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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匾

1天前
2月前
(马六甲1日讯)游走在古城的老屋区,抬头处处见门楣挂着一幅黑漆金字牌匾,总觉得它不仅是文字及民族文化,更是祖辈对家族后代的祝福和期许,这些充满关爱的生活细节,如今成了游客眼中的珍贵人文风景线。 这些传统木雕牌匾的文字,雕的一般是祖辈的名字、姓氏堂号或吉祥语,牌匾上也有师傅的印章等,有些很新颖,有些则历经风霜;或许牌匾的设计与华丽程度,反映了家境的普通或富贵,但都见证了一个家的喜怒哀乐和成长。 古老又美丽的文化瑰宝 《用眼睛去旅游》带读者换个心情,以游客眼光去欣赏荷兰街老屋之美,一探老屋牌匾、文字雕刻及文化气息,它们都是古老又美丽的文化瑰宝。 荷兰街老屋大概分成三大类,即商业、民宅及非政府组织,如闻人敦陈祯禄的故居、橡胶大王陈齐贤故居、峇峇娘惹博物馆、永春会馆、辛柯蔡宗祠、戴氏宗祠、德教会紫昌阁等,也有商业老字号、画廊、新兴酒店及饮食店,但绝大部分单位都挂着牌匾,传统气息浓郁。 门楣上的牌匾被喻为古建筑的灵魂,它的被保留将是历史的印证,惟如今荷兰街老屋很少姓氏堂号,较多的是祖辈的姓名、名字、座右铭或吉祥语,也有传统和现代商业宝号等。 对联浮雕代表着家的寄望 双木门板上的对联或成语浮雕更是画龙点睛,代表着对一个家的寄望、祖训或祝福,如“振气/祥光”、“福海/寿山”、”皓彩/光清“,”临丰/履泰“、“河图/洛书”等,更多的是用牌匾上二字题的词句,如”瑞霞“牌匾下的门板刻有”瑞影/霞光“、”同发“牌匾下有”同德/发兴“等。 同时,一对窗户上面或窗门也会有四字对联或成语,譬如“三多/九如”、“三多/五福”、“和气/致祥”、“竹苞/松茂”,“龙翔/凤舞”,“四始/三辰”、”皓彩/光清“、”金玉/满堂“、”择善/怀仁“等。 让老屋拥有自己的特色 每间老屋窗户上的文字呈现的方法不尽相同,一般上是平面书法或浮雕,但也有些是附有图案雕刻及彩色的,加上书法字体也多样化,让每间老屋因而拥有自己的特色,写下自己的故事。 历史长河不断流动,荷兰街建筑及人文模式也逐渐改变,有些老屋已经改成商业用途,但店家还是会保留门楣、门板及窗楣上的牌匾及对联,让老屋继续保有老建筑的特点,这也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1年前
匾额文化始于先秦,并在明清时代盛行。从皇宫、寺庙、官府、亭台楼阁,一直到百姓陋宅,古人极为重视匾额,挂在门楣中央,被喻为建筑物的眼睛。   每一幅匾额融合了书法美学、装潢艺术、雕刻技艺、思想情感等精神价值。以古迹建筑为例,匾额像是一座建筑的灵魂,一个文化载体。但吸引众人眼球的不是匾额,而是匾上遒劲有力的书法,以及背后承载的历史故事。   对大马华人来说,堂号匾额、宗祠匾额就是祖先下南洋的见证,标识着自身的血缘和籍贯。然而,随着时代运转,匾额已不再代代相传,湮没在岁月之中。热爱收藏匾额的魏国华则俯身捡起,在Chengal House悬挂这些匾额,让许多失去昔日芳华的匾额重新焕发生命力。 报道、摄影:本刊 林德成 视频:本刊 陈愐壮 Chengal House位于高渊的一个世外桃源之地,由3间建筑物所构成。一间是完全用旧木家私翻新的双层高屋,在日光散漫下,这里是一个温煦,能令人短暂放空的地方,恬静舒适。从屋檐至阶梯一隅,每件物品有着独特的时光印记和故事,渗透出一股安然的气息。 正中央则是一间偌大的制木厂,若仔细观察,还会发现怎么挂了很多充满“江湖味”的匾额。这里也是回收旧木建材、家具的聚集地,等待翻新和送到新主人的手中。 另一间长型的屋子就陈列了许多古旧家具、雕刻品、佛像、匾额,是一个充满惊喜的收藏室。在屋身一旁,亦挂满商铺招牌,意外地形成一道风景线。 魏国华是土生土长的高渊人,与他闲聊时发现原来他在2013年才为人生下半场找到新的兴趣。最早是从事会计师,3年之后进入家具行业,担任总经理长达10年。随后再转型,发展再生木材(Reclaimed Timber)业务,专门回收老建筑的旧木建材,并加工翻新成全新的家具建材。结果不知不觉就过了21年。 旧家具有新的容身之处 其实,魏国华是“意外”投身在再生木材业务。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公司恰好接了一单出口室外家具的案子,而其中一款桌子的桌脚尺寸特别大,制作时间恐怕赶不及。 “当工厂购买新木之后,需要烘干才能制作家具。比方说1吋厚的木板要一两个月才能烘干。如果是4吋的木板,至少要1年以上。” 不过,对方给的期限是6个月,他抓破头皮也想不到解决方案。直至有一天,他前往工厂的路上,看到有人拆卸老屋,而所丢弃的木板宽度和厚度很符合自己所需。他便萌生一个念头,向对方购买几支木板,拿回工厂制成桌脚的样本,交给顾客鉴定品质。结果没想到,对方感到很满意,他也顺利完成订单。 自此,他开拓了一个新商机。在物色二手建材时,他也回收屋主所摒弃的斑驳家具,从中收到很多富有年代感的橱柜、桌椅、屏风、床架等,接着再移交给工厂的修复团队复新。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许多咖啡馆和旅舍会想要追求复古风格,摆上质朴的老家具、物件、装饰品,让人掉入Vintage的时光。魏国华所收集的家具就成了店家的囊中物,他们除了对岁月痕迹着迷,另一方面是价格亲民,比较符合心中的预算。 一切因机缘 才回收匾额 魏国华曾回收过槟城古迹区老屋的木材和家具,当有人想修复老屋时,这些二手木材便能派上用场。“我们也算是最早一批做复新(老屋)的。” 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GTWHI)有列明老屋复新条例,在修复时要用正宗和传统的建筑方法与材料。在古迹区内,若老屋用花砖,就得用回同样的花砖;如果墙外是用正艾木,要用回正艾木。不可以木板变铁条,瓷砖变洋灰。 为何会对匾额特别感兴趣?他脸露笑容地说,一切是机缘吧! “在回收旧木材和家具时,最珍贵的是牌匾。一间屋子可以有二三十件家具或旧木材,但只会有一个牌匾。其实,牌匾最有吸引力和拥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如果我不收,没有去保留,那还要收什么?” 一口气购买数十片匾额 魏国华会出国寻宝,像是远赴缅甸、泰国、新加坡和印尼。他称自己为“architectural salvage”,凡是与建筑相关的材料都会回收。可是,在收藏匾额时,他却没有刻意去找,“你内心发愿,这个机缘会慢慢来。我一路走来,有时稍微有注意一下,慢慢地就收很多。” 凭着多年在木材业的经验,以及与生俱来的直觉,他懂得解读匾额的时光质感和独特韵味。每次回收匾额,总会找到很多具历史价值的心头好。多年前,他在槟城就有收到“存义社”的匾额。他说,“存义社”是一个被遗忘的华人社团,类似龙山堂邱公司。“在回收的时候,(发现)不仅牌匾有刻字,几乎饭碗、汤匙、桌椅,会馆的家具都有刻字。” 还有一次,他去缅甸办事,在闲暇时无意间走入一间正在装修的邱公司。因为职业病使然,他便上前与负责人攀谈,询问对方如何处理拆卸的旧木材和牌匾。结果对方领着他去仓库,赫然发现有将近40片的匾额。魏国华于心不忍,决定以一片三四百令吉的价格,跟对方全数购买下来,带回大马收藏。 “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也不懂要不要烧掉,还是怎么处理。”不过,当问及悬挂具有帮派色彩的匾额,会不会引起误会或其帮派的不满。他倒不担心,因为已成历史,而他是纯粹以艺术眼光展示收藏品。 马来收藏家也收匾额? 马来西亚拥有超过3000种适用于各种用途的木材品种,最早期的匾额不会采用硬木制作,因为硬木太难雕刻了,很难勾勒出细致的部位。因此,他们大多采用软木,像是糖胶树(Pulai)。 若谈论硬木品种,正艾木(Chengal)堪称顶级硬木,适合作为重大建筑的建材,价格昂贵且天然耐久,能够抵抗白蚁侵袭和真菌感染。他举例还有印茄木(Merbau)、甘不木(Kempas),在缅甸,当地人还会用柚木做牌匾。 魏国华截至目前已有300个匾额,但他立志收1000个。“现在距离目标还有70%,到最后会收到什么牌匾我是不知道的。”我不禁地问,会不会专收某行业的金漆招牌,或设下回收的匾额种类和数量,他淡淡地说,有机会回收就收。 突然,他提及一件难忘的事。有一次,在吉隆坡的朋友得知他有意回收匾额,便哀叹地说,如果半个月前知道此事,最少有一百个匾额供选。 对方是政府委任的承包商,当时负责处理双溪毛糯麻风病院的匾额。“那个时候吉隆坡市政局有条例,凡是店屋的招牌必须以马来文为主,中文字要小过马来文。但是,以前旧的招牌是没有马来文,或者马来文字体很小。” 在这个条例下,由于这些旧式招牌不符合规格,市政局便给商家宽裕的时间更换,然而有些店铺早已关闭,联络不上负责人,因此有些招牌就这样被拿下烧掉。 其实,魏国华很少有机会直接遇到屋主卖牌匾。而有些屋主担心被谴责,不会把匾额卖给华裔收藏家,反而落到马来收藏家手中。 “最近有一位森美兰的马来收藏家卖了7片牌匾给我。那些牌匾是来自顺德会馆的,是特别大的牌匾,非常少见。” 他还试过从马来收藏家手上买到峇峇娘惹的牌匾。旧时的峇峇娘惹家族大多是富商,其匾额装饰会非常精致,会额外添加框架,然后在框上雕刻花草植物,甚至还会有八仙、云雕、蝙蝠等雕饰。不过,他坦言,想要收到峇峇娘惹的牌匾不容易,可遇不可求。 计划出版书籍记录心得 在收藏匾额过程中,魏国华也悟出很多心得,打算撰写一本书籍,记录这些匾额的故事和收藏经历。 他称,这段收藏的旅程,他自学如何分析和鉴定匾额文化历史,比如查看题字者、匾额年份、雕刻人的身分等。有些名声响当当的商铺也很讲究,会邀请名家为牌匾题字,从中就会得知本地有哪些知名书法家。举个例子,魏国华在回收匾额时就得知了一位槟城书法家陈逸生。在60年代时,陈逸生期经常为商铺、公司的匾额题字。 至于要如何将归类匾额?是否按年代划分比较妥当?他笑说,现在暂时不去想这些问题。现在,他想尽量达标,尽力保存匾额而不作买卖,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对方能向他证明真的需要一个堂号匾,那么他会转让给他。 “很多人都不懂这些匾额,如果有人懂得珍惜我们的华人文化,应该要多加鼓励。” 关于匾额 如何辨别匾上的文字是采用金漆或金箔? 可以看文字表面是否有“皱纹”。如果是贴金箔,金箔表面遇热会变皱。 何谓“阳雕”与“阴雕”? 匾额分成“阳雕”和“阴雕”。前者是凸出文字,在一片木板上,要雕走90%面积,只保留10%去凸显字体;后者是相反,雕走10%的木板,保留90%的面积,让字体凹陷下去。 匾额与帮派文化 匾上的文字写着“发扬光大”、“忠言义行”、“共抱忠诚”等或与帮派文化有关。 【短片】 Chengal House主人魏国华,热爱收藏牌匾 更多【人物】内容: 恋雪山人黄振景 / 三十年磨一线 大马导演刘国瑞 / 做电影需思考作品的价值 作家张贵兴 / 用动物书写人性的复杂与阴暗 Dondang Sayang传唱者巴哈林 / 传唱民间歌谣 当年的甘榜男孩走进宫殿 作家黃山料 / 被骂亦是被看见
1年前
2年前
虽然甘文丁的三座住家已经被拆除,难得的是中华民国元老黄兴赠送的牌匾,目前依然保存着,但面对严重腐朽问题,希望有个好的保护方法能够永久保存着它。 昔年孙中山到南洋各国宣传革命以推翻清朝,各地都有支持者。在太平,支持者以陆文辉、文祝兄弟为最。 陆文辉(LOKE MAN FAI)生卒不详,原籍广东新会。他们兄弟南来太平工作赚到了钱,就开始创业,从事锡矿与橡胶种植行业。在太平、甘文丁、乌鲁十八丁、司南马、拿乞、打巴、布先、甲板等地拥有锡矿场及橡胶园。 1984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里有孙中山写给陆文辉的信函,如1913年1月11日信中谓欲派他前往南洋,会同邓泽如商办银行招股之事云云。1914年10月9日又函说某人在南洋筹款,此人恃势横行,杀人无算,包括南洋同志,请文辉速往南洋设法打消彼辈筹款之效果云云。 1910年孙中山到槟城召开会议时,不久离开槟城,留下其卢夫人及陈翠芬等人,孙氏嘱托陆文辉等革命人士代为照顾之,直到民国成立,才送她们回去中国。 陆文辉积极支持孙中山及黄兴领导的革命组织,以推翻清朝帝国,建立民主共和国。民国成立之际,他人在中国,有幸参与孙中山及黄兴成立中华民国。民国元年(1912年),黄兴亲自书写两幅牌匾书法,一赠给陆文辉的“士林园”,一送给太平陈继祖的“长春圃”(此匾已不存)。士林园匾被陆文辉悬挂在甘文丁的住家,牌匾文字:“士林园,中华民国元年夏,文辉同志,属题,黄兴”。印章三枚,上款处椭圆形闲章文字:“划除世界,无所障碍,均之传看”;下款处两个四方印章是:“亨强所作”、“黄兴之印”。 黄兴(1874-1916)乃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当年与孙中山出生入死,担任多个党国重要职位,逝后获得国葬于湖南长沙。 [nonvip_content_start] 陆文辉的住家位于太平甘文丁(靠近基督教墓园),共有三座,呈品字形。他把黄兴赠的牌匾悬挂在甘文丁的住家,这里本来是要招待孙中山的。可是孙氏不曾住在此,而是住在其兄弟文祝(LOKE MAN CHOKE)位于甘文丁郊区八英里的家里。 陆文辉有三位夫人,育有数名儿女。四十多岁之际,逝世于中国,坟墓在当地。儿子忠协(译自CHONG HIP),其孙国义(译自KOK YEE)是一名空军,曾经参与围剿马共,多次目睹战友为国捐躯,也抬过被打死的马共遗体。他为国家出生入死,立下功勋,获得统治者授予勋衔,已76岁的他目前退休在家。 国义说,小时候他住在甘文丁祖父的家里,那是马来兼西方式的高脚房屋,底下空间不高。50年代尚有中国新客南来工作,到达太平就暂时安排住在房屋底下,空间极为低矮,必须弯身进入。经过数日后,就有人带去锡矿场或园丘工作去了。住家附近就是他们的橡胶园丘,屋前大路后的平地就是锡矿场。1948年我国紧急法令时期,父亲不敢到郊区的园丘去处理事务,盖因担心被马共杀害,一切由“甲巴拉”(工头)负责处理,收割多少橡胶都由他呈报,由于无法知悉真实情况,在没办法之下,其父只好售卖所有的胶园。他们家族人丁兴旺,他曾在霹雳拿乞地方与叔伯兄弟家族合照,竟然有百余人。 虽然甘文丁的三座住家已经被拆除,难得的是中华民国元老黄兴赠送的牌匾,目前依然保存着,但面对严重腐朽问题,希望有个好的保护方法能够永久保存着它。
2年前
亚沙汉新村是个位于柔佛和马六甲边界的小镇。沿着公路驶入村口,车窗外各式各样的木屋透出一股舒适慵懒的乡村气息。小镇里有一棵树干粗大到足有两个成年人臂长的老树,承载了许多小孩的童年回忆。老树不远处有一排店屋,从右边数起第二间就是我阿公的药行——源记。 药行的店门没有什么华丽的装饰,只有正上方一块发黄的牌匾,朱红色的字漆写着“华益药行——源记”。每天当熹微晨光艰难地穿过门缝时,阿公就会拿出长尺拨开门上方的插销,再弯下腰把门下方的插销拉起,推开那老旧的木折叠门。木门总发出有些不堪重负的“吱呀”声,好似在诉说着自己这些年所经历的风吹雨打。店的左侧有个玻璃柜,摆着些平日常用的药膏药酒之类的。止痒的虎标万金油和“Zam-Buk”,祛风的如意油,三脚标清热水,止咳化痰的川贝枇杷膏,这些瓶瓶罐罐摆在玻璃柜里,都是药行的畅销品。 阿公还有一个黑色的木柜台,与玻璃柜摆成直角面向店的右侧。小时候我总喜欢垫着脚尖,玩弄着柜台上那些看起来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左手拨弄着阿公的老旧算盘,右手摆弄着杆秤和秤砣,煞有其事地抓药,然后拿起紫红色的纸把阿公沉甸甸的镇尺包起来。 阿公则是在一旁用擂钵捣着中药,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调皮捣蛋。直到我捣鼓累了,阿公就会打开抽屉拿出零钱,唤过哥哥和弟弟,让我们三兄弟去买包子和零食吃。下一刻3个身影就会出现在大街上朝杂货店飞奔而去,留下站在门口一脸无可奈何的爸爸妈妈。 静静看着阿公变魔术 靠着药行左侧的墙面是阿公的百子柜,一个个黑色的抽屉排满了整面墙,每个抽屉都刻上了里头药材的名字。脱落的字漆,破损的抽屉,黯淡的黑漆,哪怕被岁月这无情的石磨碾过无数年头,阿公的百子柜依然不屈地守护着它的骄傲,守护着它面前那佝偻的身影。当阿公在抓药时我都会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看着阿公像变魔术一样从不同抽屉拿出各种中药材,照着药方称重,或碾碎或捣成粉包起来,最后在紫红色的纸包正中端端正正地写下药方名称。 小时候我们这几个小孩喜欢在店前的空地嬉戏,有时候会有人停下问我们有没有卖药膏药酒。怕生的我立马转身一溜烟儿地就朝店里跑去,嘴上不停喊着;“阿公,阿公,有人找你!”哪怕在阿公离世好几年后,依然还会有外来客在那块牌匾前停下。然而时过境迁,当初掉头跑去找阿公的胆怯小孩已是少年,在柜台后低头拨打算盘的身影却已成追忆。
2年前
在柔佛笨珍县的北干那那小镇新村里,有一座名称颇为特别的庙宇——西阳伯公宫。当地人相信,西阳伯公宫里供奉的主神乃开山圣侯,香火来自西洋港,因此又可称作“西洋伯公”。1950年代迁新村,神明也随西洋港的居民一同迁入北干那那,又言“西洋”与“西阳”音近,故庙名复被转写为“西阳伯公宫”云云。 西洋伯公与西洋港,听起来洋气十足。当地有一种说法,称早在柔佛港主制度发轫前,新加坡英殖民官员就曾为寻找水源,循河流来到北干那那附近勘探并驻留。因为英国人比华人还早来到此处,故称之为西洋港。此传说虽显得望文生义,但与二战前的新加坡英殖民政府在当地寻找水源,并修建蓄水池以供应新加坡的史实相呼应,颇值继续玩味。 [vip_content_start] 目前学界对于西洋港所在的考究,基本已有共识。根据笨珍文史研究者李文辉老师的爬梳,1885年与1913年的《新加坡与海峡殖民地索引》(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中皆记录到在槽(Choh)这个地方有个或拼作See Eo、或拼作See Ngeung Kang的港脚(Kangkar),其实两者都是“西洋”的潮汕方言读法,同时也侧证西洋港的“港”字,应作为19世纪中后期柔佛境内大量出现、主要由华人开辟经营、种植甘蜜胡椒的港脚来解。至于Choh之所在,结合昔日的西阳伯公宫口述资料,基本可断定为埔来河(Sungai Pulai)上游支流的而南槽溪(Jeram Choh)一带。 除了庙名,西阳伯公宫还有另一件令人啧啧称奇、至今悬而未解的文物。早在20年前,由南方学院主持的柔佛潮人史料搜集计划中,便已发现在西阳伯公宫所保存一块《万世永赖》牌匾,上款为“道光丙申年腊月吉日立”,落款为“沐恩治子枋澜众等敬刊”。查道光丙申年腊月,即公元1837年1月初至2月初。单以年份论之,此在柔佛境内数一数二年代久远的中文文物。此牌匾内容载于稍后出版的《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之后鲜少被提及。究其原因,或许正如当年曾担任柔佛潮人史料搜集计划助理的李文辉写在《2018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里的<西洋港与顺天港>一文中所言:“匾额所志年份甚早,似不符合华人大规模迁徙柔佛的历史背景,加之重新漆上红底金字,失去本来面目。对这件文物,我的态度是存而不论。“ 诚然,孤证不立乃史家素养,因善意修复而导致史料失真的个案也不少见,这一切原本似乎是一条考证的死胡同,但仿佛天意弄人般,同样载于《2018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年刊》里的,尚有一篇由荷兰莱顿大学博士生(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徐冠勉所翻译、出版于1780年的荷兰文献,题为<关于甘蜜的报告:它在马六甲的种植和制作>,原作者亚伯拉罕姆斯·库佩勒斯(Abrahamus Couperus)是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驻马六甲的初级商人(onderkoopman),文中相当详细地介绍了18世纪马六甲海峡沿岸的甘蜜种植与制作方法,其中最让我在意的,是他提到了1758年,人们开始从位于马六甲南部的“Pontjan”将甘蜜种子引进马六甲栽培一事。 “Pontjan”所指何处?若在马六甲以南,最有可能的选择,必然包括笨珍(Pontian)。我们知道,在1730年代,廖内的武吉斯副王(Yang Dipertuan Muda)达因仄拉(Daeng Chelak)已开始引进华人到廖内群岛开辟甘蜜种植园。笨珍与廖内群岛仅有一水之隔,因此1758年的笨珍地区,确实有可能出现甘蜜种植园,甚至会有华人参与其中?从这点出发,1837年的《万世永赖》牌匾,或许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突兀的发现那么简单了。 然而,若单凭一篇荷兰文章,便想鲁莽地证明华人在柔佛港主制度发轫前的18世纪便已涉足笨珍,或武断地认定西阳伯公宫里的牌匾便是上述铁证,显然会把人带去荷兰。我们必须坦诚面对1758至1837年之间的相关史料空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甚至连牌匾落款的“枋澜众”究竟何许人也亦待解。不过嘛,历史研究从来就不是追求一锤定音,不断推敲、摸索、求教与自省的过程,所谓正确答案或许永远不会找到,但这不也是学习历史的乐趣与价值所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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