感。葛亮的笔触很细腻地刻画出岭南饮食文化,还添加了一些挺有趣的茶楼行规,像客人指着鼻子就是要“香片”,指指嘴即要“水仙”,水中升仙;指指耳即是要“普洱”,字有耳旁;至于指指眉当然就是要“寿眉”了。 这部小说从香港最古早的茶楼“杏花楼”开始叙述,带领读者体验茶楼空间的流变与社会变迁,亦融入很多关于粤港美食的习俗文化。葛亮举例广州人喜欢在过年前后吃黄沙大蚬,因为“蚬”取“显”的读音,有显贵的寓意。对当地人来说,吃蚬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记忆回溯。 葛亮笑说自己并非老饕,不过对饮食情有独钟,并认为食物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去叙述岭南文化和特质。同时,食物还能够衍生很多文化元素,如戏曲、空间、其他非遗的部分。“中国人的道理都在吃里面。吃是很永恒的东西,你的口味代表着你对于这种文化的一种极度认同感。” 不过,他为此作品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情感准备与沉淀。“(记者:担心写坏吗?)倒不是担心写坏,而是我觉得你要动笔的话,我希望笔下的一方水土,必须要有感情的。否则,你会觉得写它的意义是什么?写作一定是一个有温度的事情。” 筛选少量考据素材“调味” 下笔之前,葛亮会有一系列考据过程,运用很长时间搜集资料、田野考察和构思作品。在创作“家国三部曲”时,《朱雀》用了5年,《北鸢》则是7年。然而这种长周期的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沉淀,能够不断地反刍文字,用最精准的词汇去表达。 葛亮每一部长篇小说动辄要30至40万字,这样才能完整地表达内心的创作意图和面向,比方说构筑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忆城市、一个家族历史,“它真的是需要有这个体量去完成。所以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态一定是很充实跟愉悦的。” 纵使有庞大的资料素材,他会悉数筛选,只动用少量素材为作品“调味”,让小说故事更为立体鲜活。不少人会以为在采集口述史时,受访者会不愿透露行业细节或流程。葛亮直言,许多老前辈比很多人想像的通达多了,观念也很新颖。 “他们没有说很多东西是密不外宣。在过程中,有些东西专业性太强,我一时可能catch不到,他们会说,‘葛老师,我来做给你看’。” 从未想过能当作家 葛亮有很显赫的家族背景——太舅公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表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由于出生在知识分子世家,外界将他比喻为“文坛贵二代”。面对这个标签,他却学会顺其自然,不给自己添加任何压力。 当然,他年少时期压根儿没想过当作家。在南京大学就读中文系时,班上倒是很多同学喜欢写作,系上还出版自己的文学刊物。“但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做美编,负责画插图和封面。”他开心地笑道。 不过,能报读中文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葛亮是中国“一孩政策”底下的第一代,那个时期,孩子的大学专业方向不属于个人选择,而是整个家庭的选择。为了争取更好的职涯机会和前途,许多父母会要求孩子攻读商科、法律或电脑相关的科系。 其实,葛亮的父母亦是理科出身,分别是物理和工程数学。 惟,两老都没有改变葛亮的梦想,反而支持他读中文系。他坦言,选读中文系或多或少与父亲有关。从小,父亲给他阅读《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培养对文学的感知,学习文字的语言审美。随后,主修俄语外语的父亲又给葛亮接触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无形中,他又被苏俄小说所影响,打开了小说的格局感,学会宏大的叙事和开阔的结构。这些“训练”为小说写作带来很大的裨益。 “我祖父的一些艺术见解肯定也对我是有影响,不光是艺术观、审美观,甚至也包括写作观。虽然他不写小说,毕竟是艺术史学者、一位画家,所以他的著述(《据几曾看》)也是围绕这个部分,不算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电影是写作养分之一 其实,电影也是葛亮写作的其中一个养分。早在1998年,还在读大三的他就常常流连于南京的西祠胡同BBS论坛,其中“后窗看电影”板块尤其吸引他。而这个论坛是中国最早的电影论坛之一,为他带来了很丰富的电影资讯和启发。 “我现在香港浸会大学里面,除了教文学,我也在教文学向电影转化的课程。”不过,主轴始终围绕在文学,专注在剧本分析和文学语言,探讨原著小说如何通过电影改编,达到有效的转化,成为另一种艺术介质。 然而,电影与文学的叙事空间终究不同。文学通常更加开阔,其叙事方式和语言构成为读者提供更大的解读与想像空间;一旦转化为影视作品,许多原有的想像会随之变得具象而具体。 “这两种介质(文学与电影)中间转化的过程,对我而言蛮美妙的。”葛亮透露,其作品《燕食记》也在筹备做改编,“我自己没有参与,但我会关注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会怎样(处理)。” 第一篇小说在香港诞生 出身在书香门第,葛亮会不会很早就开始写作?其实不然,由于他对写作存有敬畏之心,不敢轻易动笔。直至他在千禧年远赴香港大学攻读硕博时,才开始创作第一篇小说《无岸之作》。而这部小说成功刊登在文学刊物《收获》上面。正是因为这次投稿成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亦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之旅。 5年后,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谜鸦》,拿下第19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他缓缓地说,这个奖项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如果没获奖,很大可能写作兴趣会中断。“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方面对年轻的写者的这种鼓励,然后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当时有出版人跟我讲,希望跟我合作(出版)一个小说集,包括《谜鸦》之后的一系列小说。它会是一个很实在的动力,让你继续写下去。” 长居香港的葛亮认为,南京是创作的温床,香港是写作的磁场。所谓温床是潜移默化地,让他能积淀题材、文学审美的感受,也包括历史感。虽然在南京古都成长,但未必会想要用文字有序地去表达。香港却带他踏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重新认识故乡南京 “南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你在生活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想要的一种审美体验,哪怕你是不自知的。但是到了香港,你会觉得,它和你的故土,作为一个城市而言,它的气韵的反差还是蛮大的。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躬身反照的心理——原来我的家乡还是很不同的。” “你会觉得,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当时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原来你换了一个生活的环境, 才发现家乡如此的不同。”有了这样的落差感,驱使他用文字去记录这些事迹。毕竟在香港生活了2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欠了家乡和情感的债务。 “你太习惯了那个环境,没有发现到它(南京)的意义,或者没有发现它的美。” “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地标,是来自于六朝(古都)的神兽,叫做‘辟邪’。”有一次,朋友到访,便问了他,为什么“辟邪”会成为南京标志?辟邪是干嘛的?由于这个标志太普遍了,就算是南京香烟品牌也有这个标志,反而不会特别留意或研究。 “他追问很多问题,我发现我无法解答他所有问题。这个时候就是我说的所谓的习惯和蒙昧。” AI会不会影响创作? 在人工智能(AI)时代,许多人都会好奇AI会不会影响创作?葛亮则很淡然地说暂时不会。 “为什么我说不会取代人类,因为人类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类有情感的,而情感会导致你不会在所有的节点都是完美的。恰恰是因为人类会有缺憾,因为有遗憾、缺憾,反而造成了人类在创作方面某些特质。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有缺憾,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带来了难以预计的一些意外。” 他说,AI太完满了,在AI里面没有任何“意外”。“所以我觉得恰恰是你看似的一些遗憾的部分,是人类最无可预计,最精妙的部分。” 简介: 1978年出生于南京,作家,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品涵盖小说、文化随笔与文学评论,代表作有《飞发》《问米》《朱雀》《北鸢》《燕食记》《灵隐》等等。他曾获第8届鲁迅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华文好书”评委会大奖、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家年奖等海内外奖项。长篇小说代表作《燕食记》、《北鸢》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曾获颁《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全球汉语文学年度作家、海峡两岸年度作家等荣誉。 更多【人物】: 电视烹饪节目主持人甄文达 /推广中餐文化也探索美食 期待遇见心动的美味 影视界里的侠士毛尖 为人民看烂片 书法家王冬龄/乱书是自己的艺术语言
3星期前
2月前
不是每个文学作家都能忍受严谨苦涩的学术研究,同样的,不是每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能写出行云流水的文学作品。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其实并不相悖,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葛亮对这点深有体会,他早期的学术训练,为他撰写长篇小说提供了相应的准备和素材,所以对他而言,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葛亮的小说充满烟火气,比方说2022年出版的《燕食记》,他从饮食风物着眼,书写民国以来粤菜的掌故传奇和流变,以及食物背后的人生百味。很显然他在写这些内容之前肯定做过严谨的考察研究,而这种能力必须归功于他早期的学术训练,甚至他近年所写的一些内容,其实跟他在大学做的研究有关。 他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照他的话说,他开启写作之路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意外,因为他父母亲都是理科出身,以前那年代的想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即便如此,家庭对他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很巨大,因为他祖父是中国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教授(1911-1952),父亲担心文学会在他这一代发生断代,所以从他小时候就会有意识地引导他阅读。 他长大后选择了中文系,家人都非常支持,他起初也甘于当文学的评论者。但久了之后,他心想有没有可能自己也尝试写作,以便体会他研究对象的甘苦,以及体会写作过程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这样,他在二十多岁快硕士毕业时开始动笔写小说,不久后即得到极大鼓励,2005年荣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获奖作品:〈谜鸦〉)。要不是有奖项的鼓励,他说:“我可能会停下来,继续做一个评论者。” 在南京生长的他,其实是到香港求学之后才开始写作。在他眼里,南京是座特别舒服的城市,“你活得舒服、活得自在,实际上就已经是向世界致敬”,所以他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容易让人缺乏写作的动力,也因为这样,他很佩服在南京写作的作家和前辈。 可是香港不同,香港的生活节奏非常匆促,气韵也跟南京很不一样,他发现这里与自己的家乡如此不同,因此产生了写作冲动,尝试去回望以往的青少年生活,于是开始写长篇小说。 写作和研究未必有明确分界 在香港的这些年,他从修读香港大学中文系,到目前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教授,一直都待在高校里面。他说,在大学教书对他而言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跟写作是一体两面,“特别是我们写长篇小说,有时候需要一些逻辑思维的锻炼,需要在写小说的前期做一些田野研究,然后要做一些资料的查考和整理。这个部分实际上和你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工作是有叠合的,换言之,我早期的学术训练其实为我写长篇小说提供了相应的一种准备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他有了写作经验,他更能够带着温度去做他的文学研究,也更能够将心比心,进入研究对象的内心。因此,写作和在大学任教这两件事,他认为实在不矛盾,实际上是一种互补关系。 不过,一旦进入大学体制就免不了要满足大学的各种要求,比如大学会规定教授每年要发表多少篇论文,每年要指导多少名研究生等等。他不讳言,现在的大学“蛮卷的”,很多工作变得需要去量化,大家为了争夺资源而必须很努力去达成各种指标,不像他祖父那个年代,可能大概写两三本书就是一个大家了。 这种情况下,写作之于他更像是一种沉淀之道,能够帮助他平静下来,所以像他说的那样,写作和在大学教书其实是互补的关系,甚至有时候是共融的关系,比方说他最近书写的内容会提到广州织金彩瓷和澳门木雕,这些素材恰恰来自他的研究,可见写作和学术研究有时候根本没有明确的分界。 创作这种事必须要发自内心的热爱 在香港浸会大学,他教授的学科主要跟现当代有关,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代中文小说创作。当请他给想要从事写作的年轻学生建议,他的答案很干脆,就是“通常不会给建议”,理由是他教了这么多年创作,深深觉得创作这种事必须要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行,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能帮助学生发掘他的天赋,但学生能走多远还得看他自己的本事。 近20年,他看见许多好苗子,但事实上大家都有各种各样来自于现实的考量和压力。他认为即使讲得再多,“其实都抵不上自己可能的一个信念跟选择,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天然就选择写作的人。” 今年5月,他在吉隆坡参加由马来西亚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和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办的“走进中国当代文学”分享会,分享他的文学创作经验,其他两位主讲人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和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得主东西。 葛亮觉得刘震云和东西是很自觉地在人生道路上选择了写作,但他本人真的因为他是研究者,想要为他的研究注入更多温度,所以才选择了写作。 “我爸妈都觉得我写作已经是个意外了,他们没有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作家,他们觉得一辈子在大学里教书蛮好的,因为我们家里到我三代都在大学里教书。” 现实中有太多我们无法掌控的东西,但在写作过程中,他沉浸于他所构建的世界,所以即使说写作是孤独且寂寞的,他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甚至觉得寂寞有时候是一种力量,能够让人与周遭的现实世界对话。 “这个时候,”他说:“每个作家实际都是强大的。” 更多【新教育】点看: 泰莱大学“THE SHOW”时装秀 看见新时尚生力军 攀鲈鱼皮肤黏液 为乳腺癌患者带来新希望 小学生不爱阅读?从小说看小学生的阅读文化 从玩家到创作PlayStation游戏 数智化转型之下 无人教室已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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